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对毛远新回忆文章补充的一点儿题外话

　　下面这篇《张铁生的答卷》是毛远新同志今年5月份定稿的回忆文章。为了避免给作者带来麻烦，我们不做任何评述，只是补充一点文章之外的题外话。这就是1973年我国恢复的高考与1977年恢复的高考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1973年恢复的高考录取标准是高考成绩占40%，中学成绩占30%，人民群众推荐占30%，从而形成了高考成绩与中学成绩相结合，个人奋斗与人民群众推荐相结合的录取原则。这是人类历史上第1次把个人奋斗上大学和人民送我上大学结合起来了。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结合，这个结合实现了从“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的兽性报恩向为人民服务的人类性的崇高飞跃。父母送我上大学报效的只是父母之恩，与禽兽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而人民送我上大学报效的是人民之恩，树立的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

　　而1977年恢复的高考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教育制度。这个教育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最大危害，就是在100分试卷中没有道德1分，全都是智力分数，与兽类社会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没有任何区别，完全是按照兽类世界的丛林法则进行竞争，人与人之间完全是优胜劣汰的敌人，没有丝毫人性可言，不能有人类社会的任何相助之谊，否则就会被彻底淘汰。这是40多年来把中华民族这个文明最悠久的民族变成兽性世界的一个根本原因。

　　高攀龙：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资料图)

　　有人总是歪曲历史地说什么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就是如此。这完全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科举制的污蔑和歪曲。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绝不是像兽性世界那样“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单纯拼的是自然智力，而是道德第一，道德挂帅，所有考生的考试题目全都是道德文章，比如如何治理天下，如何报效国家，如何国泰民安，如何礼仪四方等等，考的全是道德伦理，家国情怀，而不是什么死记硬背的知识原理。

　　而如今的考试却来不得半点道德伦理和家国情怀，稍微有一点儿道德理想马上就会被彻底淘汰。几十年被污蔑为“白卷英雄”的张铁生就是因为在考场上抒发了一点儿家国情怀，先是被当场彻底淘汰，后来又被判处15年徒刑。有了这么一个反面典型，中国40多年来虽然每年都有上千万考生走上考场，却再也没有一个人敢于抒发半点儿家国情怀和道德理想，全都只能按照兽性世界的丛林法则进行竞争和淘汰。

　　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研究生博士，十几年经过无数次考试，每年十几张答卷加起来总分不下数千分，可是道德品质却不占一分，这种教育制度教育出来的学生，又怎么可能会有道德理想?会有良好品行?会有舍己为人，报效人民的人类情怀?又怎么可能不去坑蒙拐骗，不去伪劣假冒，不去制作有毒食品，不去千方百计坑骗他人?即便是有人不去做这些坏事，也是因为害怕法律处罚，而不是因为内在道德约束。

　　正是40多年来这种兽性法则的教育制度，造就了中国人距离人类社会越来越远，最终越来越滑向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对立面，进而成为了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的共同对象。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现象，更是东方文明从没有过的遭遇。大家都知道，当今世界无论任何国家的政客要捞取选票，就需要在竞选时反华。为什么谁反华谁拥有选票?因为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不喜欢中国，越来越把中国人看作是非人一类。为什么会把中国人看作非人一类，就是我们这种“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把国人训练得丧失了人性。

　　国内那些左派五毛党总是把各国人民的反华倾向，说成是西方媒体反华宣传的结果，说什么是因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中国人。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只要了解一下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就会知道这完全是放狗屁!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可是那个时候不仅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站在一起，包括美欧发达国家的人民也和中国站在一起，甚至连当地统治者受人民群众的影响都对中国人高看一眼。1971年英国机场就对中国人实行免检制度，这种至高无上的待遇就是当时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实态度。

　　当今西方政客中依靠反华捞取选票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可是美国人民在新中国时期却是紧紧站在中国一边，当时的美国人民不仅不反华，而且还紧紧跟随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美国90%以上的黑人怀揣毛主席语录走上街头，一下子烧毁了美国80多个城市，美国的青年更是在越战期间掀起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反战运动，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美援越斗争。环顾新中国，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全世界根本看不到有反华的人民。

　　今天包括美欧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的也不是中国人民，而是目前中国这种“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反对这种用丛林法则来管理人类社会的兽性文化。这种兽性文化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带来的历史恶果，而要改变这种丛林法则和兽性文化，就必须恢复1973年高考所代表的先进政治文明和崇高的人类法则。我们坚信，只要中国实现了这种人兽之间的文化转换，各国人民就一定会重新站在中国一边。

　　2023年8月12日

　　关联阅读：

　　毛远新 | 张铁生的答卷

　　来源：新文化研究

　　余涅附言：因为某种机缘，余涅获得了毛远新老师撰写的《张铁生的答卷》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发表在这里，以飨读者。题图与文中照片为余涅所加。

　　正文：

　　张铁生的答卷

　　毛远新

　　1973年党的“十大”结束后，我去看望主席。我们先谈了这次大会的一些情况，主席讲自己的腿脚有病，所以让代表先走，由此談到了主席的健康问题，谈到《木兰辞》。

　　谈话间，主席突然问：“你们辽宁出了个张铁生，你知道吗?”我有些意外，不知主席对此事是什么意见，只说了句：“我知道。”

　　主席说：“我是从新华社内参上看到的，《辽宁日报》发表了张铁生的文章，是写在考试卷子背面的。据说反映不一，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说好，好得很嘛，就是要敢于反潮流!我要《人民日报》和中央报刊都全文转载。还有那个编者按语也写得好，要一起转载。”

　　主席指着我说：“张铁生出在你们辽宁，你和省委的同志都要好好读一读。还有那篇编者按语写得好，你和省委的同志要好好学习。”

　　我的心放了下来，低声说：“那篇编者按语，是……是我写的。”

　　“你?”主席一愣，或事出意外，或不大相信。他眉头一皱，双目圆睁，直盯着我的眼睛。我平静地望着他，轻轻地点了点头。渐渐地，主席脸上开始露出了微笑，接连点了两次头。看来他相信了。

　　我说：“去年夏天，中央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我向你汇报过辽宁的工作。谈到教育战线，当时我说，目前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教学质量低。你当即打断我说：'不对!主要矛盾是哪个阶级统治学校。’”

　　主席说：“是啊，关于主要矛盾的看法，你是不对的。列宁认为，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做到了吗?”

　　我说：“今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你问过我，辽宁有多少下乡知识青年，还说现在大学招生对象主要是下乡知识青年，要我多去了解一下他们对大学招生方式的意见。回到辽宁后，我到全省下乡知识青年最集中的盘锦地区，走了好几个青年点，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也听了一些农场、公社和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意见。”

　　主席问：“他们怎么讲?”

　　我说：“中央规定这次招生对象，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是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及解放军战士，特别是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常年忙于生产和工作任务，中学数理化课程几乎忘的差不多了。招生文件下发后，家庭条件好的，主要是领导干部子女，还有些收入高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很多都扔下生产，跑回城里，回家复习功课准备高考了，有的还专门请了家庭教师进行辅导。五、六月份是辽宁水稻产区的农忙季节，五一开始育秧、整田，六一开始插秧，七月十号前必須完成。为了抢时间，留在乡下没有回城的青年，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收工回来倒在炕上就睡着了，没精力再熬夜复习功课。有些生产队的知识青年已经跑了一大半。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呐，生产队干部和负责带队的老农，急得跳起脚骂娘。

　　关于今年大学招生的文件我看过，但没有引起重视。按主席的意见去作了些调查后，我才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我下去作调查，多听听下乡知识青年的意见。看来高考招生还是件影响很大的事。”

　　主席说：“我历来反对用一张考卷，就判定一个青年是否有真才实学的考试办法。我多次讲过，历史上考中状元的没有几个是有真才实学的。反到是那些连举人也没有考中的，像蒲松龄，从十七岁一直考到七十岁，胡子都考白了，还是没中举。他写的《聊斋志异》却是古代短篇小说集子中最出色的。还有曹雪芹，不要说举人，何时中的秀才还有待考证，却能写出《红楼梦》，古典长篇小说中最出色的。谁能说他们就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我们大学的中文教授，有几个能超过他们?

　　我看呐，所谓知识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书本知识，一类是实践知识。书本知识，主要也是前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实践经验的总结。读了许多书，不参与实践，前人的经验并不能变成自己的经验。我们的教育制度，只注重书本知识，不承认实践也是知识，严重脱离实际。

　　党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什么叫社会主义觉悟?就是始终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是要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包括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不是培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精神贵族。我在党内多次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意识到，学校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青少年代表着未来，哪个阶级统治学校，就为哪个阶级培养未来的接班人。我们共产党自己管的学校，都有党委和党支部，就是要保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我担心，他们可能辛辛苦苦，在那里培养将来挖共产党祖坟的人呐。

　　要搞教育革命。中学毕业后，要到社会中到劳动中去接受实践的磨练，再从有实践经验的劳动人民中选拔培养大学生。否则，从小学到大学，关在教室里十六七年，培养些没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只会死背标准答案，只会应付考试的书呆子。他们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欺骗，拉拢，收买。”

　　我说：“你多次批评过我，说我就是这一类的书呆子。大学毕业后，你要我离开大城市，到野战部队基层连队去当兵，从一个战士重新学起。”

　　主席笑了，说：“所以我要你们军工学院的学生，都下乡去搞四清，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读了那么多书，不了解中国社会，不了解工人农民，将来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中，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鬼才知道呢。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学招生的目的，招生的对象都发生了改变，继续沿用过去的考试办法，行得通吗?正是有这个担心，我要你去调查一下，多听听广大群众，特别是下乡知识青年们的意见。”

　　我说：“辽宁省教育局决定先搞几个考试试点，但数理化考试结果，许多知识青年都不及格。”

　　主席问：“那怎么办呢?”

　　我说：“省委专门听取了教育局的汇报。他们谈到沈阳医学院试点情况，面对下乡、下厂多年的招生对象，对考试题目难度没把握，就把全院副教授以上专家请来，要他们按规定时间，把数理化的题目先作一遍，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确定考题难度。结果出人意料，专家教授们也几乎都不及格，许多人都交了白卷。”

　　主席说：“哦?有这样的事?”

　　我说：“当时我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难道大学教授连中学生的文化水平都没有?我请他们把医学院数理化的试卷调来，我带回家，按规定时间自己作了一遍，并按他们的判分标准打分。”

　　主席问：“结果呢?”

　　我说：“数学中的代数部分能及格，而几何部分许多题我答不出来，数学平均还能及格。物理好些，能得七八十分。最惨的是化学，几乎等于交了白卷。数理化考试平均成绩不及格。我当时……”

　　主席大笑，指着我说：“连你也……也，也不及格，呵呵呵呵!”

　　我说：“你知道的，我是以优秀成绩考上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又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难道我连中学生的文化水平都不够格?这时我才理解了沈阳医学院的那些教授，他们中许多人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都是国内一流的专家，是有真本事的。但是，多年不摸中学课本了，突然遇到中学的数理化试题，也真难为他们了。化学考试，几乎全都交了白卷，唯一一位化学成绩好的教授，是专搞药理分析的，他日常工作一直就没有离开化学。”

　　“唉!”主席长叹了口气：“那些教授恐怕就是现时代的曹雪芹，蒲松龄，不是他们交了白卷，不及格，是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及格哟。”

　　我说：“当时我就想到那些在农村插队多年的知识青年，既然省里不能保证给他们同等的足够的复习准备时间，就不该沿用过去对应届中学毕业生的考试方法。两天后，我把我自己的考试成绩，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布。我说，沿用过去的考试办法，对全省几十万下乡知识青年太不公平了。”

　　主席说：“不只不公平，主要是不能反映一个青年真实情况和能力水平。科举制度从隋唐开始，打破旧的世袭制度，公平选拔人才，在历史上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后来，特别是到了明清两朝，科举制走进了死胡同，脱离实际的八股文害死人。《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恨透了科举，谁要劝他复习功课准备应考，他就对谁抛以白眼。这恐怕是曹雪芹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我们这套考试办法，是以新八股取代了老八股，也走进了死胡同。再不搞教育革命，残害青年，埋没人才，误人子弟啊!”

　　我说：“省教育局长汇报还说，锦州试点有个青年在物理化学考试时交了白卷，却在试卷背面发了篇议论。这个青年就是张铁生。我就把他那张考卷调来，读了他那篇文字，觉得他和我的心是相通的。我要省教育局派人去锦州对他作个调查。调查回来后，省委听取了汇报。他们说，张铁生中学毕业时，成绩中等。1968年下乡插队，后来担任了生产队长，长年忙于队里的生产和工作，没有复习时间。生产队一头大牲口生病，他牵着几乎走遍全县，到处求医，还是不治而亡。他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发愤要学习兽医，就报考了朝阳农学院的兽医专业，准备大学毕业后回去当兽医。”

　　“好!有志气!”主席拍着沙发扶手说，“就是要选这样的青年上大学。他在考卷背面写的那些文字，是一篇讨伐现行教育制度的战斗檄文。”

　　我说：“据调查的同志说，后来给了他几天复习时间，改换理化题目再考一次，成绩在七十多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议，把他那份答卷登在《辽宁日报》上，目的是想在全省引起一场讨论，大学招生到底用什么办法更好。经常委会同意，我动手写了那篇编者按。”

　　主席说：“有感而发，写得好!我要《人民日报》转发时说，一定要把编者按语一起发表。今天我才晓得，是出自你的手笔。”

　　我说：“我要教育局给朝阳农学院打个招呼，让兽医系录取他。”

　　主席说：“这个朝阳农学院，就是你上次讲的那个坚持在农村办学的农学院吧。”

　　我说：“就是那所大学。陈锡联按你的指示，坚持把沈阳农学院从沈阳市里迁到辽宁最贫穷的朝阳地区。”

　　主席说：“现在讲要科学种田，缺的是在生产第一线的农业技术人员。农科大学的毕业生，都想拿国家工资后，留在城里，不愿下乡喽。”

　　我说：“去年你跟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和陈锡联商量，打算今后分批从全省每个生产大队直接选拔个青年上农学院，毕业后再回原大队当技术员，我们叫'社来社去’。回去后和社员一样由生产队记工分，国家每月补贴三到五元。争取用五年左右时间，每个大队都有个留得住的技术人员。遇到实际难题，随时和农学院老师保持联系，工作若干年后，再带着疑难问题，分批返回学院培训提高。说不定还能培养出一批农业专家呢。”

　　主席连连点头说：“这个办法好，我支持。你们那个……那个考教授的医学院，是不是也可以给每个大队培养个医生呢?主要从赤脚医生中选嘛，毕业后也回去，农村更需要懂医懂药的人呐。”

　　我说：“我看可以。回去我和陈锡联商量一下，明年就开始试点。”

　　主席说：“今年就办不了吗?”

　　我说：“来不及了，今年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省教育局研究过多次，今后如何从知识青年中招生。他们提出过几个方案，教育局长向我汇报过，比较倾向的方案是，考生成绩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中学毕业时的成绩和表现，占30%;二是所在生产或工作单位群众对他的评议结果，也占30%;三是这次高考考试的成绩，占40%。”

　　主席说：“先试一试，发现了问题再改进嘛。”

　　我说：“目前还有些分歧，一是全省各地中学成绩的评定标准差异较大，是否有必要全省中学进行毕业统考?二是三个部分的比例如何确定更合适。三是如何保证所有青年都有一定复习准备时间。再一个就是如何保证群众评议的公正性，防止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具体实施起来还有不少问题要研究解决。在盘锦的大洼区，一个农场的干部问我，大学招生考试为什么不能放在冬天?他说，东北无霜期短，现在的考试时间正赶上农忙。冬天农闲，加上春节放假，至少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让青年们复习功课，赶在春耕之前考完。这样生产、招生两不耽误。”

　　主席说：“这个意见好哇!可以考虑东北地区招生放在冬季进行。”

　　我说：“我也想过。但是，这要涉及整个国家教育体制的变动，否则全国统一招生的院校怎么办。这些问题，还在探索研究中，恐怕一时还定不下来。总之，不能光凭一张试卷，就决定一个青年的前途。”

　　主席说：“你好像说过，你们省那个教育局长原来就是个小学教员。我和她一样，原先也是个小学教员嘛。她叫什么名字?"

　　我说：“她叫温巨敏。是党的'十大’代表，这次来参加了会议。”

　　主席问：“那个张铁生来参加会议了吗?”

　　我说：“他又不是'十大’代表，他没来。”

　　主席说：“他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为什么不叫他来参加呢?共产党员要敢于反潮流，不是写进党章了吗?”

　　“他?他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我想解释。

　　“那你们辽宁省委为什么不发展他入党?”主席打断了我的话。

　　我无言以对了。当初决定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他的答卷，我主要考虑到大学招生考试方法要改变，没想到主席却上纲到“战斗檄文”，上纲到党章规定“共产党员要敢于反潮流”。

　　1973年底，在中央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会议上，毛主席再次提到张铁生，他说：“辽宁出了个张铁生，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说好。就是要敢于反潮流!”

　　1974年辽宁省选举参加全国四届人大代表时，中央纪登奎同志给省委打来电话，说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中央专为辽宁增加一个代表名额，指名张铁生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1975年，全国人大会上，张铁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6年1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妄图颠覆XXXXXXXXX，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等反革命罪，判处我有期徒刑十七年，外加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在法庭上，我承认在《辽宁日报》上发表张铁生的答卷，并亲手起草编者按语属实，同时我也讲了毛主席要《人民日报》头条转发，还责怪省委为什么不发展他入党等全过程。针对法庭指控我构成破坏辽宁省教育事业的反革命刑事犯罪，我反问，那毛主席是否构成了破坏全中国教育事业的反革命刑事犯罪呢?此事纯属党内教育路线和具体政策上的是非分歧，不应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

　　最后法院认定，发表张铁生的答卷，是我构成反革命刑事犯罪的主要罪证之一。在我的判决书中，有关张铁生答卷问题的部分全文如下:

　　“一九七三年七月，被告人毛远新将张铁生树为‘典型’，后说‘要拿这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打人了’。致使张铁生到处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迫害老干部。”

　　我说明一点，我是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他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但没说要“打人”。至于说他“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迫害老干部”，我真的不知道。

　　1989年，我从秦城监狱保外就医，从朋友的口中得知，张铁生也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我看到几乎所有报刊杂志上都称他为“白卷英雄”、“白卷先生”，说他是江青等“四人帮”树起的“读书无用论”、“不要文化论”的典型。

　　如果国家法律认定在《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他的答卷就构成了反革命刑事犯罪，那也只是我和毛主席两个人要负责任，但我们两人确实都没有什么“读书无用论”、“不要文化论”等思想。江青等四人原先都完全不知道此事，他们是在毛主席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载后才知道的，才表示支持的。

　　附 件：

　　附件(1)：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

　　附件(2)：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

　　2005年10月初稿;2023年5月修订

　　张宏良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