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一个极普通工人的家史（五）

报捷　张甸1960年摄

　　本文部分内容在网上发表后，感谢反共右派谩骂的启发，使我回忆起一件事。1960年我没有饿过肚子，吃得饱饱的。该年秋天我第一次下乡写信给父母，说在粮食上要：“精打细算”。父母来信把我骂了一顿，说：“下乡劳动要吃饱，谁要你精打细算。如果不够家里粮食可以贴。”但是1961年我真的饿了肚子，那时父母再也说不起1960年秋天的硬话了。后来他们发现我秋天第二次下乡没有吃饱，就问我为什么不说，我回答：“你们不是也没有吃饱吗?”我随口一句话，不料二十年以后1981年回上海探亲，发现他们还记着还提起，我自己倒忘了。到了1962年尤其上半年，那才真正是饿啊!那时每顿饭舀多少米，多少面粉都由母亲一手掌管平均分配的，一度母亲的手就好像一杆秤，她需要多少舀下来称，就是多少。有一个月不知怎么到了二十五日(那时上海二十六日开始卖下个月的粮食)发现少了一顿。母亲只好对我们说：“明天正好是星期天，大家少吃一顿，早上睡晚点，到中午才起来。”到时候我们只好挺着。可是弟弟年龄小，饿得哭了，说腹部痛。母亲也没办法，不知怎么她拿出半碗剩饭给弟弟吃。然后说：“在天潼路，我每天都是这么过的。”该年春节我们每人肉定量只有老秤5两。春节时母亲关照，要招待客人，每人只能吃一块。当然我们到亲属家里去，也吃了一些肉，即使如此春节无论去哪家都是把盘子吃得光光的。至于饿死，那还不至于吧!这就是三自一包的恶果。这次写文章我也没有写进去。现在补上。

　　2007年初我和反共分子、邓修分子、右派分子在一个右派网站大辩论。在我说了浙江宁波发生饥荒的时间和原因后，有人断章取义地作了如下的评论：

 

　　至少浙江宁波1960年没有什么饥荒?

　　那你知道不知道1960年浙江省温岭市农村饿死多少人吗?当时的闺女是给口饭吃就嫁了。

 

　　我的文章很长，他就只引了这么一句话，没看过我的文章，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会以为我根本就不承认浙江发生过饥荒，又好像我根本否定存在过浮夸风和共产风一样。其实我不过说明事实真相——宁波的饥荒主要是1961年大规模弃农经商造成的，最最困苦的时候是1962年。我很怀疑这是一个反共分子的“马甲”(辩论不赢别人，另外注册一个化名上贴)但当时我还是给他做如下的回答：

 

　　你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我只是说宁波是三自一包造成大规模弃农经商带来了饥荒，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在宁波前有个“至少”你没有看到吗?全国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全部知道?我知道河南的信阳事件是刘(少奇)的党羽搞的这还不够吗?我说了那么多四川的李井泉南充的卫广平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五风，而且邓贼复辟为他们翻案时我还坚持说他们搞浮夸风和共产风不该翻案，你没有看到吗?现在不是我必须对你说的“至少”以外的事情发表意见，而是你该回答我：1.宁波的弃农经商造成土地荒芜，是不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三自一包是不是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是不是人祸?2.文化大革命批判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李井泉、卫广平等人对不对?应不应该?河南造反派批判刘的党羽应不应该?3.邓贼复辟为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李井泉、卫广平等人翻案，是不是证明了正是刘邓(搞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他们是不是有罪?如果他们有罪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路线又错在那儿?不要回避!

 

　　结果此人就是回避了，不再在网上出现。这儿我还只是防御，其实我还可以进攻，完全可以问他：

 

　　我大概可以相信在温岭发生过闺女给口饭吃就嫁了，但我怎么知道一定就是你说的1960年，而不是1962年呢?1959年根据邓小平的数字，粮食只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58年略微减产，虽不是最高年产量，也还是“第二个高产年”，怎么可能在1960年造成饥荒呢?1961年浙江的粮食产量是最低谷，1962年也比1959年低得多，怎么可能不在1962年造成最最困难的时期呢?我在地图里找到，温岭属于温州地区，众所周知，温州历来是资本主义倾向最最严重的地区，也从来是弃农经商最严重的地区，我怎么知道温岭的饥荒不是弃农经商造成的呢?就是发生在1960年，我又怎么知道不是比宁波更早就发生了弃农经商的恶浪并在1960年就造成了饥荒了呢?(弃农经商和包产到户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已有苗头。他们利用毛主席纠正五风作借口，并且造成了破坏，这就是应该纠正的右倾。反右倾不能扩大化，但是不是说不存在、无危害、绝对不该反。)

　　由于当时不能明确断定这是一个老反共分子以新的马甲出现上贴，所以对他客气，没有写上这些话。

　　1962年最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那个亲戚不得不向上海的亲友求援，父亲也帮了一些忙。　　

1962年，农民跑单帮，贩运蔬菜。(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不是说浮夸风和共产风没有破坏，但不是最最主要的破坏，至少上海和浙江是如此。江苏有刘少奇的直接插手或需另当别论，也不及“三自一包”的破坏力大，不然1961到1963三年不会比大跃进三年少生产那么多粮食。自然灾害也是存在的，如谁一定要称之为“风调雨顺的三年”那对他也没办法。但1961年灾害要小得多，1962年倒真正风调雨顺，问题主要就出在这一时期，至少这两省一市是如此。前面说过，父亲也是最最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对于农民大规模弃农经商，他当然不赞成。但他倒不怪农民。面临着当时的饥荒，父亲说：“毛主席是对的，党的政策是对的，都是下面的小干部搞坏的。”父亲这话对了前面一半，后半部分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决不仅仅下面的小干部，当时父亲不知道，在上层就有人代表地主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刘邓路线。现在邓小平集团、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都把饥荒归罪于大跃进，把浮夸风与共产风和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等同起来，又把浮夸风和共产风归罪于毛主席。可是父亲在1959年初亲耳听到传达也亲口说到过毛主席的《党内通讯》，事实胜于雄辩，无论谁怎么巧言令色，怎么可能说得动他?他又不是那种出于政治需要故意歪曲和捏造谎言、否定事实的人。在跟我们说《党内通讯》时，父亲还告诉我们，有的地方把农民家庭拆开，男的归男的住，女的归女的住，把人家的灶拆了、锅砸了。还有积肥时挖地脚泥一尺厚。父亲告诉我们这些都是错误的，毛主席批评了。不知道是1960年还是1961年父亲还跟我们说，毛主席到农村去视察，发现有些社队干部把农民吊起来打。父亲说这些都是小干部在底下乱搞。但是他大概还不知道，1958年拆散家庭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刘邓带的头。毛主席在九月专门找到吴冷西对他进行了批评，并要他去调查，当听到拆散人家的家庭时毛主席非常气愤，说这不是给蒋介石提供宣传资料吗?(见吴冷西的回忆录)我们听了十分惊奇，解放后居然有吊打农民的。但上海传说这种事的也不是父亲一个。这种情况上海不存在，所以许多上海人非常骄傲，其实倒不能完全归之于上海人素质高低，上海工人阶级人数多不好欺是一个原因，柯老执行毛主席的正确政策也是一个原因。

　　1980年邓小平复辟当局强制解散人民公社推行“包产到户”，鼓励弃农经商。在江浙一带农民中受到了强烈的抵制。我和上海郊区的农民谈过，他们都说包产到户后苦了。当时宁波的亲戚到上海来都说在农村农民们(其实已经是农业工人和社队企业的工人)说：“这样搞，三年自然灾害(饥荒)会来的。”父亲也这样认为。倒是我认为没有那么快。因为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办了大量的化肥厂、农药厂、农机厂，学大寨办了大量的水利，国家粮库和社队仓库也存了大量的粮食，我也听说了我国已经培育出杂交水稻等一系列优良品种，这些当然都是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我还知道我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济状况远不是文革以前可以比的，有足够的外汇已经可以大量进口粮食了，因此我明白，毛主席留下的丰厚家底可以供邓小平复辟当局这些败家子败一段时间了。现在三农危机连邓小平当局也已经不能不承认了。2008年1月下雪并不算很大，我们四川南充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都积过几寸的雪，这次雪根本就没有积起来，贵州在我们南面，即使地势比较高雪比我们南充大，也应该比那些年头小，可是有的地方居然中断了几天交通就断了粮。这不是个别地方，其他还有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有断粮或几乎断粮。这是一月份，不是青黄不接的三、四月。可见这些地方的粮食仓库里早已空了，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外面运粮食来吃。许多断粮的地方还是农村。本来农村至少应该有当年的粮食储存吃到夏收，三四月份断粮就叫做青黄不接，就是农业严重歉收的标志，却早在一月或更早就没有了。全靠外运粮食过日子，来一车吃一车，停几天交通就是断粮，说明这些地方秋收以后没有好久就已经把收的粮食吃完了。不但谈不上什么储备粮，连周转粮都没有，而且雪花飘到处都是如此，所以如果那一天全国性的大饥荒突然来临，那是一点不奇怪的。我早在八十年代就说过，目前没有饥荒，但大饥荒将会突然来临的，就是不知道在哪一年。总之要到毛主席的老本吃完，没有能力进口粮食后，大饥荒就会在哪一天早上突然来临。

　　对于农民大规模弃农经商，父亲当然也不赞成。但他倒不怪农民。相反他对于贬低攻击农民的论调很反感。

　　1960年我第一次正式下乡。到了上海郊区的农村只看到到处是风车，都是大跃进的成就。我们就在农村食堂搭的伙。不能说食堂很好，但上海农村的食堂实行定量吃饭、节约归己是我们亲眼目睹的。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很不错。

　　1961年下乡就不一样了。食堂已经散了，风车也没有看到，农民也和1960年下乡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看到的一是农民们天天吵架，每天都在为争工分而吵架，二是每个农民以及他们的儿女们身上都背着一个棉花袋，走到那儿就拿到那儿，见稻子就拿稻子，见棉花就拿棉花。出工时每到休息时间，大家一面吵工分一面拿，比如收黄豆，手中不停地剥黄豆，剥下后就往自己的棉花口袋里装。同学们都很不理解，下乡前不是叫我们学习农民阶级的优秀品质的吗?难道这就是农民的优秀品质?许多人得出结论——农民自私、落后。我虽然没有说也不能解释，至少在后来同意了他们的说法。这一说法是在学校上语文课和政治课时从刘少奇那儿批发来的。

　　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里说：“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由于农民长期附着在土地上进行散漫的、独立的、简单的、自给的、彼此不大互相协作的生产，和他们简单的独立的生活样式，以及他们对于地租劳役的负担等，就养成农民的散漫性、保守性、狭隘性、落后性，对于财产的私有观念，对于封建主的反抗性及政治上的平等要求等等。这就是农民阶级的特性。”邓小平复辟，居然没有把这篇大作收进《刘少奇选集》。

　　我们实际上完全接受了刘少奇的这些说法。　　

1963年10月，上海菜市场。(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父亲就不一样。1962年，有一次我在家里和我哥一起说到农民时，我们说：“那是因为农民自私”。父亲听后大为光火，把我们狠狠地训了一顿，并说：“如果说那是农民自私，那么工人也自私。”当时我们也不理解。

　　1963年我们又一次下乡，这次农民再也不像1961年那样每人背个棉花袋，见到什么拿什么了，也不再为工分整天吵架了，劳动积极性也显然比1961年高。同样的农民，为什么1960年和1963年都不为工分吵架，也不再“大家拿”了，而1961年就如此呢?如果说这是因为农民自私落后，那么众所周知，邓小平复辟，中国出了一句话人人都知道，并且传播到国外，那就是“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那可是同样发生在工厂里的，这正应了父亲的那句话：“如果说那是农民自私，那么工人也自私。”

　　我在学校里根本就不能认识到这一些，一直到1970年进了工厂后经过几年，才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可以断定，1961年那次下乡，看到的农民争工分，根源在于推行工分挂帅。至于“大家拿”那是当时那个公社的干部里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多吃多占和贪污盗窃。

　　这是农民群众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的低级形式，它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革命。邓小平复辟，全国所以会出现一个“大家拿”也正是如此，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官僚主义者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和社会风气不正，贪污腐败成灾，总之是对于重新压在自己头上的剥削阶级反抗的低级形式。自作清高，指责工人农民落后、自私的人，至少是不懂得工人农民，受到刘少奇一类骗子“群众落后论”的影响，1962年我就不懂得这一些。而有的人本身就是一些贪污盗窃、腐败反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些人会谴责和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并指出工人农民这些做法是对他们剥削压迫的反抗吗?他们的特点就在于实行剥削阶级专政，他们不是首先检查自己而是把矛头指向人民群众。邓小平集团不是提出什么“精神文明”、“从我做起”吗?他们不允许人民群众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准人民群众革命，不准革命从他们这一小撮剥削者的头上开始革起，却要人民群众“从我做起”，好为他们一小撮剥削者、寄生虫的利益去卖命。他们自己肯廉洁奉公和群众同甘共苦吗?他们要的是先富起来。

　　1962年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四清也开始了，即使还没有清到的地方，贪官污吏和走资派已经感到冬天的威胁了。虽然工分挂帅、官僚主义、多吃多占和贪污盗窃的根子还没有挖掉，可已经处于下风了，至少不得不收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人民群众中的革命情绪的大爆发。在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时，有一次我对父亲说刘少奇的《人的阶级性》指责农民群众“保守的、狭隘的、落后的、自私的”时，父亲说：“以前还有一个说法，甚至说农民是反动的。”就这么一句，没有多的了，但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那时我已经知道，说农民“反动的”是在解放初，可见父亲把这一说法一直记到文化大革命，记了十几年。我不明白的是，父亲历来没有种过田，从来不是农民，不仅如此，我们曹家虽然从来住在农村，几代人都是在城市里工作。父亲怎么会那么理解农民?

　　后来我知道所谓农民“反动的”，那是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歪曲。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对于农民还不能够明确地分析为富农、中农和贫农，实际意思是很分明的。《共产党宣言》中所谓“反动的”是指那些要保留农村分散落后面貌的农民，而行将转到工人阶级一边来的农民则是革命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把农民分为农民的塞文与农民的万第。前者力求摆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力求联合城市并且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后者想巩固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愚蠢地巩固旧制度。这在后来被列宁明确地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毛主席更进一步地发展了这一阶级划分。而刘少奇之流则是歪曲利用马克思主义把农民阶级整个地打成反动的。其实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拉萨尔所说的“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就明确地说：“这也是荒谬的”，并且反问，难道能够说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是反动的一帮吗?

　　农民确实是分散的，但剥削阶级的压迫使得他们的阶级利益越来越一致，以至于团结起来一致推翻反动封建皇朝的统治。这个时候农民就既不是分散的也不是狭隘的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几十万农民分成大小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几千人，就好像几十万颗定时炸弹在同一天爆炸，并最终埋葬了东汉皇朝。这样的革命伟业即使西欧无产阶级也从来没有做出来过。在研究历史时，针对有人说“农民阶级不是领导阶级，农民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法”——这也是沿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我回答道：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农民阶级确实不是领导阶级，也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哪一次不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哪一次革命的领袖不是农民或公认的农民代表?农民阶级确实不代表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生产力，但历史上中国的农民革命没有一次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革命。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新生产方式尽管还不是机器生产，在当时却是先进的生产方式。这些又有哪一次不是农民阶级创造的?以唐朝为例，均田制就是隋末农民起义后所实行的，这是后世公认的先进的生产方式，也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先进生产方式。杨广最先制定出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但没有一次农民起义就不能推广。有人说：“毛泽东不过是农民起义领袖。”我回答道：“对农民起义领袖要尊敬。”历史上农民领袖的水平是相当高的。许多人原来没有机会读书，革命几年就读起书来了。甚至在自然科学上也有造诣。比如张献忠会做当时的最高数学几何、代数，会外语，还知道哥白尼。至于毛主席其水平之高，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佩服?他们可以反对他、不赞成他，就是不能不佩服他。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农民阶级也起了极大的作用，中国的革命军队首先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朝鲜战场上主要就是中国的农民打败了美国兵。农民阶级也是极乐意从事机器生产的，他们虽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却是先进生产方式的积极拥护者。解放后不但大多数农民拥护农业机械化，许多农民还成了新的农业机械的研究者和发明者，以及农业新品种的积极研制者。在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正因为如此，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当然首先也主要是贫下中农。　　

　　1964年1月，上海市原卢湾区蔬菜水产公司门前，巨鹿路第一小学的女生在街边练习乒乓球。1961年中国男团在世锦赛上第一次夺冠。于是，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木制、砖头做成的球台，乒乓球热规模空前。(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农民中，对小农经济最最拥护、最最反对农业机械化的不是别的，正是富农阶级。一切反动阶级都是如此。邓小平复辟，我国不但农业集体化被破坏了，农业机械化也被严重地破坏了，农业机械生产量大幅度下降，已经装备农民的农业机械也被大批摧毁。我们四川南充附近的农村1976年已经拖拉机在耕地了，还用了喷灌，社队企业也已经起步。许多大山里的农村也建立了农机站。我们农业机械厂的产品供不应求，并且正准备大批量生产拖拉机。可是邓小平一复辟，拖拉机锈蚀在路边，喷灌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社队企业被称为“小生产方式”而摧毁。甚至连牛也没有了，厂里许多农村职工要在农忙时节请探亲假回去用人力拉犁，我们厂生产的农业机械在1977年还脱销，1978年就大批积压起来，工厂进入了困境，本来要建成拖拉机厂的，这时就难以为继了。

　　六十年代初我们看到农村的“大家拿”正是由于农村中出现了新的地主阶级和旧地主企图复辟的结果，是农民阶级保卫自己劳动成果的阶级斗争的低级形态。这一阶段的斗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阶级的状况，也有一定的消极性。但却是农民阶级对于压迫他们的新生的地主阶级和企图复辟的旧地主阶级，作斗争的不可避免的阶段。新旧地主阶级的背后正是新生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正是走资派，正是刘邓代表的路线。对农民要教育，教育他们和新老地主、和走资派的斗争必须走上高级阶段，但不能自作高明在一旁对农民指手画脚。

　　农民阶级其实是很能懂得这个道理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时，宁波的农民们说：“这下好了，烂污都拆到刘少奇头上了。”正是这一认识的反应。毛主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个人，而是批判他代表的这条走资路线，也就是为了打倒一个新的已经腐朽的剥削阶级，他不过是这一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甚至当为文化大革命做出杰出贡献的副统帅要克己复礼时，毛主席也不惜和他反目。

　　我父亲和一些工人、农民们原来所以会说出：“毛主席是对的，党的政策是对的，都是下面的小干部搞坏的。” 那是不了解上层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使得大家知道了上层的斗争，知道事情绝不仅仅是下面的小干部搞坏的，知道上层有最大的走资派，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但工人、农民们很清楚，这绝不等于中下层干部个个都是好东西了。大家都明白，有的中下层干部决不仅仅是刘邓路线的执行者，甚至不仅仅是积极的推行者，还是刘邓路线的发明者和创造者，许多坏事不但是他们干的，还是他们首先想出来的，是他们出于阶级利益的需要。刘少奇不过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刘邓等上层人物所以要代表中下层的新生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新老地主阶级，各人有各人的原因。有的是因为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自己也想当个剥削阶级分子，有的出于某种个人野心，既然要篡权就要拉拢各种势力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样他们恰恰拉拢了这些人。因为正是中下层的新的剥削阶级分子，以及企图翻天的旧的剥削者，具有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上层领导和政治路线的需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改造那些人，尽可能地孤立这一剥削阶级中死不改悔的一小撮，必须团结大多数，对走资派能挽救的尽量挽救，结果就是把所有的账都算在刘少奇的身上了。以至于出现“这下好了，烂污都拆到刘少奇头上了。”从情理上来说对刘少奇也确实很不公正。刘少奇确实有些冤枉。大家知道走资派是处理最最轻的罪行，如果不是叛徒、内奸、工贼，他本来也不会彻底打倒的，政治局常委不能当了，教育后另外安排工作的机会还是有的。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做得一点不比他少，不是到江西去体验一下生活后，做个“永不翻案”的保证就出来了?当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被揭露出来从而彻底打倒后，当时许多中下层走资派不是认真改悔，而是把自己犯下的一切罪孽全都往垮台的刘少奇身上一推，自己就没事，骨子里也没有改变，照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照样要剥削压迫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对造反群众的仇恨始终不变，人民群众对他们不满意是完全有道理的。就是对刘少奇，他们也毫无信义和道德可言。俗话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怎么能够把自己的罪孽都算在积极代表自己的主子头上呢?刘少奇代表他们辛辛苦苦地为他们谋利益，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确实有点冤枉。何况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还辛辛苦苦地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出来保他们，到头来他们不感谢，反把他当成了替罪羊。所以毛主席一再强调，文化大革命不是仅仅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是要打倒他们这条路线。只要改悔了，可以出来工作，坚持执行这条路线的就不能出来。邓小平“永不翻案”出来后，一旦权在手就自食其言大刮右倾翻案风时，毛主席就理所当然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化革命时期(九大以前)有人提出如果刘少奇不好，罢他的官就是了，为什么要采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式，毛主席的回答也是这样。仅仅打倒刘少奇太容易了，也是最最不解决问题的，甚至火候不到还会造成破坏作用。比如1958年毛主席力纠五风时，1959年庐山会议上，拿出刘少奇、邓小平大刮五风的罪证后，只要措施严厉点就可以打倒他们了，但无疑将对当时的工农业生产和大规模建设带来冲击，野心勃勃的彭德怀将篡权。七千人大会上抓住刘邓的罪行也可以打到他们，但是毛主席为了团结大多数追随过他们的干部度过困难，甚至还主动替他们承担责任。1964年毛主席只要拿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刘少奇的“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桂冠就打得粉碎了，就是因为解决不了路线问题，所以毛主席不过吓唬他一下终于没有拿出来。

　　毛主席早就看得很明白，上层的斗争有下面的社会基础存在，解放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建设大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和已经打倒的旧的剥削阶级——地、富、反、右中的不甘心失败者联手，企图把社会主义社会蜕变成新的剥削阶级的社会，对工农的压迫出现了，最极端的就是打骂农民和克扣农民的伙食，对工农的剥削也出现了，除了“合法”的特权以外还有不合法的贪污盗窃。这样毛主席就发动了四清运动，这一运动最初就是适合农民群众的要求，从清查社队的账目开始的。

　　1963年父亲厂里开始了四清运动，这次运动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和干部的大多数，没有搞人海战术，没有打击一大批，没有搞人人过关。父亲对于清查账目是非常欢迎的。他把自己的账目如实上缴接受清查。也就是在这次四清中，父亲把大跃进时自己整理的几十份资本家的烂账的清查结果报告了领导，并且告诉领导，一切都查清了，就是多出了九颗金刚石不知道出处。清查结果账目确实清清楚楚，领导表扬了父亲，认为他工作负责，四清中表现好。

　　父亲回到家里很高兴，他说就是要这样来一下，社会主义搞了好多年了，就是应该清查一下账目，以前资本家尚且要查帐呢，现在社会主义了怎么能够不查帐呢?而且他认为这一查帐的政治意义很大。他说：“这样一来，就可以用人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就清楚了。”显而易见，他把自己归于好人之列，并且认为毛主席的四清运动认识到了他是个好人。尽管父亲并不是想升高官，准备在上海量具刃具厂的工具仓库里度过一辈子，但领导相信他，知道他的责任心，他当然是高兴的。除此以外，他当然也不希望社会主义的家底掌握在坏人手里。

 

　　1963年是父亲一生中的顶峰，这一年他被评为五好工人，还到杭州屏风山疗养园去休养，那是党给的很大的荣誉。注意：那是1963年12月的事，因此是四清以后。一进去就称体重，休养后人人都增加了几斤。那个年代五好工人是受大多数人尊敬的，不像现在最会剥削压迫工人的人最容易被评上劳动模范。像我们厂的厂长翁神经把工厂败得一塌糊涂，几乎垮台，却还利用工人创造的财富出钱在报上大肆吹嘘自己的功绩。现在新闻机构也沾满了铜臭味和服从于权势。在他无奈退下不当厂长时，居然还对自己没有当上劳动模范而愤愤不平。这种骑在工人头上的老爷有什么功绩?根据他的罪行，在毛泽东时代早就要对他清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也肯定要对他造反了。所以现在的劳模也好、先进也好在工人中毫无威望，至于疗养则毫不犹豫地被工人们看成是一种特权。

　　1963年1月2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主任陈中伟、钱允庆医生，成功完成世界第一例断臂接活手术。伤者王存柏断臂再植手术成功后，于1964年2月重返劳动岗位，在厂里担任检验工作。这是他在用外径千分尺检查零件。(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一直到父亲去世前夕我才知道父亲在厂里不但历来是个先进工作者，厂里颁发的奖状有一抽屉。他从来不对我们说。五好奖章除了去杭州休养必须戴以外，他也从来没有戴过。不过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先进工作者。奖状他固然从来不拿回家，也不跟我们说，实用的奖品他还是拿回来用了。他发到过搪口杯，还发到过汗衫，上面写着奖给先进的生产者或工作者。这些实用的东西父亲虽然拿了回家却很有意见，尤其那件汗衫。他说：“奖就奖了，何必要印上一个很大的奖字?叫我怎么穿出去?”这样，这件汗衫夏天从来不穿，从来都只穿在外衣里面，也不拿出去晾，每次洗了以后都是晾在家里的洗澡间里，一直到穿烂为止。搪口杯也从不拿出去。后来我们还知道厂里曾经安排他对青年工人讲话，他从来很少说话，也没讲多少句，大致上是要青年们珍惜现在这个社会主义时代，好好工作。

　　父亲历来很少说话，但都是真话，也足以说明问题了。1964年我考进了复旦大学，父亲没有一个字赞扬我成绩优异，也从来没有说我是靠自己的本领考进名牌大学。在我要去上学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如果在解放前最多读上几年书，早就去学生意了。”——就这么一句，没有多的，但已经够了。我也从来牢记铭刻在心。也正如此，我从来不吹嘘自己成绩如何优异，就是认为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是解放了，搞了社会主义才有我的今天。我也始终记着，没有工人和农民创造财富，我也不能上大学，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要用二十四个农民上交的税才能供一个大学生念书。我尤其反对某些人，在普通的工人和农民面前摆出一付多大的知识分子的架子来，喜欢吹嘘自己。这些人有的在解放前依靠剥削广大工农才有学文化的机会，就看不起工农了。有的还是解放后社会主义的大学培养的，是工人农民创造了物质财富，给自己提供了上学的机会。不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同样在社会主义大学里不要学费，文革前在人数上往往还占优势，有的人还一样领取助学金，却忘恩负义，倒过来嘲笑工农，攻击共产党、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把上大学的机会都说成自己凭本领得来的。

　　在网上和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论战时，我说现在许多工农子女已经读不起书了，可是在毛泽东时代“我父亲一个人承担着我们弟兄三人，负担不小，但也没有说读不起书的，相反他做梦也想不到，他一个工人的儿子可以读名牌大学，1964年我考进复旦大学后，他对我说：‘如果在解放前，早就去当学生意了’就这么一句话，没有多的，我牢记一辈子。”那些人居然说：“学徒(指解放前学生意)也未必不好”。这算什么话?谁都知道解放前学生意就是当奴隶，就是受压迫、受剥削，和解放后社会主义工厂里的学徒根本两码事。学生意未必不好?!他们自己愿不愿意学生意?他们连社会主义工厂里的工人也不愿意当，他们只想当精神贵族。何况父亲这话也不是说在解放后当学徒就不好，而是说没有解放我就根本读不起大学，尤其不可能进名牌大学。

　　更有一些反共右派和邓修分子竟然毫无根据地说我是什么：“毛专制下的唯成份论的既得利益者”、“比别人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要是论能力上大学估计你也没戏。”、“惰性使然，扶不上墙的烂泥而已”、“最好还是滚一边溜达去”、“就算当流氓也要争取当一个有知识有水平的流氓”……还有的人竟然连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工农兵学员也不知道，竟然称我是什么：“知道你没念过什么书，工农兵大学生”——如此惊人地无知，却还要贬低别人。

　　对此我先回答道：

 

 

　　你们的意思是我的学习成绩很差，就是当时唯成份论，靠成份进校的。我和你们素不相识，凭什么给我做这样的结论?我的学习成绩当然可以告诉你，但你们不先说自己，凭什么看我的学习成绩呢?我倒要先看看你们学习情况怎样?你们既向我提出，自己就应立即回答，现在补上还来得及。如果长期不答复，那么就说明你们的学习成绩一定很差，那又有什么资格来对我妄加猜测呢?

　　结果他们根本就不回答，自然水平太差拿不出手。我还告诉网友们不要上那些反共右派分子的当，文化大革命以前从来就不存在排斥剥削阶级子女进学校的事。不信可以在各自的单位查查看，文化大革命以前入大学的出身比例究竟如何?工农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子女占绝大多数吗?剥削阶级占绝少数，他们的子女也是绝少数甚至没有能够上大学吗?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无法驳斥。倒是有一些网友证实事实完全相反。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少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进了大学，而工农子女进大学的比例反是少得多。如果说还有剥削阶级子弟没有进大学的话，那也是他们自己笨，学习不努力，考不进大学就说出身问题。我希望有一天把这些人的学习成绩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他们究竟是什么货色。他们才真正是“惰性使然，扶不上墙的烂泥而已”。我相信我的成绩是拿得出来的，也从来没有看不起进不了大学的。倒是进入大学的剥削阶级子女，在文革以前只怕更看不起那些进不了大学的剥削阶级子女。在复旦大学我就看到某些教师对于1958年的大专生嗤之以鼻，其中就包括出身剥削阶级的。1958年大专生又多又滥不但是中学老师说的，进大学后大学教师也有人说过，而且对他们嗤之以鼻。我还看到过，有的剥削阶级子女没有考进大学，父母把他关起门来打，到了外面却说是出身问题。　　

　　1965年，俄裔加拿大左翼记者马克·盖恩，拍摄的中国照片。他曾多次访问苏联，1964年到1970年之间，他还数次参观了中国，并获得了两次与毛泽东的私人会晤。本照片应该是上海江南造船厂机加工车间。(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文化大革命前我国的学校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着。看重的是剥削阶级子女，工农子女备受排斥打击。看看现在，大多数工农子女读不起书了，学习成绩再好也有失学的。而大官和大款的子女不管多么坏、多么笨，多么懒惰，都有机会读书。说来是考进大学的，却有明文的特殊照顾，分数可以比别人低，直至公开地买卖分数。即使蹩脚到仍然考不进，也还有许多特殊的学校和公费学校让他们上学。1977年恢复高考就完全是个骗局，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科场舞弊案。那一年“高考”成绩最高不过三、四十分，大多数人交白卷，最后全部“录取”。不少人结了婚、有了子女甚至年龄32岁。可他们还大肆声讨张铁生呢?张铁生的水平比他们高得多，原来成绩很好，只是下乡勤勤恳恳劳动，好久没摸书了。而他们一心进大学，老在复习，还“考”成这个样子。

　　文化大革命以前，尽管早就解放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学校还是控制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了。工农尽管经济上翻了身，小学、初中、高中象征性地交一些费用，大学不要钱，经济困难的费用可免，还可申请助学金，在学校里还是要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气，被他们打击排斥。不能说那个时候的校长教师都是坏的，不少校长教师对工农子女还是一视同仁的。但排斥打击工农子女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地存在。1957年大学里就有一些剥削阶级子女指着工农子女的鼻子说：“这儿是高等学府，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后来这些人被划为右派——他们本来就是右派么!现在这些人对于自己被划为右派大肆鸣冤叫屈，可是现在正是他们对于工农表现出了最最强烈的仇视和鄙视态度。如果他们还算是个有正气的政治派别的话，本来就不用别人给他们划右派，而应该像我们红卫兵一样自己弄个标志，如袖章之类带起来，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标志里不写“右派”也可以，写什么都行。他们现在不是明确表明自己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吗?不是对毛主席大肆诬蔑攻击吗?为什么那时不在自己的标志里写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反毛分子”等字眼呢?1957年毛主席就已经指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动派，仅仅称他们为“右派”是照顾他们的面子。可他们不肯自己做个袖章带上，对别人温和地称他们右派居然还愤愤不平!!!足见得他们是一些毫无意志、毫无原则立场连自己的旗帜也不敢高举的胆小鬼。他们高喊民主，却从来不敢和对立面公开地、面对面地辩论，他们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极端的专制独裁者，只会依仗权势剥夺对立面的发言权，也只有在那以后或者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时，才会喋喋不休地造谣说谎。我平时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说话就很难把话说完，常常半句不合口味就被打断，不允许说下去;在网上经常贴不上贴子，贴了也经常被删除，甚至被封掉户口剥夺发言权，在刚才说的那个网站就不得不先后注册了四个用户名。除此以外我还得冒坐牢杀头的危险，盖世太保就上过门，网上捣乱就更是花样百出、十分离奇了。

　　文化大革命以前工农子女受排斥比现在好些，但也是普遍存在的。至于如何受排斥，那也是忆苦思甜中很难讲清的。现在大家看得到，许多工农子女老师校长就当你不存在，比如上课时提问题从来就不让你回答，你能说吗?大官和大款的子女学习成绩不好，老师可以热心辅导，你去问老师什么问题就很不耐烦，这你能说吗?大官和大款的子女丢了东西就指桑骂槐，老师不管不问甚至也来盘问你，你能够说这是排斥打击工农子女吗?有了纠纷不问青红皂白总说你不对，你能说是排斥工农子女吗?有了同样的过错，大官和大款的子女就没事，你就小过大罚那就更没法说了。文化大革命以前虽然还没有现在严重，性质也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文化革命刚开始时，不少工农出身的学生因为受到过排斥而造反。这在后来被歪曲到了反动的血统论，拿着放大镜到处去找造反学生三代的“问题”，我外公和舅舅是资本家就是他们大做文章的。保守派到我家来抄家，尽管被父亲不软不硬地顶了，只好以封家具来挽回面子，我校的保守派却还要说我：“不在家里造反，却在学校里反党。”我父亲是拥护和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热爱并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老工人，干嘛要对他造反?

　　文革以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对工农子女的特殊照顾，更谈不上“比别人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退一万步，文化大革命以前即使真的唯成份论，对我个人也决不会是什么“既得利益者”，因为中学老师给我填错了出身。我的家庭出身本来应该填店员，也可以填工人和产业工人。但大跃进时我第一次填表，上面有家庭出身一栏，我不懂去问老师，本来应是父母解放前三年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可老师居然说：“就是你父亲做什么工作”——这完全不符合毛主席的阶级分析和解放后划成分的标准。当时我们不知道，回答是仓库管理员，老师就说：“那么是职员”并给我填上了职员。从此以后我的出身就成了“职员”。其实父亲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才当仓库管理员的，何况他管了仓库也是粗活细活一把抓。后来我们知道不对，向领导反映过，一直没有改过来。也许正是填错了家庭出身，加上我的成绩一贯相当好，老师们都很喜欢我，所以我从来就没有体会到在六一、六二年工农子女受排斥的遭遇。资反路线打击我时就说我出身不好。其实即使职员也不过是小资产。可他们说：“有的职员是资产阶级”，就要把我当作资产阶级子女处理，害得我最初的复旦大学造反派红卫兵的八·一八袖章也没有拿到，至今还使我愤愤不平。

　　没有料到，一个工人的儿子在当时没有受到打击排斥，到了现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还得来补课。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听到我是毛主席来了后，经济上得到解放才能上大学时，就无端地说我是“毛专制下唯成份论的既得利益者”、“惰性使然，扶不上墙的烂泥而已”，不正是在受他们的压迫吗?谁说工农子女受压迫是假的?看看目前网上的帖子，我就是一例。

　　不是说文革前工农子女没有得到毛主席的好处，主要就是经济上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学费大幅度下降，没有这一条我确实不能读大学，初中也困难。家境困难的可以领取助学金，没有这一条不少工农子女仍然会读不起书。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一样不须缴纳高学费，剥削阶级的破落户家庭一样可以享受助学金，我这个真正工人的儿子倒没有享受，尽管父亲供养我们兄弟三个负担仍很沉重，因为解放后收入增加还供得起，就没有申请。他们沾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光，可竟然不感谢社会主义还大肆攻击。

　　真正的唯成分论正是他们，他们是唯反动成分论者。在学校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们的特殊照顾就不用提了。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上海在六十年代初还出了一个“光华补习班”，只接受剥削阶级子女。他们自己又坏又笨又懒水平又低，考不进大学，又不肯做个普通劳动者，于是到那儿去“补习”，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们开小灶。“补习”后又来考我们不收学费的社会主义大学，一年考不进，再补习一年，如此再三再四，结果80%以上“考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学，享受着劳动人民提供的免费学习机会，尽管如此还有20%实在太差，真正的“惰性使然，扶不上墙的烂泥”未能进入大学却还要怪家庭出身排斥他们。

　　我历来最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自封的“精英”在工农面前摆出一副大知识分子的架子，他们最最没有知识，又最最喜欢吹嘘自己。正因为如此，我历来不喜欢谈自己的水平和成绩。不过既然现在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要攻击我是什么“唯成份论的既得利益者”，我就不能不出来说说自己的水平了，为绝大多数工农子女争一口气。他们自己没有水平好久还说不出来，我在网上等了半个多月等不得他们就出来说了。本文只复述三点。在中学我不但年级成绩第一，还是全校第一，得到过好多次第一名的奖状。王立群吹嘘自己五门课都是100，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谎言。我倒有把握地说数理化(留个余地)至少在95以上，很可能三个100。在复旦大学我是物理课代表，到了工厂1990年厂庆四十周年我的论文全厂第一，这儿拿出两个奖状作证(见照片)。我没有想到我厂平时夸夸其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的水平那么差，如果不是现在这个疯狂的时代，有的所谓论文如果展示出来，只怕他们得恨地上没有个洞可以钻。我敢于说，把文革前进校的人的高考成绩全都展示出来，在我们厂我绝对第一。至于那些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只有天明白!!!也正如此，把这些不可一世的家伙都得罪了，始终给我穿小鞋。我也不是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水平，我们厂里还是有一些人水平不低，但凡是这种人往往吹得最少，待遇也最差。我厂修了一幢楼，说是给贡献大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的，结果最先搬进去并且占据好楼层的都是最没贡献的官吏。个别水平高、贡献大的知识分子好后来才搬进去，住八楼。我科技论文全厂第一、并且唯一有两篇论文为国外转摘，只能住某些恶吏住剩下的房子，还被迫为他们留下的垃圾装饰付出高额的代价，甚至用他们用旧了的天然气设施，他们用新的还得由我们付钱。

　　我在另一个网上说到：“至于我的水平，尽管从来不吹，尤其不喜欢在工农兵面前吹”，这时就有右派、反共分子出来说，不喜欢吹就别吹了。——这算什么话?我说不喜欢吹，那是见不得自封的“精英”在工农面前吹嘘自己，不愿意掺合到他们中间去。至于现在“吹”，那是为了在这些自命不凡，实际上又没有真本事的“白骨精”面前大长工农子女的威风。我倒希望一切出身工农至今还没忘本的知识分子在“白骨精”面前“吹”一“吹”，剥夺他们的资本。

　　在谈了我自己的水平后，那些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仍然不谈自己的水平，他们水平实在太低没法说。于是我出了一个数学题考考他们，比较一下双方的水平。

　　这个题目是：

　　根据邓贼提供的数字，1965年我国粮食产量是3890亿斤，1975年是5690亿斤，我计算的结果是平均每年递增3.8763%，有资料表明，在世界各大国中第一。——这是开十次方。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据邓贼当局公布是43067万吨，或8613.4亿斤。而他们经常挂在嘴上唱的1984年产量是40712万吨。据此我算得，19年仅增长5.78453%，不到骂得狗血淋头的以前两年的增长量，十九年里几乎没有增长。平均下来——注意!这是开十九次方，每年递增只有0.296%。大致上十三年才等于“十年浩劫”的一年，远远低于人口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增长。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会说1984年前几年农业要好得多，——这早已有人指出了，所谓包产到户后丰收、大丰收完全是瞎吹。1984年粮食产量是邓贼大大夸大的，何况还依靠了毛主席留下的大量化肥厂、优良品种、水利设施等等老本。且不说这些了，我让他们算一下，并说用高级的计算器也可以：1979年据邓贼公布我国的粮食产量6642.4亿斤，就算他们公布的2004年没有夸大，那么24年平均年递增是多少，与所谓的“十年浩劫”比究竟那个时代农业发展速度快?那个时代处于严重的危机?

　　我还给他们提示，开二十四次方可以先开三次平方，再开一次立方。结果这些自吹自擂的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没有一个做出来。转贴到其他网上，也没有一个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分子做出来。甚至连3.8763%与0.296%那个大，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像这种开平方、开三次方的问题，他们怎么回答得出来呢?

　　倒有个中学生作了正确的回答，二十四年里平均年递增1.0886%。并且排了开立方的计算式，作出结论：刚刚开始大包干时农业也决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增长。完全正确!!!本来这就是中学水平的数学题。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006年底离1975年31年了，就算1976年没有增加吧(实际虽然经过邓贼大肆贬低，仍是历史最高水平)，那么三十年里如能按照1966年到1975年的速度增长，我国粮食产量就应该是5690乘以(5690÷3890)的三次方17807亿斤，而决不至于2003年才8613.4亿斤。

　　我说过1978年考全面质量管理，我们厂里只有我一个人开了平方，不可一世的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全都没有开出来。其实开平方不过是初中水平，没啥了不起。到了高中我能够开任何次方，至今还开得来。还可以解任何次方程的数字解。

　　他们才是真正的文盲加流氓，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知识也没有的学阀加流氓。不过利用邓贼复辟拥有的几乎全部资源，霸占着舆论。他们正是那些又笨又懒什么本事都没有，只会使坏水的剥削阶级的纨绔子弟。如果说他们居然上了大学，一定还是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尤其是邓复辟以来重新又霸占了学校，可能还利用种种特权才得以进了高校，在那儿混了一些日子。“惰性使然，扶不上墙的烂泥而已”。

　　我上大学不久，父亲又跟我说：“现在你有这样好的条件读书，那就得好好读。不像我当初没条件，没读过多少书。现在我想学也困难。比如我在自学几何时就遇到了困难。”——父亲仍然话不多，也说明问题了。就是说要好好珍惜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给我的学习机会。

　　他自己也在用功。我早就知道他在用功了，但历来不知道他在学什么?这次总算听到他在自学几何。当时我也没问他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1985年才知道他遇到的困难就是——不会开平方。我感到简直太惋惜了，也恨自己当时心太粗怎么不问一下。我说：“哎呀!当时我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我可以来教。开平方本来并不难，很容易学的。”可父亲的身体已经接近末路，我惋惜也来不及了。父亲的几何究竟学得怎么样，我不清楚，但从他这样好学看，除了不会开平方外大概都还不错。他所以要学几何，我想大概他在机械厂好学机械制图吧。这下好了!我们厂里那些在工人们面前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不是也不会开平方吗?我父亲是一个解放前失去学习机会的普通工人!而他们是大学出来，至少是大专出来的。这下好了，即使在数学上他们充其量也不过和我父亲脚碰脚。由于父亲学习努力，完全靠自学，或许还在父亲之下。至少他们中有的人正是大跃进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不是国家急需人才，凭他们极低的成绩是进不了大专的——“惰性使然，扶不上墙的烂泥而已”。我知道早在解放初，父亲就经常上夜校。实际水平如何一直不知道，直到1987年，父亲去世前夕，我们才在抽斗里发现父亲有一张高等技术学校的文凭(见照片)。而且知道按照学校规定，一般只吸收高中生入学，最最起码初中生成绩好的才破格录取。但父亲连小学都不能毕业，却读了下来，并且得到了文凭。最可贵的是他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说，也从来不在其他人面前说。我们在他垂危时才知道。　　

1965年，俄裔加拿大左翼记者马克·盖恩，拍摄的中国照片。上海电缆厂的标语口号。(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这张文凭如果到了另外一些人手里，肯定首先至少要说成大专文凭(实际相差也不多)，然后吹为本科，以后又要吹成研究生、博士生了。接着就伸手要当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然后在待遇上没有一样肯落后。尤其是从此以后在一般的工人农民面前就要摆出一副不可一世、高人一等的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来，吹嘘自己如何、如何的水平。我们厂里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博士”。有的人吹起牛来不着边际，好像什么都搞过，甚至跑到我这个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学生面前吹嘘搞过原子能，但不久牛皮就吹破了。那次他吹嘘搞过炸药，开始说得有点像我还信以为真，最后画蛇添足，说100斤棉花可以生产400斤炸药露了底。——这我计算过，忍不住就说不可能，100斤棉花只能生产170多斤炸药。他急忙掩盖，结果越涂越黑。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相信他了。可是尽管没有搞出什么来，还给厂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厂里领导偏偏相信他，一直重用他。又如：一个地主出身的高中毕业生，考不进大学，大跃进送去培训了二个月，后来就吹成了大专生，再后来就又是工程师，实际什么水平也没有。当我请教小化肥是多少个大气压时，没想到答案竟是：“一万个大气压。”——真是天晓得!(小化肥有的刚开始才150个大气压，后来有的250个大气压，多的350个大气压，现在到了多少不清楚，最先进的化肥厂大概也不过1000个大气压。)甚至有人在这个疯狂的改革开放时期“学习”了两个星期，也算是大学毕业生，混了个什么“师”。在我厂的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中有的人可能会说，他在机械上如何如何。就算他有一技之长吧!我的父亲何尚没有一技之长?在机械上也许不及他，但他能不能像我父亲那样对于工具十分内行呢?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才，即使确有一技之长也不能随便藐视别人。

　　至于在文科方面我们厂里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和网上那些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更不能和父亲比了。

　　最近报上有一篇报道，有人帮别人写了一封信，错别字连篇起了误解，使得对方的女朋友也吹了以至于要打官司。我们不说这件事的是非，作为小学毕业生这水平也太差了。可报纸却认为，他文化程度不高，错别字连篇就是应该的。——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水平!!!小学生写信应该不成问题。初小毕业就应该看得懂《西游记》和《水浒传》。我就是1956年夏天小学四年级放暑假时看的《西游记》，初中生应该看得懂《三国演义》，红楼梦比较难以懂得，但关键不在于读不读得通，而在于社会知识，在于理解，大学生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小学水平就应该基本读得通了。可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舆论，似乎小学生、初中生读不懂四大名著是应该的。现在许多大学毕业生中国的四大名著一本都没读过。你问他们，竟然会说：“我不是这个专业的。”父亲尽管小学都没能毕业却不但看得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而且可以看许多文言文的书。父亲的地理知识、历史知识也都很丰富，对社会对世界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我在网上发表过文章《从国民党地图看二战》，以解放前国民党的地图为证据谈了一些历史真相，那是解放前我父亲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买的，当然不是摆设。他去世后我拿了两本地图到四川，其中还夹着他从报上剪来的许多地图和地理知识(见照片)。他认真读书看报，不像许多自以为是的“大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些不读书、不看报，或者带着偏见读书看报，不符合自己的偏见一概不接受，以至于什么知识也没有的学阀。父亲也鼓励我们读书看报。1959年有一次我家进馆子吃饭，我看到一张报纸就随手抓过来看了起来，父亲还为此发表了一番议论。父亲能够背出许多唐诗宋词。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我妈背了一首唐诗，这是从父亲那儿学来的，然后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以前你们的爹爹天天在我面前‘放毒’”就是指父亲经常在她面前背诵唐诗和其他诗词。父亲读的《三国演义》是线装本，能够读毛批和金批，并有自己的见解，对照《三国演义》看过《三国志》。他好早就肯定曹操，对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不以为然，认为蜀国就是这样搞垮的。他读《红楼梦》也有自己的见解。网上那些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邓修分子和他论说只怕还说不赢他。这从他们的帖子水平那么低，没有任何文化可以说就足以看出来了。一千个人看《红楼梦》就有一千部《红楼梦》。据父亲认为：薛宝釵伪善，林黛玉坚强，薛姨妈势利，王熙凤和贾宝玉存在着两性关系，他还认为贾宝玉的那块玉是被王熙凤偷去的等等。不过我没有认真问过他的理由，他也照例很少说话。他历来不愿意出头露面，从来认为自己解放前没有读书的机会，水平很低，也许从来不知道许多自吹自擂的“大知识分子”水平会这么差。在“百家讲坛”上看到那个靠复辟写些伤痕文学，邓贼就赏了一个著名文学家称号的造谣分子，以教训人的口气，摇头晃尾地讲说什么“秦学”时，我就想如果让父亲去讲《红楼梦》，可能要比他好得多，听众的印象肯定也要好得多。我们厂里有个“博士”就曾对《红楼梦》夸夸其谈，并说《红楼梦》是在一千多年前写的。还有人宣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穷慌了才搞出的，已经几百年了所以过时了，还到我面前卖弄地问：“马克思是靠恩格斯养活的你晓不晓得?”父亲大概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对自己不知道的事他从来不乱说。但全国解放不久《毛泽东选集》出第一版，他就订了一套，是竖排本，当然认真读了的。

　　我当然不是说父亲是全才，也不是高级人才，他不过是普通工人中极普通的一员，中国千千万万个老工人中的一个。他兢兢业业终生，工作负责，从来不吹嘘自己。但他的知识水平确实比许多自吹自擂、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看不起工农的“大知识分子”要高。这第一来源于他的勤奋，第二由于毛主席的解放。没有毛主席、没有毛主席领导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他再勤奋也达不到那个水平。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这样，现在所以要说这一切，就是要剥夺那些“大知识分子”的资本。

　　1964年我们家所在街道也搞起了四清运动。母亲照例也是个积极分子。但是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叫她不要参加进去，说那是得罪人的事情。母亲却不以为然，对党领导的事情还是很积极。我听到后感到奇怪，为什么父亲现在会是这个态度?他对于党领导的一切历来积极参加并且拥护的。不久以前对于他们厂里的四清运动还说过：“就是要这样来一下”并且很高兴地把自己的帐目拿出去接受审查。现在我们还可以问，他参加三反五反，抵制那个资本家狗腿子和国民党留用人员的破坏，还有1955年和工人们去阻止一个资本家关闭企业等难道不是得罪人的?当时为什么那么积极。后来我才明白，四清运动已经转了向。还是那一句话：工人农民眼最亮，心最明，香花毒草分得清。父亲大概还不知道什么叫形左实右路线，也不知道在上层毛主席和刘邓的斗争，但他已经本能地意识到现在的四清运动已经不是原来他所拥护的那样了。以前他不怕得罪的属于反动的剥削阶级，而现在四清运动已经变了样，开始打击大多数工人农民和一大批干部了。这是阶级斗争中一个工人的态度，对于打击不同的阶级必须有不同的态度。

　　母亲终于还是积极地投入了我们街道的四清运动。但是到了1965年，尽管出了《二十三条》，桃园经验已经半公开地被否定，也许由于柯老逝世，父亲厂里又搞起了“四清运动”。就是说，1963年四清不算数，必须推倒重来。为了区别他们把1963年四清称之为“小四清”，这次称之谓“大四清”，也就是要大大地清理一批。对广大的普通职工和干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开始了。

　　1963年父亲的账目已经查得清清楚楚，可是不算数，他们要再查一遍，以前做的结论也不算数，同样的事实必须重新作结论。

　　他们有两个口号，一个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另一个是“偷针的会变成偷牛的”。前一句就是说，不由分说，不要任何证据，就断定所有搞经济工作的都必定是贪污盗窃分子，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根本不是《二十三条》里说的那样：“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后者给一件事例作为注释：有个工人根本就没搞经济工作，按理总不会“湿鞋”吧!也不是。他们要这个工人“严格要求自己”，检查自己四不清的问题——要说严格要求，当时许多人倒也是这样做的。父亲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下面还要说到。可是这位工人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严格要求”，经过冥思苦想，他终于“严格”地交待了一件“四不清”的“问题”。那时公费医疗，职工在医务室开药本来就不要钱。有一次他病了，医生开了一付中药，他如需要原本随时可以去开，可他觉得麻烦，就在中药单上改了一下，把一付中药，加了一杠成了二付。虽然这不符合财务手续，毕竟不能算什么贪污行为，但是“严格”出来后，工作队还是算他贪污了一付中药，计价0.16元。他本来清白无暇，现在成了“偷针”的了，根据“偷针的要变成偷牛的”，又把他当成偷牛的来打。

　　至于父亲更难于幸免了。他经营工具仓库十年，按那个混帐逻辑更是必然“湿鞋”了。大跃进时他整理了几十本烂帐不但不是功绩还是大罪。他把账目弄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都不少，只是多出九颗金刚石并且如实向领导报告，但少了是罪，多出来了还是罪。他们毫无根据地下了如下的结论：多出了这九颗金刚钻就是贪污，如实向领导汇报就是自己向组织交待罪行，汇报里没说自己贪污就是交代不深刻，不老实，既然自己交待出来的尚有九颗，那就表明实际贪污的肯定还要多得多。这样荒唐的推理一个紧接着一个。他们用这种荒唐逻辑硬逼着父亲承认这九颗金刚石是贪污，还说你自己交待出来贪污的金刚石就达九颗，那么更多的没有交待出来的还有哪些?卖到哪儿去了?逼父亲说。父亲不肯承认贪污，他们就一再地逼迫，一再地召开会议斗争。按他们说越是劳模、越是先进、越是老实的人一定问题越大，就一定要作为重点打击对象。

　　有人可能要说：既然你父亲没贪污为什么自己要做检讨呢?——是的!当时不少人都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明明工作做得很不错，总还要说自己没有做到家。毛泽东时代本是普遍现象，父亲也不是特别的例子，不料竟然被一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主观武断、以势压人、窃据了党的名义的大党阀所利用，作为打击一大批好人的“根据”。父亲大跃进时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自动加班加点，星期天也不休息，每天从鸡叫做到鬼叫，不就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吗?在现在，几十本烂帐有谁会去清理?只要说那不是我干的，躲得干干净净的就可以了。可父亲不但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努力把它们理清，而且就在1963年四清中，向领导的报告中检讨了自己工作没有做到家，帐尚未彻底搞清，还没有把这九颗金刚石的来历搞明白。领导结论很清楚，父亲态度很好。可是1965年“大四清”工作队居然把这作为父亲的罪行。他们不是根据事实来判断好人坏人，事先就断定他们面前的都是坏人，都是贪污分子，而且都不老实。既然没有经过逼供信自己就做出检讨，那就说明隐瞒了更严重的真相，还有更多的问题没有交代。只有经过逼迫，搞出来的口供才值得相信。以前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逼、供、信”，通过这一事件就明白了。在他们的斗争和逼迫之下，父亲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讨，检讨书写得越来越长，一共写了五稿，最后一稿写了厚厚的一叠，至少有几十张纸。由于父亲始终只说自己工作没有做好，没有承认贪污，他们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父亲检讨“不深刻、不彻底”。最后一稿甚至根本没看完，稍微看了一下，发现还是没有承认贪污，就下这样的结论了。于是父亲明白了，他们是要逼迫自己承认贪污了。就这样僵持到最后，父亲带着气愤情绪写了一张检讨书，他有意地只用了半张纸以表示不满，但在这份最最短的检讨里确实已被逼打成招了。可他们居然没有从这半张纸里看出父亲的不满情绪，倒认为已经打开了突破口，逼、供、信更变本加厉了。一再逼迫父亲交代，除了这九颗金刚钻以外，究竟还贪污了多少颗金刚钻?卖掉了多少颗?卖了多少钱?卖到哪儿了?除此以外还贪污了什么?这全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没有证据也不要任何证据就作出的结论。父亲实在没法再和他们配合了——实在也没有贪污过，实在也没有卖出过，全中国、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地方从父亲手里收买过金刚石。就是这九颗金刚石原本也不是贪污。叫他怎么说呢?于是他们进一步说父亲：“不老实”。

　　按理查帐应该把帐目先封存起来，双方在场查。查到天晚如需休息，再行封存。明天再双方在场开封清查。如果说你不相信我，那么我又怎么能够相信你呢?至少应该有一个公认为比较诚实为双方都相信的中间人在场。但查帐完全是一边倒的，你是群众，他们窃取了党的名义跟你无所谓平等。工作队来了，父亲必须无条件地把帐目交出去，从此以后一切都由工作队摆布，父亲不得在场，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他们只要找不到东西或帐目了，就到父亲那儿来清算，说某某东西怎么不在了，某某帐目怎么不对头了?被你偷到那儿去了?如此冒嘟嘟地提出来，叫父亲怎么回答呢?父亲也奇怪，自己的帐目历来一清二楚，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一直到最后父亲才知道，原来工作队不但对父亲的帐目毫无所知也不负责任，父亲理得清清楚楚的帐目，还有各种东西的卡片，都被他们搞乱了。他们自己搞乱了父亲的帐目，又不准父亲过目，反过来指责父亲把东西偷出去了，或者帐目不清楚。在“大四清”闹剧收场后，父亲除了得了贪污的罪名以外，工具仓库还不由得他不管，不然就是“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这时父亲才发现帐目虽然最后理齐过，仍然混乱不堪，还得父亲把它们理清楚。——这是“四清”吗?这是四乱“运动”，大跃进时父亲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地把几十本烂帐理得一清二楚那才是四清。

　　——就这样，贪污的罪名一个又一个地涌来，好像父亲真的是十恶不赦、劣迹累累的贪污分子。到最后，这一切全都是子虚乌有的。没有少一样东西，没有错一笔帐。

　　有一次他们突然到了我们家，也不知道怎么知道我们家里有个阁楼，一口咬定父亲把什么东西偷到家里藏在阁楼里了。母亲被弄得莫名其妙，虽然她从来不上阁楼，有些什么东西还是知道的。金属只有一些家用的铜器和锡器。父亲听说后，就把它们全部搬到厂里交给工作队，说就只有这些东西，不然马上可以到我家来抄。那倒有点像晴雯把箱子兜底倒出来一样。他们说不是，也不来抄，但仍然追问父亲把东西卖到哪里去了?还有，父亲做帐时为了方便，往往先用一个备忘录随时记下。这本不是正式的帐目，父亲也历来不以为然，但工作队来要账时也必须全部交出去，后来发现少了一本，就质问父亲把帐目弄到哪儿去了?

　　“大四清”工作队刚来时，父亲像历来对待党的各种运动那样欢迎他们，交出帐目时对他们也是十分信任的，那完全是出于对党的信任。到这个时候父亲也难免出现了抵触情绪，对这个问题就回答道：“被我毁尸灭迹了。”因为除此以外也确实没有别的话可以回答了，即使屈打成招也无法回答会进一步提出的问题。就像他们追问父亲莫须有的金刚石被莫须有地卖到那儿去了时，只好“不老实”。

　　后来父亲还意识到，自己的银行存款被工作队掌握了。由于1955年搬家以后卖钢的钱还长期存在原来的银行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好久才转了银行。这段时间里银行利息比较高，时间又长，800多元转存时已经滚到了1000多元。为了避免被他们误以为是贪污厂里来的钱，父亲就不能不说出1953年和 S一起把那块钢卖掉的经过。——这一下工作队就得了宝贝了，贪污分子的帽子戴定了。他们还一再追究到底是社会主义改造以前还是以后。经过对 S的盘问对证，事情已经很肯定了，还是当作贪污论处，作为他们清查的成果。资本家王鸣一还一直不知道，一直没有清查过。现在却被自称的“共产党”清查了出来。

　　——“共产党”帮资本家搞“四清”!!!资本家还不知道工人的反抗，没有进行打击报复，“共产党”来替资本家报复工人。

　　何况这块钢本来就是父亲和 S从锯缝里省下来的，理应属于工人，不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还不知道有这么一块钢，还没有说这是我的，你们偷我的。“共产党”却帮他确定为贪污盗窃。这些人确实“比资本家还厉害”。

　　父亲受到了严厉的打击，还写入档案，也写到了我的档案里，像座大山压在我们的头上，至今还没有彻底翻身。这是什么“共产党”?真正是毛主席说的“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主观武断、以势压人、窃据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1966年6月，清华大学反对工作组镇圧群众运动的大字报。6月初，趁毛泽东外出巡视的机会，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召开中央会议，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当时北京有53所大专院校，在校师生30余万人。在工作组向广大人民群众专政的50余天里，有12802名师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学生”和“反革命”!平均每23.4个师生中就“抓”了1个“反革命”!其中“右派学生”10211名，“反革命”教师2591名;制造了发动学生揪斗四十余名教师的6.18事件，致使多人受辱自杀。在全国范围至少有上百万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令人发指!工作组把群众运动变为运动群众的恐怖做法，激起了大多数学生和教师的愤怒和不满。(本博配图)

　　众所周知，1963年毛主席搞了一个《十条》。可有人不满意，唯恐把他们的贪官污吏走资派清查出来，不但背着毛主席搞了个伪《后十条》，毛主席的《十条》被称为《前十条》，还搞了个“桃园经验”。甚至开起了“夫妻老婆店”，两口子一起周游全国到处推销，当着许多干部的面，到处吹捧自己的婆娘。他们看到自己的社会基础，一小撮贪官污吏和走资派要被四清运动清出来了，就气急败坏地跳出来另搞一套，为了保护自己的社会基础，为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就打击一大批人民群众，让无辜的人民群众为他们顶缸，搞得怨声载道后还可以借此整个地否定四清运动。毛主席知道后非常不满，要开会解决。可就是这些大党阀极端专制、极端蛮横、极端霸道，一个不让毛主席开会，一个不让毛主席说话，妄图一手遮天。连毛主席都不能说话，还妄谈什么民主?最后毛主席不能不搬出宪法和党章，总算通过了《二十三条》。——现在四清运动不是被他们全盘否定了?把自己犯下的罪行全部推给毛主席了?但是就在父亲的遭遇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到了疯狂地步的人们，连起码的逻辑也颠倒了。本来别说不让毛主席说话，就是不让普通群众说话也是极端专制独裁、蛮横无理，极端不民主。群众有言论自由，党员在党内有言论自由这是宪法和党章中写明的。剥夺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本来就是违法的。可按他们的混账逻辑居然把要求民主、要求发言权，作为毛主席专制独裁的罪证，竟然说：“你看，你看，毛泽东的话是不能打断的，毛泽东居然还要求发言权，因此就是专制独裁，就是不民主。”总之，只准他们说话，不准对立面说话，不准不同意见发表，他们说话的前提就是剥夺不同意见者的发言权，谁表示异议，谁就是专制独裁???!!!他们禁止不同意见发表倒是什么民主，并且标榜自己是什么民主派。疯狂的反共分子、邓修分子就有这种疯狂的逻辑。连毛主席都没有发言权，一般工农还有发言权吗?我父亲就没有什么发言权。有时声辩一下，也是马上被打断，不知道我父亲算不算专制独裁?他们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民主，不让人说话，其实文化大革命给了他们充分的说话机会，批斗会上往往要他们把自己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但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抵赖。文化大革命还把他们的言论汇总大量地印刷散发，我早就说过，我拥有的《黑帮语录》比《毛主席语录》多得多，《毛主席语录》我只有四本，而《黑帮语录》起码几十本，甚至上百本，尽管叫做“反动言论集”毕竟还是语录。他们上台时允不允许对立面发言?敢不敢把对立面的言论汇编成册大量印刷?不可能!如果肯做我就要求他们把我写的文章全部印刷出版，标题可以由着他们起，比如《极左分子言论集》，其他什么都可以。如果有什么罪的话杀头也可以，可是他们只会封杀。在对方占优势时他们历来只会在阴暗的角落里放厥辞，甚至同伙也不信任要打哑谜。而自己一得势就绝不允许对立面说上一句话。别的不说，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有没有对立面言论发表?这算什么讨论?如果他们允许我在台上发表，我就要问他们，你们一上台就搞的1978年大规划，经不经得起实践检验?你们自吹为“四个现代化的化身”是不是真理?现在我们在网上上贴经常贴不上，被取消户口，还有各种各样的捣乱会遇到。除此以外还得随时准备进入巴士底狱。

　　《二十三条》指出“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写得多么好啊!这就是为广大的工农，为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一切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形左实右路线打击的受害者，争取发言权，争取民主权利。

　　就算真的贪污了资本家王鸣一吧!那也不是四清运动的对象，因为那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四不清。

　　《二十三条》确定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根本不是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不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因为“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依此衡量，这一事件不管怎么说都与四清运动无关，不应该是清查对象。针对他们转移斗争矛头，指向一大批无辜的或罚不当罪的群众，《二十三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为大多数受害的群众和干部开脱。父亲不但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根本就不是当权派，他不过是一个热爱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工人群众，可他们竟然把他当作运动的重点来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如果按照“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那就是“四不清”问题了，他们就是要替资本家搞四清，清查工人。按照他们的“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来衡量，也名符其实。党外就是工人，党内就是窃据共产党名义的大党阀，他们与广大工人农民为敌，也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那么父亲以及广大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就都是运动的对象。他们就是要把四清运动引到斜路上去。

　　这不仅仅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问题。如果说父亲和 S把那块钢卖了就是贪污资本家的话，那么资本家原来说定只要父亲和 S好好干，赚了钱就给工人分，到后来资本家赖掉了，这是什么?这是资本家吞没本应属于工人的血汗钱，这才是真正的严重的四不清，为什么也不来清一清?“大四清”工作队不是不知道，父亲和 S在跟他们报告那块钢的缘由时明明说清了，1952年资本家赖掉了本应分给工人的钱，所以才愤而出卖这块钢的，本来还准备把这块钢当作资本家的财产，可是他们听到后漠然置之，只对整工人感兴趣。所谓“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纯粹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工人贫下中农和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

　　伪《后十条》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后来刘少奇又修改。我把邓小平复辟当局在“新华网”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文件选编”全部下载了查看，有毛主席的《十条》，也有《二十三条》，但这个《伪后十条》竟然没有在内，“桃园经验”也不公布原文，只公布刘少奇之流冒充中共中央，背着毛主席发的“批示”。可见他们自己也明白见不得人。他们真正得了健忘症，自己说过的话在自己篡权统治时期还不敢公开，邓拓等“三家村”为什么不来狗血淋头、打闷棍?

　　《二十三条》指出“不是靠人海战术”，要“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同他们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在农村要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在新的领导核心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可以实行一切权力归贫农下中农协会。”在工厂里就应该依靠工人阶级，建立产业工人协会，乃至一切权力归产业工人协会。《二十三条》又指出“要深入细致，不要大轰大嗡。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防止逼、供、信”，“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这一些写得多么地好啊!和“桃园经验”有什么共同之处?可他们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一搞人海战术、二打击一大批群众和干部、三找借口矛头向下反群众、四不组织工人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而是“扎根串连”搞神秘化，只在少数人中活动、五不建立工人贫下中农协会或者仅在名义上建立，实际上是徒有其名包办的工农组织、六不摆事实不讲道理简单粗暴大搞逼供信。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民主。

　　事实证明，正像《二十三条》指出的那样：“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他们篡夺了党的许多领导权。“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些人有的原本就是叛徒、内奸、工贼，阶级异己分子，有的则是蜕化变质分子。必须“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这些问题，才能发现，才能解决。——正是由于他们自己就首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就最最痛恨把四清工作的重点放在整走资派上，而把矛头指向大多数普通的群众以及好的比较好的干部。也正因为从中央到基层存在着这条由走资派组成的黑线对抗毛主席正确的四清路线，推广桃园经验，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假四清、真复辟，才扭转了四清运动的大方向。也正如此尽管《二十三条》提出：“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两个伪《后十条》以及桃园经验，但他们还是抗着不照《二十三条》办，继续搞《桃园经验》那一套。

　　那个时候，父亲在家里经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好几次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说：“我自己思想，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

　　他当然从来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毛主席领导的、真正的共产党的事!他历来兢兢业业地为党、为社会主义工作。可是他哪里知道现在整他的人还是共产党吗?那时他不知道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整倒工人阶级，就是为了骑到广大工人农民的头上来。他们这样做，既包庇了一小撮社会基础，又打击了广大工人农民。还可以把本来出于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四清运动搞得声名狼藉，然后否定。

　　有的时候他突然冒出了一句：“历来共产党，都是为工人说话的，怎么现在工人拿了资本家的也要这样清查。”　　

　　1966年6月18日，《工人日报》头版，停止高考招生工作。1966年6月初，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团支部书记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响应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倡议，以“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名义，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委托北京四中学生刘源源(刘少奇之子)将倡议和信呈交毛泽东。他们可能事先获知中央希望暂停高考的消息。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改革高校招生办法的决定。(超级工程一览资料)

　　他哪里知道现在出了一伙不读书、不看报、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就是要为资本家说话，他们自己就是新生的官僚垄断资本家，他们要把社会主义江山篡夺成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乐园，广大工人农民的新地狱。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们一个事例：解放初有个资本家告工人偷了他的东西，而工人反告资本家偷了国家的东西。经过调查属实，资本家受到了处理，工人没有事，得到了国家的保护。真正的共产党当然是坚定地站在广大工人阶级一边的。然而现在党内已经出了走资派，出了一小撮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徒有共产党的招牌而不能代表共产党，也决不会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而是工人阶级的死对头。

　　还有的时候他会突然说：“这样搞一下，可能还是必要的。”——每想到这儿，我就不由得心酸了。一个老工人，一个从小就受到共产党熏陶，一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兢兢业业地为社会主义作贡献的老工人，甚至在自己受到极大冤屈时，竟然不是在考虑如何为自己雪冤，而是出于长期对共产党的热爱，竟然还在考虑为窃取共产党名义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迫害自己寻找正当的理由。这些走资派正是罪大恶极!!!

　　父亲并不是胆小鬼，解放前他多次“包庇”和“窝藏”地下党员，把地下党的材料“窝藏”过了八年抗战。敌伪时期他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找共产党，1946年他当着蒋军小头目面说蒋介石腐败要失败，上海解放时他和伙伴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迎解放，去看解放军。但这次“大四清”，面对着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他确实当了胆小鬼，他实在没能明白党的上层已经出现了一些走资派篡夺了党的权力，搞不清自己面临的是什么，还以为是他毕生热爱的共产党的运动。也正如此他不能像某些工人那样，敢于和“大四清”工作队对着拍桌子大声争吵，甚至还被屈打成招。

　　父亲也不是没有一点反抗性，他好多次说：“《二十三条》冇呃。”他当然不是不知道《二十三条》确实存在着，他从来就拥护《二十三条》，说话中常引用《二十三条》。他的意思就是说工作队根本就没有执行《二十三条》。真正反对《二十三条》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搞《桃园经验》，伪《后十条》，现在全盘否定四清运动，一方面为《桃园经验》鸣冤叫屈，另一方面继续坚持打击被《桃园经验》所整的无辜者的邓修当局。一切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都跟着帮腔。现在他们原形毕露了。现在正是他们这些走资派、贪官污吏得势，大肆攻击《二十三条》是什么极左、攻击整个四清运动是极左。他们站在右的、贪官污吏和走资派的立场上看问题，四清当然要全盘否定，当然成为极左了。其实不但当时毛主席的、《二十三条》那样的四清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尤其现今中国正需要好好地进行一番四清。中国是三十年没打扫的牛圈，肮脏透顶了，必须进行一次大扫除。

　　在那最最晦暗的日子里，父亲曾经三次对我们说：要做好准备，准备他去坐牢。第一次是早上，他出门去上班时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说不定今天出去就不能回来了。”母亲也做好了最最坏的准备。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一旦父亲不测她就去当娘姨。

　　有一天，家里搞卫生，父亲擦窗子。母亲叫我做下手，悄悄地对我说，要我注意点，防止父亲一时想不开，从楼上跳下去。我紧张得不得了，始终把父亲盯着，就是打水搓抹布也是匆匆忙忙的。也许父亲看出了我的顾虑，突然回过头来对我说：“我才不会死呢，死了就说不清楚了，要死也一定要等事情弄清楚了以后。”——这样的人会不是冤案吗?

　　“大四清”工作队经过好长时期的折腾，把父亲账目翻来覆去地检查，为了找出父亲曾经盗窃金刚石的过硬证据，派了大量外调到全国各地，凡是买卖金刚石的单位都走遍了，这些单位的帐目也都兜底翻了一遍，结果还是没有查出一丝父亲出售过金刚石的痕迹。照理来说，这下应该明确父亲从来就没有出售过金刚石，也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把金刚石据为己有的动机了。还应该得出结论，既然没有任何贪污的动机，那么从来就没有贪污过金刚石，多出来的九颗金刚石也绝不可能是贪污，向组织汇报工作绝不是什么“自己交待”问题，更谈不上交待不彻底、不老实。相反应该得出结论：父亲是个工作兢兢业业，责任心特强，要求自己特别严格的好同志，从来就辛辛苦苦地为社会主义作贡献。但他们不是这样做结论，仍然把那九颗金刚石作为“自己交待”的贪污来论处。这一结论就像旧社会的三座大山一样压在父亲的身上。

　　他们到全国外调，光差旅费就花了一万多元。超过了九颗金刚石的全部价值，除了证明父亲白璧无瑕以外什么问题也没有搞出来。如果他们做出父亲白璧无瑕的结论，在政治上倒也是个收获，只是原本不必花那么大的代价，父亲本来就值得信任。可他们不但不作这样的结论，还为自己声辩道：“不能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帐。”——这在政治上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至少，对于无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对于毛主席领导的真正共产党来说，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没有任何意义，纯属劳民伤财。不过对于走资派，对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来说，这个政治帐确实不可小觑，不打击一大批，又怎么能够保住贪官污吏走资派等一小撮?不把广大工人农民打下去，又怎么能够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怎么能够爬到广大工农的头上?怎么能够剥削工农群众，建立起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天堂?

　　邓小平复辟后，“不能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帐。”就诬赖到毛主席头上来了。历来的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都是这样诬陷的。毛主席可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混帐话。以前只有这种说法：“不但要算经济账，而且要算政治帐。”——这完全正确。真正无产阶级的政治帐怎么能不算?经济账又怎么能够不算?就是在《二十三条》里也明确写道：“在运动中，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次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增产，还是减产，是看是否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六条标准之一。而他们，随便挥霍社会主义的财产当然是心不痛的。

　　至于1953年的那块钢，更是沉重地压在父亲的身上，也压在我的身上。凭什么理由说父亲就是贪污呢?父亲和 S在锯缝里省下来的凭什么理由一定要说是资本家的?就算确是资本家的也是对资本家言而无信，吞没本来应该发给父亲和 S的分成的补偿，何况凭什么说这就是贪污资本家的呢?可是我的档案里却一直写着“四清中查出父亲贪污一千多元钱”。这不但是诬蔑，而且进一步夸大其辞。首先这儿连“贪污资本家的”也不写了，这样又可以让人们理解为贪污社会主义的了。其次父亲和 S各分到 800多元，只是长期存入银行加上利息才达到一千多元，可竟然也不做任何说明。以前对贪污罪的处理十分严肃一视同仁毫不容情的。有个规定，贪污上万的要杀，贪污上千的要抓。这样一来，他们就把父亲圈入应该抓的范围里了。

　　——那时不像现在，高级官吏贪污数以亿计也可以不处理或从轻发落，而没有后台的小百姓即使贪污几千元也得从重处理，现在物价飞涨已经远不是过去的几千元了。

　　由于理亏心虚，实在不能算作贪污。所以父亲一方面不能抓，如果抓起来，在法院判刑时毕竟没有什么证据。另一方面 800多元连本带息地全部没收，作为他们“大四清”的成果，但 S钱已经用了，实在不能叫他还也还不出来只好算了。同样的事采用了两套标准，那倒不是我们对 S有什么意见，对 S他们也是做了贪污结论的，而是说明他们不光明正大，给你贪污的罪名又无法全按贪污论处。如果真是贪污，该退赔的还是必须退赔，该抓的还是得抓。由于父亲牵连了 S，所以 S对父亲就有了意见，二十多年的热烈友谊冷了下去。他们给 S还加了其他罪名。其中最最典型、最最荒谬的就是电影票事件。长期以来 S在不脱产下做工会工作，尽管工会已经成了“福利工会”，不再是《二十三条》里说的贫下中农协会这样的工人阶级的队伍，但他毕竟是在利用业余时间为大家尽义务。有一次他去给大家买电影票，一次没有买到就去了两次，够辛苦了吧!事后报了一角六分钱电车费。“大四清”时就说，你明明只买了一次电影票，为什么要报两次电车费?这样就又算是贪污了八分钱，又是“偷针的要变成偷牛的”。大家都明白他确实为大家跑了两次腿，可是说不通。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实在不明白如此劳师动众，人海战术究竟为了什么?

　　由于跑遍全中国也没有得到一丝证据，父亲的工作表现又是人所共知的，人缘极好，而桃园经验打击一大批不得人心，连批斗会也开不成功，绝大多数人不发言。工作队实在搞不下去，又不肯明确地为我父亲做清白的结论，为了面子说什么把父亲“解放”了???!!!

　　——父亲1949年就解放了，还要他们解放?那时如果说有什么新的压迫，那么正是桃园经验的压迫，理应从中解放出来。可他们并不是指这个，不然就应该明确宣布我父亲是清白的。众所周知在真正的四清中“解放”是指宽待有较小贪污的人，而我父亲一尘不染，清白无暇，根本不该叫什么“解放”，也决不是什么“解放”。“解放”两字是继续把父亲打成贪污分子，就像沉重的大山一样是对父亲的继续压迫。如果说有谁得到解放的话，那么正是他们自己，他们制造了冤案又不想得诬陷的罪名，急于解脱出来，于是搞了个折中主义。

　　隐瞒、含糊、两套标准、折中……全都是服从于卑劣目的的卑劣手法。金刚石中最贵的一颗就值2200多元，如果父亲真的贪污了九颗金刚石加上一千多元钱的话，那么至少该抓为什么不抓，总计很可能超过万元了，这是该杀的罪为什么不杀?说到底没有证据上不了法庭。

　　最后，父亲对“大四清”工作队说：“事情终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这是他最后的结论也是最坚决的反抗。那个时期只要有人和父亲谈到这次“大四清”就这样说。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决不会去死，他不明白自己遇到了什么，但却十分清楚，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不会叫他冤沉海底的。

　　历史很快就证明了这一预言。事情果然很快就水落石出了。就在父亲受迫害的第二年，我国发生了一场大革命，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终于揭开了四清运动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真相。据说刘少奇说过，“历史是人民写的”，有没有这回事我们无从知道，他儿女时后的话在法律上不能作为证据，我们只知道刘少奇写认罪书，保证“永不翻案”。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亿万人民群众谱写的一部英雄史诗，宣告了桃园经验制造者的破产和灭亡。即使今天邓贼复辟竭力颠倒历史也是枉然。从斯图亚特王朝到波旁王朝的复辟，哪个改写了人民所写的英、法革命的历史?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在广大革命人民的欢呼声中上了断头台，复辟王朝不但没能成功地涂改这段历史，相反比他们更加遗臭万年，万劫不复。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敌人十分宽大，刘少奇没有送上断头台，但和查理一世、路易十六一样，是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倒台的，一样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不管邓贼复辟王朝如何为他开脱镀金都是枉然。邓记复辟王朝本身也将和斯图亚特与波旁复辟一样遗臭万年，万劫不复，和赫鲁晓夫一起在今后直到永远，成为人类历史上反动复辟的四个典型例子。

　　我的父亲知道真相后气得不得了。他说：“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把我们整下去就可以包庇他们的贪官污吏了?”最后他得出结论：“极坏!!!”就只有两个字，没有更多但说明问题了。确实坏到了极底，亏他们想得出来!从此以后父亲对刘少奇和“桃园经验”就恨之入骨。一直到1987年的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那已经是邓小平的法西斯统治期了。

　　在党的九大上明确地肯定了毛主席的《十条》和《二十三条》，所谓的《后十条》被否定。可是一直到现在为止邓贼当局还把《十条》称为《前十条》，至于伪《后十条》他们也没有胆量拿出来了。就是提到也一定要把毛主席牵上。一手遮不住天，网上还是有人把伪《后十条》公布出来了。伪《后十条》有两个，一个是邓贼在1963年搞的，一个是刘少奇1964年修改的，内容大同小异。就是桃园经验也公布出来了，我看到的已被删节，但仍可以看到问题的所在。这完全是刘少奇的一手策划。据忘光美在《桃园经验》里洋洋得意地供认，刘少奇指示她：“不要先有框框”。乍一看这话不错，我们不是从来提倡打破洋框框吗?但关键在于什么是必须打破的“框框”呢?在“桃园经验”里忘光美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她到桃园大队时，发现从领导到群众都认为桃园大队的党支部很不错，吴臣是个好干部，有一定的威信。刘少奇所要打破的正是这个“框框”，就是说不但当地的领导说了不能算数，群众的反映也不能算数，一切都由着他们颠倒了说才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群众对他们的一意孤行不赞成，开会不吭声，他们就断定为“群众不敢讲话”，依靠极少数“根子”下结论。最后尽管吴臣“还很有市场”却被打成“问题非常严重”的“坏分子”，桃园大队被说成 “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桃园党支部“不是变颜色的问题，根本它就不是红色的。”

　　他们说破“框框”，实际上正带了一个框框来，凡是广大群众和干部说好的，他们就一定说坏;反过来，像关景东，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说不好的，他们就说好。这个关景东原本是刘少奇刮浮夸风的黑干将，1958年和刘挂上了钩，吹嘘多穗高粱可以亩产一万斤，刘少奇还嫌不够高，要他产一万五千斤，他就“尽量争取。”(现在抵赖了，关说他当时说的是2000斤，闭口不谈刘要他产一万五。可是在1958年《人民日报》刘少奇鼓吹万斤铁证如山。)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毛主席力纠五风的春风吹来后，在广大社员和干部的反对下关景东下了台。四清中刘少奇、忘光美又把他捧了上来，强加到广大社员的头上。大队长、党支部委员袁秀英(女)，由于说：“关景东最能吹牛，把刘少奇和忘光美都吹来了。”这就触犯了忘光美，整了她两个月，撤了大队长职务。

　　最可笑的是忘光美居然公开宣布：“吴臣实际上是钻进共产党内的一个国民党分子。”——结论已经先下了。证据呢?尽管“直到我们走，还没查出他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也没有查出他与反动组织或特务组织的联系。”照这样说不是事实啰!可还是毫不知耻地断言：“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这不是和秦桧的“莫须有”完全一样吗?换一个名词就成了：“岳飞实际上是一个反贼。直到我们处他死刑还没查出他的谋反证据。不过，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这种混账逻辑居然还由刘少奇带着到全国各地推销，并由刘少奇到处吹嘘他自己的臭婆娘。

　　按这种混账逻辑，我父亲被整是必然的了。尽管从领导到群众对父亲印象都很好，父亲长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这是“框框”必须破掉。于是领导说的不能听，群众意见也不能听，凡是先进的、工作兢兢业业的职工，就是贪污分子。同样他们事先已带了个框框来，一开始就已经断言我父亲是什么“贪污分子”了。“直到我们工作队走，还没查出他的任何贪污证据。不过，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在这种混账逻辑下，周游全国到处推销，就在全国到处留下了冤案、诬陷案。

　　就是那个时候父亲告诉我们，他在厂里亲耳听到的一件事。有个工作队员打电话向上报告，父亲正好在旁边。他说我查下来实在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某某某有贪污行为。可电话的另一边回答他：“尽管还没有证据，但是我有信心。”就这样，他们不是靠证据而是靠自己的“信心”来给别人加罪。从这儿也可以看到，不是每个工作队员都是坏的。

　　所以说刘少奇的破“框框”本质上就是既不相信大多数干部，更不是群众路线，而是要和大多数干群对着干。依靠和大多数干群为敌的少数人来整一大批干群。

　　为自己开脱罪责时他们又是另一套逻辑了。尽管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证据确实，罪恶累累，但要开脱就开脱，甚至让同伙加老婆的忘光美出来作证，闹了个国际大笑话。他们再也不说：“刘少奇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即使没有证据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没查出来，并不等于没有这种可能性。”

　　刘少奇的另一个“指示”就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就是不讲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按此在桃园大队帮着关景东等坏人整好人，在父亲厂里就给资本家搞“四清”整工人。

　　刘少奇和他的臭老婆还提出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四清运动原本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就是为了对人民的敌人斗争。一个单位如果好人掌权，阶级敌人受专政，群众扬眉吐气，这个单位问题就好办，四清工作队明白了就可以撤走了，不必大动干戈。如果确实坏人当道，那么必然人民受压，首要的问题就是发动群众和坏人作斗争，怎么能够把对敌斗争放在四清的后面?就是清查经济也正是为了打击敌人，对于手脚不很干净的好人，必须和人民的敌人区分开来，怎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冠以“四不清”的罪名来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呢?尤其对于公私分明，一尘不染的好人更不能作为四清的对象。拆穿了讲，这就是他们用“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来代替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把大多数群众和干部都以“四清”的名义整一遍，然后把一些人升级为敌我矛盾，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放过真正的人民敌人。

　　在《桃园经验》里忘光美承认本来群众非常欢迎‘四清’，磨米砍肉，准备接待‘四清’工作队。可是她召开群众大会群众都不吭声，经过她四清还得专门留下人来“巩固”。如果她的“四清”很得人心群众必然发动起来了，新的、好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领导班子也建立起来了，还留什么巩固组呢?我父亲原来也很欢迎四清，没有想到来的是这样的四清工作队。

　　桃园大队原来搞过四清，并经过县和公社验收了，这和我父亲的单位也正是一样的。

　　有人可能会说：“在两个《后十条》里不是都说到依靠群众的吗?怎么能够说他们不依靠群众，不是群众路线，而是要和大多数群众对着干呢?”

　　两个伪《后十条》大同小异，我都看到第四条就看不下去也没有必要看下去了，前四条已足以说明问题。当然不能说这两个文件句句都是谬论，文件中都堆砌了大量的诸如“访贫问苦”、“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坚强的贫下中农组织”那类的话，也引用了不少毛主席的话，甚至还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但堆砌词藻不等于正确路线，问题不在于有百分之几十的话错了，而在于整个体系，不少话孤独看完全正确，纳入这个体系后就有了另外的理解，或者不过是陪衬、官样文章。

　　从这两个文件中可以看到，刘邓的“四清”根本不是什么群众路线，而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

　　他们的第一步就是确定自己的中心地位。一切以这些最大的走资派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步是以自己为中心选择和改造领导人员，就是说省、地、县各级领导人员必须是执行刘邓路线的，不然就“没有资格当领导了”。

　　第三步就是“组织坚强的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就是由执行刘邓路线的领导来“认真选拔”和“组织”。然后整个运动都由这样的工作队来领导。

　　第四步就是由工作队“扎根串连”，选择所谓的“根子”，“根子”必须“立场好”、“觉悟高”、“政治纯洁”，而这必须完全由着他们来解释，由着他们来“吸收”。他们说谁好谁就吸收为“根子”，说谁不好谁就不能当“根子”。总之刘邓的“根子”班底。

　　第五步才是建立所谓的“贫下中农队伍”，这个队伍正是以工作队“扎根串连”选拔出来的“根子”为骨干的。

　　总之以刘邓为中心，改造和建立刘邓化的各级领导，由刘邓化的领导建立刘邓式的工作队，再由刘邓式的工作队“扎根串连”选拔一些听命于他们的“根子”，然后再以这些“根子”为骨干，建立起所谓的“贫下中农队伍”。实际上这就是打着“贫协”旗号的官办组织，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就是这类组织。最后用这样的“队伍”去搞“四清和四不清”的问题。——这是什么群众运动?这完全是从上到下，由刘邓等最大的走资派运动群众，操纵运动。

　　他们所说的“贫下中农协会”自古以来的剥削者都会组织，剥削阶级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选拔骨干，来组织群众，让群众为他们效命。如历来的反动军队大多数成员也是人民群众，甚至是抓来的壮丁被迫为他们卖命，但军队的骨干或者说“根子”则是反动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选拔的。另一方面自古以来的剥削阶级也最怕群众组织起来，所以凡是反映人民群众自己利益和意志的组织他们最最反对，一有机会就要摧残。“聚众”从来就是最大的罪名。所以工会、贫雇农团、贫下中农协会他们最最反对，一般来说决不会让其存在，一旦发现就要取缔。当他们不能明确取缔时就设法变成官办的。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可以不搞工会时就决不允许搞工会，当工会不能取缔时就建立黄色工会取而代之。而共产党搞革命就是要组织和建立工农自己的阶级队伍。全国刚解放，在农村的土改中建立了贫雇农团，工厂建立了工会。但后来贫雇农团不存在了，工会也变成了刘邓的福利工会了，工农实际上已经没了自己的阶级组织。就是这个原因毛主席要在四清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在农村建立起贫下中农协会。而刘邓站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于工农的组织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窃取共产党的名义又不能明确反对，就以自己为中心，建立刘邓化的各级领导以及工作队，到最基层依靠选拔“根子”作为“贫下中农协会”的骨干和核心，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服务。一切必须完全操纵在工作队手里，工作队操纵在各级领导手里，各级领导又操纵在他们手里。

　　也正如此，按照伪《后十条》，“凡不是采取这种方法”建立的贫下中农队伍都不能算数。“一哄而起”的贫下中农队伍都不算数，因为这样的贫下中农队伍没有掌握在他们手里。“在面上不必急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力操纵群众自己建立的组织。甚至其他领导组织的贫下中农队伍也不能算数，否则就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贫下中农队伍当然不能用行政命令建立。可是只要某些地方、基层的领导，真正执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真正依靠群众，领导和协助群众组织起来是无可非议的，这样组织的队伍是应该算数的。组织工人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正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尤其每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任务。刘邓反对的所谓“行政命令的方法”，正是指没采用他们的方法，他们自己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在邓小平的伪“后十条”里共有四个“扎根串连”，刘少奇的伪“后十条”里增加到六个。忘光美的《桃园经验》里有二十九个“根子”，仅仅删节本就有那么多。

　　刘少奇在解放前就是搞的这一套，他不是说过，工人阶级是一把破椅子，不能依靠，必须经过他的“修理”才能“依靠”?1961年刘少奇衣锦还乡，在湖南宁乡搞的也正是假四清的预演。他兴师动众调动大批的干部迫害大多数群众信赖的好干部彭梅秀致死，信任和依靠大搞浮夸和刮“共产”风被当地干群赶下台的坏人王升萍，又是这个坏人危言耸听地说大跃进要搞得“人死路绝”。

　　这一些和毛主席的《十条》和《二十三条》有什么相同之处?难道能够把按照刘邓的伪《后十条》和《桃园经验》犯下的罪行强加到毛主席的《十条》和《二十三条》上吗?毛主席所以在《二十三条》里特别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明确了革命的敌人，也正是为了防止他们把矛头向下转到大多数群众的头上。

　　真正的群众运动必须一切从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出发，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真正的共产党人，首先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自己也必须在群众运动中改造和提高自己。在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时必然采用以点带面的形式，作一示范，然而让大多数群众自己去判断，如果示范确实反映了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大多数群众必然会跟着干起来，就会自己组织起来。而这样得到群众欢迎、反映群众利益和意志的组织，真正的共产党领导又必然会积极支持，予以承认。

　　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群众路线。

　　首先必须让工人和贫下中农广泛地组织起来，先看有没有。应该承认无论工人还是贫下中农中当然可能混进一些坏人，会有一些冒牌货，但充其量极少数。无论如何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工人和贫下中农是真的，是革命的主力军。哪些人是好的，哪些人是坏的，哪一些又是冒牌货，群众最最清楚。只要群众组织起来了就好办了，经过一定时间群众自己就会把极少数混进自己队伍的坏人和冒牌货清洗出去的。也不否定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以前，可能出现一些被人操纵的“工农组织”。但是刘邓自己首先就是要操纵工农的组织的。群众最最明白哪样的工农组织是真实的，代表自己利益和意志，哪样是假的，只要放手让群众发动起来，自己就会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在四个月里，湖南的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差不多组织了湖南全体农民的一半。毛主席当然对于湖南农民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可以肯定这一千万农民没有一个农会是靠毛主席“扎根串连”建立的，毛主席直接插手的也一定很少。共产党当然起了领导作用，但大多数农会是农民自己组织的。

　　不是说这样“一哄而起”的农会队伍就是极纯的，许多农民甚至一时搞不清不应该吸收富农入农会，但绝大多数农会还是代表了贫雇农的利益。也不是说地主富农不会操纵组织假农会，但在斗争中，随着农民的广泛发动最后受到斗争的正是地主。不管怎么说贫下中农协会既然其成员限于贫下中农，首先就把大多数地主富农排除在外了(大革命时湖南的富农是自己把自己排除在农会以外的)。除非外来力量的干涉，否则贫下中农就可以在协会里占优势，并逐渐地把混进贫下中农队伍的地主富农和坏分子驱逐出去。

　　正由于刘邓路线严重地破坏工人和贫下中农的阶级组织，或者改造成官办“贫协”、福利工会，所以毛主席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福利工会撇开，让工农群众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在刘邓垮了，他们的路线垮了后，还会出现新的代表资产阶级的路线来摧残工农的组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工农的组织不但建立时就有人破坏打击，建立后也一直有人破坏打击，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甚至在工农组织中拉一派打击一派。文化革命胜利不久，工农的组织大多又被摧毁或者徒有其名了。如1970年我到四川南充后，我们厂革委会四年里没有开一次全委会，有的官僚甚至可以猖狂地说：“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也得由我们说了算，我们可以不要你来当代表，另外让人当代表。”1974年批林批孔时才不得不开了一次全委会，后来再没有开过。工人的造反队全都被整垮了，1973年才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重建工会，但是这一工会仍然不代表工人阶级自己，选举完全是官方操纵包办的。当受到工人反对时，南充市的“工人代表大会”不敢在南充开，要到郊区某个秘密地方去开，大多数工人根本就不能过问会议过程。这样的斗争并不因为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解决了，就是再搞二、三次，四、五次文化大革命，还会有人要这样做的。只有阶级以及产生剥削阶级及其思想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及其支配下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彻底消灭后才能解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