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中建构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

——读《黑格尔的哲学遗产》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往往是哲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在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基础上构建属于中国自身的哲学体系，从而为新时代伟大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为此，我们今天特别需要重新面对黑格尔的哲学遗产。

　　为什么是黑格尔，而不是其他哲学家?原因在于黑格尔是近代以来第一次自觉于哲学与时代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的哲学家。哲学，自黑格尔始，成了“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黑格尔生活的年代，即19世纪初的德意志，处于历史巨变之中，政治上城邦林立，诸侯割据，经济上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与旧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激化，社会上呼唤国家统一进而实现民族复兴的呼声不断高涨，黑格尔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根本特征和历史任务，推动了哲学大发展，构筑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峰，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紧紧抓住自己所置身的资本主义时代，对其内在矛盾进行了科学“解剖”和彻底批判，最终在原则高度上超越了其所处时代的局限，创造了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极其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不理解黑格尔的思想遗产，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贡献，更无法准确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这一论断本身或许已获得了理论界的普遍共识，但为何要在当下中国这一特定的时空条件下重新讨论黑格尔的哲学，以及这一哲学遗产对于当下中国理论创造和拓展究竟会产生怎样直接的意义，却并非拥有显而易见的答案。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所关涉到的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旨归，同时更是今天哲学社会科学如何有效地回应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已出现的、但还未显现出其完整轮廓的诸多问题。吴晓明教授的新著《黑格尔的哲学遗产》以系统和翔实的研究为这些理论问题的探索，敞开了诸多可供思考的路径。

　　首先，《黑格尔的哲学遗产》涵盖了对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极为艰深而富有洞察力的理论研究：毫不回避黑格尔哲学中诸多至今仍晦暗不明的概念、命题和思想的基本内涵，例如辩证法、客观精神、社会现实以及历史性原则等。从各个侧面展现出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在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历程中被继承和转化的方式，借此完成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独特阐释。

　　但作者全部研究的问题意识却并不局限于此。作者在本书的《自序》中，就开门见山地将对黑格尔哲学遗产的继承视为“当今时代的历史性实践”赋予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并将这一历史使命清晰地概括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将摆脱它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这是当代哲学学者对于自身理论任务的高度概括，同时蕴含了哲学社会科学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所经历的历史全过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中国学术界曾经历了诸多如“萨特热”“尼采热”等研究西方学术经典的风潮，这些他山之石都曾作为重要的思想武器，回应了不同时代中国特有的现实问题，由此构筑了当代中国学术界“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向外部学术学习的学徒状态。今天，思想的学习与积累逐渐孕育出一种真正的学术成熟状态，而这一学术成熟的标志正在于获得有关于学术的自我主张。独特的中国历史文化遭遇中国独特的发展境遇，需要一种真正属于“中国制造”的中国思想的诞生。

　　《黑格尔的哲学遗产》正是为构筑中国思想所作出的一种理论尝试。但构筑学术的自我主张，并非意味着凭空创造。新的思想的诞生总需借助于思想巨人的肩膀，才能获得高瞻远瞩的理论视角，因此本书作者以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为契机，敞开了一条深入中国社会现实的学术路径。选取这一契机的合法性，正如本书作者所阐发的那样，在于黑格尔的哲学不仅首次宣布了自身与时代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而且这一哲学强烈批判了近代德国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倾向，这一主观主义的倾向所幻化成的知性思维成为了统治现代社会的思想主流。这一思维所内含的形式主义与外部反思的研究方法总是披着科学客观性的外衣而为学界所接受。而这种形式主义与外部反思在学术研究中往往表现为试图将西方的某一“思潮”与“主义”直接套用到中国语境之上展开相关研究，例如试图在中国构筑市民社会的理论主张;抑或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所推崇的基本概念来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

　　吴晓明教授在此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劳动的本质规定、黑格尔法哲学进行展开的方式，以及通过对黑格尔关于历史道路的具体化纲领等主题的讨论，触及一种摆脱了形式主义与外部反思的哲学应有的状态：这一哲学试图以自我运动和发展的方式呈现一种“事情的活生生的本质”，在其中，不存在普遍的抽象性，所有的抽象都是保留了特殊性的抽象。正是建基于对黑格尔哲学遗产的充分理解、对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之特质的整体把握，本书尝试结合中国当下具体的社会现实，为当代中国之现实变迁提供了一些富有原则高度的思想建构。

　　这些原则包括：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须现成地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但却绝非意味着中国在内的特定社会变成西方社会;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将重新发现、通达并复活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必经历黑格尔所谓“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最终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将开启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的展开，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独特的社会主义方向。虽然吴晓明教授在本书中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讨论仍是原则性地，但却是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清醒洞察。吴晓明教授将中国未来的变迁概括为构建一种新文明形态的可能性，正是对身处这一时代变局中的中国社会发展使命的有效概括。从这一意义上说，《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完成了其在开篇处所提出的理论任务，呈现出的自我主张。

　　(作者：夏莹，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