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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特色道路是既得罪人民又得罪帝国主义的道路

作者:张宏良 发布时间:2024-10-20 14:59:58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在民族复兴网微信群聊天摘录)

  刚才有的同志说美国大学正在培养资本主义掘墓人,中国大学正在培养社会主义掘墓人。对当今美国大学来讲这个评论是正确的,对40年前(80年代初)中国大学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但是对今天中国大学的评论就不正确了,不符合当前中国青年学生的特征,不符合当今的社会现实。

  道理很简单,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已经没了,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掘墓人?这话在逻辑上和现实中都说不通,掘墓人是指埋葬现有社会制度的人,你说今天美国大学生是埋葬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你说今天中国大学生是埋葬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就不符合实际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被今天中国大学生埋葬的,是被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上一代人埋葬的,把这个帽子扣在当今青年学生头上,是荒谬的和不讲道理的。当今天青年学生走进学校的时候,社会主义早就被埋葬了,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因素比美国的社会主义因素还要少,怎么能说是今天中国大学生埋葬了中国社会主义呢?连我们党都公开承认,原来社会主义的五大特征,现在只剩下了共产党领导这一个特征,其他特征都不提了,都没有了,怎么能够把连社会主义见都没有见过的青年学生,说成是埋葬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呢?

  其实这样讲的同志并非是认识和立场有问题,而是认识和立场都很正确的同志,那么为什么还会这样讲呢?主要是这40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就是不是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来评论事物,而是根据事物的名称来评论事物,比如只要把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换成特色社会主义的名称,人家就认为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根本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经济特征——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是把这个国家所有经济特征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征。先拿中国公有制来讲,公有制的两种基本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已经在中国很少很少了,200多万集体所有制企业早在90年代的产权改革中已经全部私有化了;还剩下的几万个大型全民所有制企业在2017年年底以前也全部改成了股份制企业,也就是说城镇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还能说我们是公有制或者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吗?其次再看社会主义第2个基本经济特征计划经济,更是已经被批判为反面事物而被彻底否定,变成了市场经济。最后再看社会主义第3个基本经济特征按劳分配,更是在中国荡然无存,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是按权分配,企业是按资分配,劳动者既不能按权分配也不能按资分配,只是按照劳动力的买卖价格获取工资,和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买卖价格没有任何区别,如果硬要说有区别,也只能说当今中国企业的工人在政治权力和经济福利方面远远低于美国的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特征全部消失得干干净净的社会,还能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吗?

  中国自古以来就追求名实相符,儒家最讲究的就是名实论,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果”,主张事物的名称一定要和事物的性质相符合,而当今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名实不符上做文章,不仅国家性质是这样,经济性质也是这样。私营企业不叫私营企业,而换了个名称叫民营企业。本来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是绝对对立的关系,民营企业应该属于民众共有的企业,私营企业是属于个人占有的企业,可是我们偏偏要把私营企业称为民营企业。为什么要这样?道理同样很简单,因为发展私营企业的人知道私营企业不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又要发展私营企业,于是便采用掩耳盗铃的方法,给私营企业换一个名称,最初胡耀邦是把私营企业换成了光彩事业,目的是否定马克思关于私有企业是万恶之源的概念,而把私营企业称作是十分高尚的光彩事业,后来由于光彩事业这个名称不伦不类,才改成了民营企业。这个名称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中国的改革过程也是一个道德堕落的过程,最初胡耀邦那些改革者还有道德底线,感觉到把私营企业称为民营企业,就像把西门庆说成是共产主义者一样有些说不过去,所以才起了个其他名称,后来的改革者没有了道德底线,怎么有利于打击对手怎么干,就直接把私营企业称呼为民营企业,谁要是按照共产党宣言反对私营企业,谁就是反对民营,反对民治,反对民有,反对民生,总之就是反对人民。社会一看国家都这么干,各行各业也就都跟着这么干,于是伪劣假冒坑蒙拐骗泛滥成灾,中国道德伦理大厦就此彻底崩溃,古往今来最讲诚信的民族,变成了最不讲诚信的民族。

  多年来我们一直讲,政治伦理决定社会伦理,政治道德决定社会道德,国家作为道统的代表不讲道德,而是用改换名称的方法来推行国家自己也否定的私有制,于是整个中国从上到下的改革全都采取了改换名称的方法,西门庆霸占潘金莲不叫流氓行为,而是改了个名称,叫做红颜资源的优化配置,西门庆便由流氓恶霸变成了改革先锋,大家一看改革的戏法和奥妙原来就是给坏事物换一个好名称,如此改革戏法立刻就覆盖了整个中国大地,同性恋不叫同性恋,换了个同志的称呼;妓女不叫妓女,换了个小姐的称呼;罪犯不叫罪犯,换了个嫌疑人的称呼;失业不叫失业,换了个待业者的称呼;乞丐不叫乞丐,挨了个自由职业者的称呼;睡桥洞子的流浪汉不叫流浪汉,换了个自由居住者的称呼,毒素不叫毒素,换了个添加剂的称呼……总之,所有不好的事物,或者是有损社会形象,有损官员政绩的事物,全都换了一个美好的称呼,谁要是不接受不使用这些美好称呼,谁就会遭到各种打击和边缘化,谁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组织纪律、行政纪律、政治纪律甚至法律的处罚。结果养成了全社会一个普遍思维方式,就是不是根据事物的性质来认识事物和评论事物,而是根据事物的名称来评论事物。五毛党特别是左派五毛党就利用这个特点,把越来越多的左派群众带到了沟里,把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底层民众,推到了左派对立面,推入了原本已经被民众抛弃的右派的怀抱。

  我们不能再站在五毛党的立场上用五毛党的特色眼镜来看待社会了,如果我们说没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没有计划经济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那就会造成人民群众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就会把私有制和劳动力买卖当作是社会主义,一旦人民群众在概念上都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了,完全没有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那么西方帝国主义和国内汉奸右派对社会主义的妖魔化宣传就会在老百姓思想中扎下根来,变成老百姓关于社会主义的思维模式,那么我们再想复兴社会主义就彻底没了希望,社会主义也就彻底完蛋了,因为如果连社会主义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你还复兴什么,还怎么复兴?这也是我们批判五毛党特别是左派五毛党的原因。

  如果人们还知道社会主义的概念,拿来一比较,就会知道今天不是社会主义,那就不会把今天的各种罪恶问题算到社会主义头上,如伪劣假冒,坑蒙拐骗,道德崩溃,政治腐败,私有制复活,医疗教育市场化,人体器官合法买卖,黑社会横行,黄赌毒泛滥等等所有这些罪恶都不会算到社会主义头上,社会主义就还有存在的历史合法性,还有人民群众盼望的社会基础,也就还有复兴的希望。可是一旦把今天这些罪恶现象说成是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的正义形象就会彻底被埋葬,人民群众就会永远告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一页就会永远被历史翻过去。所以,把今天说成是社会主义,绝不是在捍卫社会主义,而是在彻底埋葬社会主义,在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比任何国内外极右势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都更加彻底。

  西方对今天中国的颜色革命目的是解体中国,而不是推翻社会主义,并且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不存在了中国才会成为西方颜色革命的对象,如果中国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任何西方国家都没有能力在中国搞颜色革命,所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已经被颠覆的国家,社会主义被颠覆以后国家失去了反抗帝国主义的能力,帝国主义才能在这些国家搞颜色革命,颜色革命的目的已经不是颠覆社会主义,而是解体这些国家,或者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附属国。就当今中国来讲颜色革命的目的就是解体中国,与中国是什么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五毛党的可恶之处就是把颠覆中国和颠覆社会主义划了等号,我们一些同志也糊里糊涂地跟着五毛党跑,认为颜色革命是要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这是对人民群众最大的欺骗,对社会历史最大的歪曲,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

  你看看世界上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被颜色革命颠覆的?一个都没有,全都是自己把社会主义改变以后,西方国家才进行颜色革命的,苏联东欧是如此,中亚是如此,非洲也是如此。如果今天我们仍然不顾历史事实地说什么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颠覆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社会,今天又在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那就不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还是对人民的背叛,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对我们良知的背叛。当今时代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了,所以才会在名称上把社会主义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自身的特色,但是却没有一个国家叫特色社会主义或特色资本主义),才会在各级党组织开党代会时只播放国际歌的曲子而不唱歌词,才会努力回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纲领和特征,迴避《共产党宣言》所阐明的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和宗旨。所有这些现象表明,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我们党和国家还在尊重社会主义,还在探索社会主义,还不想丢掉社会主义这个旗帜,也不想由于自己的错误而玷污社会主义。这也是今天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还寄予希望的地方。

  可以说当今社会只有左派五毛党,唯有左派五毛党,完全丧失了道义良知,丧失了政治伦理,把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划了等号,说中国现在就是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恐怕再也没有人讲中国是社会主义了,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一般老百姓,都不再讲中国是社会主义,而是讲中国是特色社会主义。至于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相比较,哪个更好更先进,更符合历史规律和人民利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退一步来讲,就算是特色社会主义比科学社会主义更好更先进,也不能把两者之间直接划等号,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一个做人的道德伦理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左派五毛党没有政治操守的地方,也在于此。虽然今天左派五毛党在左派中还占有优势,还是左派中的多数派,极少有人敢提左派五毛党,更不敢批判五毛党,而是盲目跟着左派五毛党跑,就像当年盲目跟着右派改革教跑一样。但是历史会对今天左派五毛党作出结论,把他们作为反动派钉死在历史耻辱柱上。

  晚年毛主席为什么多次对外讲:我喜欢和右派打交道,不喜欢和左派打交道。就是因为当时的各国左派,全是跟着苏联共产党跑的左派五毛党,全都是一些不讲是非、混淆黑白的投机力量,相反当时那些右派多少还说点真话,还敢于正视历史,与这些右派相比较,那些左派五毛党显得更加歪曲历史,更加欺骗人民,故意掩盖苏共已经复辟资本主义,变成新的剥削阶级的历史事实。直到今天,全世界左派中的绝大多数,仍然和中国左派五毛党一样,认为苏联是被西方颜色革命颠覆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承认苏联是复辟资本主义后才被颜色革命颠覆的国家,这也是导致整个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特别是导致左派越来越被动的原因。这也是像阿根廷等许多国家的人民群众,在大选中宁可选择极右派和法西斯来取代现有资本主义政府,也拒绝选择左派来取代现有资本主义政府的原因。

  中国左派五毛党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一边歌颂毛主席四渡赤水三大战役的功劳,一边否定毛主席对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论断,否定毛主席晚年就是为了避免中国也走上苏联修正主义道路才发动的继续革命和大众民主运动。这就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官僚腐败势力为什么喜欢左派五毛党,而不喜欢左翼爱国力量的原因,所以才会在右派已经被人民群众抛弃的情况下,转而启用左派五毛党来取代右派势力。估计未来历史学家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苏联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众人皆知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毛主席已经对此批判了20年的情况下,那些信奉毛主席的中国左派的绝大部分,全都认为自己比毛主席还高明还正确,坚持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苏共已经解散30多年后的21世纪20年代,仍然坚持认为颜色革命前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承认苏联是在背叛了社会主义以后才被西方颜色革命推翻的。那些左派五毛党总是说什么他们否定文革是避免政治压力的被迫选择,退一步来讲就算真是如此,那么他们在苏联20世纪50年代后是不是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可以说没有丝毫政治压力,完全是主动讨好官僚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结果。

  其实今天那些左派五毛党所歌颂的毛主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功劳,实际上不是歌颂毛主席而是在肯定民主主义革命,肯定国民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新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不是毛主席最伟大的历史功绩,而是毛主席替孙中山完成的革命,毛主席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继续革命。如果我们否定了文革,否定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那就等于是肯定了《历史决议》关于毛主席错误估计阶级斗争形势的结论,肯定了用孙中山来代替毛主席的历史地位是正确的。这就是今天五毛党对人民和历史的一大犯罪,这就是为什么在五毛党主导舆论之前,很少有人敢用孙中山取代毛主席,而在五毛党占舆论主导地位之后,许多人才会无所顾忌地公开用孙中山取代毛主席的原因。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右派反毛浪潮那么猖獗,都没有人敢用孙中山来取代毛主席,而如今却有人敢用孙中山来取代毛主席,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否定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结果。否定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也就否定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客观依据,否定了继续革命的伟大意义,等于是承认了毛主席对当时阶级斗争的估计是错误的,文革是晚年毛主席的严重错误。既然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全被否定了,那么毛主席剩下的就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了,而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创者是孙中山,所以孙中山自然就取代毛主席变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创者,也就变成了共和国的开创者,用孙中山取代毛主席,也就顺理成章了。可见,是否承认20世纪50年代苏联已经复辟资本主义,是所有问题的源头,是所有争论的源头,这就是左派五毛党坚持苏联没有复辟资本主义,坚持苏联是被美国颠覆的最大罪恶之所在。所以这些天天讲毛主席故事的左派五毛党,在否定毛主席历史地位的问题上,比那些反毛右派还要更加彻底更加恶毒。

  复兴网的同志们一定要认识到,今天那些左派五毛党及其所活跃的红色网站围剿和封杀我们,这绝不是一个左派内部的团结问题,而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是打进左派队伍中的那些走资派又率领着被他们蒙蔽的左派群众重新回归走资派的问题,就像宋江率领水泊梁山的降兵降将回归朝廷一样,完全是阶级斗争在左派内部的反映。这个问题上就像当年列宁与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一样,完全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什么左派内部不同认识和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这种左派内部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程度,要远远超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所以当年刺杀列宁的不是西方帝国主义,也不是苏联国内的资产阶级右派,而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所以列宁才反复指出:机会主义是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虽然他们不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主要的敌人,但是却是最凶恶的敌人,其凶恶性和残暴性,往往超过那些外部的阶级敌人。在此大家一定要清楚,不仅仅是剥削阶级内部之间的政治斗争,其残酷性会超过敌对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包括无产阶级内部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其残酷性同样会超过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当年刺杀列宁就证明了这一点,1976年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左派五毛党到处诬告我们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钱,对我们栽赃陷害,企图借刀杀人,将我们置于死地,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中国左派五毛党对社会矛盾的颠倒宣传,致使左派在人民群众中越来越孤立,致使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新中国时期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新中国成为全世界人民的主心骨和向往的中心,我们左派作为代表人民大众的先锋力量,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从不孤立,当时孤立我们的只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20世纪80年代开始,虽然我们逐渐在世界人民中孤立了,但是我们在帝国主义中间不孤立,那时候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是我们的朋友,孤立我们的只是世界各国人民;而如今我们却在帝国主义和人民中间全都孤立了,各国政客纷纷用反华口号来拉选票,就是我们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和人民中间全都陷入孤立的一个标志。改革之初我们的外交路线是“丢掉穷朋友,结交富朋友”,当时中国右派和知识精英对这个新外交路线的欢呼响彻云霄,许多右派都不失任何时机和场合地宣传这个新外交路线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唯一正确的必由之路。而如今却是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穷朋友丢了,富朋友也没有结交上,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人民全都离开了我们,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精英集团也离开了我们。当美国率领大约50个国家和我们对阵时,我们才发现在我们的阵营里朋友寥寥无几,即便是身边所剩的那寥寥无几的朋友,不是今天仍然遭受到我们和美国共同制裁的国家如朝鲜,就是我们表示中立连武器和战略物资都不会卖给对方的国家如俄罗斯。在如此不平衡的情况下一旦两军开战,你说我们有多大胜算?

  那么中国在帝国主义和人民中间的这种双重孤立状况是怎样形成的?这又不能不提到祸国殃民的五毛党了。道理很简单,如果是左派占据舆论上风,世界各国人民会站在我们一边;如果是右派占据舆论上风,世界各国垄断资产阶级和精英集团会站在我们一边;唯独这个舅舅不喜老娘不爱的左派五毛党占据舆论上风,会同时造成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全都为敌。因为他们既反对左派的公平正义,又反对右派的自由民主(无论真假),理由就是只有打倒了左派的公平正义和右派的自由民主(无论真假),中国人民继续吃苦加快发展,中国才能够强大起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最终打倒美国,让西边的太阳彻底落山。本来这个“只有打倒美国才能如何如何”的口号,完全是左派五毛党用来欺骗国家和人民,骗取流量和名利的,可是结果没有骗得了中国人民,却把美国和美国人民给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被中国铺天盖地的打倒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网络舆论给吓怕了,再加上左派五毛党从来就不把西方帝国主义和西方人民区分开来,而是笼统地要让西方的太阳彻底落山,这就在惹恼西方帝国主义的同时也惹恼了西方人民。如果只是惹恼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人民也就罢了,左派五毛党又从右派手里接过了那个老牌帝国主义最无耻的口号——“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从此以来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寒透了心,结果就把我们原本遍天下的朋友全都赶到了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一边,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一看中国落了单,马上就准备发动“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围猎战争,我们就像堂·吉诃德那样孤零零地站在了西方资产阶级和人民的对立面上,准备第二次迎战全世界最发达国家组成的帝国主义联军。

  或许有人会说,没关系,得罪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我们还有国内14亿人民,照样能够像抗美援朝时期那样打败帝国主义联军。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确实没问题,可是目前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就在于左派五毛党所代表的腐败势力和资本势力,完全得罪了中国人民。别的不说,单凭他们把讨薪民工称为是颜色革命要求进行镇压——不要说什么五毛党没有要求镇压,定义颜色革命本身就是要求镇压,因为颜色革命是要颠覆国家——就已经把人民群众推向了国家的对立面。他们不仅把讨薪民工称为是颜色革命,甚至把所有替老百姓说话的人,统统列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四年前抗击新冠病毒初期李文亮烈士仅仅是呼吁人们要警惕这种烈性传染病,就被左派五毛党指责为是散布谣言搞颜色革命,并在他们的一片叫骂声中撒手人寰。由于这些人占据了网络舆论的主流,老百姓弄不清楚他们是什么人,于是便把他们的作恶记在了国家账上,这笔账一旦翻开,其巨大的副作用不亚于美国的航母原子弹。估计未来历史学家看到今天中国这段历史,会比看到明朝末年那段复杂历史还要更加感到头疼,他们将很难理解为什么GDP发展速度世界第一的中国会出现干活不给钱这种古今中外都没有过的事情,并且政法机关不是镇压那些欠薪老板而是镇压那些讨薪民工,最重要的是这还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今天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走资派和五毛党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仅仅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地一带而过,而是要认真思考修正主义和左派五毛党所产生的社会根源。当年走资派能够摧毁共和国的社会主义,今天五毛党能够摧毁左派的红色大潮,共同原因就在于一个私字在作怪。当年走资派之所以会成为走资派,就在于没有跨过民主派向革命派转变这一关,完全是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观念,他们打跑国民党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放人民,而是为了老子坐天下去统治人民。今天五毛党能够摧毁红色事业同样是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私字在作怪,他们打垮历史虚无主义右派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占据舆论主导地位作威作福。这个问题不仅表现在走资派身上,表现在五毛党身上,同样也表现在当时的造反派身上。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走资派和五毛党主要是为了个人私利而奋斗,造反派虽然许多人并非是为了个人私利而奋斗,但是却对个人献身的崇高事业没有信心,对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和寄予的希望没有信心,对造反派没有信心,对无产阶级没有信心,总之是对人民没有信心,所以最后被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全部粉碎,上千万造反派被抓的抓,杀的杀,其余的到死都被边缘化,活得连牲口都不如。

  就拿张春桥和王洪文这两个造反派代表来讲。虽然张春桥、王洪文这些造反派看到了问题的根源,但是却没有解决问题的自信和胆略。毛主席为了让造反派能够掌握军队,完成继续革命的大业,守住人民的政权,任命张春桥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管干部,可是张春桥一天都没有去上任,一个干部也没提拔,完全是消极对待,根本不敢靠近军队,在那些所谓老帅面前畏畏缩缩,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没有任何自信和胆量,半步都不敢靠近军队。结果一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写得那么好,连毛主席大为称赞,可他自己却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完全辜负了毛主席的一片苦心。王洪文也是如此,毛主席认为一月革命风暴,王洪文不怕杀头敢夺权,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提拔他当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让他主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让他和那些老帅老将老干部认识一下,结果他点名时有的军队老干部不答到,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是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结果周总理接过点名册(周总理的精明就是不是帮助王洪文完成点名,而是自己替代王洪文完成点名)代替他完成了点名。王洪文这种丢人现眼的举动让毛主席大为失望,因为他是代表毛主席主持会议,就像古代那些太监代表皇上宣读诏书一样,任何人都不能不跪不敬,更不允许不答到。当时他对那些摸着白头发摆老资格的老干部,完全可以拍案怒斥,拉下去军法从事,因为他代表的是毛主席,代表的是党中央,代表的是中央军委,就像古代沙场点兵一样,绝不允许任何人不答到,否则完全可以拉下去军法从事,然后再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罪。可是王洪文那副怂样,不仅毁了他自己,毁了造反派,毀了毛主席的一番苦心,更是把会议变成了一场向毛主席示威的闹剧,表示这些在场的老帅老将除了周恩来谁都不服从,这和公开政变已经没有了多少差别。

  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当时张春桥即刻上任,根据总政治部主任的权限,大刀阔斧地更换军队各级干部,如同历代中兴时期和改良时期那样,猛将起于卒伍,将帅起于基层,就像毛主席提拔孙玉国和王洪文那样,提拔一大批基层指战员进入军队高层,特别是以加强对毛主席的保护和党中央的安全为由,请示主席更换北京军区和8341部队的司令员和政委,何至于会有后来毛派干部全部成为阶下囚的局面。王洪文更是如此,如果他没有辜负毛主席的苦心,忘掉私心杂念,坚持落实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谁敢反对就当场处罚,就算是周恩来在场也只能巧言劝和而不敢强行干预,因为当时周恩来的任务就是为王洪文保驾护航,帮助树立王洪文在军队中的威信,所以就算王洪文当场处罚那些老帅老将,就凭周恩来高超的政治智慧绝不会当场干预,最多也就是事后大家找毛主席了断。而慧眼如炬、明察秋豪的一代大佛毛主席既然把王洪文放到了这个位置上,就绝不会站在那些违背党章党纪的老帅老将一边,肯定会支持王洪文。一旦王洪文在军队站稳脚跟,后来的华国锋能不能上位都是问题,更是没有任何能力采用武力手段解决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不要胡说八道什么那些老帅如何如何有能力,当年蒋介石和希特勒都和王洪文年龄差不多,他们背后还没有毛主席这样的靠山,都能够把那些老帅老将整治得服服帖帖,而王洪文面前那些老帅老将,比蒋介石和希特勒面前那些老帅老将差远了。可见王洪文让毛主席是何等失望。

  虽然王洪文和张春桥还不一样,王洪文意志比较薄弱,不像张春桥那样意志如钢,生死度外,但是王洪文天不怕地不怕的胆略并不差,否则毛主席也不会看上他。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令人深深思考的问题,既然张春桥和王洪文并非是因为贪生怕死而在那些老帅老将面前唯唯诺诺,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能让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领袖在那些老帅老将面前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的连边儿都不敢靠,连一句硬话都不敢说,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现在看来,问题就出在那些走资派特有的中国市民阶级的诡诈上,建国后他们打着神话毛主席神话共产党的旗号,把那些老帅老将老干部也一起神化了,使他们在老百姓心目中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那种神一般的偶像和神一般的威望,这种神一般的威望在张春桥和王洪文他们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敬畏。特别是这些老帅老将老干部身上那种百战沙场的浓重杀气又形成了一种强大气场,这种杀气所形成的气场相当强大,只有一身天地正气的人,才能震慑住这种杀气。显然张春桥和王洪文都没有充分的自信形成这样一身天地正气,所以在这些老帅老将老干部面前总是不能挺起胸膛。从文革后揭发所谓四人帮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除了江青之外,其他几个人包括职务最高的王洪文和意志最坚强的张春桥,从来就没有在政治局和其他各种场合敢于批评过那些老帅老将,更不要说批判、顶撞和拉下去军法从事了。可见张春桥王洪文他们缺乏的就是那种理想主义者的深深自信,这种自信是形成一身天地正气的根本条件。霍去病、岳飞那些年轻将领能够获得那些沙场老将的由衷钦佩,所凭借的就是一身天地正气。如果中国那些老帅老将遇到的是20多岁的霍去病点名,估计没有一个敢不答到的。可见自信对革命领导人来讲有多么重要。

  从张春桥和王洪文在那些被神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前缺乏底气的教训中可以看出,为什么毛主席发动大众民主运动要让老百姓起来造反,敢于批判那些老帅老将老干部,就是为了打掉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把他们由神还原成为和老百姓一样的人。只有把各级干部还原成为和百姓一样平等的人,才有可能让老百姓直接监督和约束各级干部,才有可能建立大众民主制度和大众政治文明,只有建立起老百姓敢于也能够直接监督和约束各级官员的大众民主制度,才能够督促各级干部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阻止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旦他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人民大众就可以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迫使他们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只可惜那些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而实为市民阶级领袖的天性诡诈,以及中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不成熟,导致中国老百姓还没有造反成功便互相打了起来,最终被官僚资产阶级一举击溃。历史便又把不成熟的中国无产阶级投入了苦难的熔炉中重新冶炼,于是便有了比当年英国羊吃人运动更加惨烈的遍布全国的下岗运动,以及失去土地后涌入城市,把城市建好后又被赶回农村而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流民的农民工运动。估计经过城市工人的下岗运动和农村流民的农民工运动,历史一定会把中国社会特有的市民阶级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更加彻底的负产阶级。

  今天左派五毛党受左派群众拥护也是这个道理,目前跟着左派五毛党跑的左派群众并没有私利,也不害怕权威,他们之所以会跟着左派五毛党跑,仍然是中国市民阶级特有的官文化,使左派群众对那些退休后不甘寂寞而流入左派队伍的退休官僚头上的各种光环迷住了眼睛迷失了心窍,特别是特色社会主义所打造的这些官僚又十分熟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词句,熟悉党史和革命史,能讲出令人热血沸腾的毛主席的各种故事,于是便获得了左派群众的拥戴,而那些左派五毛党也就像打进威虎山的杨子荣一样,凭借天天讲各种令人心旌摇曳的神奇故事,获得了超越八大金刚的第九大金刚的突出地位,最终彻底毁掉了威虎山,彻底毁掉了中国左派和中国人民所掀起的红色大潮。可见,中国市民阶级的官文化,是中国走资派和五毛党最深厚的社会基础。

  如何解决由于中国市民阶级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官文化所造成的左派内部的机会主义泛滥,以及如何清除对人民领袖进行无害化处理,对牛鬼蛇神进行神圣化装扮的剥削阶级的精神毒素,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特别是如何清除左派内部机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为此做了一辈子斗争,恩格斯为此做了一辈子斗争,列宁为此做了一辈子斗争,毛主席为此也做了一辈子斗争,但是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估计在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消灭之前,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下去,就算在阶级消灭之后,也仍然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做好与左派内部各种机会主义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

  2024年10月14日复兴网聊天摘录

  2024年10月19日整理

  张宏良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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