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两千万党员时，是苏共最危险的时刻

　　文 / 欧洲金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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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曾有指出：

　　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

　　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

　　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

　　1918年时，布尔什维克约有二十万党员，他们以极其微小的规模，却代表了新生政权的先进性;到1920年代后期，在斯大林领导下，苏共发起了一场从劳动阶级和农村地区大规模招收新党员运动(“列宁征募”)，意图在于使党全面“无产阶级化”。

　　1920年，俄国工业生产只相当于1913年的1/4，群众生活极其困难;到次年春，城市居民每人每天只能领到百余克面包。

　　但是，当时的俄国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到处都洋溢着革命气息，党员同工农兵群众一起参加不取任何报酬的劳作，当时叫做“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而且哪里最困难、最危险哪里，一定会有党员站在队伍的最前列——保尔·柯察金的文学形象为什么会深入人心?就是因为他是千百万在党的感召下成为红军战士的年轻人的缩影。

　　如列宁所言：

　　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了。

　　伤寒、霍乱、饥饿，每天都在威胁着革命战士的生命，可是他们却用血肉之躯挡住了高尔察克、邓尼金的白卫军和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

　　因为，他们很明白自己在抵抗什么、又在保卫什么。不仅仅是为了打拼下来的土地，更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所铸成的革命成果：苏维埃政权。

　　这个政权是属于俄国全体工农群众的，是属于从来在俄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中的“多数人”——但却是毫无政治权益、阶级地位和社会高度的“多数人”的政权。

　　这决定了列宁的战士们、布尔什维克的党员们每一次进攻、每一次作战的性质：战争，是为保卫公有制而战，而不是为了保卫某一小撮人的利益。

　　1922 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大上，列宁特别作出规定：

　　要对党员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入党看做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有一次，列宁发现莫斯科市委常委会以根据不足、需要“复查”为借口包庇市里一些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领导干部时，他愤怒地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建议给莫斯科市委以严重警告处分，要求向所有省委重申，凡是有一丝一毫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要将他开除出党。

　　信的末尾，列宁还愤慨地写了个附言：

　　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执政党竟然庇护自己的坏蛋!

　　列宁认为，一个干部如果把权力、地位、待遇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物质欲望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

　　短短五年后，1927年，苏联1.47亿人口中已有超过百万党员;再两年后更是飙升到一百二十万人。

　　2

　　而当时间来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89年，苏共党员人数约庞大的1900万，也有统计为将近2000万，约占苏联全国成年人口的10%——但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苏共的丧钟已然敲响。

　　以那一年俄罗斯共和国的党代表为例，645人中，工人的比例降至16%，农民的比例降至8%，而公务员与政府官员的比例达到21%，资本家的比例达到14%，知识分子的比例则达到空前的28%……

　　恩格斯曾经说过：

　　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是我们绝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集团。

　　当一批又一批投机分子、资本家、心怀不轨的媒体人士和“作家”“知识分子”们纷纷涌入苏共这个巨大的组织内，都开始以“党员”这个原本政治门槛极高的身份给自己涂脂抹粉、窃取特权和利益时，这个党逐步偏离自己1917年时设立的道路方向，也就成了历史必然。

　　解体，也就不可避免。

　　那一年的5月25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苏维埃成员等——其中有近15%的所谓“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进入了最高苏维埃。

　　这个结果受到了老布什的赞许：

　　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正在从最高纬度走向文明化，我期待着美苏两国的友谊继续深化。

　　叶利钦、波波夫、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等一些所谓“民主派”的头面人物当选轮值主席，戈尔巴乔夫则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

　　在那场大会上，阴谋随即开始：萨哈罗夫率先提议取消著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该条文明确规定：

　　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叶利钦当即附议赞成，但还是因大多数代表坚决反对而作罢。

　　会后，苏联国内各“自由派”媒体与学者纷纷开腔控诉，西方世界的媒体也加足马力，倒逼戈尔巴乔夫必须“深入改革”、“取消宪法第六条”……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回忆：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是让国家的局势变坏，给中央政权脸上抹黑，以此来证明，他们代表的才是新的、进步的思想。

　　次年2月，十万人集结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会场外，要求党中央放弃自己在宪法上对社会的统治权力。

　　在戈尔巴乔夫的强烈的催促下，党的中央委员会真的就同意了放弃党的领导地位……

　　一个月后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在大约有87%的代表是共产党员的情况下，竟然投票结果是1771票赞成，264票反对，74票弃权，对苏联宪法的第六条进行了修正，废除了党在宪法上的统治权力。

　　这就是苏共半个多世纪来所招募、吸纳、培养的“党员”，到头来成为了苏共自己的掘墓人。

　　根据大卫·科兹的研究，苏共执政后期，党员中只有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在2001年揭露：

　　戈尔巴乔夫曾私下说过：“共产主义思想对我已经过时。”

　　曾是戈尔巴乔夫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苏共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在《共青团真理报》上也发表文章认为，当戈尔巴乔夫还是农业部长时，自己与他就找到了共同语言，一致认为必须消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为达此目的，要千方百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继而影响并左右党的政策。

　　早在1983年，戈尔巴乔夫就说过：

　　我们的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

　　1989年5月，访华的戈尔巴乔夫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会谈时说：

　　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

　　1991年11月他说：

　　应当改变制度，我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

　　苏联解体后，他竟又踌躇满志：

　　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演讲中骄傲地炫耀：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深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

　　3

　　回想1922年3月，列宁在写给莫洛托夫的回信中曾给出过意见：

　　我认为，延长新党员的预备期是极端重要的。

　　在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中，规定工人入党的预备期为半年，其他人为一年。我建议，只有在大工业企业实际做工不下十年的工人，预备期方得为半年。其他工人规定为一年半，农民和红军士兵规定为两年，其他各种人为三年。特殊的例外，须经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共同批准。

　　我认为，不改变季诺维也夫所提出的短预备期是极端危险的。

　　毫无疑问，我们常常把丝毫没有受过严格锻炼，即大工业锻炼的人都算作工人。那些由于偶然的机会当了很短一段时间工人的十足的小资产者常常被划入工人之列。

　　一切聪明的白卫分子都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党的所谓无产阶级性质实际上根本杜绝不了小业主在党内占优势，固然是短期内占优势的可能性。在我们普遍存在工作马虎、杂乱无章的情况下，规定这样短的预备期，事实上就等于对预备党员不作任何认真的考查，无从知道他们是否真是经过一些考验的共产党员。

　　我们党现在有30—40万党员，这个数目已过大，因为所有材料都表明现在的一些党员的修养水平很差。所以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我极力主张必须延长预备期，同时责成组织局拟定一些条例并严格执行，这些条例应能真正使预备期成为极其严肃认真的考验，而不致流于形式。

　　毫无疑问，目前我党就大多数党员的成分来说是不够无产阶级的。我想，谁也不能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只要查一下统计材料就能证实这一情况。

　　必须注意到，参加执政党的引诱力在目前是很大的。只要回顾一下“路标转换派”的所有著作就会相信，连一点无产阶级气息都没有的人现在都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成就“心向神往”。

　　如果热那亚会议使我们取得新的政治成就，那么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十分敌视整个无产阶级的分子涌进党里来的势头就会更猛烈。工人的半年预备期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住这种势头，因为用伪装的办法混过这样短的预备期是再容易不过了。

　　毫无疑问，苏共后期的发展、特别是关于干审/政审的彻底放松，就鲜明地应证了列宁同志与毛主席关于党员成分得不到净化的担忧。

　　尤其是自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之后，苏共内部对于“政审”的极端排斥逐渐成为新的政治正确，这就让大批量难以符合无产阶级标准的人进入了党内。

　　斯大林生前曾有批评：

　　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

　　可能让斯大林同志想不到的是，自己溘然长逝后不久，这样的现象就被变本加厉的放大，苏共高层的组织体系逐渐成了赫鲁晓夫等人的“权利游戏”。

　　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力推行干部更换制度，利用其排斥异己、借以撤换反对自己的人，扩大自己的势力。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一级党政主要领导，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时，仅八年时间就已更换了80%。

　　这种对干部过于频繁地更换和调动，不仅造成人心不定、缺乏安全感、干部队伍丧失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使领导干部没有足够的时间积累经验——同时，从主观角度出发，这样的人员调动的根本目的，还是出于赫鲁晓夫集团的政治野心。

　　列宁曾这样批判美帝国主义：

　　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

　　只是，从1954年开始，苏联自己却一步步地走上了这条美式的道路。

　　如毛主席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毛主席的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阶级实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以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幌子为政治掩饰，对苏联人民实行反动专政;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辞下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这其中最根本的组织内核变化，就是入党的党员已经很难再以极端不动摇的无产者、革命者的姿态投身组织，而纷纷追求“党员”这一金色大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在分析苏共党内的变化时就有尖锐警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人物，有的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4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说过一句话：

　　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

　　作为执政组织，当你掌握的权力仅意味着要承担起保障公众的利益和满足，当人民所要求你承担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

　　相反，如果权力意味着能够给个人及个人背后逐渐生成的「政治门阀」带来好处且社会责任处于次要地位时，那么权力的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

　　大卫·科兹在分析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时认为：

　　苏共党的精英们为什么会“退回去”、加入亲资本主义同盟呢?怎样看待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呢?

　　要知道，这是他们过去都表示要遵守的承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表示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苏共的精英中的绝大多数，在方法上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

　　通过入党和进入到精英阶层，他们确实可以得到钱与权。

　　这种对党的态度，从1991年7月一个担任政府官员很长时间的人在被问及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时的回答即可见一斑：“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的苏共精英都是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们从没有考虑过为苏联社会的未来选择方向。

　　在苏联解体、苏共覆亡前夕，社会上就有不少人猛烈抨击：

　　一些领导干部开始滥用人民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位和地位，以及物质享受与奖赏。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

　　苏联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在他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的论述则更为尖锐：

　　这些人从来没有相信过一天党的信仰和传统，而且，这些人与有些真诚信仰资本主义制度的年轻人还不一样。因为在他们的心中，信仰是可以随时改变，或者说是无所谓信仰的。

　　他们多数人对权力和特权的渴望要胜于其他活动动机，这些是看风使舵的反复无常的人，法国人管这叫做'翻新的上衣’。

　　这些人曾是勃列日涅夫分子，后来是戈尔巴乔夫分子，现在又成了叶利钦分子。

　　苏共的灭亡是一次来自上层、来自内部的反革命运动，它的能量源泉正是苏共曾引以为傲的两千万党员。

　　当旧的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对以往体制和革命信念的忠贞，掉头而去时，党内精英便迅速从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和私营企业主这些新阶级那里获得了支持——所有这些人都属于苏共内部的特权集团，不管是在身份地位方面，还是在物质财富方面。

　　就历史的变迁而论，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不仅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仅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表现——真正困难得多的考验，是当自己的党在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条件下的作为。

　　跋

　　列宁曾说过：

　　徒有虚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

　　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面临的是沙皇和白匪军的逮捕，是坐牢、苦役、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后来那些持大学文凭和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里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地位、特权，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办的物质满足。

　　1962年1月，毛主席对于党内的政治生态环境已有过严肃批判：

　　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

　　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

　　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

　　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1930年以前入党的，20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

　　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

　　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

　　一年后的5月4日，毛主席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阿尔巴尼亚的青年代表团又说：

　　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

　　群众对党员要求标准高一点，是合理且应该的。

　　党员，从来就不应该是一枚低门槛的政治镀金石，而应当是一份深重的抱负信念。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党员的。

　　拥有两千万党员时，是苏共最危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