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数千年野蛮残暴的压迫，三十年颠倒黑白的宣传

 

 

　　大家好好看看这些惨不忍睹的材料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这类普遍存在的历史事实几乎被人为消失得干干净净。从影视作品到媒体报道，都把地主对农民极其野蛮残暴的剥削压迫，颠倒黑白地变成了农民“毫无人性”地摧残地主，历史就是在这种颠倒黑白中完成了阶级复辟。

　　可以说，通过颠倒黑白而形成的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复辟，比现实政治领域的阶级复辟更加可怕，现实政治领域的阶级复辟很容易解决，而观念领域的阶级复辟则很难解决。因为思想枷锁是比任何物质枷锁都更加坚固的枷锁。

　　虽然目前中国共产党还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但是三十多年来“剥削有理，造反有罪”的颠倒黑白的宣传和教育，已经基本上瓦解了共产党执政的道义基础，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难以想象的灾难后果。“忽喇喇似大厦将倾，昏惨惨似枯灯将尽”，应该是对当前中国状况的准确描述。　　

　　尤为可怕而可悲的是，当那么多左翼爱国人士挺身而出，为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讨还公道时，却要遭到把持宣传、文化、教育特别是网络领导权的极右官僚的全面镇压。可以说，中国官僚集团改变共产党执政地位、改变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渴望，丝毫不亚于苏联官僚集团。只是因为中国老百姓不想国家动乱，舍不得毛主席创建的这个党和这个制度，才豁出命去支持共产党，无论遭到各级官僚机构（基层党委）多么残酷的镇压，仍然坚决捍卫共产党，这才有了今天中国共产党坚如磐石的执政地位。

　　今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各级官僚机构的打压下而拼死捍卫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可歌可泣而又可悲可叹的历史壮举，将会让未来历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未来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却会对这一代人的悲壮行为肃然起敬。

　　历史是在八十年代左右合流中被颠倒的。当时的老左派和老右派联合起来，打倒了文革中崛起的新左派，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历史，变成了“剥削有理，造反有罪”的历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同时妖魔化为历史罪恶。而这些妖魔化的主将，百分之百都是共产党打造的名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的干部。

　　当我们这一代毛派共产党人，要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时，新的左右合流又形成了，这次左右合流的重点，不再是妖魔化历史（这个任务已经完成），而是妖魔化那些要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毛派共产党人和左翼爱国学者。可见我们同左右合流之间的斗争，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斗争的继续，是劳动人民与地主阶级之间斗争的继续，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斗争的继续，这就是我们要捍卫革命真相的历史意义。

　　必须要让人们知道黄世仁和杨白劳之间的真实故事。否则，我们就会同样成为杨白劳，成为喜儿，这已经是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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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之前苏鲁农民为何把新媳妇给地主先睡三天？

作者：马俊亚 来源：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编者按：土改问题是当今“翻案史学”的重点领域。在某些“民国范儿”眼中，解放前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农民与“乡绅”和睦共处的社会，地主都是农村的勤快人、大善人、文化人。而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是调动一些妄想不劳而获的地痞流氓无赖来抢夺勤劳优雅的地主的财产，用“阶级斗争”理论人为撕裂幸福和谐、充满儒家传统社会“伦理”的乡村社会，在“暴力土改”的过程中让农民交纳投名状进而死心塌地地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见秦晖的相关论述)。事实如何呢?

　　从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从来不是共产党“挑拨”出来的。尽管这篇文章讲的是苏鲁地区的事情，但也是民国时期大部分农民状况的一个缩影。在这篇文章里也提到了农民自发打死地主的事情，但这是以地主对农民惨无人道的压迫为前提的。在当今某些学者的土改叙事中，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和残暴被选择性地忽略掉了，无数农民被地主打死、逼死，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的事情从来不会进入他们高贵的法眼。这样，土改就变成了一场失去“人性”，破坏了“儒家传统伦理”的毫无来由的“暴力”行为，中国革命就变成了一场杨白劳、喜儿这些“丧失人性”的“地痞流氓无赖”打败黄世仁、刘文彩、南霸天这些“大善人”的历史。

　　这种所谓的“新史学”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几千年阶级社会留下的压迫者的历史观。就像所谓的“儒家传统伦理”不过是地主霸占农民初夜权的遮羞布一样，压迫者总是要把自己对劳动者的统治合理化、合法化。“最后的贵族”章诒和曾把自己经历过的三个时代称之为“天堂、地狱、人间”，贵族们怀念的天堂恰恰是劳动者的地狱。本主页就是要把如今这些被贵族们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旗帜鲜明地与压迫者的历史观做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 

　　世界各地的初夜权叙述，绝大多数存在于文学作品或口头传说中①，缺乏过硬的史料证据②。苏鲁地区的初夜权资料则极为丰富可靠，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状况。苏北涟水籍的严中平先生生前多次指出，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差别极大，苏北就存在着初夜权的现象③。应该说，这一现象源于苏北特殊的社会结构。

　　苏北的初夜权更多地发生在主佃之间。仪征学者刘师培指出：“禾麦初熟，则田主向农民索租，居佃民之舍，食佃民之粟。……或淫其妻女。”(12)据1928年的一份报告，徐海地区地主下乡，佃户们要献上妻女供其淫乐(13)。苏北地主看中佃户的妻女，常以服役为名，召至家中随意奸淫(14)。沭水、临沭一带地主对佃户“打、骂、奸淫的事情也是层出不穷的”(15)。《申报》载，号称“沭阳程震泰之半”的顾七斤，“垦良田七万有余亩，姬妾百。……此人好淫，远近妇人受其污者，莫点其数”(16)。曹县朱庄大地主朱凯臣拥有土地数千亩，任五方局团总，他看中的佃户女性均为其所奸淫(17)。苏北宿迁极乐庵与寿山寺相似，和尚往往有妻妾多人(18)。宿迁邵店圣寿寺的和尚“几乎个个寻花问柳”。当地俚语：“庙前庙后十八家，都是和尚丈人家。”(19)

　　由于苏北鲁南是古代的鲁地，儒家传统影响较深，普通百姓往往羞于谈论涉性话题，加上初夜权本身存在着隐秘性，当事人多不愿对此加以张扬(20)。并且，“初夜权”一词20世纪以后才成为汉语词汇。因此，对初夜权的准确叙述，多为新式知识分子。

　　20世纪40年代中期，据苏北土地改革工作者调查，“地主对佃户的妻女，可以随意侮辱、霸占。……甚至有若干地区如宿迁北部，还保留‘初夜权’制度，佃户娶妻，首先要让地主睏过，然后可以同房”(21)。1942年4月，苏北新四军领导人邓子恢指出：贵族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包括“可以自由奸淫以至霸占人家的妻女，可以享受初晚的权利”(22)。香港报人潘朗写道：“农奴的新婚妻子，第一夜必须先陪地主睡，让地主老爷‘破瓜’。”“这风俗，在中国，在号称文风甚盛的苏北，也是存在。”反之，佃农“如果讨老婆而在新婚第一夜不把妻子送到地主老爷的床上，倒是‘大逆不道’，是‘不道德’了”(23)。

　　据20世纪40年代担任沭阳农会会长、钱集区委书记的徐士善叙述：“有次在沭阳张圩斗地主，晚上让他的佃户看管他。结果，夜里佃户用棍子把地主打死了。后来调查知道，原来佃户的媳妇，娶过来的头夜，被这位地主睡了。”(24)沭阳有的佃户向地主借贷娶亲，地主则以得到初夜权作为条件：

　　沭阳胡集北老单圩地主单旭东佃户某某，儿子大了要带媳妇，因没有钱，向地主商量。地主说：“不要愁，我替你想办法。但你要允许我一件事。”佃户问他什么事，他说：“你新儿媳带来，头一晚上我去，这你也赚便宜。你不允许，我只要想你儿媳，还能不给我吗?”佃户经过思考，没办法，答应了。地主借了三石小麦。(25)

　　值得注意的是地主所说的“我只要想你儿媳，还能不给我吗?”表明地主对佃户妻女拥有常规的性权力。对这种权力略有不满的佃户自然会受到地主的严惩。沭阳宋山区河东乡小宋庄地主徐香太奸淫佃户田二的儿媳，被田二发觉，田仅责骂儿媳几句。次日，徐执牛鞭将田痛打。田问：“你为什么要打我?”徐答：“你自己知道。”(26)1936年，沭阳汤沟乡乡长、大地主汤宜逊的佃户王某娶妻，汤闯进王宅，奸淫王妻。王母劝阻，被其枪杀(27)。

　　类似于郭沫若所说的“尝新”(28)，在苏北广泛存在。沐阳程震泰家族的程廉泉，家中的女性雇工“差不多都受过他的蹂躏。老的也好，丑的也好，俊的也好，甚至于满脸是疤和麻的，他也要糟蹋他[她]。他说这是‘尝新’”(29)。淮阴孙圩孙大琨，家有田地26顷多，“听到沟南佃户陈兆臻有个美貌的姑娘，他就马上叫几个自卫团[丁]，挑了被子，拿着毡毯，提着尿壶，他自己捧着水烟袋跟在后面，一步三幌(晃)，三步九摇，到了陈兆臻的家里，是话未讲，只说：‘把你姑娘带来睡睡看，好才要，不好两便。’”(30)

　　更有许多地主获得了初夜权后，长期霸占佃户的妻女不予归还。泗沭县裴圩地主周继叔家的雇工朱尚队兄弟两人，积蓄多年替弟娶媳，入门头晚被周奸占，后被周长期霸作“小婆子”(31)。宿迁北部窑湾区王楼乡地主马知非(又名马如元)，有地60余顷、佃户200余家。他46岁时看中佃户孙广礼17岁女儿，在孙氏嫁果场张姓的当晚，用花轿把孙氏抬到自己家中，后长期予以霸占。“因他有钱有势，张姓也只好哑吧吃黄莲，有苦无处说。”另被他长期霸占的还有佃户王怀仁的女儿与佃户张九清的妻子(32)。

　　地主厌腻了佃户的妻女后，可随时抛弃，无需负任何责任。沭阳曙红区崔沟村崔家庄丁杰三，父辈有80顷地，本人在上海读过大学。他曾将佃户王春保女儿霸占一年多，王女怀孕后，丁即予抛弃。佃户黄德安一个15岁的妹妹，亦被丁霸占年余后抛弃。后又将佃户崔振露之妻霸占(33)。

　　与欧洲中世纪不同的是，苏北从外地迁入的佃户妻女同样要被当地地主行使初夜权。沭阳县耀南区长安乡地主袁席山，有地9顷，有位佃户搬来的第一夜，他去佃户家奸淫其妻，“地主及门勇一夜去打几次门，小笆门都被打坏了”(34)。

　　在《费加罗的婚礼》中，法国伯爵为了取得女仆苏珊娜的初夜权，采取的是“温情”引诱的方式。相比而言，苏北初夜权的实施极为野蛮。有的新婚妇女因不顺从，竟被逼死。1945年春末(当地人称“麦头”)，沭阳龙庙乡长兼大地主徐士流在一乡民娶亲时，欲奸淫新妇，新妇不从，被迫跳井自杀(35)。宿迁顺河区日伪区长张少桐与义子曹寿才强奸祁某之妇不遂，竟枪杀了祁氏夫妇(36)。宿迁姚湖北高圩地主高永年奸淫佃户陆某17岁孙女，陆女两次喝盐卤相拒，仍迭次被奸(37)。

　　与苏北类似，抗战和土改时期的调查均表明，山东不少地方，地主对其佃户享有初夜权，直到1945年山东省战时行动委员会制定了《婚姻法暂行条例》后才真正废除(38)。

　　抗战时任丰县、鱼台等地妇女部部长的张令仪写道：抗战初，在鲁南，“我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佃贫家的人新婚之夜，新娘要被地主享有初夜权”(39)。据她叙述，1938年她在单县任县委委员时，中共县委书记张子敬(40)亲口对她说，因佃种了单县辛羊区张寨地主的田地，张新婚时，妻子被张寨的地主施行了初夜权。她认为：“鲁西南的初夜权不是潜规则，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不成文法规。农民根本无力抗拒。地主实施初夜权主要是为了满足其荒淫的肉欲。”(41)

　　抗战期间，山东救国团体为了发动民众，把取消鲁南地区的初夜权作为改善雇工待遇的一项内容。1940年8月11日，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总会会长霍士廉在山东职工联合大会上报告：“鲁南许多落后的地区，仍存在着超经济的剥削和残(惨)无人道的野蛮行为，如初夜权。”(42)由此可知，初夜权在鲁南是比较显著的社会问题。1943年12月，陈毅经过鲁西南，他的《曹南行》诗称：“毫邑汤都史所传，至今豪霸圈庄园。蜀客多情问遗事，居停首说初夜权。”(43)其时，地主尚是中共的统战对象，山东的中共高层反复强调“照顾地主利益”(44)，陈毅等人不会刻意丑化地主。据一位“老战士亲身经历”所写的作品同样记述了鲁南的初夜权：临沂张庄有400多户人家，庄主族长张大富，拥有全庄土地，还享有初夜权，“谁家娶新娘子，先要被他睡三晚”(45)。

　　即使在普遍存在过初夜权的西方，“真正的性交权力是很难证实的，目前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其真的发生过”(46)。但苏鲁地区的初夜权是确切无疑的。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初夜权有着较大的区别。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着形式不一的初夜权。据记述，在西藏，“这些地区的民众不愿与年青的处女结婚，而是要求她们必须与其他许多人发生过性关系。他们相信这样才能为神所悦，并认为一个没有男伴的女人是极为低贱的。因此，当商队到来，搭好帐篷过夜时，那些有女儿待嫁的母亲们会领着她们来到这里，请求这些陌生人接受自己的女儿”(47)。在新疆，“回俗女子至十岁左右，即送请阿浑诵经，为之破瓜，彼俗称为开窟窿，否则无人承配。幼女举行此典，恒数日不能起，甚有下部溃烂至成废疾者”(48)。为此，民国新疆省长杨增新专门下令，女子“非至十四岁，不得开窟窿”(49)。改土归流前，鄂西土家族女子婚期的前三天，土王享有初夜权，凡与土王异姓成亲，新娘在婚前必须和土王同住三宿后，方能与新郎结婚(50)。四川酉阳土司所属的大江里、小江里一带，不仅居于特权地位的土司享有初夜权，就是封建氏族长，也在本(氏)家族内享有初夜权(51)。湖南永顺、保靖、永绥的土司，除同宗外，对于任何人新婚都享有初夜权(52)。贵州毕节的土司享有初夜权(53)。该省安龙，农民妇女出嫁当晚，即迁往兵目附近，为兵目服役三年，才可落夫家，这种习俗“可能是‘初夜权’的残存形式”(54)。

　　这种权力是基于习俗或信仰的“神权”。某些汉人地区流传着类似的传说，不少与神权有关。郁达夫所述的浙江诸暨避水岭西山脚下的石和尚，“从前近村人家娶媳妇，这和尚总要先来享受初夜权”(55)。宋之的所说的山西冀城东山，“相传那山里有一个东山大王，是要享受初夜权的”(56)。在这些传说中，石和尚和东山大王都非现实中的人，而是具有神性，至少拥有某些神通。

　　苏鲁地区享受初夜权者均是活生生的人，一般是富者通过财产关系对贫者性权利的统治，多见于地主对佃农的妻子施行这一特权。由于地主身兼官僚、寨主等多种身份，处于极为强势的地位，作为弱势一方的佃农无力抗拒其要求。这一关系的本质是人身依附的表现。

　　性权力的不平等是由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决定的(57)。近代苏鲁乡村严重分化，大地主是极为强势的利益集团，他们几乎占据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社会资源，把乡村社会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视普通平民为农奴。而平民群体不但在经济上被剥夺殆尽，而且连基本的公民权利也从未拥有过。这是初夜权这种恶俗得以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性土壤。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各阶层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占地500亩以上的大地主约32万人，小地主200万人;自耕农1.2亿，其中有“余钱剩米”者达1200万人;半自耕农和贫农约1.5亿—1.7亿人(58)。与此估计不同，近来的研究表明：土改前，宿迁、沭阳、淮阴、邳县、新沂等县的富农数量不但远少于中农、贫农，而且远少于地主!富农数量仅相当于地主的66%，事实上，中产者的数量最少。近代苏北社会系由少数极富者和绝大多数极贫者构成的哑铃型结构(59)。

　　鲁南与苏北差堪相似。据1943年统计，莒南、赣榆(时属山东滨海专署)3个区13个典型村中，“地主”人数最少，户均占地仅50.50亩(60)。应该说，除去个别占地特别大的地主，鲁南一般地主户均占地面积显然不足50亩，而山东全省有3个县农民户均占地超过了50亩(61)。也就是说，鲁南的不少“地主”占地不到山东许多地区的一般农民占地的平均数。苏北土改时富农户均被没收的土地为56.3亩(62)，实际占地数不会少于60亩。即使占地达60亩的农户，“生活仍很困难”(63)。因此，鲁南的“地主”充其量相当于苏北的富农，是各阶层中人数最少的。鲁南同样缺乏中产者。近年来，有学者强调：“99%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亩上下。”(64)但不论近代鲁南还是苏北，乡村大地主占地数量均极为惊人。唐守中在铜山、沛县、滕县、峄县等处占地数百万亩(65)。鲁南窦家拥有土地8万亩(66)。峄县王海槎、鲍大安分别占地7万和10余万亩(67)。鲁南的社会实态是“地主统治占优势。富者田连阡陌，地以顷计，贫者纵有土地，亦渐荒芜，地主操有政治经济大权，以政府为支持……横占土地，鱼肉人民。非特中贫农不能上升，富农多数降为佃户”(68)。这说明社会一直处于两极分化之中。

　　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沭阳程震泰家族占地16万余亩(69)，被誉为“江苏第一家”(70)。苏北陈、杨两氏各占田40万与30万亩，而占田4万至7万亩的地主“为数不知凡几”(71)。民国年间，地主占地的势头不减反增。1929年，中共徐海特委报告：“东海、宿迁、邳县、泗州等处，则地主土地，有二十万亩以上、十万亩以上的，几千亩以上的非常之多。”(72)睢宁有地主占田10万多亩(73)。萧县“大官僚地主”段氏在徐州占地，方圆达几十里;仅在萧县即有18个庄园(74)。据民国学者调查，邳县、阜宁、灌云等县均有占田五六万亩的地主(75)。宿迁极乐庵及下院占地20万多亩(76)。大地主谢应恭有田数十万亩(77)。据国民政府地政学院抽查的苏、浙、皖、赣、湘、鄂、冀、晋、豫、陕、闽大地主情况比较，江苏省的地主占地数量最大(78)。

　　当然，大地产本身并非原罪。大地产形成过程中所表现的社会不公，才是值得谴责的。苏鲁地区的大地主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主要成分是国家的军政人员(79)，是国家各种恩宠的独占者，他们掌握国家赋予的各种权力。国民政府内政部地政司司长郑震宇认为：“官绅世家较多的地方，土地分配易于集中。”(80)陈翰笙指出，苏北“大部地主，都以官吏为职业”。苏北一带，身兼军政职位的地主占地主总数的57.28%(81)。像唐守中，乃沛县团练首领(82)。民国年间，海州镇守使白宝山，“占有海州多数盐田官田”(83)。其他大地主也多有军政方面的背景(84)。沭阳王洪章任官田游击队长，原有地百余亩，通过敲诈霸占，增加到560亩(85)。灌云县大地主徐继泰，原任国民党常备第二旅长，占地20余顷。团长蒲开喜，在短时间里占地300余顷，“这里包括了胁迫欺骗、利诱各种方式的”(86)。阜东圩寨寨主顾豹成，其弟乃阜宁县长兼保安团长，本人则是悍匪，占有土地四五千亩(87)。

　　山东莒南县大店、筵宾、沟头的地主，“大都做过官”。庄陔兰曾任清翰林院编修，民国山东省议会会长，庄德孚原系举人，庄明远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军长等职(88)。临沭甄家沟地主甄安乐担任乡长，占地7000余亩。“他们是这一带的土皇帝。”(89)1930年后，韩复榘实行军垦，没有所有权的土地全部没收，连排长每人分得1顷，士兵50亩，连长以上无限制(90)。造成有权者大肆霸占土地的局面。

　　近代苏鲁乡村普遍军事化，大地主全部拥有强大的武装，更强化了强势集团的权力，使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从《水浒传》中的“祝家庄”，到《施公案》中的“殷家堡”等，苏鲁地区早就出现了圩寨。捻军战乱发生后，苏鲁乡村全面圩寨化。圩寨的寨主通常是当地最大的地主。如沭阳地区，有民国学者指出：“都像部落式的各个土圩子分成了村庄，等级森严[的]一个庄主，都是这庄的首富地主。一般农民都是仰仗着他们的。”(91)新四军领导人同样意识到长江南北地主之间的区别。管文蔚写道：“苏北的地主与江南的地主有很大的不同。苏北的地主主要靠土地剥削生活，终日闲在家里享清福，不事劳动，婢女成群。出门收租时，保镖人员，前护后拥，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景象。”(92)黄克诚回忆：苏北盐阜地区“地主本身有武装。大地主住地周围住着他的佃户，有点像封建时代的庄园一样”(93)。

　　苏北圩寨类似“小小部落”，经济是“自足”型的。大地主本质上是暴富的小农，这些利用权势致富的利益集团，是建立在对平民的超经济剥夺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没有任何公民意识，没有社会责任感。苏北圩寨中尽管没有法庭，但作为寨主的地主可以处理任何纠纷，可以随意杀死平民。是以卜凯(J.

　　L. Buck)指出：“北江苏宿迁那些居留的地主，使我们想起欧洲诸国古代的封建主。”当然，这种情形并不限于宿迁，整个苏北地区差堪相似(94)。

　　郑震宇认为：官僚地主较多的地区“自然要使佃耕制度盛行”(95)。光绪前期，江苏北部除沿江30英里内，自耕农很少，农民自耕地仅占全部耕地的20%—30%(96)。据国民政府所作的调查，20世纪30年代，峄县的自耕农仅占2.6%，佃农占24.1%，半自耕农占51.9%，雇农为21.4%(97)。苏鲁社会截然分裂为极富与极贫两个阶层。郑震宇指出，上下阶层之间地位悬殊，使得上层“对于农民，可以颐指气使，奴隶待之”。江苏江北各县“大都是地主与农民身份悬殊的地方，也都是业佃关系最恶劣的地方”(98)。

　　处于社会下层的佃农，从未获得过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利。他们根本无力抵御作为强势集团的大地主的欺压。民国学者指出，苏北农民，“对于一般的地主、老爷们，总是顺从的。他们能忍受毫无理由的、强迫的、很明显的地主和劣绅的虐待，他们能甘心受地主和劣绅的敲诈”(99)。这与《费加罗的婚礼》中为了取消初夜权而与伯爵勇敢斗争的仆人费加罗的形象判若云泥。

　　国民党中央委员蓝渭滨主办的刊物称沭阳地区，“一般无智识的农民，差不多一无所知，只有惟命是从的特殊现象”(100)。据《中外经济周刊》1927年的调查，东海、沭阳、灌云地区佃户与田主所订的契约，“须声明永远服从田主指挥”(101)。1928年徐海蚌特委报告，海州等地的农民、盐民，看见地主均要叩头，“地主对于农民任意侮辱，有生杀之权”(102)。据山东省民政厅长对峄县的视察，“地主对于佃农极其苛刻，每届农忙，不出男差即出女差。佃农只得放下犁锄去为地主佣工，无论时日，多不给工资”(103)。

　　中世纪欧洲的初夜权通常以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孟德斯鸠写道：罗马窝尔西年人地区的法律，“使脱离奴籍的人取得对于同自由民结婚的少女的初夜权”(104)。恩格斯写道：在卡斯蒂利亚，直到1486年天主教徒斐迪南作出裁决，才废除了初夜权(105)。法国作品《夜深沉》中，巴朗森对弗朗西斯说：“您是不是要向我承认，您常常去对我们的佃妇施行初夜权?这可是已被1789年的革命连同其他特权废除了的。”(106)

　　苏鲁地区的初夜权不见于法律规定。事实上，在近代苏鲁乡村社会中，法律的影响力极小，社会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个人权势。

　　初夜权并非苏鲁乡村孤立的怪俗异习，而是社会经济结构畸变所造成的强势集团人格裂变的必然结果。权力巨大、缺乏程式化监督的田主，是不可能成为“仁义”地主的，他们利用国家的庇护纵容，肆意对平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欺压。因此，相对这一利益集团的其他暴行，初夜权竟成了相对“人道”的行为。

　　在苏北，地主的名字，是平民必须避讳的。沭阳十字耿卓如，其父拥有二三十顷地，佃户见了他要喊“我三太爷”，如不带“我”字，耿就会将人痛骂一顿(107)。灌云李集杜养禾，家有100多顷土地，1939年冬，鱼牢庄富农张鸿如无意说了“杜养禾”三个字，杜知道后派出一连兵丁到张家，将张逮捕，搜走全部衣物及枪5支，把张关入牢房，张多方行贿才予保释(108)。

　　在地主面前，佃户没有任何人格尊严。1940年，涟水县葛沟区佃户王四在地主郑介仁田里割草，郑诬王割苜蓿，将王捆起跪在门前，用“毛厕括屁棒”括嘴。佃户马如祥因缺差一次，地主赵某见他正做饭，“用屎粪勺放里去搅”(109)。涟水塘西区地主井瑞五，佃户替他家挑水，不能换肩，前一桶水他会留下，后一桶拒收，因他认为“佃户会放屁，有臭味”(110)。涟水西乡奋官庄地主朱子龙，有3个客庄、2000多亩地、50多家佃户、4个大炮楼，“他门前的马桩上，经常吊着佃户打得皮开肉绽”。佃户徐兆标因拿他家一个馒头给乞丐，一家13口被罚跪半天，并被罚洋200元。最后把徐逐出庄，没收所有财物。从此连乞丐都不许上他家门。马树本替他当差，解手时间稍长，他令人打得马树本大小便失禁。胡广才因探亲，误了一天庄差，回来后他拿枪就打。经多人求情，最终打了40皮鞭。“他打人时，要叫人向他笑，否则认为你被打不愿意，打得更厉害。”(111)

　　在地主的威权下，平民没有生命权。涟水塘西区乡长井泉五，有12顷地，庄丁孙培伦妻替他做饭时糊锅，井令孙将妻打死，孙因妻怀孕，不忍下手。井喝道：“三爹命令，非打不可。”孙被逼杀妻(112)。峄县王海槎之子王致平因一名16岁使女答话“犯上”，先用烙铁烙，后用皮鞭抽，再活活打死(113)。

　　潘正芳回忆：

　　记得有一次，我从古邳上县城，途经魏集北门，曾目睹一桩惨事：夏××的狗腿子，向农民魏树德要租粮没有要到手，竟然把魏的年轻妻子带走抵租，魏妻有两岁多的小男孩跟着哭喊，凶残的狗腿子一刺刀戳死小孩，把孩子扔多远。还说：“去狗肚里喝汤吧!”(114)

　　连汪伪政府也认为，徐海地区，“七八年来除直接受到军队的灾害外，更有着地方上恶势力的压榨，他们唯一的借口是‘通八路’，如果敲诈不遂，便联络官方实行那最惨酷的‘活埋’，在七八年中也不知被活埋了多少人，有时更把被活埋人底家属叫他们在旁看着受刑”(115)。东海南岗区日伪区长(下同)刘海如等，杀死人命29条。沭阳韩山乡杨士同等杀死人命19条。宿迁北部沂河区土楼乡王洪波杀死8人，维持会长王守巡杀死9人，最奇的连律师王维英也杀死4人。沭阳章集区葛子玉仅1941年8月27日在仲湾就打死仲兆奎、仲兆彬、仲兆喜、仲兆佑、石广仁及仲跻昌之妻、葛明俊之母、赵廉(后被勒死)等(116)。沭阳小店区朱开富杀害人命28条，薛棣西杀害人命15条(117)。沭城某区长张晋民杀害的百姓超过10人(118)。宿迁北部蒋记临陵乡长陆永禹，仅于陆沟、西欧棋盘一带，即活埋33人，死者妻子，大都被出卖、奸淫(119)。张敬轩在博爱，先后杀死130多人，以致该村多年很少看到男人。刘村一妇女拒奸，被掷入水井，因井中尸骨太多，未被淹死，爬出来二三年不敢露面(120)。

　　在封闭的乡村社会中，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大地主，既然把自己土地上的佃户视为农奴，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对其土地上的妇女拥有性权力。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案指出：“地主又在批耕约中时常规定：如欠租的时候，地主得直接没收其家产。……甚者虽其妻儿，亦把来抵租。”(121)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指出：豪绅“在和平的民众们间，他可以任所欲为。人民的财产就是他的财产，人民的妻子，就是他的妻子”(122)。狄超白写道：“地主恶霸强夺人妻，强奸农民闺女，也算不得希[稀]奇。”(123)苏北豪绅势力之大，甚至可以强占县长的女儿。盱眙县日伪县长郭济川只有一女，“非常疼爱”，“长大供其读书”(124)。1939年，郭女竟“被仇集豪绅宋振中仗势强娶为妾。该女备受宋妻虐待，过着佣人生活”(125)。郭济川终也无可奈何。一般平民妻女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综上所述，近代苏鲁社会掌握政治、经济、行政等权力的大地主，构成了社会的上层，他们掌握的绝对权力导致了绝对腐败。经济与人格相对独立的中间阶层极为弱小，在苏鲁社会中基本上没有影响力。因而，这种哑铃型社会经济结构中，弱势群体无法抗拒强势集团的种种侵权行为，自然无法抗拒强势集团的初夜权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