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一个极普通工人的家史（四）

作者：曹为平发布时间：2023-02-04 08:11:06 来源：民族复兴网字体： 大 | 中 | 小

1958年天津新华区老大娘运动会　　杨克　摄

　　我1958年9月才满十二岁，正是秋收时节。报上报道的农村试验田产量越来越高。后来突破了一万斤。十二岁的孩子，又从小在上海市生活，知道什么?当时什么都是热火朝天的，自然信以为真了。后来又是三万斤，我们又是一片惊喜。但不久以后，听到父亲和其他大人们在说，亩产万斤粮是假的，毛主席批评了。说是有人写信攻击他右倾，说你在农业纲要四十条里规定十二年内，粮食南方达到800斤，北方500斤，而我们已经多少斤了。毛主席回信要他们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么多?如有就算我右倾。但如你们能在十二年里达到我制定的农纲，我就谢天谢地了。这是我亲耳听到父亲他们说的。

　　不仅我父亲，许多人都在说。那是在1959年。浮夸当然是不应该的，在大跃进中越是干劲十足认真做事的人对浮夸风越是痛恨。尤其使父亲和大家气愤的是，那伙人在收到毛主席回信后，只是在群众中读了一下，一不学习，二不讨论，也不改正。

　　当时还听说，“有人”反对传达毛主席的《党内通讯》，说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就说“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但没人说“有人”是谁?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知道了不是别人，正是刘邓他们。最最荒唐的是，“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竟然成了毛主席搞浮夸风的罪证了???!!!

　　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彭德怀“出问题”了，说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1958年10月16日下午1时，刘少奇副主席、王光美一行，经山东济南、江苏徐州，乘车来到安徽濉溪县卧龙人民公社。社里群众请刘少奇等人品尝准备好的特产黄梨，王光美拿起一只，用小刀削好，切下几块递给刘少奇。刘少奇吃了之后，说道“味道很好嘛!”。座谈会结束后，刘少奇来到田埂，濉溪县委书记许彩文说刘主席来看望大家了。还拿过一把镰刀，装模作样地割起稻子来。刘少奇问收成还可以吧，有人说，早稻、晚稻都是丰收，亩产有的打1000多斤呢!(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大跃进中群众做了那么多事情都错了?这实在使大家无法接受。大人们也感到奇怪，他们都认为“朝廷”里的事情决没有那么简单，不明白彭德怀究竟为什么要出来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让一个国防部长就这么下来。我就亲耳听到父亲和一些人在议论，他们认为大跃进理所当然是好事，不相信彭德怀会反对大跃进。有的人就到处去寻找原因，全是捕风捉影。我亲耳听到一个人说，在炮轰金门马祖时，彭德怀给台湾的信中开口闭口就称蒋介石是：“你们的领导”，于是认为彭德怀在这个问题上错了，认为这是他罢官的原因。现在看来这很可笑，文章是毛主席写的，以彭德怀出面。还有人说，镇压西藏叛乱时彭德怀派出了轰炸机，国外反应强烈，他们认为兴许是这个问题。这也很可笑，我们中国惩办分裂祖国的叛乱，是我们的内政，外国人凭什么干涉?美国到处在轰炸侵略别人，倒有理了?

　　答案很快就来了。我们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在大会上告诉我们，彭德怀的问题是反对刘少奇——刘才当国家主席。上海量具刃具厂也是这样传达的。其他单位也都是这样传达的。传达说，彭德怀在1954年就和高岗一起反对刘少奇，做了检讨又不服气，这次又出来反对刘少奇。但都没有中央文件，口口相传下来的。

　　于是大家知道了，彭德怀是因为反对刘少奇下台的。大跃进自然得继续。

　　但后来出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反右倾开始扩大化。还好，由于柯老的领导，上海没有整得人人自危。破坏多少还是有一些，一些领导不谨慎了，弄虚作假更厉害了。

　　父亲厂里领导搞了一个“生产自动线”，工人们称之为“生产自动死”在上海话里“线”和“死”都读做xi。我父亲就很气愤，对领导有了意见，我在家里听他说过，他就称之为“生产自动死”。

　　这些骂“生产自动死”的工人们都不是反对大跃进，父亲就很积极，许多工人还是技术革新能手。还是那句话，工人农民眼最亮、心最红，香花毒草分得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才是真正的大跃进应该坚决拥护积极参加，什么是弄虚作假应该反对，他们最最清楚。　　

1958年秋，邓小平与彭德怀。(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除此以外，1960年还有利润挂帅，当时叫钞票挂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由于大型游标卡尺产值大，利润高，安排厂里生产不是根据国家的需要，不是服从国家的计划，或者不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制定计划，而是盲目追求利润。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利润高，为了“先富起来”就“发挥优势”优先生产大型游标卡尺。父亲跟我们说，那年生产的大型游标卡尺可以在全国使用二十年。这些游标卡尺最后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父亲也没说过。但后来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有人不管个人安危“以革命的名义”告了他们一个领导(女)的状。该领导把一大批产品廉价处理了。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的先声。而父亲和工人们对于这种“钞票挂帅”的反对也是文化大革命批判“利润挂帅”的先声。如果能够看到这些现象，对后来为什么会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奇怪了。上海还举办了一个展览会，会上展出大型游标卡尺每把处理价不过六分钱，光盒内衬垫的丝绒就可以做两件旗袍，不知有关领导如此廉价处理是不是为了养育贪官污吏有利可图?如果是的话那么四清运动的必然性也见到了。在上海没有第二家生产游标卡尺的厂，我估计正是父亲厂里盲目生产的。1960年一些当权派决策盲目生产，过一段时间另外一些当权派又盲目地廉价处理。复辟以后，我看到邓小平报上攻击大跃进的文章，把那个时候出现的类似情况都毫无根据地归罪于大跃进。据说人民群众积极性大提高生产大增长的大跃进中，生产的都是这类积压品并在最后报废。在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真正造成浪费的钞票挂帅，或者说利润挂帅却百般维护，对文化大革命对利润挂帅的批判大肆反攻倒算。其实钞票挂帅根本就不是大跃进造成的，一九五八年还正式批判过钞票挂帅。倒是那个被群众“以革命的名义”搞倒的领导，可以在复辟以后哭诉她是最早的文化大革命的被迫害者。想必邓小平复辟后她一定平反了。

　　还是一句话，工人农民眼最亮、心最红，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于1960年厂里生产继续跃进父亲从来没有意见，他仍然兢兢业业。但利润挂帅一来，白白耗费了工人的心血，他们就不满意了。他们也许不知道左倾、右倾这些叫法，当时也没有听说过“利润挂帅”，但他们知道不管叫什么，这样做是错的。

　　钞票挂帅，或者说利润挂帅不但工厂有，农村也有。1960年上海蔬菜大丰收，从产量看增长率确实很高，但下半年上海人民的菜篮子就单调了。父亲告诉我们这是“钞票挂帅”的结果。菜市场清一色地都是胡萝卜。原因正是前两年种胡萝卜“来钱多、富得快”，农村就“发挥优势”大家都光种胡萝卜，不种其它蔬菜。结果胡萝卜太多卖不出去价格直线下降，以至于后来一些质量差的还不要钱，菜市场堆在那儿，谁需要就可以去拿。最后还是有许多烂掉。　　

　　1958年10月8日至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等人陪同下，在河北省城市和农村进行了视察。1O月8日，邓小平一行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万晓塘陪同，视察了天津专区霸县胜芳镇人民公社和天津市郊区新立村人民公社的丰产稻田。胜芳公社水稻试验田号称亩产11万斤。新立村人民公社位于天津市东郊，以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驰名中外”。(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上海遵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策，允许农民有一小块自留地，让农民种植自己吃的蔬菜或其它作物，也开放自由市场，农民自留地里的产品有余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出售。农民自己吃菜当然不会光种胡萝卜。随着上海人民生活的单调，于是自由市场里多品种蔬菜价格就飞速上升了。“钞票挂帅”种胡萝卜并没有谋到利益，许多农民出售自留地的蔬菜倒发了小财。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有的农民不再安心集体劳动，而是弃农搞起了长途贩运。对于农民中的这种情况原本应该教育，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不但不教育，不是让农民安心于集体生产，反而鼓动“三自一包”大拆集体生产的台脚，弃农经商之风泛滥了起来。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土地大批地荒芜。这就造成了农业大减产和大饥荒。——说大饥荒是相对于解放后说的，相比之下，解放前年年都是特大饥荒。

　　现在邓小平集团、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都把饥荒归罪于大跃进。在上海1958年和1959年根本就没有任何饥荒的样子，1960年上半年也没有任何饥荒的样子。浙江大致也一样。1960年我乡下的阿姨到上海来，没有听说，也没有看到有任何饥荒的迹象。人心开朗，没有任何愁眉苦脸，也没有听说生活水平下降。但上海在1960年下半年确实出现了供应紧张，最主要就是蔬菜品种单调。1961年上半年也还仅此而已。有人可能会认为上海得到了国家特别照顾，可浙江农村难道也得到了特别的照顾。1961年浙江杭州在饭馆里吃饭还不收粮票，上海却已经收“就餐券”了，后来改为粮票。所以至少把上海农村和浙江的饥荒归罪于大跃进是毫无根据的。直到现在我才知道，1960年浙江省还确实是个大灾年。那年台风十一次登陆，这是历来罕见的，至少解放至今还未有过第二次。全国从黑龙江以下到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一路下来发生了大台风，带来了大暴雨和大洪涝，而以浙江省最为严重。但宁波和我叔父所在的余姚一带没有发生什么大饥荒，甚至没有听他们说台风带来了严重灾害。这不是没有大天灾，而是大跃进发挥集体力量，“人定胜天”和天灾斗争，经过抗灾大大地减轻了台风和洪涝的危害，大跃进减灾抗灾功不可没。倒是“三自一包”风一来，带来了大减产和大饥荒，人祸确实比天灾更厉害。现在的反共疯狗如金辉之流造出了诸如“旱涝相抵，大洪水加大干旱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抗灾减灾有罪，没有成灾就是没有受灾，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遇到灾荒不叫苦，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等等奇谈怪论。只能说明他们出于政治需要不择手段地编造。

　　1961年又有一个亲戚到上海，他是来跑单帮的。那时夏天，我们睡地铺，正在地上坐着打牌。从他所说来看，宁波仍然没有任何饥荒迹象。他说现在农村的人都不想种地了，几乎家家户户跑单帮，只有老弱病残不能走的才在家。现在我们是“黑进黑出”。——通过跑单帮赚钱，然后到黑市去买需要的生活资料。

　　父亲问他那么明年怎么办?他也承认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但是现在大家都在跑单帮，谁不跑谁就吃亏，大家明知这样下去不好，也只有这样办，至于明年，只好到明年再说。

　　不管邓小平集团、反共分子、右派分子怎么说，不管他们如何吹嘘“三自一包”，也不管他们对大规模的弃农经商如何涂脂抹粉。眼最亮、心最明的还是工人农民。他们最最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将造成严重的后果。父亲就知道，就是那位跑单帮的农村亲戚也明白。

　　果然到了第二年，1962年上半年我那亲戚苦不堪言，整个宁波农村苦不堪言，也许整个浙江苦不堪言。正是大规模弃农经商造成了农村土地大批荒芜或者种应付地，自由市场也已没有多少东西可买卖了，跑单帮风自然减缓了下来，已经没法“黑进”了，农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的境地。别的地方我不敢多说，但可以肯定，宁波就是跑单帮才造成了饥荒。——这是人祸不是天灾!1960年大台风没有带来饥荒那是大跃进抗灾减灾有大功，没听说1961年宁波有天灾，那就是〇分天灾，十分人祸！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接替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家主席)，及国防委员会主席(即现在的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国政坛第一号人物。毛泽东退居二线，成为名义上的领袖。1959年至1966年的“浮夸风、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四清运动”，正是在刘少奇主政期间发生的灾难。(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现在的邓修分子、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对于当时存在大规模的弃农经商并且使得田地大批荒芜或种应付地闭口不谈。好像根本不存在。我把本文的本部分贴到一个右派网站上，那些人居然否定有过大规模弃农经商。有个小右说：“所有生产资料全都掌握在政府手里，他们拿什么经商?”还有一个小反共分子说：“那时候难道已经开放了户口政策?人民已经可以自由迁移了?”真是不知道他们是极端地无知呢?还是故意捣乱?弃农经商和户口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到买卖生产资料。我那亲戚就是农村户口跑单帮的。当时大批农民跑单帮都不是中央的正式政策。正式政策是努力制止长途贩运、弃农经商的。只是各地的走资派以及他们的主子刘邓煽动弃农经商。在那个时候，上海的火车站一片混乱，船码头也是一片混乱，火车上挤满了人，轮船上也挤满了人，大包小包的。在那时到处可以看到有人在贩卖东西，不光我们家，我们那幢楼就有好多家走进亲属朋友，跑单帮到上海来的。甚至上海居民也有人去农村套购东西到上海来卖，发点小财。那个时候只要柯老在上海，市委就要发文件紧急煞住弃农经商和长途贩运的风，劝农民回乡生产，柯老一走就有人放任自流，前后多次，所以也始终刹不住。1962年由于土地荒芜终于到了没有什么可以买卖的地步了。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弃农经商的风嘎然而止。但是自由市场仍然允许存在，上海不但以后从来没有制止过，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仍始终存在，就是大跃进也曾经有过(至少后来存在，1958年是否允许不清楚)。可是那些人居然颠倒黑白，硬要否定存在过弃农经商之风。邓贼复辟说文化大革命禁止自由市场，还有批判“三自一包”就是要取缔自由市场，那是瞎说。“三自一包”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定义最早是由周总理三届人大讲话时提出的，是指“多搞自留地(不是不准有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不是不准有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而邓贼故意把“多搞”两字贪污了。所谓“多搞自由市场”就是煽动弃农经商长途贩运。至于农民把自留地的产品，自己吃不完拿到自由市场去是允许的，自己养的鸡鸭和生的鸡蛋也是允许上市的。如果说有谁在这个问题上故意捣乱，那么我看到过。1976年批邓，赵紫阳正统治四川，他们曾经发下一个文件，对自由市场的产品价格都加了限制，规定什么东西价格不能超过多少。这纯是胡闹，故意给批邓抹黑。中央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当时上海也没有这样的规定，不是说上海是“四人帮”统治吗?我当时就说：“这根本就不可能，既然是市场，就会按照市场规律来决定价格，谁能够硬性规定?”赵紫阳这样一规定，不但没有限制价格，反使得自由市场价格飞速上涨。害得我老婆生孩子时鸡蛋要买0.125一只，最贵一次0.15元。　　

　　1959年10月1日，北京西绒线胡同51号，“四川饭店”开张营业，招牌由郭沫若书写。这家占地1万平方米的饭店，由四进的四合院与后花园组成，原为绵勋贝子府，建国后为监察部办公地。1959年4月监察部要撤销时，北京副市长万里，找到监察部钱瑛部长，要下来开四川饭店。因为一帮在京四川籍国家领导人，嚷嚷着北京吃不到正宗的川菜，周恩来就批了这个地方。各种调料、辅料、曲酒、茶叶甚至大米、炊具都从成都运来。连服务员都是讲四川话的川妹子。内园仅对高级干部和外宾开放，不光有吃的，还有洗澡、搓背、修脚、理发和娱乐的地方。这家饭店的东家是四川省委办公厅，但有关饭店大小事却得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做主。文革前，李井泉每次上京，都在这里请客、谈话。邓小平、陈毅、贺龙、杨尚昆等人常来，在这里吃饭、打牌、聊天都很方便。文革时，红卫兵把这家饭店称为“大走资派串联的裴多菲俱乐部”、“李井泉的情报站和联络站”。话说得难听，其功能与事实倒也相差不远。老板娘朱慧（金映光夫人）文革受审查时，宁可受罪也不“乱咬”。1973年3月10日，在周总理和众多老革命的关怀下，四川饭店重新开业。许多复出的老革命都到这里欢聚。邓小平喜欢炒豌豆尖、樟茶鸭、豆渣鸭脯；杨尚昆喜欢樟茶肉和干烧桂鱼；董老喜欢吃宜宾糟蛋。老革命们年岁大了以后，出来不容易，就点名叫上喜爱的四川饭店大厨上他们家里去。【1975年底，毛泽东主席针对资产阶级复辟问题，说了这段话：“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上为超级工程一览配图资料)

　　不但宁波，1961年江苏、浙江还有上海农村并没有1960年那样的灾害。农业生产却达到了低谷，就是因为他们环绕着上海，弃农经商特别严重，造成了大批的土地荒芜。大规模弃农经商风的经济原因是1960年的钞票挂帅造成了上海等城市人民生活的单调，政治原因则是刘邓路线。

　　下面是上海、浙江、江苏的一些农业统计资料，出自邓小平复辟当局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不无篡改，但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笔者已经全部下载并且编辑成册，凡需要者可以来信索取。Email：CaoWeiping469@yahoo.com.cn　　

缺养猪量，这是邓小平最最忌讳的。因为“十年浩劫”养猪量增长迅猛，复辟以来增长缓慢，甚至徘徊下降。所以最好不公布。　　

1959年6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58级数学系学生，在嘉定黄渡参加夏收夏种劳动。(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可以看到，上海、江苏、浙江的农业问题主要是在1961年和1962年。资料中，农业总产值不知道是怎么算的。如上海市1961年粮棉油水产品均减产，不知为什么总产值反而依然创历史最高水平。江苏省，1962年除粮食比1960年略微高以外其余均相差甚远，农业总产值也反而创历史最高水平。1961年浙江省所有的产品产量均比1960年低，总产值反比1960年高。1958年粮棉水产品均创历史最高水平，仅仅油糖减产，总产值就下降了，和1961比这中间显然有猫腻。这只有邓小平集团才明白。即使如此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海市在柯老领导下，大跃进三年农业很好，粮食产量1958年和1960年均比1957年有很大增长，1959年(气候不明)有所减产，第二年尽管也有严重的台风洪涝却立即回升，可见不是什么大跃进破坏，而是其他的偶然因素。水产品连续三年均创历史最高纪录，油料连续三年增产，有两年创历史最高纪录，增长幅度均很大。只有棉花1960年因台风多雨产量低于1957年仍高于1956(按照邓小平篡权上台后对复辟时期农业的说法就叫做第四个高产年)，但是1958年不但棉花创历史最高纪录，而且比1957年有极大幅度的增产，高达36.4%，实属特大丰收，1959年产量仍然比1957年高。尽管上海大建设中占了大量土地，大跃进三年粮、油、水产品均比社会主义改造的1955到1957年三年要高，棉花接近。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三年比，那就全都更高了。因此总的来说上海农业就是大跃进的三年。

　　浙江省1958年丰收，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高，1960年虽然遇到大台风和暴雨，仍然比1961年高。棉花连续三年创历史最高水平，包括1960年尽管台风多雨仍创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增长幅度很大。水产品也连续三年创历史最高水平。1959年油料创历史最高水平。总的来说1959年只有粮食略有减产，其他均增产，棉、油、水产品都创历史最高水平。大跃进三年里浙江农业情况总的来说是好的。

　　相比之下，江苏省要差一点，1958年秋刘少奇曾到江苏瞎指挥。1958年江苏也是较大的丰收年，粮食比1957年有很大增产，棉花、糖料创历史最高水平。1959年和1960年粮棉油均减产，但比1961年还是要高得多。1959年糖料创历史最高水平，并且增产幅度大得惊人。不知道是种多了，还是数字错了?如果数字错了，比如实际1.42万吨，那么大跃进三年糖料就可能连年创历史最高水平。水产品也连年增产。

　　最最差的根本不是大跃进，正是搞“三自一包”的1961年和1962年。1961年两省一市粮食普遍减产。上海好得多，但江苏、浙江全是最低谷。江苏倒退十年到1951年以前，浙江倒退九年到1952年以前。和曾希圣“包产到户”的安徽省以及李井泉偷偷搞“三自一包”的四川省比，虽然还不至于跌破解放前的1949年，下降趋势是一样的。1961年上海棉、油、水产品全部减产，而且减产幅度较大。油料、水产品到了低谷。由于1962年上半年是“三自一包”刮得最最严重的时候，上半年决定的棉花产量在1962年仍是减产到了低谷。江苏除了油料略有回升外，棉花、糖料、水产品普遍减产。如果考虑到1960年棉花受到台风暴雨的影响，那么1961年的回升也就不稀罕了。但1962年竟然继续大幅度下降，不到1959年产量的一半，到了极低谷。浙江省棉花、油料、糖料、水产品都减产，而且减产幅度很大，油料、糖料、水产品到了低谷，1962年才回升，夏天决定的1962年棉花也是继续减产到了低谷。1957年浙江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是459.6万公顷，经过大跃进的大规模建设占地1960年还有452.6万公顷。1961年名义上播种面积440万公顷，已经大幅度下降，实际情况更糟，那是春天早已播下了种，后来种应付田而已。到1962年竟然猛然下降到419万公顷，1963年也仅仅恢复到421万公顷，以后逐年上升到1965年为441.3万公顷，1970年才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到463万公顷。这中间虽然原因很复杂，大规模弃农经商显然是主要因素。江苏省1958年播种面积849.5万公顷，由于该年刘少奇去瞎指挥叫他们少种，1959年播种面积大幅度下降达到低谷仅767.7万公顷，这是1959年江苏粮食减产的一个主要因素。经过毛主席努力纠正，1960年即大幅度回升，超过了1958年达到866.6万公顷，但是1961年也下降，为864.9万公顷，但是1962年又一次大幅下降到了858.9万公顷，显然和浙江省一样大规模弃农经商是个主要的因素。但是江苏省还有刘少奇瞎指挥重开运河的因素，所以尽管1963年粮食拉了上来，播种面积一直到七十年代才超过1958年。总之这两省一市在1961年是严重减产年。即使上海也受到“三自一包”的严重影响。青浦县是陈云亲自插手“包产到户”的地方，结果减产，松江县也是这样。其他县也实行了“物质刺激”的评功记分方法。　　

1959年8月，广东顺德县北滘公社社员抢收被淹的早稻。新华社记者吕厚民摄(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由于柯老坚决刹住“三自一包”的歪风，总的来说上海农业在1961年受的破坏远比其他地方小，1962年迅速好转，粮食和水产品创历史最高水平，浙江回升不及上海，江苏除粮食外谈不上回升。而且，粮食产量不但1961年比不上1960年，1962年也比不上1959年。1960年有干旱又有大台风及暴雨洪涝，1962年上半年只有三自一包。

　　由于受气候的影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计较单独一年的增产或减产，而是几年一算的。大跃进三年，我们就按照三年一算吧!

　　在1961到1963三年里，浙江省生产了2203.3万吨粮食，比大跃进三年2233万吨少了1.33%，江苏省生产了2984.1万吨粮食，比大跃进三年3080.95万吨少了3.14%，只有上海才超过大跃进三年。即使如此这两省一市还都是靠了1963年才达到这个水平的，不然情况更不妙。毫无疑问，大跃进三年比六一年和六二年情况好得多，农业最糟糕的是“三自一包”的年头。如果按照国际上年平均应该递增2.5%来计算，三年就应该递增7.7%。浙江省这三年和大跃进比应该多收170万吨粮食，实际却少收了30万吨，江苏应该多收230万吨，实际却少收了96万吨。一进一出，这两个省少收了520多万吨粮食。已经有不少人揭示，1962年如果说比1961年好的话，也仅仅是秋粮好，上半年是最最糟糕的时期，那年夏天由于夏收减产，以及工业在下马风下大幅度下降，刘少奇也沉不住气惊呼中国经济崩溃了。可是现在他们居然把局势好转归功于“三自一包”。说成1961年就摆脱了饥荒，说成1958年就是饥荒。我没有找到夏收作物的资料没法比较，但在夏天定局的棉花和油料显然很糟糕。也许正是为了掩盖真相，所以邓小平复辟当局拒不透露我国历年的夏粮产量。1962年秋天，毛主席已经开始反击，并且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由于该年秋粮增产幅度较大，毛主席高兴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这句话的来历。

　　安徽、四川的农业也是以1961年最低，这两个省的粮食产量甚至跌破了解放前。是包产到户最最严重的省，也是我国饥荒最最严重的省。邓贼的数据照样说明了问题，这儿不讨论了。

　　1963年才真正全面回升，1964年到1966年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甚至连年创历史最高水平。在这些年“三自一包”早就刹住了。不是别的，正是“三自一包”严重地破坏了这两省一市的农业，而尤以大规模地弃农经商为烈，不像安徽、四川以“包产到户”为烈。这两省一市的饥荒主要就是1961年和1962年的“三自一包”造成的，是人祸不是天灾。饥荒最最严重的是1961年到1962年，以1962年上半年为最烈。1963年上半年还是轻度饥荒。

　　1961年秋，我国粮食到了最最困难的时候，上海开始以工种定粮。父亲身体魁梧力气大劳动强度又大，粮食定量由49斤减少到了35斤后，付出的仍是重体力，所以一直感到肚子饿。我们正在长身体也老是感觉到肚子饿。我就饿过肚子，1961年下半年开始饿肚子到1962年上半年最为饥饿。所以上海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既不是中央的正式说法“困难时期”，也不叫“三年自然灾害”。一般就称之为1962年。1963年还没有完全走出饥饿的阴影。——这不奇怪，看看1962年浙江、江苏粮食产量不如1959年就明白了。

　　上海饥饿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农民大批弃农经商，上海农村的菜地大批荒芜或者应付种植。1961年下半年连胡萝卜也没有了。上海蔬菜也开始严格地低水平定量，每人每天只有二两，我们一家五口只有一斤，而且大多数不是好菜。由于进口的粮食是价格低廉的面粉，习惯于吃大米的上海人定量只占30%，其余主要是面粉，另外还有一定量的山芋。煮的刀削面或面疙瘩，蔬菜在上面飘着就好像几根葱。就靠那些面粉怎么吃得饱呢?最最为人们喜欢的是卷心菜外面的老叶子，美其名曰“光荣菜”，因为它像一朵花，正常年份是喂猪的，大家喜欢的原因是含有比较多的淀粉。1962年有一天不知道怎么会让弟弟去买菜，全家一个星期的菜只有半篮子，他一个人就拎回来了。母亲看到他上了当全是有药腥味的劣等菜，气得她骂了他一顿。说来也作孽，他才12岁呢!可这是一家子一个星期的菜，也不能怪母亲。为了防止出现浮肿病，据我父亲回忆，上海那个时候豆制品比较多，当然也是定量的。因为浮肿的主要原因是严重地缺乏蛋白质，除此以外还把豆渣分发给各家，我们家中把它和面粉混在一起做饼吃。所以上海虽然肚子饿，浮肿病倒没有听说过。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听说的。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在柯老领导下严格地禁止了弃农经商，组织农民种好蔬菜，当年“一抓就灵”，1963年蔬菜产量大幅度拉了上来，就不再定量了。尽管粮食定量没有增加，饥饿感却减轻了好多。对于1963年的蔬菜大丰收还有一首歌，至今我还唱得了几句。

　　今年蔬菜大丰收，哟哟，社员个个喜心头，哟哟，一年四季忙田头，样样蔬菜啊才呀才丰收。蔬菜送到城里头，工人吃了有劲头，机器送到伲田里头，社会主义有奔头。

　　吸取那次教训，后来上海就严格规定了每年各种蔬菜的种植面积和各种品种，再也不许钞票挂帅，自由种植了。请主张“自由选择职业是基本人权，他人不得干涉”的先生不要见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蔬菜的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40万亩。所以再也没有缺过蔬菜，品种也一直齐全。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到农村后看到“没有自由和人权”的农民们，蔬菜种植连年丰收，收入稳定增长，不像六十年代初那样在一场疯狂以后落得个一无所有了。邓贼复辟，又一次提倡“发挥优势，先富起来”，上海的蔬菜种植面积一下子栽倒18万亩，从1979年到1983年再也没有恢复，所以上海人民再一次地感到蔬菜少了。后来不知什么措施蔬菜又多了起来，但是价格大幅度上涨了。1981年我回上海时，父亲告诉我，现在上海蔬菜和1962年是一样的。上海蔬菜种植面积由40万亩下降到18万亩就是他告诉我的。1985年我回上海蔬菜倒不缺了，但是人们抱怨的是价格猛涨。父亲告诉我，上海人民抱怨说：“江泽民三把刀，一把切菜刀，一把理发刀，一把修脚刀。”就是指蔬菜、理发和洗澡大幅度地涨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