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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不经意的题记揭示出龟兹众多秘密

作者:记者王瑟 发布时间:2021-05-25 11:21:14 来源:光明日报 字体:   |    |  

新发现的库木吐拉石窟精美的壁画。本报记者 王瑟摄/光明图片

克孜尔石窟。本报记者 王瑟摄/光明图片

龟兹石窟里的题记。本报记者 王瑟摄/光明图片

  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古代曾经是闻名天下的龟兹古国。在著名的玄奘西天取经路上,他曾在那里停留两个多月,讲经60天。在《大唐西域记》中,他把龟兹记为“屈支”,并明确写明曾拜访过龟兹王。但令人费解的是,不知什么原因,玄奘在龟兹逗留期间,却没有前往距离苏巴什佛寺很近的雀离大寺,即克孜尔石窟,这是一个难解之谜。

  从多年的研究可以看出,虽说从文献和一些研究中探究了龟兹王的承袭,但仍然有众多费解之谜没有搞清。

  近日出版的《龟兹石窟题记》一函三册中,研究人员从克孜尔石窟的题记里,再次厘清了龟兹王世系的基本特征,搞清了柘厥关到底在哪儿等众多秘密,在龟兹研究上拥有了更强的中国声音。

  为西域语言文字分布的研究带来新启示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古代龟兹王国,中心区域在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绿洲范围内,其最盛时北枕天山,南临大漠,西占姑墨旧地而与疏勒接壤,东抵铁门关而与焉耆国为邻,地理范围相当于今天的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六县市。国都延城,唐代称伊逻卢城,即今天新疆库车东郊的皮朗古城。从史料中得知,龟兹古代居民操印欧语系的龟兹语,又称吐火罗B语,使用婆罗谜文字,汉文和佉卢文等文字也曾在境内流行,佛教僧团兼用梵语。

  尽管龟兹的历史地位如此重要,中国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却略显落后。2009年,新疆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三方共同组建研究团队,将考察重点放在龟兹地区现存的吐火罗语简牍文书和洞窟题记资料,同时也关注交通道路、古代城镇遗址、各国探险队发掘的地点及相关文物出土的情况,推动了对龟兹的整合性研究。

  从调查结果来看,现存吐火罗语数据在文书方面以木简为主,包括唐代以前与唐朝统治时期的木简,基本上没有纸本文书;洞窟题记则包括漫题、榜题等类型,内容也极为庞杂。而在龟兹语简牍文书方面,前人研究较少。

  经过三方12年的深入研究,研究者从过去称为龟兹文题记或民族古文字题记中辨认吐火罗语题记后证实,龟兹僧徒并用梵语、龟兹语。

  研究者认为,龟兹石窟现存婆罗谜文题记均为龟兹语,即学术界所说的吐火罗B语,以及至少有一条据史德语题记。虽然有一些过于漫漶而难以判读语种的婆罗谜文题记,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发现属于焉耆语,即学术界所说的吐火罗A语的题记。这为西域语言文字分布的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发现龟兹王新的世系

  作为西域最大的邦城,龟兹到底有多少王?没人能说得清。

  1913年烈维撰写《所谓“吐火罗B语”即龟兹语》后,学术界考释出的龟兹王很多。如吕德斯考订龟兹王为六个王,皮诺根据通行许可证木简与题记考定苏伐叠在位年代为公元624年至646年。

  随着古代龟兹境内现存题记研究的开展,石窟题记成为龟兹语世俗文献的重要部分,不少新材料新发现都提及龟兹王。作为一个信仰佛教的地区,大量的石窟是王室所开,供养人都是王室人员,这为更进一步探讨龟兹王世系提供了可能。它们主要以年款形式出现在游客或栖居僧徒的漫题中,且大部分属于7世纪以后的时间段。但研究者也发现,有少数几道题记可能时间更古老。

  克孜尔尕哈石窟第12窟题记中首次出现一个龟兹王名Indradewe,可以比定为7世纪后半至8世纪初的“延繇跌”王。这则漫题表明,第12窟这组洞窟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其地势颇佳,是克孜尔尕哈石窟中引人注目的洞窟组合。但到了8世纪初期,可能已经渐趋废止,或处于无力维护的状态。

  吕德斯考订六位龟兹王时发现,龟兹不止有一位金花王。史书记载,自班超公元91年立白霜为龟兹王后,龟兹王世系姓白或姓帛最多。学术界认为,龟兹王室一脉相承,直到吐蕃攻陷安西之后,龟兹才覆灭,其王朝统治长达700多年。可龟兹语世俗文献没有记录白姓,汉籍中也没有记载龟兹王姓。

  1990年在克孜尔谷西区69号石窟新发现的男性供养人头部有题记,经过辨认,该题记意为:龟兹的君主,伟大的王苏伐勃駃。

  在克孜尔后山区第211窟北壁头光上有道用婆罗谜文字题写的题记,研究者从中辨认出该王可能为“安低牒王”。

  从最新的研究可以得知,7世纪前龟兹王大概有十位。唐代龟兹王有十三位,分别为苏尼咥、苏伐勃驶、苏伐叠、诃黎布失毕、叶护、诃黎布失毕、白素稽、延繇跌(因地罗微)、白莫苾、白孝节、两位无法译出名的王及白环。

  更多佛教之地的确定

  龟兹位于丝绸之路干道上,盛唐时期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最为繁盛的时代。安西都护府驻足龟兹,更使得经过龟兹的丝绸之路成为西域地区最主要的东西往来道路。然而,相关的道路走向和道路沿线的关隘、烽燧、驿站的位置,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其中龟兹都城通向西方的重要关口——柘厥关的位置,就是一个争论百年的问题。

  研究者在苏巴什石窟第1窟和第3窟的题记中,都发现题记中有一个地名或寺名Cakwari(呈间接格形式,单数主格可以构拟为Cakwari或Cakwariye)。它应当就是汉文史料中的“柘厥”,既是东西柘厥寺名,又是柘厥关的名字。研究者通过对苏巴什佛寺周边道路的调查可以证明,该处大寺遗址的确应当就是东西柘厥寺,或就是玄奘所记的东西“昭怙厘伽蓝”。

  由此研究者认为,唐代地名“柘厥”应当就位于苏巴什佛寺一带。由于这片属于寺院的遗址非常广阔,其中也应当包括柘厥关城遗址,因为这里也是扼守进出龟兹王城的要道。

  苏巴什是古代龟兹地区现存规模最大的地面寺院遗址,不少学者认为它相当于《水经注》提到的“雀梨大清净”、《高僧传》提到的“雀梨大寺”以及《大唐西域记》记载的“昭怙厘伽蓝”,是龟兹诸寺中地位最高的一座佛寺。

  在克孜尔石窟的题记中,研究者在不止一处发现了Yurpaska“耶婆瑟鸡”的名字。亦狭克沟石窟题记中,也发现Yurpaska,都是前往此地朝拜者所书。这证明克孜尔古代的名称应当就是“耶婆瑟鸡”。因为克孜尔石窟分布很广,可能在“耶婆瑟鸡”的总称下,还有别的寺院名称。

  在克孜尔石窟窟前的地面下,还遗存有古代写本文书和佛典残卷。1989年、1990年两次清理克孜尔石窟窟前地段时,发现了一些龟兹语木简,龟兹研究院所藏历年出土的龟兹语木简计有33件,还有一堆小块残片。学术界过去一直认为,克孜尔石窟进入唐朝时期以后,基本上已经停止开窟造像活动。研究者正是在属于唐代的条状龟兹语畜牧木简中,发现有龟兹王在安居时期布施的记录,从中可以见证龟兹王室对克孜尔窟寺的供养持续到唐代。从木简得知,尽管佛寺的艺术活动渐趋终止,但寺院仍然存在,寺院经济活动并没有停止。

  另外,在这批简牍中,有一件残存半篇龟兹语诗歌的方形木牍也十分珍贵。

  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表示,龟兹研究虽有新的进展,而且十分重要,但龟兹研究永远在路上,期待更多的研究成果能解开龟兹更多的秘密,期待更多的中国学者引领龟兹研究。

  (本报记者 王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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