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之诚：道性智慧——论理论创生实践框架体系

----学问论之五

　　在前文《学问论纲要》、《毛泽东战略实践框架体系》和《身心修炼实践框架体系》和“身心-理论-实践”综合框架基础上，继续厘清理论创生实践体系的结构和内涵。

　　此文主要内容分为理论创生的独立性必要性、理论体系的逻辑层次及道学内涵、实践性理论创生、精神战争和意识形态化、教条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历史文化逻辑等部分。

　　一、理论创生实践独立性和必要性

　　一般地，主体生命历程视域，身心修炼实践和具体社会实践是一线实践，理论创生实践是为二线实践。但在知识化信息化学习型社会的竞争时代的客观形势下，理论创生实践实际上已经被很多主体自觉由二线实践提升为一线实践，成为其生活方式的不可分离部分和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终生学习将日益成为新常态。主要缘由为：

　　首先，现在西化教育体制下教科书框架专业知识，在“质”方面和实践智慧需要的本质存在“体系间性”互不相容，尤其在非自然科学实践领域尤甚。毛泽东说“理论联系实际”，意指理论知识需要经过主体吸收内化后，在实践进程中经过毛泽东战略实践框架体系运作才能发挥作用。理论性知识一般不能“直接”用，需要进行“主体内化-实践性转化”后才能“间接”发挥作用。如果直接“硬用”，一般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必将受到历史现实的惩罚。这种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体系间性”是结构性本质性的决定性因素，对此大多数人都是在头破血流的现实面前才逐渐觉悟的。

　　其次，现在西化教育体制和教科书框架专业知识，在“质-量”两方面，无论在主体身心修炼、内在综合素质和社会实践客观需要方面，其内涵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实际需求。在社会实践领域，即便在专业领域教科书框架专业知识若能满足20%就不错了，纵然你是博士后博导也基本如此。此可谓在实践面前人人平等吧。如前所言，“实践目标达成度”是衡量主体内在学问水平能力的唯一标准。前两点主要以“单个主体”的非战略性实践角度言，持续学习和终生学习实质是客观形势的必然要求，理论创生实践是为主要重要形式。

　　再次，在中观宏观宇观的历史战略性实践中，随着时间对象的“动态时空-关联知识”内涵外延的拓展提升，对主体的内在学问体系和思维实践框架提出了跨专业跨行业的更高更综合的主观前提要求。对非战略性实践主体，对历史现实的中观宏观宇观的“无字天书”，需要得到正确到位的“解读”以便为自己的价值行为选择提供客观依据。

　　又次，在中观宏观宇观的历史战略实践中，客观形势竞争格局的演变规律、战略主体的经营发展规律、基本战略预见和实践中“前所未有”新问题等，先期主要需要理论创生实践得以解决。盖因战略性实践问题的试错成本高昂，尤其在宇观宏观层面“历史只有一次”，故理论创生实践是必然选择。在实际“试点”之前，进行理创生的“逻辑推演”之“模拟实践”，对提高整体效率降低实践成本深具现实意义。

　　又再次，在精神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实践中，理论创生实践乃其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程。此在精神战争系列文章和战略方案中有详尽论述，此不复赘述。

　　最后，在身心修炼实践层面，主体“知信慧”系统的自优化机制之“内在深层智慧生成机制”，本质为一种基于太极生命体的先天自发的精神智慧实践。理论创生实践体系实质为主体后天自觉的“知识学习机制-实践经验总结机制-外在深层智慧生成机制”。无论各层级主体面对各层次的社会实践，理论创生本质上即为实践体系的必要一环，且是整固提升主体内在更高效的自觉行为。

　　综上，理论创生实践就从狭义的实践体系中独立出来，并在广义的实践体系中发挥战略性现实性作用。

　　二、理论体系的逻辑层次结构及道学内涵

　　理论体系的逻辑层次结构和毛泽东实践框架体系的逻辑层次结构有相对应适应的部分，但也有其特殊内在本质部分。

　　理论体系的逻辑层次结构：道-元哲学-应用哲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技术理论-操作理论-实践经验反馈等八个层次。对比前文此增加了“实践经验反馈”层次，以后文为主。

　　此“老非”在其人类思想范式“M-M1”中主要罗列了前四个级别，并根据宇观宏观历史战略实践实际需要从M范式修正到M1范式。“老非范式”非但在纵向逻辑层次展开，且补充了历史战略实践之“军事-文化-社会-自然”等横向细分内涵，故为“矩阵”形式。此读者可自行进行对比参考。

　　依理论体系实践视域，理论体系前四个逻辑层次“道-元哲学-应用哲学-基础理论”统合为道学体系，或曰非实践性理论体系;后四个逻辑层次“应用理论-技术理论-操作理论-实践经验反馈”统合为实践指导理论体系，或曰实践性理论体系。在历史现实中，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化”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普遍性客观存在，尤其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之意识形态工作业已成为“日常工作”。当前“西教科哲逻辑范式”之精神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其体系更为完备形态更为完善内涵更为隐晦，结合中国主体内在历史文化基因之“儒化经学思维”异化后，给中国制造了严重的历史性战略性灾难，危害特别巨大影响极为恶劣即便所谓学术界知识界也不能幸免。故，理论体系的精神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部分有单独研究的必要。此主要内容在精神战争系列基本阐明，暂略。

　　由上，理论体系分为非实践性理论体系之道学体系部分、实践性理论之实践指导理论体系部分和精神意识形态战争体系三大部分。

　　道学理论创生实践主要目标是“明道”，即明了“大道-真道-正道”为行道打下正确的认知基础。道学的根基在中国，具体留存于中华文化文明的“经”中。故中国人的“经学思维”也存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主要是中国的道经基本就是宇宙的全息逻辑体系太过完备厉害。《易经》为道经，《易经》之道简称易道。中国的道统为：伏羲-《连山》-《归藏》-《周易》-毛泽东思想，抑或说《周易》前-《周易》-毛泽东思想三大阶段。《易经》五圣：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毛泽东。文王、周公、孔子实际是《周易》的三位一体的代言人，现以孔子代表。故《易经》三圣：伏羲-孔子-毛泽东。历史大逻辑视域，伏羲属于中国，孔子属于儒教圈之亚洲，毛泽东属于未来之“中国-世界”。按照赵志生先生的属性数学理论框架解释，《易经》在伏羲阶段属性数学为基本工具的“本真易道框架”阶段，仍为“大多数人服务”的阶段。孔子阶段因统治性阶级性摒弃了属性数学的合道合理内涵，沦为主要“为少数人服务”的“儒化易道框架”。《老子》是中国孔子阶段仍留存的属性数学为本的“易道”。毛泽东跨越2500年的孔子阶段直接经过《老子》属性数学易道延续了伏羲“本真易道框架”，并吸收内化了西教科哲逻辑的合道合理部分，将孔子“儒化易道框架”重新升格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本真易道框架”。此为“道学”理论创生实践对象的第一层次。

　　道学理论创生实践对象的第二层次，主要是中华的“子”，主要是中华先贤在各方面的易道应用。“子”属于“应用哲学”层次。但是《老子》基本例外，属于“元哲学”层次。《孙子》是易道在军事战略实践领域的应用，或曰军事战略哲学。但是由于《孙子》与易道根脉相联，故实质是大战略哲学层次，超越一般“西式军事战略哲学”层次。全真毛泽东军事战略哲学和《孙子》基本等同。《黄帝内经》实质是易道在“身心修炼-治病养生”领域应用的实践智慧结晶。《墨子》把易道扩展到自然科学和逻辑领域，但是汉武确立“儒化易道框架”的“道学-意识形态”统治地位后被边缘化只留存于底层劳动人民的劳动技术实践中。“名家-阴阳家-法家-兵家”等其他“子”基本在“应用道学”层次。儒家的“《原道》系列”基本是儒化易道框架下之“伪学”，如冯友兰的《原道》即此。佛教的合道部分，本质上是易道在思维意识学科领域的应用。此论在“道性-逻辑-时空序列”中成立，但是需要“人证-物证”支持。

　　道学理论创生实践对象的第三层次，就是历史实践层次，也即毛泽东所言之历史现实这两本“无字天书”。“历史-历史战略逻辑-主体心性”的一致性，也即历史与心道的内在一致性，是历史的本质。历史战略逻辑即是易道战略体的运作实践结果，此为主体“创造历史”的根本依据。历史和主体心性的一致性，此为“历史轮回”的根本依据。历史总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历史的重复性和主体心性的恒定性是一致的。如果对单个主体的“心道”合一体悟比较艰深难解，那么在历史逻辑中，单个主体的心性得以在更大的历史时空中得以“开显-放大-强化”，则心道合一性的表征基本可为凡人所识见。中华万年历史，本质上也是主体心性的“全息显现”。“中国人历史上什么没见过。”故以美国人300历史积累，怎么能真正明白中国人万年历史积累的“心思”。西教科哲逻辑框架对历史的理解水平是“读史使人明智”。在中国易道框架下应为“读史可以使人明道”。历史现实两本“无字天书”，实为道学理论创生实践的基本教材。

　　道学理论创生实践对象的第四个层次是“集”。所谓集即指单个主体体道行道的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的结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教义内涵言基本属于此层次。西教科哲逻辑的哲学史及“个体哲学逻辑体系”也属于此层次。在“集”层次，鱼龙混杂真假难辨。主要分为实践派和理论派两种。实战派主体的实践智慧结晶，系统总结升华其正反实践经验故其“道性智慧”内涵丰富，可谓道学的良性素材。比如，姜尚、管仲、商鞅、吴起、韩信、曹操、诸葛亮、王猛、李世民、李靖、刘基、王阳明、曾国藩、左宗棠、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粟裕、钱学森、任正非等人精神产品。理论派的主要分为三部分。西教科哲逻辑即为第一部分，此可谓思维锻炼的“陪练”，训练主体思维的“思辨性-逻辑性-创造性-自主性”;比如，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西教科哲逻辑框架中“科学哲学”趋向值得注意，在自然科学的应用哲学层面和基础理论前沿的“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熵”、“不确定性原理”、“灰色理论”、分形理论、拓扑学等值得吸纳。第二部分为中式道行高深的经典学问，由于其主要吸收了长久广泛的历史实践经验智慧，其“道性智慧”内涵丰富。比如，《三略》、《素书》、《中论》、《反经》、王船山学问体系、中国佛教学问体系等，此部分主要在道家佛家。第三部分是缺乏一线实战经验但是在“儒化易道框架”下有一定学养基础的儒化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其“道性智慧”稍差反而“似是而非”内涵泛滥。比如贾谊的政论文、宋代“三苏”政论文、朱熹的学问体系、“邓小平理论”、钱钟书学问体系、“邓三科框架”下“西式文本学术”系列等即为此列。此类主要作为“反面教材”和前述所言之“正面教材”进行对比强化。此所谓正面教材和反面教材主要指学问文本的整体性结构性道性智慧和整体性学习效率而言，内涵方面并非一概全面彻底否定。

　　道学理论创生实践对象的第五个层次是中国文艺精神产品体系。主要有书法、园林风水、文化遗迹、功夫、国画、国乐、围棋等。此关键是用心去“观-体悟”去“互动交流”。

　　道学理论创生实践对象的第六个层次是主体自身实践体系，涵身心实践和社会实践，此和实践经验反馈层次等同。关键是有否自觉地进行系统性战略性的实践经验反馈总结提升。

　　主体道行修炼和道性智慧的养成，主要通过学习吸收以上六个层次的核心要点进主体的学问体系。抑或说，六个层次共同建构了主体道性智慧的修炼的“道场-逻辑场”。西教科哲逻辑主要是“逻辑场”缺失“道场”。主体的学问体系是自主性载体，是进行外在深层智慧创生机制的基础。惟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内化的知识智慧要点进行“系统性-自主性-整体性-结构性”之“优化-聚合-融会-贯通”。道学理论创生实践体系的结晶统合辩证为“道性智慧体”。道性智慧体的养分主要来自中华“本真易道框架”之“经史子集”体系，次次要部分来自西教科哲逻辑体系。不言而喻，中国文言文的解读能力必为基础性能力。

　　“道性智慧体”以本真易道框架为纲要，是主体学问体系的理论层面的核心和根基。“道性智慧体”本质上是道性思维和历史实践智慧的“统合辩证-聚合升华”。主体如果缺乏道性智慧体的学问核心和根基，即便是处于记忆状态的知识智慧一般也处于“离散状态”，必然缺乏“理论创造力-实践创造力”而沦为“经虫”。精神智慧视域，道性智慧体内涵动态时空观、易道战略思维、哲学思维(本质思维能力)、阴阳辩证思维、心道合一、明心见性、道性智慧(性智，熊十力语)、整体观、系统思维、“整生逻辑”等。此注意厘清易道战略思维、整体观和系统思维三者的异同。道性智慧体是战略性人才的必要主观前提。

　　如果说哲学本质是“思想的逻辑前提批判”(孙正聿语)，那么道性智慧的本质是“哲学(思维)的逻辑前提批判”。故言《易经》是“哲学的哲学”和“万经之王”，诚哉斯言!

　　进一步，可确定精神智慧的逻辑层次为：道性智慧-般若智慧-哲学思维-逻辑思维。

　　“道性智慧”统摄“般若智慧-哲学思维-逻辑思维”，“般若智慧”统摄“哲学思维-逻辑思维”，“哲学思维”统摄“逻辑思维”。“逻辑思维”统摄“离散材料”。反之，后者对前者起支撑作用。

　　三、实践性理论创生

　　实践性理论创生分为三个层次：

　　实践性理论创生层次之一：基本知识要点的理论学习和贮备。

　　如果是专业性简单性非战略性实践，基本知识要点主要是“纵向逻辑结构知识”和相关基本常识。如果是综合性复杂性战略性实践，基本知识要点主要是“纵横逻辑结构知识”、主体内在道性智慧体和相关基本常识。相关基本常识内涵现实运行机制和操作细节，此需要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积累解决。基本知识主要包括背景知识、专业知识和基本常识三部分。

　　实践性理论创生层次之二：新实践问题的系统化概念化的知识创生。

　　此以战略性实践论之。

　　新实践问题必然出现，首先是外部时空环境因为历史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或者新的决定性影响的突发事件，对实践体系(主体-对象)面临的形势演变格局产生结构性整体性改变。此要求实践主体依据形势的根本改变进行“战略转变”。比如抗日战争对中国武化大革命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影响即为此例。此种“战略转变”在形式上是被动的，但是根本取决于战略操盘者的战略水平和局势掌控能力。比如中国面对西方世界的新阶段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的“战略转变”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实质性全面完成，根本在于毛泽东思想被边缘化妖魔化后“邓小平”的“道性智慧体-易道战略体”的缺乏。其次是因为实践体系的自身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或者实践体系内部出现了决定影响力的新问题。前者比如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一方面军成立后红军由“游击战”转变为“游击性运动战-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后者比如王明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决定性致命性影响等。再次是因为外部时空环境或者实践体系出现了局部性暂时性的重大影响突发事件，但是如果处理的不好整体形势会进一步恶化由暂时性局部性发展至全局性长远性影响。前者比如抗日战争阶段的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后者比如百团大战后日寇的疯狂反扑。又次由于战略操盘者没有能在战略的高度处理具体问题和战略问题，在形式上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持续地在制作新问题，且整体形势仍在问题的量变积累过程中持续恶化。“邓小平”的“历史战略实践”就是此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形势逐步恶化而毫无能力整体性战略性扭转局势力挽狂澜。最后由于技术革命的“外部性”带来的新问题，或者其他一般性性问题。前者比如“信息世界精神战争”问题，后者比如汶川大地震问题。

　　所有这些时空环境具体条件实践体系自身的新的不同程度的“质-量”(主要是“质”方面)的变化，都需要主体应用内在的“道性智慧体”之“道性智慧-般若智慧-哲学思维-逻辑思维”，提出新的系统化概念化的整体性、定位性和定性把握。这是战略性实践性解决问题的逻辑前提。

　　面对新问题，旧往的知识和经验都无法准确到位地把握，故无法满足实践性需要。否则，依据旧往知识必犯教条主义错误，依据旧往经验必犯经验主义错误。

　　实践性理论创生层次之三：理论知识也即系统化概念化知识的实践性创造性转化。

　　仍以战略性实践论之。

　　由于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之“体系间性”的客观存在。也即理论体系的知识概念一般不能直接在实践体系中直接应用运行。所谓“体系间性”实质是体系间的“不兼容性”，此种“不兼容性”就必然要求体系间进行实践性“对接-融合”时，必然要求进行知识信息的“范式-模式-格式”的转化，然后才能互相兼容通用。比如“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之间就需要“路由器”这一信号转化器作为中介实现兼容通用。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之间的体系间性的本意亦如此。面对同一实践领域实践对象的同一问题，理论体系的概念化知识和实践体系的概念化知识，无论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实质存在“体系间性”区别很大。西教科哲逻辑框架下的理论知识属于“量智”，毛泽东战略实践框架体系下的“道性智慧体体和实践性理论”属于“性智”，性智和量智的“体系间性”自明。西教科哲逻辑框架下的知识为基于静态时空观的抽象思辨的系统化概念化知识，毛泽东战略实践框架体系下的知识为基于动态时空观的道性智慧的抽象思辨的系统化概念化知识。虽然面对同一“客观对象”形成“指称一致”的知识点，但是两者仍然存在本质性区别。比如“人民”概念，在西教科哲逻辑框架下必然存在定义的不确定性和逻辑层面的辨析不统一性，但是在毛泽东战略实践框架体系中就不会有理论定义歧义和辨析的不统一性。盖因毛泽东战略实践体系下人民在不同阶段的政略政策操作都是确定的，其内涵即为95%的“大多数人”，其“外延”依据不同形势的发展阶段确定。赵致生先生的属性数学理论框架下也有经典例子。比如，在毛泽东战略实践框架体系之“性智范式”下，“线”的概念本质存在“粗细”之分的“质像统一性”;但是在西教科哲逻辑理论框架下之“量智范式”下，“线”的概念本质不存在“粗细”之分只具备“质抽象性”，实践性具象性的“像”内涵缺失。

　　实践性创造性转化的本质为有理论体系的“点-抽象性-单一”概念转化为“立体-具象性-结构性”概念。

　　由上是进行知识的实践性创造性转化的“道性-智慧-哲学”依据。毛泽东说在把具体问题“放在更高的原则上解决”，本质上既是把具体问题从“逻辑-经验”层次提升到“道性-战略”层次。

　　理论体系知识的实践性创造性转化的知识对象，主要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既是西教科哲逻辑框架下之“量智范式”(西式儒教范式)之知识，需要整体性根本性转化。第二部分，即是“儒化易道框架”的“中儒范式”之知识，尤其是缺乏一线实践淬炼的主体创造的知识部分，需要一般性整体性转化;第三部分，即是“儒化易道框架”之“中式儒教-经学思维”和西教科哲逻辑的“西式儒教”两者杂交混合后的“中式西儒范式”之知识。第四部分，过界的狭隘经验知识。所以这些所谓知识，在实践性应用中都需要实践性创造性转化。具体转化的方式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理论体系知识的转化和体系间性的消融问题，实质上不是理论性问题而是实践性问题。

　　前文理论创生第一层次的大多数知识需要“转化”，第二层次依据毛泽东战略实践框架体系创生的知识一般不需要转化。

　　毛泽东战略实践框架体系既是实践性理论创生实践的系统性依据，更为实践性知识转化后运行的系统载体和框架基础。离开这个前提和基础，实践性理论创生顿失现实性根基。

　　四、精神战争和意识形态化

　　由于理论体系知识的意识形态化的普遍客观存在，西教科哲逻辑的精神战争又远远超越了传统意识形态的边界。虽然在精神战争战略系列文中曾经对此有系统性论述，但对意识形态化问题仍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

　　意识形态化的普遍性客观存在，是由意识形态的二重性和精神文化战争的实践需要共同决定的。

　　实际上各层级主体存在意识形态化的精神消费需求。社会主体的意识形态化的精神消费需求，是由社会的现实性结构性矛盾不能如意解决决定的。此种现实性结构性矛盾即为意识形态存在的客观空间。社会现实的结构性矛盾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存在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和生态资源能源的有限性的现实矛盾，在意识形态层面反映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矛盾，此为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全球治理的“全球化路线”之争，在意识形态层面反映出全球层面的“规制-标准-通道”的明争暗斗激烈博弈。第三层次，文明体系间性和文明板块之间的历史性现实性矛盾，在意识形态层面反映出“西方中心论-罗兹框架”和“反西方-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矛盾。第四层次，国家民族生存发展时空和现实利益矛盾，在意识形态层面反映出“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族群主义”之间的矛盾。此三个层面在中国集中反映了“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和“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第五层次，国家民族内部存在的阶级矛盾和现实利益结构的两极分化，在意识形态层面反映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之“儒教主义”和“人民大众-劳动人民”之“大众民主”之间的矛盾。第六层面，国家民族阶级内部之不同集体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现实利益矛盾和竞争，反映在意识形态层面，主要是精彩纷呈的“政治营销-经济营销”竞争。第七层次，社会个体层面的利益纷争，在意识形态层面反映出“注目礼-面子”的勾心斗角。

　　意识形态的二重性，一方面客观决定了我方“正向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克服消解战胜敌方“反向意识形态建设”和精神战争影响力。

　　现实矛盾交织、意识形态的二重性及七个层次结构，在信息世界现代传媒体系的聚合强化放大下，构成了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精神雾霭认知迷雾。主体主观内在的心性迷失和宇观宏观历史现实认知的客观难度，更让意识形态的精神雾霭认知迷雾兴风作浪。如何“击破迷雾，还原本真;扫除鬼魅，回归人民”，尤其成为当下“人民知识分子”理论创生实践的不可推卸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和现实战略任务。

　　五、教条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文化逻辑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本质上都是主观主义。

　　进一步，所谓主观主义即是和具体实践主体关联。主观主义实质是实践主体的学问体系和外在实践需要之间客观矛盾的必然反映。经验主义一般称为狭隘经验保守主义，意指实践主体的内在实践经验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的实践性要求。经验主义的解决办法中，实践主体的理论创生实践和实践经验总结提升是必要步骤。经验主义主要是具体社会主体的个体性行为，一般和理论及文化范式无关。

　　教条主义相对复杂些。盖因教条主义不但存在个体性教条主义，还存在理论及文化范式的群体性普遍性教条主义。个体性教条主义可以通过学习提升主体内在的学问体系加以解决，但是群体性教条主义就需要文化觉悟和理论自信。王明路线之马克思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全面性整体性统治中国武化大革命三年之久，和当时大多数革命者尤其是处于领导层的革命者对“文化范式”间性和理论体系实践体系之“体系间性”缺乏基于“道性智慧体”的正确认知分不开的。对此，毛泽东也没有办法只能慢慢等待时间事实对比的教训让群众觉悟才行。

　　但是虽然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只能基于马克思的西教科哲逻辑框架之主要是点线辩证认知框架下解决了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体系间性，也即解决了“理论教条主义”，但是实质仍没能解决文化范式间性决定的“文化教条主义”，也即没能来不及具体克服“儒化易道框架-中式西儒框架-西式儒教”的“文化教条主义”，以至建国后教条主义再度泛滥尤其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教条主义全面复辟获取统治地位。文化教条主义正是理论教条主义的深层土壤，不铲除文化教条主义土壤，不可能彻底清除理论教条主义，最终王明李明们仍将最终葬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故建国后发动了历次的文化革命运动仍不能解决问题，最后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大业，不得不义无反顾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以解决此问题。事实上，文化教条主义不但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死敌，更是当下险恶国际生存环境的中华民族生存的生死大敌。毛泽东显然对文化教条主义的传统威力和顽固性洞若观火，故言文革需要七八来一次。

　　前文第三点实践性理论创新部分对此已经有清晰的论述，这个文化教条主义就是“西式儒教-中式儒教-中式西儒”三个文化联盟体。或者说“儒化易道框架-西教科哲逻辑”的“量智文化范式联盟体”和“性智文化范式”之“道性智慧体”之间的文化路线的“精神战争”。“习武”时代的现实放佛回到了2000多年前“汉武”前期“黄老”和儒家之间的“战略指导思想”的激烈竞争的历史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汉初黄老儒教之争的再现罢了。“本真易道框架”和“儒化易道框架”的文化主导权和战略指导思想的竞争，是中国的生死命门。根本在于，当下的中国又面临如春秋战国般的大争之世的国际环境。客观上，“儒化易道框架”业已不具备满足中国战略实践需要的客观基本功能要求，故战略指导思想的竞争结局趋于明朗。但是在西教科哲逻辑之“西儒”的强力影响和助力下，“中式西儒”仍然在“文化主导权”方面占据统治地位。根据观察，管理层对此没有清晰的认知和判断。这就带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实质性恢复性智文化范式之道性智慧体之毛泽东战略实践框架体系的战略指导地位，虽然能解决中国一定历史阶段的生存发展问题。但是解决不了“西儒和中式西儒”联盟最终毁灭地球人类的问题。也即不解最终决文化主导权问题，任由西儒和中式西儒“任性”，中国世界必然最终死寂，如此中国的生存发展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根本解决。另客观上，只要“中式西儒-西儒”量智范式文化联盟占据文化主导权，必然导致中国的文化教条主义土壤的客观存在，必然导致文化教条主义并衍生理论教条主义再度在战略指导思想方面的统制，也即中国仍然面临巨大的潜在的“祸起萧墙式”生存发展之“战略风险”。管理层所言之“文化自信”内涵，到底是基于儒化易道框架量智文化范式之“中式西儒”?还是基于“本质易道框架”性智文化范式之道性智慧体?这是必须明确的首要问题。如前者，中国危矣，世界没救。如后者，中国世界均有救。

　　当然，恢复道性智慧体的文化主导权，进而彻底消弭文化教条主义产生的土壤机制，置国家民族长治久安于真正的坚如磐石的文化自信基石之上，并不是要消灭儒教和西教而是让其归于适当正常的位置。

　　历史证明，消除具体的理论教条主义不易，消除文化教条主义更是难上加难。此间必然是持久战，故中国理论创生实践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