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一个极普通工人的家史（二）

 

　　出席工交群英会机械系统的代表在合肥矿山机器厂工修车间工具二段，参观工人创造的花鼓筒自动凿孔机。用这种生产花鼓筒可提高工效十倍。1960年摄。马昭运　摄

　　解放初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是那时蒋匪经常来轰炸，我们就躲轰炸。那时也没有防空洞之类。因为我们家的房子不好，怕在爆炸的震动中垮下来，所以我们不过到楼下去，如果炸弹直接命中那也跑不脱。最最使我母亲气愤的是，差不多每天中午吃饭时，刚端上碗警报就响了。父亲历来很少说话。但母亲就每次要说，我亲耳听她说：“真正作孽，自己亡国了就亡国了，弄得我们饭也吃不成。”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亡国。二·六轰炸后，我们点了一个多月的煤油灯。蒋匪自己亡国了，就要老百姓给他当陪葬品。

　　第二件事是，解放后共产党救济贫困人民。

　　我们楼下有个老太婆，姓杨，我们叫她杨妈妈。依靠给别人洗衣服过日子，生活很苦，连房子也住不起，就在楼梯转弯处搭个灶煮饭，检点垃圾当燃料。晚上和她的孙女睡在楼梯下面木头搭出来的宽不到一米，长不到两米的地方。母亲和她吵过好几次架，但总是吵不开。原因是她嘴巴臭经常骂人，但心特别好。最大的好心便是她的孙女是她收养的弃婴，和我正好同龄。弃婴的父母也是解放前生活极端困苦才迫不得已把她遗弃的。却被苦得自己都没饭吃的杨妈妈收养了。就是母亲和她吵架也往往从好心开始的，所以每次吵架后，母亲总要说：“唉!这个老太婆就是嘴巴臭了点，心倒是很好的。”我亲眼看到，好几次母亲有一点吃的送给她，或叫她的孙女来吃。解放后共产党发救济米，她们俩人每月八元(折算成1955年人民币，下同)，那时米一元钱八斤，可买48斤，人平24斤。1994年我们四川南充，下岗工人每月下岗费不过50元，只能买40斤米。有一对夫妇都下岗，只有100元，却要供养上面的母亲和下面的儿子，平均每人才20斤。所以我说：“现在的下岗工人还不如解放初吃救济米的贫民。”大概1952年春节吧!政府发给她们一刀肉，十斤年糕。我们听说了马上下楼去看。另外有一家原是个资本家的小老婆，生了两个孩子，后来资本家把她们母子都遗弃了。从此她们也成了极端贫困的家庭。那个母亲也是靠洗衣服勉强过日子。每顿饭不过一把米加上一把盐煮煮，两个孩子天天都是这样吃的。解放后，共产党发给了她们每月11元的救济。第一次领到救济金时，那个母亲买了一块豆腐，打了一斤酱油，把豆腐用酱油拌一下给两个孩子下饭。她去放酱油瓶，回来两个孩子就已经把豆腐抢得精光，他们从来没吃过如此好吃的东西。这些事情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几乎人人都说共产党好。当然蒋匪余孽不会说好。

　　现在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分子都动不动就说大跃进饿死了多少多少人。但在1958年我倒确实听到这样一个事情。有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在解放时是怎么活出来的?解放，那儿发救济米，但不是他们自己来领取，而要干部背到他们家中。不仅如此，他们已经躺在床上不会动了，干部必须帮他们生火，把粥煮好，然后一口一口地喂到他们的嘴里。如再稍微晚一点解放，他们就饿死了。解放前饿死个人真的人见人惯，连狗都不如。上海的资本家就有人说，在上海滩找一百条狗不容易，找一百个工人就不难。现在复辟也又成了现实了。尽管现在到处有人养宠物狗，但如果要一下子找到一百条狗真的还不容易，如果说某企业需要工人，只要发个广告，就会大批地来了。

　　最近我把本文部分内容在网上发表后，有个蒋匪余孽、反共右派看到我读大学时伙食费15.50元，中午晚上顿顿吃荤，竟然说：“那时候，工人的工资就二、三十块。还要养家糊口，一个人的平均消费也就只能是三、四块左右”说我是：“一个人就吃掉了四、五人的生活费，真的很有钱”——如何对待这些发了狂的反共疯狗呢?伙食标准是国家规定的，又不是我自己决定的，六十年代大学生伙食费都必须15.50元不能例外，不是我一个人才如此。一般职工工资也绝不仅仅二、三十块。家庭困难的国家给助学金，最高每月18元。我班上六、七个农村同学都是全额助学金。这些本来都是事实。可他竟然说我是特权身份，并引来一群反共疯狗的狂吠。还说什么：“就现在顿顿吃荤的学生也不多吧，呵呵，何况那个年代”——是的!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就是比现在大多数大学生好得多，正是邓贼复辟人民群众才穷下来吃了二遍苦，也正如此肉鸡鱼等才能敞开供应。(其实即使供应最紧张的1976年自由市场也是敞开供应的，我老婆生孩子吃了二十几只鸡，五百多个蛋，当时生孩子普遍如此。1976年3月赵紫阳统治时期，据一个河南省的采购员说，他跑遍了全国我们四川还是最差的。)如果说我是什么特权的话，那么在那个时候大多数人民群众都是特权阶级。可他居然还“呵呵，何况那个年代”呢?!什么毛泽东时代人平消费只有三、四块完全是扯淡，好像全国人民都是吃救济金的。吃救济金的也不止三、四块，就以那两个洗衣妇来说，还通过洗衣服赚钱，按现在标准她们不算下岗工人。我看到五十年代我国财政收入，1950年才62.17亿元，1951年才124.96亿元，1952年也才173.94亿元。又要剿灭蒋匪残余，又要恢复经济，又要抗灾救灾治理淮河，又要抗美援朝，真不知道国家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够救济如此之多的贫苦人民?

　　1955年我们搬家后，就很少听到那个老太婆的音讯了。但是文化大革命时听说她已经什么也干不动了，但她的孙女工作了，由孙女供养，经济状况远远不是解放初所能比的了，更不是解放前能够比的了。我们都说她：“好心人得了好报了。现在她享福了!希望她长寿!”不过如果有人要问我1994年那对下岗夫妇如何了?那我要告诉大家，现在不是到处说什么优胜劣汰吗?他们早已经被淘汰了。就是1994年，由于极端贫困夫妇双双自杀，留下了老母亲和儿子，不知怎么结局?

　　解放前夕和刚解放时外公和父亲的关系更改善了。外公遇到了两场官司，详细情况我不知道，第一场在解放前夕我更毫无所知。第二场官司是另一个资本家企图吞掉外公的房子，那房子是外公花了十条大黄鱼(100两黄金，相当于1955年9000多元，现在好几十万元了)买下的(不知是不是就是从他那儿买的)。但他居然说是他的房子，要办什么学校。最后依靠“法治”来解决。上海刚解放，法官、法庭等都还是国民党全套留用的，共产党还没有来得及接管。他们企图在解放后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自以为是讨好共产党，就把房子判给了那一个资本家。原因仅仅是那个资本家在法庭上说，他要房子是为了办学校，现在是毛泽东的天下，就是为了培养毛泽东那样的人。——这话不但极度狂妄，还非常可笑。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和外公一样是资本家，正是毛主席早晚要革命的人，居然还要“培养毛泽东那样的人”，相比之下外公还不像他们那样敲诈别人。但法官一听到他搬出了毛主席，就赶紧把房子判给了他。两件官司里父亲都替外公出过一些力，后一场大概是跑跑腿吧，并没有直接上法庭。所以外公很感谢。这事是八十年代父亲跟我说到外公去世前的情况时说的。

　　解放以后工人阶级翻了身，再也没有什么人敢说父亲是靠了资本家家族活过来的，也不敢说揩了外公的油了。尤其越到后来资本家的地位越是低下。文化大革命时走资派为了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批。1966年 8月扫四旧时，因为我的大舅舅是资本家，就唆使保守派到我家来抄家，受到父亲不硬不软的抵制，仍不死心把我家柜子等封了，一月革命时在造反派押送下，敲锣打鼓到我家来平反。——详细情况请见我的《冤有头，债有主，从一封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并见照片。——一时间我们也不便到外婆和大舅舅家里去。我毕业后去四川，于1972年回来探亲，过年我们到大舅舅家里去，大舅舅和大舅妈非常高兴。大舅舅说：总是我们牵连到你们家的。

　　不料风云突变，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复辟，工人阶级又成了奴隶。我们家又一次地受到了资本家家族的奚落。

　　1981年我回家探亲，六年不见，才见面不久，父亲就对我说：“我从来是靠自力更生起家的，从来不是靠别人的。”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资本家现在翻身了，又有人来欺负我们了。

　　应该说大舅舅对我们还是很好。在这儿我只想提我的二舅舅。

　　外婆去世三年外公娶了后外婆。后外婆一共生了三男一女。所以就会有个二舅舅。

　　这个二舅舅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个最最坚决地宣称要和资本家划清界线的人。他结婚的时候，家具就是外公留下来的。几年后他突然又去买了一套，声称旧家具是剥削来的，将来要全部交给国家。依我看，国家也不会要这些旧家具，就是二舅舅自己究竟看不看得起也是个问题。我很怀疑他是因为旧家具不时髦了，要换个新的，他自己尚且看不起了国家还会要吗?还沽名钓誉说是和资本家剥削划清界线。

　　说到这件事又不能不拉扯到姚文元。打倒“四人帮”时，大肆宣扬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姚文元和父亲划不清界线，是阶级异己分子。其实姚蓬子固然“转向”，比那些参加共产党后写《反共宣言》甚至出卖同志的还是要好一点，他毕竟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只是参加过左翼联盟并且脱离了左翼。说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的根据除了他的出身，就是说他在父亲去世后，只交出了姚蓬子的银行存款，而继承了旧家具等。当时我就说，姚文元政治上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这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就是乱加罪名了。可是不久这些攻击姚文元的人自己就纷纷掀起了争夺遗产的丑剧。邓小平也非常大方，大笔大笔地发“落实政策”的款子。他们争夺的岂是旧家具，首先就是房子、存款和“落实政策”的巨额“赔偿”。不要他们交出旧家具，能够把存款交公就不错了，但谁也不肯这么做，对于“落实政策”“赔款”还要求多多益善。最最可笑的是那些资本家并没有拿到“落实政策”款项就感谢邓小平，他们说：“如果不是共产党，这些钱那么多年来早就翻出多少利息来了。”邓小平实在是自作自受，而资本家的贪欲又实在是无限的，解放这么多年，居然还认为在这段时间里必须让他们继续剥削，让他们的利润继续增长。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时，不少出身剥削阶级的人都信誓旦旦地说要和家庭划清界线，我相信大概并不都是假的，但是复辟以后有的人就原形毕露了。其实以前要求划清界线也只是要求在政治上划清，以及经济上不能继承剥削，并没有要谁在自己就业以前不依靠剥削老子供养。剥削老子死后，也没有说连一点旧家具都不能继承。拆穿了讲，当初宣称和家庭划清界线不但为了捞政治资本，有的人还是为了逃脱当子女的对父母照顾的责任。邓小平一复辟，他们就纷纷来争遗产和“落实政策”款来了。

　　我1970年毕业后自愿到了四川一个小城市。分配工作时，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的军代表要我到当地最最好的中学去教书，我选择了农机厂翻砂车间。对于我的选择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理由。就是在1973年，当我满脸乌黑地在翻砂车间上班时，当地的大学(西南石油学院)来了两个人请我去当大学教师。对别人也许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却把他们引到别人那儿去了。复辟初期出了一个口号叫做“青春无悔”经常被我嘲笑，至今还在被我嘲笑。我说：“什么‘青春无悔’?自欺欺人，嘴上说无悔实际上早就后悔得不得了了。” 1972年我回上海探亲，才知道这个二舅舅居然因为我在翻砂车间而非常地看不起我，说什么：“大学生一点噱头势也没有”。他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他呢!我在高中学习成绩全校第一，进入复旦大学是物理课代表，他连大学的校门都没能够进，还是在最最容易进大学的1958年大跃进时没能考进大学。

　　我在《王立群不老实》里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排斥出身不好的人进大学。大家只要去统计一下，各单位凡是文化大革命前进入大学的人出身工农的占百分之多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又占多少?工人农民在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他们的子女在文革前的大学生中是不是绝大多数。而占人口绝少数的剥削阶级，他们的子女是不是绝少数?许多纨绔子弟，又笨、又懒、又不好好学习、又坏，自己水平低，大学考不进就考不进，却怪排斥他出身不好的。”还指出“1958年全国大办学校，初高中生、大学生包括大专招生都大幅度增长。许多成绩极差，40几分、30几分的也‘考进’了大专。那一年的大专生大多如此。因为大跃进中国家急需人才，凡成绩及格能够进入大学本科的都进入了，大专就只好吸收这些大跃进前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入大专门槛的劣等生。”在我们厂里就有几个1958年的大专生，实际是大跃进的既得利益者，却说大跃进如何如何，对待出身不好的又如何如何。

　　王立群这类人平时我看得多了，不管他是谁，我一个都看不起。我的亲戚里就有一个，就是那位二舅舅。我们厂里那些人好歹还进入了大专。可1958年他连大专也没能进入，事后却归罪于出身，吹嘘自己学习如何地用功，成绩如何地好。我当时听了既没有关心也没有细想，后来就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了。二舅舅平时如何我们根本看不到，不清楚，但那次去外婆家倒看到他确实在苦读，为了鼓励自己，家里到处贴了标语，“苦战三天，争取考进大学。”那话正是从大跃进的“苦战三年”套来的。但正是这样的标语使我后来感到好笑，学习是老老实实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长期地努力，循序前进，坚持不懈，不断积累才能得到真知，岂是临时抱佛脚能够积累知识的?我学习时，历来今日事今日毕，中学学习负担很重非常紧张，但不管弄到多么晚，总是当天就完成作业和复习。每次考试前复习当然更紧张，但考试那天原则上我是不摸书的，让自己的大脑好好休息，而不像有的人那样要进考场了，才加紧地“苦战”。可这些人偏偏要来烦我，拉着要我帮他们复习。所以我往往在进考场前到操场去，在双杠、单杠那儿锻炼，但还是有人不知趣地赶来烦我。我很怀疑，我那位二舅舅正是平时不烧香，到了考试前几天才临时抱佛脚“苦战”的。　　

1949年，上海，一位渔民的妻子在船上做饭。(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不过在毛泽东时代他充其量也只能如此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我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究竟高在哪里?到了邓小平复辟，他就经常制造舆论，说我父亲解放前是靠了外公才活下来的，总好像我们欠了他们多少。——真是活见鬼!!!这时他再也不和外公划清界限了。

　　其实要说究竟谁欠了谁，严格地说是外公欠了我父亲。——本来这是不应该提的，既然现在资本家家族要欺侮我们，那就不能不提了。父亲从来就没有借到过外公一分钱，外公却确确实实地问我父亲借过钱没有还。我在这儿说决不是要讨还旧债，因为这个债在人情上说是不能讨的，如果不是资本家家族欺侮我们，连提也是不应该提的。

　　解放初外公因经营失败而寻短见。

　　资本家们都没有料到自己会因为共产党来了而发财，甚至上海还出了一个并不新鲜的名字“解放老板”。就是说，有的人本来不是老板，不是资本家，解放后得了发财的机会反而成了小业主或资本家。外公也没有料到解放后他会发财。既然发了财，他就要扩建工厂了。

　　为了培养大舅舅，解放前外公让大舅舅读到了初中，后来就经常带他出去做生意。在男女问题上外公一贯严肃，从不胡来。在现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据说男人有钱就变坏——指乱搞男女关系，进妓院、包二奶等，在解放前倒还不都是如此，至少外公就从来没有变坏。他谈生意有时不能不陪人出入舞场，但自己从来不跳舞，买了舞票请别人跳，自己坐在一边。他带大舅舅做生意别的地方都可以带他去，唯有舞厅从来不带他去，理由就是：“后生要学坏的”。这不但从外公的一贯行为中可以看出。在他经营失败自杀前，对父亲有个长谈，在总结自己一生时，对自己为什么会失败，一直落到这个地步百思不解。他认为自己在人品上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包括在女人问题上一贯严肃，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受了这样的报应。——这有点唯心主义，实际上当然不是为人正派就不会失败了。

　　外公失败的真正原因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的话说，就是“贪大求洋”。

　　事情的根源似乎还得归罪于大舅舅，但外公自己得负主要责任。为了培养大舅舅，解放前外公让他到外国的大厂里去当见习生，使他开开眼界。大舅舅果然眼界大开。后来外公扩厂时，他对外公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现在看起来也算不了啥，比许多土办法还要土，刘邓等人的“贪大求洋”才是真洋。但土洋是相对而讲，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的，它们确实把外公置于了死地。不像现在一台机器至少一个马达，甚至一台机器好多个马达，解放以前和解放初，工厂往往只有一台或很少几台电动机。一般是通过一个天轴和皮带轮将动力传到每一台机器。大舅舅建议把天轴安置在地底下，地上都铺上石板来保证安全——就是这样使得工厂停工半年，流动资金全部用完。如果不采纳大舅舅的建议，工程量要小得多。至于安全，只要在皮带轮上罩上一个木箱就可以了。另外，外公最初只有一些缝纫机做棉毛衫，针织布都是买来的。到了这个时候外公既要自己搞针织，又要自己纺纱。仅仅针织就由于缺乏经验、质量不好而失败，用黄金买来的纱，织出来的针织布只能作抹布。

　　这似乎都是大舅舅的建议造成的，但大主意归根结底还是外公自己拿的，他历来有自己的决断，五十五岁了怎么会随便听从一个毛头小子的主张呢?

　　我已经说过，外公其实并不会办厂，他以前主要靠张家两弟兄经营的。这两弟兄也并不是老实人，他们帮外公办厂，除了工资以外还要得其它好处。比如把外公的碎布偷去，自己办了一个小企业作为原料。也亏他们想得到，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些碎布有什么用，但解放前这些碎布也是宝，连指甲大的碎布也不舍得丢掉。他们居然想到可以和中药店联系，为他们制作药口袋。——对此，外公历来装聋作哑，既然要用人还能不给人家一点好处?但后来发生了一件外公最最不能容忍的事。张家两弟兄中，有一人在外面轧姘头，是个女佣人，生了个小孩。那女佣人也厉害，把孩子抱到办公室里往张家弟兄的办公桌上一放说：“拿去，这是你的儿子。”外公认为这大大伤了他的面子，他自己在女人上一贯正派，怎么能够容忍下属轧姘头?又怎么容忍把私生子放到工厂的办公室里来。于是毫不留情地把那一个辞退了，两弟兄中的另一个来说情也不行，最后两弟兄就一起辞职。如果他们在，大概不会赞同外公那样扩厂。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公倒不是在女人问题上不检点受到了报应，倒是太严肃了，如果眼开眼闭，结果或许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由于流动资金用尽，工厂扩建没有到位就搞不下去了。税务局来要税，银行来讨债，工人们好久没有拿到工资了要养家活口当然来讨工资。税务局来人是个国民党留用人员，军阀作风，不好好说话用鸡毛掸子柄把桌子敲得啪啪响。外公弄得焦头烂额。以前他有很多朋友，到了这个时候，朋友们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连看也不来看他一下。在四出无助的时候，外公曾经向父亲借过钱，父亲虽然拿不出很多，借五十万也好(旧币，相当于1955年五十元)。这自然杯水车薪，但确实使外公觉得自己以前有愧于女婿。我不知道外公是怎么想的，也许他在想，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帮过父亲。在最最无望的时候，他曾经和父亲做了长谈。“自己在女人问题上一贯严肃，不知为什么受了这样的报应。”就是那时说的，这个长谈下面还要提到。父亲说当时没有想到会这样，后来回忆起来那次说的都是断头话，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人之将死，其言也哀，父亲觉得这个时候外公实在把自己作为最最可以信任的人来对待，以至从自己十三岁到上海开始的经历，什么话都说。外公说：“来者不如去者好”自己年轻时生意做败后，前妻把所有的嫁妆和首饰都拿出来让自己去翻本。而且办厂时历来和自己同甘共苦，家里家外一把抓，粗活细活都能做。来者却是在自己最发达的时候嫁过来的，说到底就是来享福的。不但什么事情都不做，还唯恐自己死后失去依靠，尽量地藏私房钱。他认为如肯把私房钱拿出来自己是能够渡过难关的，但看到自己经营失败了，反而怕再也拿不到而加紧勒索。

　　——那以后在内外交困下外公就上吊寻了短见。据父亲说，刚解放时那一场官司打输了对他也是一个打击。

　　我虽然为外公而伤心，觉得不该死——后来到底度过了难关，归根结底还是共产党帮的忙，税务局可以缓税了，银行也可以暂时不来要债了——但总的来说死得还是很磊落，是一条汉子。　　

1952年2月13日，北京市第六区节约检查委员会在庆乐戏院召开北京市第六区店员工人五反斗争大会。图为会上公安局代表接受群众意见当场逮捕奸商。新华社照片盛继润摄(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相比之下，邓小平复辟以来某些人实在不能和外公比。首先邓小平就不是个东西。正像文化大革命批判的那样，他们历来就贪大求洋、崇洋媚外。外公的贪大求洋实在小得不可计，却置他于死地而他们就毫发未损。外公是用自己的资本来赌博，而他们是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资本。1978年为了表明自己才是“四个现代化”的化身，邓小平集团搞了个大规划，预算6000亿人民币(物价上涨前，换算为黄金六十多亿两，二亿公斤，二十万吨。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向财政借白银二万多吨，财政部长挖苦说：“白银的计量单位是盎司”)。他们凭着灵机一动就随便定项目，甚至1978年底已经出现问题后，生怕受到人们反对搞不成，在最后的几天里，匆匆忙忙地一下子就签订引进了九个大型石油化工项目。外公停产半年就走上了不归路，他们借外国高利贷买来的洋设备在长江滩上风吹雨打六年却无动于衷。大规划破产后，他们不是像外公那样去上吊，而是没事人那样，一方面归罪于华国锋，另一方面又归罪于“极左流毒没有肃清”，还归罪于二十年前的大跃进，称之为“洋跃进”。甚至还把1978年才买的洋设备风吹雨打六年归罪于“四人帮”，把大项目不得不下马归罪于“十年内乱国家经济困难”。真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东西???我们南充内燃机厂的厂长翁神经也不知天高地厚，八十年代大言不惭地要求让他来承包我们几千工人几十年努力建设起来的厂。成功了好处自然归他，那么失败了怎么办呢?他作出了惊人的保证说：“如果失败了，我就罚扣三个月的工资，不当厂长当副厂长，摄厂长事。”真是不知道人间尚有羞耻事!!!据他下台后新来的书记严砸光说，厂里的流动资金已经用尽企业面临垮台的危险。但翁神经后来还在外面另外办了一个私人企业。在毛泽东时代，工厂搞败了是要撤职查办的，甚至要刑事处分，尽管这已经被称作为极左和迫害了。但他们如果有点羞耻感的话，就应该像我外公一样为自己准备一条绳子，失败了就吊起来。1960年红旗渠开工不久就传来消息，有个县的书记先修了条渠，已经完工水却没有来，那个书记就上吊自杀了，还被当作罪人。这给林县的书记杨贵很大的压力，也为自己准备了一根绳子，准备失败后就当作被人唾骂的罪人。现在许多人拿大跃进时失败了的事业大做文章，许多成功的事业也硬说成失败或极力贬低。但我却觉得那个自杀的书记是个失败了的英雄，他比外公更伟大，外公如能成功是自己的，他成功了还是人民的财产，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何况大跃进还有更多成功的，中国整个工业基础就是大跃进打下的，红旗渠到底成功了。也有一些原本应该成功，是在六十年代初被刘邓路线破坏了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邓路线重新上马，到底还是成功了。

　　外公去世后留下遗言，他最不放心的是三个未婚的女儿，他把二阿姨托给父亲，四阿姨托给大舅舅，另一个女儿在乡下，就托给乡下。在那时外公确实把父亲当作最可信任的人了。二阿姨原本送给乡下亲戚，解放前夕到上海一度住在我家，所以外公把她托给了父亲，后来继续住在我家。

　　外公去世后父亲自然不会再提那五十万，也不应该提。本来我也不应该提的，但现在资本家家族中有人总是说我父亲靠外公才活下来的，好像吞了他们好多，我就不能再当哑巴了。

　　我母亲在1972年因高血压而中风，但她坚持锻炼，中风不久就给我打了一件毛衣，因此恢复很快，手要灵便得许多了。后来生活基本自理。但1983年母亲不幸又一次中风，接着又是第三次。在十几年里，二舅舅是上海一家大药店的经理，从来就没有给我母亲介绍过什么药物。我在四川，拙荆的朋友不但给我们介绍过药物还亲自送上门。我母亲和她毫无关系，从未见过面，隔了一层又一层。我们曾经和二舅舅谈过，问他母亲用什么药好，他态度惊人地冷漠。1985年我回家探亲，曾经去找过他，表妹在家连起码的应酬也没有，家里找不到就找到了店里。到了药店问店员：“你们的王经理呢?”店员说：“经理在经理办公室，你到这儿来找什么?”我回家后就对母亲说，看来药店职工对二舅舅意见很大。我还背着母亲说：“资本家的儿子弄到后来还是资本家。当初最最坚决地要和家庭划清界线，现在也当起老板来了。”这个资本家可能比外公要厉害得多。1987年母亲和父亲都不幸病故，大舅舅是很难受的，二舅舅不过应个景而已，以后四年跟曹家再没有来往。

　　1991年二舅舅突然对我家又热情起来了，甚至一星期来三次，在上海这是十分罕见的。原因是我的弟弟出国到了日本，他想通过弟弟的关系也出国。本来他在国内当了大药店的经理地位不错了，没有必要再出国，年过半百出什么国?出国难道就一定好?一定有好的结局?——不好再说了——但他们就是热衷于这种事。按照王家历来规矩很重视辈分，春节时候小辈不到长辈家里来拜年，长辈绝对不会来，不然就认为失了身份。可是这年春节二舅舅还到我哥那儿来拜年。且不说帮人出国容不容易，关键是他说的话实在太荒唐、太可笑、也太气人。为了证明我弟弟理应帮他，他就一再表明我们曹家欠了他们王家的应该还。可毕竟也说不出究竟欠了他什么，于是提出1950我弟弟出世，母亲难产，住院的医疗费是外公出的。——这是事实!

　　不是说外公解放后没有给我们过好处。除此以外，1950年刮台风我们到外公家避难，台风过后父亲先回家看，发现屋顶被吹掉了，是外公出钱帮我们重新盖好的。按照外公说法：这和母亲生弟弟给医疗费是属于“两脱皮”的事(指债务两讫，互相抵消)。所谓“两脱皮”就是二阿姨一度住我家，外公以此抵她的伙食费。父亲倒从来不认为“两脱皮”也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以致我到近来才听说。因为二阿姨完全是个乡下女孩的模样，很能干也很勤快，在我们家里简直就像个保姆，又心直口快。所以父亲说：“其实不是我们养活了她，倒是我们付不出她的工钱。”不过当资本家家族有人这样说时，父亲就不高兴了，八十年代他跟我说过：“你二阿姨当然很勤快，但我又不是用得起佣人的家庭。”

　　且不说那以前父亲也帮过外公许多忙，外公跟父亲关系已经大大改善了。——就算父亲没有帮过什么忙又如何呢?这本是人之常情，正常的礼尚往来。女儿生孩子，当父亲的为女儿出了医疗费，到几十年以后这个孩子就欠了他舅舅的债，理所当然地应该以帮他舅舅出国来抵债?世界上哪来的这种理???我和我哥在1951年上学，外公曾经送了我们一人一只书包、一只铅笔盒、两支铅笔、一把卷铅笔刀、一块橡皮、一把尺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欠了这位舅舅的情，必须归还?还有我姐姐出世时，外公送来一只小铁床，我们姐弟四人都是在小铁床里度过婴儿期的，幸亏三阿姨结婚生表妹时，母亲把这只小铁床给了三阿姨，不然也是欠了他二舅舅的债。三阿姨后来把小床卖了，不知是不是也是欠了他的债?

　　在三十多年里，父亲从来没有一个字提起外公借过他的钱，倒好几次听他说起盖屋顶是外公出的钱。我是这样知道的——八十年代父亲跟我说起外公经营失败，去世前的困境和无奈时，不经意地带出来的，也就是提到外公和他长谈时带出来的。他说外公“到了这种地步，我能有多少钱，借五十万也好。”父亲原本一笔带过了，却立即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我问父亲：“你借给外公钱了?”父亲回答“是”，然后立即又说：“这个钱是不能要还的，人都死了，连提都不能提的。”我就是这样知道的!后来我也就没再提起，人死了确实不应该再提。可是我父母去世已经四年了，二舅舅还不依不饶找上门来，说我们欠了他家的债必须归还。且不说所谓父亲揩了王家的油，本来就是莫须有的。就算真的欠了他家的，我父母都已经死了，难道也不该勾销?——我不知道解放前父亲提出的两次借钱额究竟多少?可以肯定，托太娘那次肯定很少。那时父亲的工资只相当于旧人民币五万多元，既然说定发了工资一定还，那么自然在五万多元以下。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那次提出的借钱额最多不过是外公向父亲所借五十万的十分之一——充其量如此!!!也还没有借到。就算借了未还吧，二舅舅他就不该说“这个钱是不能要还的，人都死了，连提都不能提的”?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还要父债子还。到我家来，要我弟弟以帮他出国来抵这子虚乌有的债。我本来准备一辈子不提的，对弟弟就从来没有说过，很可能他至今还不知道。本来我以为我哥也不知道，最近为了写本文给他打电话问情况时，才知道他早就听到一位阿姨提到过此事了。他不是从父亲那儿听到的，父亲认为不应该说也没跟他说。但我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能不说了。既然那个二舅舅这么作为，我们就不能不做个对比，究竟谁无理?谁刻薄?谁毫无人情?——这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而是阶级压迫!出于阶级本性的压迫!!新沙皇比老沙皇更厉害!!!上海大药房的经理比外公更无情!!!邓小平复辟比解放前更残暴!!!

　　如果像他那样算账，那么他还欠了我母亲的账没还。母亲小学毕业后就没再上学，1940年他出生后，一直抱着他到1942年结婚，抱了两年多，是不是也要他来还?如果他不是说出如此不近人情的话，我是绝不会这样说的，姐姐抱弟弟也是人之常情。可是他说话有什么人之常情没有?母亲生病上海南京路大药房的经理一点忙都不帮，母亲倒还想着他，他想到过自己是母亲抱大的没有?

　　1997年外公一百岁，王家亲属准备举行一个纪念活动。我哥哥打了电话来说：“孝顺儿子竟然没有找到外公的一张照片。”问母亲保存的外公照片是不是在我这儿?——当然在我这儿。于是我把外公照片翻拍寄到了上海。后来我哥也参加了纪念，而按规矩外甥是外人，不会邀请的。

　　这件事不能怪五个阿姨，她们从来就没有拿到过外公照片。其中三个在乡下很少到上海来。另一个虽在上海，外公去世时才结婚不久。后外婆生的那位1966年去了新疆，一直在外地。大舅舅就不说了，他自己是资本家，文化大革命中处境不好。但二舅舅一直和外婆住在一起，外公的照片不止一张，本来全部保存在他那里，居然没有一张保存下来!!!临到外公做百年生日，资本家的照片居然要由我这个死不改悔的铁杆红卫兵提供。1987年父母去世时，我把母亲保存的外公、后外婆和一个我不认识但怀疑是亲外婆的照片都带到了四川。在寄外公照片时，我把这张照片复印后作为样子寄给大舅舅，问是不是亲外婆，大舅舅说：“我当然希望得到亲生母亲的照片”于是我又翻拍了给大舅舅和四个阿姨寄去。大舅舅相当感动，我也感谢大舅舅，因为是他帮我认定了亲外婆的照片。但我就不知道二舅舅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外公的照片竟会一张都没有留下?大概是为了“划清界线”吧?看来倒是我这个铁杆红卫兵“划不清界线”了，我也从不认为“界线”必须划到这个地步。

　　我在研究唐周历史时，经常嘲笑一个人，他叫高真行。父亲高士廉是长孙无忌的死党，死得早逃脱了惩罚。其兄高履行也是长孙党的一员，长孙党覆没，贬官。高真行从此成了惊弓之鸟。后来太子李贤被废，他的亲生儿子高政辅佐太子受到牵连，唐高宗天皇大帝并不认为是什么大罪让他自己教育，他一听到就惊恐万状，唯恐牵连到自己。考虑结果就是“赶快划清界线”，于是和兄弟高审行、侄子高璿一起，高政回来时在门口埋伏着，一进门三个人就跳了出来，高真行亲自刺喉咙，高审行刺肚子，高璿砍头，把高政杀了抛尸街头——高政可是他的亲生儿子!!!唐高宗不高兴了，这三个人都作了贬官处理。每次想到在毛泽东时代“坚决划清界线”后来又痛哭流涕控诉毛泽东时代的人，我往往想到了这个高真行。我不知道后来大周皇帝被推翻，高真行是什么态度?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看看现实就可以明白。如果他们还没死的话，一定声泪俱下，控诉唐高宗听老婆的话，迫害他们，逼他杀了自己儿子又借机贬他的官。如果问他：“又不是唐高宗叫你杀的，你当时怎么会如此残忍地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一定会说：“这能怪我吗?……”

　　母亲对外公、外婆和兄弟姐妹一方面都是有情感的，大概也没有彻底划清界线，1985年我对她说药店职工对二舅舅意见很大时，她还有点难受。就是对后外婆也决不是没有感情，我每次回家探亲都让我去探望，我寄东西到上海，她分给她一份。我历来认为，划清界线不等于亲情就不能有了。后外婆的亲生女儿在外地，把她接到了自己的家，我就说：“小阿姨真是好!把一个包袱背走了。”根本不认为小阿姨是“没有划清界线”。

　　另一方面，我母亲也很硬气。1965年刘少奇、邓小平在四清中打击一大批，父亲受到迫害——这在下面将专门讲，在那最最晦暗的日子里母亲跟我们弟兄几个议论时提出，现在全家全靠父亲生活，如果事情搞大，比如父亲被捕、劳改、劳教的话将怎么办?我们都不知怎么回答?最后她说：我和弟弟可以申请助学金(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上学，如果生活确实困难也可以申请助学金，我们邻居就有)，大哥可以去新疆，至于她自己，她坚定地说：“我宁可去给别人当娘姨(女佣人)，也绝不会去向王家要一分钱。”所以母亲是看得很穿的，在这个问题上她是彻底划清界线的，解放前她亲身经历请太娘帮忙借钱，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对外公提出过什么要求。亲生父亲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解放前她到王鸣一的店里煮饭，就是当了一次娘姨，受到刘邓路线的迫害，再当一次也无妨。(按照毛主席路线，即使确实阶级敌人也得给以生活出路)

　　二舅舅宣称要“划清界线”，弄到后来既谈不上跟外公划清界线，又没有任何亲情。而我作为死不改悔的铁杆红卫兵，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当然都是彻底划清界线的，可是不但从未叫嚷过“划清界线”，而且可以当仁不让地说，在外公的孙辈和外孙辈中，以我最有亲情。说来外孙还是外人，外公却在我这里保存下了最后的唯一的一张照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对后外婆我也是有感情的，除了回家探亲去看她外，也礼尚往来，相互送过东西。亲外婆我见都没见过，连照片还不能肯定尚且带到了四川。不久以前听说乡下的阿姨没有拿到她的照片，我又翻印了寄去，所以目前还有了电子版。而在外公的众多儿女中就以这个二舅舅最最没有亲情，又最最没有阶级立场，如果今天有了真正的共产党，他也最最不该为共产党所接受。

　　父亲说他都是自力更生起的家，但主要是在解放后。除了前面说到的以外，其他家具直至解放后才买的，五十年代初我已经懂事亲眼看到父母买了一只大立柜、一只五斗橱、一只床头柜。尤其1955年搬家添了其他家具外又买了沙发。解放前工人家庭是没有条件坐沙发的。外公家桌椅板凳很多，也没有沙发。解放后经济条件大为改善了。　　

1954年，上海资本家集会，申请政府对其私有产业进行“公私合营”。(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全国解放时总的来说工人农民都翻了身，情况有改善，但各人不一样。上海的资本家还在办工厂，国家也允许他们合法地发财，允许适当地剥削。但有一些规定，比如资本家原本是不讲工资的，这时规定资本家也得定个工资。于是各种资本家就各显神通，按照自认为最高明的办法来给自己定工资。

　　有的资本家想，反正工厂是我的，就把自己的工资定得很低。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压低职工的收入，因为按例职工的工资不能超过资本家。这些厂里的工人工资就很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前，许多工人的工资还很低。我就看到有的工人年龄三十几、四十几比我父亲大，工资只有三、四十元，一些四十几岁的老工人吃晚饭不过泡饭和酱油黄豆。话也要说过来，这收入比父亲解放前的吃饭加三斗米还是要好。

　　也有一些资本家显然看得比较远，他们觉得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总有一天要共产，就得个实惠的，把自己的工资定得很高，工人的工资也就水涨船高了。后来社会主义改造，这些资本家除了定息以外，工资也仍然很高。王鸣一就是这样。不仅如此，王鸣一还把他家里的亲朋好友们全都安插到了自己的企业里，光在祥丰五金店里他就安插了他的两个小姨子。都来领一份工资。社会主义改造后，她们都照例成了国家企业里的职工，事情做得轻松，工资倒不低。

　　由于以上原因，解放后上海工人工资参差不齐。但是五十年代资本家企业的职工收入高低和经营好坏、盈利多少也有很大关系。有的企业因为经营得比较差，职工的收入就很低。王鸣一的企业经营得很赚钱，职工工资也就能够比较高，所以父亲的收入在工人中也就比较高。

　　解放前祥丰究竟有过多少人我不知道，只知道好多人做过，父亲提到过他们的名字。但解放后亲眼看到的只有四个人。至少后来长期只有这四个人。两个就是王鸣一的小姨子，还有就是父亲和一位年龄和资历都比父亲低的工人 S。我们叫他 S爷叔(叔叔)。所有的事情都是父亲和 S爷叔做的。那两个资本家的小姨子什么都不做，一般也不在店堂，而在店堂的楼上。她们整天不是吃就是玩，不然就是照镜子打扮。手里总要拿一些东西，不是扇子就是热水袋。放下了扇子就换热水袋，放下了热水袋就换扇子。吃棒冰要用开水泡一下，吃馄饨要吐肉，光吃外面那层皮。经常吃零食、吃点心，正式吃饭又只吃得下一小口。谁吃饭吃得多，她们还要嘲笑。但别人也看不惯她们，连我妈都很看不惯，并经常嘲笑她们。我妈好歹也是资本家的女儿，但她说她从来就不是这样。一般不吃零食，吃饭也从来吃尽了的，如果剩饭外公要训斥的，说是“罪过”。我到外公家去，看到伙食也不过如此，早上买一块豆腐用酱油拌一下就是下泡饭的菜。解放前四阿姨得了腰子病，不能吃咸食，每顿饭就炒一份不加盐的蔬菜，使她每次吃饭都哭，二舅舅幼儿期吃的不过萝卜卤拌饭。

　　祥丰是个五金店，以卖钢材为主，也卖一些铣刀之类。

　　说到卖钢材，人们也许会以为就像现在那样。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聊聊天。顾客来了爱理不理的，一开口就是“多少吨?”然后开个单子扔给对方。——那个时候可没有那么轻松。钢材也不是论吨卖的。最低单位是公两(100克)。八十年代父亲说：“现在扔掉的料头，在那个时候也是好钢材。连现在最短的料头也必须好好利用起来。”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前，我经常到父亲所在的店里去。亲眼看到父亲和 S工作。

　　祥丰的门面很小，大概不到三米宽。从外面看只是一个一米多宽的橱窗和一扇玻璃门。推门进去看到一个柜台紧接着橱窗和它垂直，柜台和墙夹出一条和门一样宽的过道也是谈生意时顾客所站的地方。进去是一台锯床。再里面是两张办公桌，两边各一把椅子分别是父亲和S的座位。S的座位边上有一扇门，通向后门或后面的淬火间，去时 S必须让位。柜台后面的地上堆放着钢材，还有一台很简陋的砂轮。

　　大致上客户来了先和客户谈。客户提出需要什么钢，多大的规格，不但包括钢号、型号与直径等，而且必须按照客户的需要，锯到一定的长度，有的时候简直还不是长度，而是厚度。比如有一次我看到客户提出把某口径的钢材锯成很薄的一片片。父亲问他们干什么用?他们回答是用来打锄头的。客户一走，父亲或者 S，或者两个一起，就把钢材抬起架到锯床上，锯床很高横在店堂里，过路还必须抬腿跨过，我们就在底下钻过。在锯床上量好长度，然后开动锯床，把钢材按照客户的需要锯成尺寸合乎客户需要的一段段或一片片。这一工作已经不仅仅是商业活动，而是直接生产活动了，这就是现在工厂里的落料工作。全部锯好以后，父亲或者 S就去送货。好多次我到店里，父亲不在，问 S说送货去了。有时 S不在，也是送货去了。我小时也不知道什么叫送货?反正送货就是送货。一直到稍懂事才知道这是一种很重的体力劳动，而不像现在卖钢材往往由客户自己用汽车运走。就是卖方送上门，也是专门运输队的事，是汽车司机和装卸工干的，坐办公室的只开票其他什么都不管。而那个时候都是送货上门，从开票、加工(落料)、运输到最后的收款、做帐都是父亲和S两双手包干的。原来我还想象，店里一定有个手推车推了去的。直到1985年回上海探亲问到父亲，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任何车子，全都是父亲和 S背出去的。这大出我的所料。路远的话可以乘电车或公共汽车，许多情况下是走路。这些事，那两位资本家的小姨子一概不粘手，也不懂，她们纯是吃闲饭的，是父亲和 S养活了她们。——所以父亲和S受到资本家王鸣一各种不同形式的剥削，不但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店员，也是直接生产者，是下料工，也是搬运工。他们从事直接的生产劳动，由于采用机器生产，和先进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应该还是产业工人。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说，下层店员属于无产阶级。父亲解放前收入很低，无论从经济地位还是政治态度看都属于现代产业工人。

　　有的人可能要嘲笑，一台锯床就是现代化生产?就是产业工人?

　　——就是如此!说这话的人实在对于我国解放以前的工业一无所知。早在七十年代面粉厂就大多是社队在经营。可解放前面粉厂在我国的现代工业中是极重要的部门。上海许多资本家开的机械厂，不过一台老爷车床，一两个老师傅，一两个徒弟，加上帐房先生，跑街和经理，这就是我国的机械工业。我们四川南充解放前只有在英国的银行那儿有一台退役的汽车发动机，白天磨面粉，晚上发电供英国银行照明用。那就是解放前南充唯一的发电厂以及重要的轻工业(面粉厂)。南充是个丝绸城，缫丝和织绸全是铁木结构的手工业作坊。

　　我看到的还是解放后的情况，不知道那两位小姨子是否负担监视的责任，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父亲和 S解放后比解放前似乎地位高多了。资本家不大来，好像全权托给了父亲和 S。解放前资本家经常来，父亲在店堂里也没有办公桌。他在阁楼上做帐，阁楼又小又矮，光线极暗，到祥丰不久就熬成了近视眼，和母亲结婚时不过两年，父亲已经长戴眼镜而且越来越深。解放前店里的工人也不总限于父亲和 S，如下面说的 X也是父亲在祥丰的同事。王鸣一开的工厂和商店本来就没有什么区别。工人们不管在商店还是工厂也没有多大区别。那时父亲和 S与现在工厂里的下料工比，就是工作杂了一些，不但要下料还要运输，要管帐，要收钱。大致上父亲管帐，S出纳。店里不但卖钢材也卖刃具等。所以对于工具也必须熟悉，这方面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钢的品牌也是他们鉴定的。我小时看到店的砂轮机不懂得是干什么用的，1985年才知道这是父亲店里的“化验室”，钢号都靠它来鉴定，所以父亲还是技术人员。我曾经亲眼看到父亲蹲在地上用砂轮砂钢材冒出了火花，当时不知道他在干啥，只知道他叫我走开点。

　　——我从进入化验室开始就想学习用砂轮看火花来鉴定钢号，一直没有找到老师，我们厂里没有人真正会。十一年后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一把好手。父亲告诉我，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化验室，都是靠砂轮来判断钢的品种，现在已经被认为不科学了，没有化验单不能作数。我说如果十年前知道就好了，我可以向父亲学习。父亲说： 1975年自己的眼睛已经不行了，加上社会主义改造后，钢的品种多了起来，自己也不再搞钢材，许多新品种就没有学过。如要学这个最好请教 X，他对钢材最专长，全厂的钢材都是经过他的手发到各部门的。现在(1985年) X也已经退休了，你是学不成了，这一技术看来要失传了。　　

1956年1月6日，北京西单区13个工业行业(雇佣4至9名工人)的资本家，集会申请公私合营。图为157户资本家在申请公私合营书上签名。新华社记者安康摄(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由于王鸣一手下的人技术高，社会主义改造后都得到重用，但分工细了各管一段，当初技术差不多的人，就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展，各有所长了。前面已经说过X管钢材库，六十年代建立化验室以前完全靠他一双眼睛和一台砂轮机发料。他的火花判断钢材技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后钢品种的迅速增加水平大为提高， X因此成了厂里的钢材大王。同样父亲到了工具仓库，对各种工具的认识水平大为提高。尤其砂轮，尽管父亲从来不对我说，我知道父亲成了厂里的砂轮大王。全国各地的砂轮他都清楚。他视力不好，但任何砂轮拿来，他用手摸一下，敲一下声音，就知道是哪儿出的，质量如何，是新的还是旧的。我还无意中知道父亲对金刚石也很了解，金刚石拿来他很快可以判断出是真是假?质量如何?大概值多少钱?全国那儿出金刚石?1974年我进化验室后，厂里曾经有人购买金刚石，到我们化验室里来称，在我们看来就和普通石子一样，甚至像受了潮的硅胶，也看不出怎样分别。由于四清时父亲为了金刚石吃了冤枉官司，所以我知道父亲熟知金刚石。回家探亲时我问父亲如何判断金刚石真假。父亲回答说：“这很简单，朝它哈一口气，普通石子表面就会出现水雾，金刚石不会。”后来又有人到我们化验室里来称金刚石，我问他们如何判断——他们只有使用时才知道真假，幸亏当时没有假冒伪劣，也没有无根底的皮包公司，如现在那样倒很可能遇到骗子买到假金刚石了。我试了一下，尽管四川很潮湿，金刚石真的哈气后没有水雾。但我至今还不知道父亲是如何最终确定金刚石价值的，难道也要用天平称才作数?但在有天平以前如何呢?那我就不能猜测了。

　　如何进行火花判断七十年代还专门有书出版，我就买了一本。但是复辟以后迷信洋办法，摒弃土办法，八十年代都不合法被鄙视了。其实这个办法很灵，父亲厂里办了化验室后，大多数情况下发料还得靠 X的一双眼睛。化验没有火花判断方便快捷，如果钢材搞混也不可能每一根钢材都钻样化验，看火花倒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

　　解放以后，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在父亲和 S的努力下，祥丰的资产也就迅速地膨胀起来了。资本家为了让父亲和 S为他卖命，许愿说祥丰赚了钱，按一定的比例分成。由于父亲和 S的努力，祥丰的资产由三、四千元迅速地膨胀到了二万多元(折为1955年的新币，下同)。这是社会主义改造核资时确定的，开始王鸣一还不相信，亲自去看后高兴得嘴也合不拢了——短短几年资产增加好多倍。现在有的人可能会不以为然，会说：现在不少大款增加得还要迅速。——这可以和现在比的吗?复辟以后靠挖社会主义墙脚发财自然比任何时代都要快，现在社会简直是疯狂，五年里股票居然会增加一百多倍。凡是解放前过来的人都知道，从来就未曾有过这样的时期。近来社会主义墙脚已经挖得差不多了，发财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祥丰的资产最主要是在刚解放三年和1953年膨胀起来的，父亲早就知道了。正因为父亲和 S的努力，使资本家赚到了大量的钱，所以王鸣一还能够在祥丰白白养起他的两个小姨子，不过另一方面父亲和 S的工资也就水涨船高。不单祥丰如此，王鸣一的工厂和商店都是如此。由此可见，王鸣一能够把自己的工资抬高，把亲朋好友都安插进来，归根结底靠广大工人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提供了经济基础，不仅仅是他的政策。全国解放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解放前就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大发展。得利最多的当然是他，社会主义改造后，他不但工资高，亲戚都成了社会主义企业的职工，事情没做多少，工资倒不少。剥削实际上还局部地存在着，决不仅仅定息。

　　1954年和1955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走到了尽头，许多资本家和小业主的企业不大景气。父亲单位还可以，但生意显然清淡了，这也是我亲眼看到的。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优势，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图为上海一家绸布店庆祝公私合营。(本博配图)

　　但父亲说，1952年企业也曾遇到过一次危机。“三反五反”开始后，广大工人当然拥护共产党和不法资本家作斗争。

　　但“三反五反”后期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有一个干部到了一个资本家的企业里乱搞，不依靠大多数工人却依靠一个“积极分子”。“他是什么东西?他本来是资本家的走狗”父亲气愤地告诉我们。这个“积极分子”以前帮着资本家压迫工人，“三反五反”刚开始，他在旁边观望，看资本家和共产党究竟谁赢。当共产党的胜利显而易见时，本来“三反五反”可以结束了，该查的违法问题已经查清了，那个人突然出卖自己的旧主子，到共产党这边来投机了。他大规模地揭发他的老主子违法，而这些原本是子虚乌有的。虽然父亲不在这个单位，但和大多数工人一起对这个人都很反感，并向那位“三反五反”干部反映过此人的情况。但这个干部不相信父亲和大多数工人，却偏偏“扎根串连”把这个人当作了“积极分子”。最后那一家企业被搞垮，资本家不得不宣布倒闭，职工除他以外全部失业，有的人流落到了乡下。而这个“积极分子”却成了区工会的干部，后来又钻入了党内。

　　在毛主席路线领导下，或者说：“运动太多”，这种投机分子也红火了没多久。回到乡下的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时到了上海。他们知道父亲是同情他们的，找到父亲，问这个人现在哪里?他们要乘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去揍他一顿。父亲告诉他们，你们也不要打他了，他早就得到报应了。1957年此人划为右派，早就从干部队伍里清除出去了。——不知道反对1957年反右的人是不是要为此人平反?复辟时想必邓小平早就为此人平反了。

　　那个“三反五反”干部报应更早，罪孽也更大。就是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也平反了?

　　他把那一家企业搞垮后又要搞垮其他企业，包括祥丰。他要父亲和 S揭发王鸣一的问题。父亲和 S明确地告诉他，王鸣一是守法户，祥丰所有的帐都是我们做的，我们知道。但此人不满意，非要搞一点五毒出来。他不依靠父亲和 S，但祥丰总共四个人，除了资本家的小姨子外，真正做事的就这两个人，没有任何人和他配合，所以那个干部就什么都没捞到。可他还不死心，看到祥丰的橱窗里陈列着一些展品，就在上面作起了文章。说这些东西都要交税，按他算来应该交七千元。那时资本家还不知道祥丰的资产已经到了二万，说我的总资产也不到七千，如果交了税就只有把祥丰关闭。那个“三反五反”干部要父亲和 S配合，父亲和 S都不理他。父亲说，照他这样做，祥丰倒闭了我们岂不是失业了?橱窗里的这些展品其实都是废物。资本家要摆橱窗，就用加工废了的，或者在其他地方弄来的废品，比如废齿轮、废铣刀之类把橱窗装饰起来。看起来还好看别的用处一点也没有。由于没有得到工人配合，那个“三反五反”干部就诬蔑父亲和 S没有站稳立场。父亲说：“我们工人怎么会为资本家说话?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我们就揭发，工人总是拥护共产党的，怎么会替资本家说话?但没问题也就是没问题，把企业搞垮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记得小时候父亲说过某某某是不法资本家，并和其他工人一起去反映过问题。由于当时不懂，详细情况不关心也没有记忆了，所以现在也写不出。但我们可以从父亲自己填的表里看到，他自称：“参加五反工作队，使我认识了阶级的界线，提高了政治觉悟。” 原来父亲是真正的三反五反积极分子，参加了五反的工作队。凭什么说父亲没有站稳阶级立场?

　　由于没有工人配合，那个人也就搞不下去了，最后折中一下，这些废品到底还是被他估了一些价，收了一千多元的税去了。幸亏父亲和 S的辛勤工作使得企业底子大大地丰厚了起来，祥丰还付得起这点额外的税。为了面子他定王鸣一为“基本守法户”，父亲说：“什么基本守法户?守法户就是守法户。”

　　但最后得利的还是资本家。后来社会主义改造，王鸣一就拿着当时缴税的单子要把那些废品算作资产。这个“三反五反”干部敲诈了资本家，却让资本家大大地敲诈了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拿更高的价钱买下了这些展品，最后都扔进了废铁堆。父亲说到此事时总是非常气愤，既气愤那个“三反五反”干部，又气愤资本家王鸣一敲诈国家——父亲是没有站稳立场吗?那个“三反五反”干部才是给了资本家敲诈国家的机会。如果不是父亲和 S的斗争，使得额外税从七千元下降到了一千多元，那么社会主义改造时，资本家敲诈国家的金额就又要大出好几倍。谁真正保卫了国家财产?　　自古以来，人类历史上许多事件往往要演出两场。第一场是威武雄壮的史诗或者悲剧，第二场就是纯粹的闹剧。如：毛主席提出计划生育，正式成为国策后就有马寅初来闹事;七十年代上半期计划生育得到普遍推广，末期邓小平复辟又搞起了独生子女暴政。1956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发动整风，资产阶级右派就借机向党进攻。开展反右，事后出现劳教风、1966年走资派还把造反派打成右派，说文革是第二次“引蛇出洞”。人民群众鼓足干劲，农民创造人民公社，刘邓就煽动浮夸风和“共产”风。毛主席力纠五风，待到庐山会议快要结束时，彭德怀又跳了出来。中央批判彭德怀，全国又到处反右倾扩大化。1960年毛主席斥五风为人祸，并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最后的清算，就刮起了“三自一包”，反动派趁机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成“人祸”。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平反，就出现了翻案风。批评翻案风，真正被打成右倾的同志平反工作又停了下来。搞四清，出现了桃园经验。文革中批评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排挤、压迫工农子女，就出现了“血统论”。中央包括中央文革1966年8月就批评“自来红”，并在10月大规模地清算“血统论”，到了一月革命时突然冒出了遇罗克的《出身论》。肯定扫四旧，到处就是保守派在走资派指使下乱抄、乱打、乱砸。批判极左，又有人搞得到处都是“五·一六”……总之只要我们想做什么，总会有人把事情搞到极端或转移目标扩大化。三反五反后期，出现一些坏人捣乱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资本家毕竟是资本家，毕竟是千方百计地剥削工人唯利是图的。不但社会主义改造时敲诈了国家，甚至当时也并不因为父亲和 S说了老实话，使他免交七千多元的额外税，从而企业能够办下去而感谢工人。父亲和 S作为工人当然也不是为他说话，而是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说话，顺便也保卫了这个“蒋委员长”。按理说，王鸣一应该好好感谢父亲和 S，可是“抗战”才胜利，“蒋委员长”就反目。他原来许愿，只要父亲和 S好好干，赚了钱就分成。1952年底结算下来该分一千多元。当父亲和 S找到王鸣一要求兑现时，他居然赖掉了。“理由”正是三反五反多抽了他的税——这个帐父亲也是清清楚楚的，知道由于自己和 S的辛苦劳动，祥丰的底子还厚实得很，资本家不过是个借口，言而无信、欺骗工人、剥削工人罢了。父亲和 S在店堂里越说越气，于是也就不客气了。店堂里有一块钢没有帐，本来父亲和 S把它作为资本家的财产，现在既然他无情，工人也就无义。于是两人商量把这块钢买了，除去交税和中间人得的钱，共有一千七百元，父亲和 S各分得了八百多元。——这是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

　　前面说过，解放前父亲从来就没有拿过资本家一分钱，他历来老老实实，这是第一次。——严格来说不应该算什么贪污，没有任何理由说这块钢就一定是资本家的。为什么会有这块没有帐的钢?说明了，那是父亲和 S长年累月从锯缝里省下来的。仅从这一来源就可以下结论，这块钢本来就是父亲和 S的。资本家的一切财产原本都是工人创造的，但这块钢更应该合法地属于工人。这是父亲的第一次大反抗，但由于他一贯本分自己还认为自己并不光明正大，这钱就存入银行，一直没有动用，也不跟任何人说，母亲也不知道。1965年加上利息达到了一千一百多元。而 S早就毫不客气地把钱用了。不料该年“大四清”，在刘邓的桃园经验和打击一大批中，居然成了父亲的罪状——“共产党”帮资本家“四清”???!!!据我知道一直到现在为止，在我的档案里还压着“父亲贪污一千多元”——就是它。

　　那个“三反五反”干部也并没有多抽了税而立功受奖，他回去后立即被揪出了。原来他自己才是贪污犯，真正的“三反五反”对象。父亲还说，他们得知，这个人原来是国民党留用人员。正是这些人歪曲共产党的政策!听到这个消息后，父亲和附近的一些工人、店员们大为高兴，都说罪有应得。这才是真正的三反五反，工人哪会不拥护?

　　但毕竟有个企业还是被他整垮了，有些工人倒了霉。

　　——任何朝代都会有这种情况：一些人习惯于当走狗。他们既不忠于旧主子，也不真心归顺新朝代。他们只求自己升官发财，为此不择手段。每次改朝换代他们都出卖旧主子到新朝里来寻找升官发财的路了。许多事情本来出发点很好，但总要被他们搞到歪路上去。由此历史剧要演出两次。相比之下许多普通的工人农民却最最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什么是别有用心。非常不幸，共产党、毛主席来了后，也遇到了这种人来投机。所以最好经常地发动运动把投机分子清洗出去。那个钻进区工会的资本家走狗不是被反右清洗出来了?那个国民党留用分子更是现世现报，在三反五反中捣乱，就在三反五反中被清洗。

　　运动始终应该站在广大工人农民的立场上，坚决相信大多数工人、贫下中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首歌唱得好：“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兵，阶级立场最坚定，眼最亮，心最明，香花毒草分得清，向着牛鬼蛇神猛开火，保卫红色江山万年红。”正是这样！！！——如果说这首歌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不仅毛泽东时代，任何时代工人贫下中农都是阶级立场最坚定，眼最亮，心最明的。红色江山就是工人贫下中农打出来的。如果丢失了，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工人贫下中农早晚还是会再打一个出来的，任何力量都压不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