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 “禁忌词”战术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众所周知秦晖是个极右派，从作者举的列子可以清晰看出来，右派对文革的认识也是清楚的。之所以与官僚一致反对，这不是学术问题，纯粹是立场问题，更是人格问题。

　　正文：

　　“禁忌词”是一些右翼朋友在论辩中回避事实和逻辑的法宝。常用的禁忌词有“文革思维”、“阶级斗争”、“闭关锁国”、“抹黑改革开放”之类。在论辩中，每当在事实与逻辑方面无言以对时，一些论者每每以这些“禁忌词”为挡箭牌，似乎高举这些挡箭牌就可以无需事实与逻辑而取胜。然而论辩的目的不在于取胜，而在于搞清真相，不靠事实与逻辑而得的“胜利”，不过是阿Q的胜利。

　　“文革思维”是最常用的禁忌词之一。秦晖应是这些右翼朋友能够接受的历史学者。杨小凯是西方学界推重的经济学家，因而右翼朋友应能接受。因此，不防先看看他们的“文革思维”。秦晖的文革思维集中体现在他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社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上的讲座(见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25946)。秦晖认为：

　　“文革期间虽然有毛的煽动，但人民对体制的不满是更重要的因素。我们一般说文革是十年，但在其中允许老百姓造反的只有很短时间，刘国凯就有所谓的的三年文革论。九大后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结束了。实际上照我看来，真正群众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一年多，就是说允许老百姓造反的话。从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间。”

　　这个观点符合事实，也很深刻。秦晖没有简单地将文革归咎于“毛的煽动”，或者网上一些人归因的权利斗争，而是看到了“人民对体制的不满是更重要的因素”。

　　秦晖还指出：

　　“我个人认为，文革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当权派整民众远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的残酷。主流说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只强调当权派被整。这很不合事实。”

　　过来人都知道，秦晖这个判断符合事实。许多人对文革的不满都来自这个事实。有趣的是，当时整群众的，主要是那些试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当权派。而这些当权派，正是毛发动文革要修理的对象。但后来对文革的控诉，将此都归因于毛。

　　杨小凯是人们熟知的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但很少人知道，文革期间他是长沙一中的造反派学生。当走资派向文革反扑时，年仅19岁的他写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29407.html)，因此坐牢十年。

　　这篇当年中学生的文章，自然有那个时代的激情与幼稚，尤其是其政治上的幼稚。但未必没有深刻的见解。由此能看到文革中所谓“造反派”的“文革思维”。杨小凯在文中写道：

　　“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一月份靠边站了。90%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

　　与前引秦晖对“当权派”的描述对比，是否在相互呼应?而下面一段话就连几十年后的秦晖都没能说出来：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

　　今天军队最高层出现了徐才厚、郭伯雄等一连串贪官，似乎在印证这几十年前一个中学生的预言。更令人瞠目的是：

　　“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象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是象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这就是杨小凯心目中文化革命的真正目标。

　　至于当前社会上对文革的态度，秦晖指出：

　　“随着改革的深入，当权派立场越来越得势。今天的当权派不仅比过去更腐败，由于他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改革，更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年的走资派的确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实。他们的事实坐实了毛当年的指责。于是，现在当权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们忘掉文革。他们对文革采取总体失语的合乎逻辑的选择。”

　　可见秦晖看出：今天最害怕文革的，正是文革期间被预言的走资派，即这三十年来搞市场经济的当权派。用当年毛的语言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对于今天社会上对文革的怀念，秦晖指出：

　　“对文革的想象源于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尤其在青年大学生中尤其流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大陆交换生们怎么想，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这种观点是相当有市场的。很多人都希望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对当权派有相当的反感。”

　　可见秦晖意识到正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年轻人反感，使他们“希望再来一次文革”。只要这个基本现实不改变，就不可能改变社会舆论的倾向性。

　　秦晖并不认同毛，更不认同文革，在他这次演讲中表露得清清楚楚。但他毕竟是学者，讲话毕竟要基于证据与逻辑。所以有了上述的言说。秦晖和杨小凯让我们看到文革问题的复杂性。把“文革思维”当做禁忌词，封闭了最能启发人们的思考空间，将讨论引入情绪化的意气之争。

　　为什么会这样?对文革不满的人主要有两类，其一，被冲击的当权派及其后人，其二，被迫害的群众（包括当时所谓的“黑五类”）及其后人。对第一类人的心态，秦晖已经作了符合事实的描述。而第二类人的心态却比较复杂。当时的走资派让他们吃了苦头，他们对其应无好感。但其中一些人在后来的30多年中聚敛了多多少少的政、经、学资源，成了新时代大大小小的权势者，而他们的成功与30多年的资本主义道路密不可分，而文革冲击的，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见他们恐惧文革是符合逻辑的。正是基于这种利害关系，他们站到了文革中迫害他们的走资派的立场上，将当年走资派整他们的罪孽，统统扣到毛泽东的头上。

　　对禁忌词“阶级斗争”，我已说过，问题的核心是：社会是否严重分化?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个阶级社会?阶级对立是否日趋激烈？在经济上，不到1%的人口聚敛了几乎全部生产资料所有权，靠财产性收入为生。而超过99%的人口拥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到1%，他们只能靠为前者打工，以工资性收入为生。这是私人银行业的市场分析报告证实的（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5722.html）。这两个群体无论如何不属于同一个阶级。客观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群中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不正面回答这个实证问题，只是控诉别人“沿用阶级斗争的思维”，不过表明了论者的价值判断。这也不是什么创新。当年的国民党就指控共产党“煽动阶级斗争”。似乎阶级与阶级对立并不存在，阶级斗争是煽动起来的。考诸当今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其根源到底是“煽动”还是“阶级对立”？通钢工人打死资本家的走狗，是谁煽动的？

　　否定阶级的存在，就可以以超阶级的身份将自己的观点普世化。这不是现在才有的创新，马克思时代就有了。马克思明确承认自己有阶级立场，而他的论敌却力图将自己的论点打扮成几何公理。今天的主流经济学源流之一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他就主张把政治经济学改造成为纯经济学，只以财富为研究对象，以纯粹理论来建立经济科学。于是经济学不再有阶级立场和偏见，它论证的东西如几何公理般不涉及立场。

　　阶级是一个基于经济地位的词汇，它是观察描述社会的一个视角，并不是唯一的视角。全面理解社会问题，理应多视角观察。将阶级这个视角列为禁忌，不过显示了论者害怕人们由这个视角看到的东西。要将这个视角列为禁忌，总要说出个一、二、三来吧，没有理由就颁旨禁止，太霸道了吧。

　　其实，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的巴师夏和美国的凯里就为其制造了理论基础----经济和谐论(Economic Harmonies)。这个理论的核心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和谐的社会组织”，其根据产生于商品的“交换”，任何“交换”都是“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相互服务”的过程。这种以对等利益为基础的交换，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保持了“和谐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工人都分别通过提供服务，得到地租、利息和工资;并且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各自的收入也会同时增加。为此，在“和谐的社会组织”里，是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的。

　　然而这个理论与当时的现实南辕北辙。在这个理论上公平、公正、美妙的“和谐社会”里，1825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此后几乎每隔7-10年，欧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一次这样的危机，而每次经济危机又都必然引起工人运动的高涨。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按照巴师夏和凯里所假想的“规律”走向“和谐”和“美好”，而是走向了战争。进入20世纪后，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今天，经济和谐论再次被某些人端了出来，而他们遇到的现实却是各国内部愈演愈烈的危机，国家间此起彼伏的经济冲突和硝烟四起的战争危机。

　　关于“闭关锁国”，涉及的是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这是个实证问题，需用统计数据说话。只是扣一顶“闭关锁国”的帽子，就得胜回朝，固然可喜可贺，却无法服人。真正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可以看我当年写的文章：第四编“接轨”观察第一章外贸观察(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7202.html)。

　　至于“抹黑改革开放”，其实“改革开放”早被贪官、奸商和假洋鬼子们搞得漆黑一团了，看看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高的“威维稳费用”，越来越昌盛的“性产业”，就明白了，还用得着抹吗？

　　论辩中的理论自信源自事实与逻辑。在事实和逻辑方面站不住脚，只好乞灵于禁忌词。禁忌词和帽子相关联。一个禁忌词就是法海手中的一个钵盂，将其扔出去就是一座雷峰塔，其对手自然就只有白蛇的命运----被永远镇在塔下。然而这钵盂之所以有此神通，只因为法海是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卫士。当统治集团失掉“天命”后，这钵盂不过就是钵盂而已。所以，在鲁迅的年代，雷峰塔就倒掉了。所以依靠钵盂不如关注天命。古人早就认识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

     编辑：墨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