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凌英｜什么才是“文学界的悲哀”？——论80年代出现的莫言现象

　　历史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的20年代了!

　　今天终于出现了有网友敢于起诉：通过文艺小说，诬蔑、丑化20世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人民的、大名鼎鼎的、获得西方世界“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莫言。这一“大逆不道”的举动立即轰动了我们的文艺界、法律界、传媒界!他们纷纷出来声讨：说这是“文学界的悲哀”!

　　20世纪领导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打倒压在中国工农劳动者身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翻了身，做了国家主人，奋发图强建设祖国的历史。原是一贯的受到敌对势力的造谣、诬蔑、抹黑，这是不奇怪的。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新中国，几十年来可以这样明目张胆地抹黑、无中生有地丑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确是解放之后，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极不寻常的历史现象。人民对此看在眼里，怒在心上，居然想不出办法来改变这种反常的情况。

　　文艺批评不是没有，但是形不成声势，动不了他们的一根毫毛。

　　中国的革命人民对于这一大胆的起诉，当然是感到高兴而鼓舞的，颠倒的历史，终于有了拨乱反正的希望!

　　然而没有想到，40多年来，中国竟滋生出了这么些的“反动学术权威”，什么“《河南日报》顶端新闻”的惊呼、什么胡锡进的哀叹，......。不一而足，他们认为：“起诉莫言的罪名是莫须有的(但如何“莫须有”的，这篇文章并没有说)，是文学界的悲哀!”

　　这说明了他们的感情与我们是这样的不同，简直是完全相反。自从1840年中国遭受了世界帝国主义的欺凌。不甘当奴隶的中国人民，就一直起来反抗。特别是在苏联的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寻找强国之路的中国有志之士，才找到了自己翻身的道路。五四运动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展开，革命的文学也就应运而生。最早牺牲的有胡也频、柔石、殷夫等五位年轻的作家。出现了鲁迅、矛盾、老舍、曹禺、郭沫若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作家。音乐界也有了聂耳、冼星海。到了抗日时期的延安，革命文艺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更是百花齐放。《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还有京剧《将相和》、《三打祝家庄》，......。

　　同样写抗日时期的中国，以老舍的《四世同堂》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比较，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莫言拿得出手，只能说他勇气可嘉!我80年代看《红高粱》电影，感到与我在解放前1944年看的美国人写中国人抗日的电影(名字忘了，当时听大人说是赛珍珠的小说改编的)内容差不多。感觉不是中国人民写中国的抗战，这明显是一种倒退，而不是进步。

　　解放以来，毛泽东时代，只要有一部电影上演，都会受到大家的欢迎。电影的插曲大家立即就都会唱了。像1960年演的电影《五朵金花》，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是那样的贴近生活，那样的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淳朴、憨厚和对生活中美的追求。而少数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他们的生活又是多么幸福，多么的充满了浪漫的气息。还有《锦上添花》是一个喜剧。它写出了一个铁路小站员工的生活，都是那样的朝气蓬勃，幸福美满。与苏联1952年的电影《幸福的生活》写苏联集体农庄的生活，都显示了社会主义人民生活幸福的图画，是那样的真实。

　　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是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当时大家看了都很高兴。文艺来自生活，真实地反映生活，让人民看到自己生活的美好，受到鼓舞，更加热爱生活，是多么好啊!

　　改革开放至今，好的文艺作品还是不少的。我看过的连续剧80年代就至少有《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新时代以来更有《激情的岁月》、《红旗渠》、《花开山乡》、《最美的乡村》、《特赦1959》、《绝密使命》、《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奋进的旋律》、《国家的孩子》、......可惜宣传得不够......

　　但是文坛上，出现了莫言、方方这样一类开历史倒车的作家和他们的垃圾作品，才是文学界的最大悲哀。

　　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与80、90年代苏东红旗落地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那时不仅世界上美国霸权一霸独大，而且在中国文艺界，也掀起了一股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恶浪。什么毛泽东文艺思想“过时论” “民粹主义论”......，他们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源泉的科学原理;反对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等，不一而足。今天人民 起诉莫言，正是为了扭转这种“悲哀”的后果不再继续。

　　我们应当引导青年作家们走上一条毛泽东指引的、正确的文艺之路。鼓励作家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写工农兵的文艺之路，这是为自己开辟一条真正光明的文艺之路，这也应是起诉莫言的目的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