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是富有诗意的语言

——中国诗歌的语言之体和文化之用

读者在2021广州新年诗会现场参观。许建梅摄/光明图片

第六届中国诗歌节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举办。新华社发

　　编者按

　　什么是诗歌?《毛诗·大序》记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美学家朱光潜说：“诗是一种惊奇。”的确，诗歌以其丰富的情感、凝练的语言、美妙的韵律，书写着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本刊今天特邀三位学者结合自身诗词研究和创作的体悟，分别从诗歌的语言艺术与文化内涵、语言创新以及修辞手段等层面，讲述诗歌国度的诗意传承。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的传统源远流长，遗产丰厚。无论创作、欣赏，还是批评、接受，诗歌一向都是中国文学长河的主流正脉。不学诗，无以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方式，诗性智慧渗透在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是传统文化的鲜明象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性民族。诗性语言，与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彼此呼应，构成中国诗歌体用不二的整体。

　　1.一切语言的内核都是诗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而诗歌尤其如此。中国诗歌的许多概念，在西方缺少相应的语词，如意境、滋味、兴趣、风神、气象，其根源即在于语言。所以朱自清在《诗的语言》中指出：“本质而言，诗歌不过是语言，一种纯语言。”一切语言的内核都是诗，而汉语是一种最富有诗意的语言，因为最适合情兴和意境的生发，若干汉字组在一起就能展现出朦胧、象征、暗示、含蓄等艺术魅力。

　　汉语缺少词形变化，但有四声的区别，词和词的连接往往不是形连而是意连，其间关系非常灵活。很多时候，逻辑连接词需要读者来填充，因而造成中国诗歌富于灵动的效果，富于包蕴性、联想性、多义性，给读者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间。

　　比如罗隐的《登夏州城楼》：“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两行诗、两组意象，密集排列，缺少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西方读者往往不知所云。可是，若给关键的“唐”“晋”二字，增补一些背景知识和联想，意象和情思就会随着两句之间的互文关系，行云流水般渗透出来。

　　这里要引入一个诗家语的概念，即由于字数、格律和声韵等限制，诗家所特有的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不同于散文等其他文体，往往更趋精练含蓄，语句叙述则变化多端，经常有跳动性。

　　比如运用互文，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出塞》)，白居易“主人下马客在船”(《琵琶行》);运用紧缩，把两句的意思压缩到一个诗句里，其间的关系留给读者体会，像王维“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观猎》)，杜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还有活用，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孟浩然“风鸣两岸叶”(《宿桐庐江》)，王维“郡邑浮前浦”(《汉江临眺》)，李清照“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散文也经常使用词类活用这一修辞手段，但远不如诗词用得普遍。

　　更普遍的是运用省略，比如，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两句之间省略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白居易“上穷碧落下黄泉”“钗分一股合一扇”(《长恨歌》)，“下”“合”后承上省略动词“穷”“分”;杜甫“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月夜》)，“香雾”“清辉”后省略谓语。还有上下句之间语意须互相补足的，称“交互省”或“会意省”，如孟浩然“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山中问答》)，从答话可推知问话内容;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登岳阳楼》)，实际是说，昔闻洞庭湖上有岳阳楼，今登岳阳楼观洞庭湖。

　　还有错位和倒装，比如杜甫“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啄馀鹦鹉粒”应为“鹦鹉啄馀粒”的倒置;李商隐《隋宫》“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把本应在句前的“不缘”“应是”插入句中。而王维“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香积寺》)，正常顺序应为：危石边泉声咽，青松上日色冷。经倒装，泉声、日色更为突出，显得有声有色。

　　又如王维“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一联，实际语序应是“浣女归竹喧，渔舟下莲动”，因浣衣女子归来，才会在竹林外传来说笑之声，因渔舟顺流而下才会使河面上的莲花摇曳纷披。但仔细琢磨，王维诗句本意又不仅如此，其意蕴比现实生活中的因果关系要复杂得多。可以理解王维是先闻其声再分辨声音的来历和原因，先见其形再体悟莲动的起因。因此，其中既有平仄的安排，也有内容的斟酌。

　　2.诗歌是文化的一端

　　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一直到现代白话新诗，中国的诗歌语言伴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嬗变演化、发展创新，形成千姿百态的不同脉络和流派。其间，语言之体与文化之用，内外交相影响，互为两翼。

　　就诗歌的文化之用而言，作为文学之一体，诗歌本身就是文化之一端，不但要受到哲学、绘画、音乐、风俗等相邻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是时代文化的一种反映和体现。诗学与书论、画论、乐论等不仅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而且常常需要互相参照才能有新的开拓。

　　诗歌的发展，既受到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如镜子一样，反映着不同时代文化的光辉。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文化哺育一代诗歌。中国诗歌的发展，既源自内在语言形式的演化，也受制于不同时代政治生活、经济基础等硬背景的变化，而以文化心理为代表的软实力，正是其间起到重要作用的桥梁。

　　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化，其间的反映、影响关系，有如水洒在地上，浸湿附近的土壤是水的本性，但被浸湿的程度则需要视土壤情况而定;又如发光体与反射体，在合适的时候，还会相互映衬。文化影响诗歌、诗歌反映文化的程度，有的较快，有的较慢;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隐晦，有的显露，有的含蓄;有的变形，有的变质;有时是单一的，有时是多元的;有的是支配，有的是渗透;有的断章取义，痕迹俱在，有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有的文化内容可以直接入诗，有的则需要通过作家的中介、过滤。有的是影响，有的则只是暗合;有的是交叉，有的只是平行;有的具有事实联系，有的只具有精神心智上的共通。因此其间未易轻断因果，只宜摆明条件。

　　这里不妨以苏轼诗歌与北宋文化的关系为例。北宋文化吸纳此前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更以独树一帜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自立。苏轼诗歌正是在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下孕育成长起来的。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苏轼通过2700余首包赡丰富、变化万状的诗作，展现出一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清明上河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文化精神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对苏轼诗歌产生直接深刻的影响，而苏诗的议论化和崇雅尚淡倾向，也反过来代表了北宋文化的这两种精神。

　　在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影响下，苏轼诗歌反映出尚理的主动趋向，适时而深刻。苏诗中的议论俯拾即是，或全诗纯乎议论;或前面抒情叙事，咏物写景，篇末发表议论;或议论与抒情叙事、咏物写景交替穿插;或几种写作手法水乳交融，不分彼此。方法的多种多样和变化万状使苏诗中的议论视野开阔，容量宏大，雄深博辩，气象万千。其议论的题材大到宇宙时空，小到鸟兽虫鱼，广到社会人生，狭到碑刻古玩，雅到诗书画艺，俗到接物处世，近到花草木石，远到海外仙国，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其绝人处，在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赵翼《瓯北诗话》)苏诗以后，议论成为有宋代诗歌新的审美风尚。

　　在北宋文化淡雅精神的感召下，苏轼诗歌奏出崇雅趋淡的乐章，典型而突出。苏诗将淡雅的追求脱离了纯功利性目的，提高到审美层次，妥善处理了雅与俗、绚烂与平淡、人工美与自然美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朴素却圆熟的辩证法精神。其诗歌语言，或避俗趋雅，或以俗为雅、化俗为雅。比如，《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助尔歌饭瓮”，“饭瓮”乃山东民间俗语和歌谣语。《发广州》“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馀”，苏轼自注：“浙人谓饮酒为软饱”，“俗谓睡为黑甜”。这些各地的俗词俚语，被创造性地融入苏轼诗中，显出一种雅人深致。苏诗还擅长用典故来题咏俚俗之物，化俗为雅。如《豆粥》“沙瓶煮豆软如酥”不免俚俗，但运以刘秀、石祟二人与豆粥相关的典故，诗的典雅气息油然而至。

　　以语言为体、文化为用的中国诗歌，尽管已有三千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尚未止步，其生命仍在不断变化生长，继续“昭烛三才，辉丽万有”(锺嵘《诗品序》)。

　　回顾中国诗歌的历史，每一种体裁都有萌生、发育、成熟、衰老的历史。中国诗歌史，就是各种诗歌体裁和样式起承转合的生命史。从《诗经》之诗，到歌诗之诗，到《诗品》之诗，到诗余之词;由狭义的以齐言为主要句式的韵文，衍为广义的诗词曲等多种样式，涵盖乐府、五七言(还有四言、六言、九言和杂言)、古体和近体(包括律诗和绝句)，以及新诗等，历经以赋为诗，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复古为革新，变文言为白话等各种翻新，诗体不断有新风尚，诗篇不断有新物什，诗人不断有新思想，诗论不断有新境界。

　　只要有人类的存在，诗歌就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深信，在中国这个诗国里，诗歌一定会复兴。

　　(作者：陈才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