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是法律面前贫富平等

作者：张宏良发布时间：2023-03-09 21:06:17 来源：民族复兴网字体： 大 | 中 | 小

　　强调暴力犯罪该判死刑的要判死刑是应该的，但是那些犯罪后果远远超过暴力犯罪的非暴力犯罪，就可以该判死刑的也不判死刑吗?古往今来都是根据犯罪性质和后果决定是否判处死刑，毛泽东时代又增加了一条民愤大小，而如今却把判处死刑变成了暴力犯罪的专项，这不等于是宣布只有穷人犯罪才会被判处死刑吗?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人们有三种力量进行犯罪，一是暴力，二是财力，三是权力。暴力主要是穷人采取的犯罪手段，财力主要是富人采取的犯罪手段，权力主要是官人采取的犯罪手段。在犯罪后果相同的情况下，判定犯罪性质的轻重程度，应该是暴力犯罪最轻，财力犯罪次之，权力犯罪最重。因为权力是公共赋予的，财富是社会创造的，只有体力是个人的，所以使用公共权力和社会财富进行犯罪，性质应该比个人体力犯罪更加严重，在同等条件下应该更加严惩。中国古代实行的“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体现的就是这个原则。

　　况且权力犯罪和财力犯罪除个别情况之外往往都是双重犯罪，既是刑事犯罪又是伦理犯罪，而伦理犯罪对人类社会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刑事犯罪，所以处罚也要比单纯刑事犯罪要更加严重。《水浒》中武松诛杀潘金莲和西门庆两人只是判决流放，而王婆一人未杀却凌迟处死，就是因为武松刑事犯罪所伤害的只是个别人，而王婆的伦理犯罪所伤害的是千百万人，所以才轻判武松，重判王婆，把王婆凌迟处死。

　　而如今我们只强调对危害个别人的暴力犯罪判处死刑，而对危害千百万人的伦理犯罪不判死刑，这是对穷人的不公平，是对没有权力和财产的老百姓的不公平。西方国家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家设置的法外特权，这与封建社会的免死券完全相同，而且比封建社会的免死券要更加罪恶。因为封建社会的免死券只是个别人的特权，而西方国家的免死券则是所有官僚富豪的法外特权，罪恶程度远远超过封建社会。

　　多年来我们在与西化右派的斗争中一再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就在于，他们并没有消灭封建特权，而只是把封建特权经过无数倍放大后变成了资本特权，比如把封建世袭制变成了资本世袭制，把封建等级制变成了资本等级制，把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变成了资本人身依附关系，把封建社会的免死券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等等，总之把封建特权全部变成了资本特权，并且只有放大而没有任何限制。

　　所以站在天道伦理的角度来讲，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封建制度要邪恶十倍百倍，比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残暴的欧洲封建制度更要邪恶千倍万倍!但凡是还有丝毫人性的人，但凡是天良还没有完全泯灭的人，绝不会把这种资本主义特权制度，称为是先进文明和改革方向，绝不会认同非暴力犯罪可以不判死刑。我们天天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就首先要在法律面前贫富平等，绝不能同样犯罪有权有钱的就可以不判死刑，没权没钱的就判死刑。如果有权有钱，有谁会去选择暴力犯罪?

　　这是资本主义所谓“文明”留给世界的最大祸害，是资本主义创造的最野蛮法律，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接受这些悖逆天理、丧尽天良、专为富人制定的法律，即便是中国2000年的封建社会甚至再往前上千年的奴隶社会，都坚决抵制和否定富人犯罪可以不判死刑的法律。中国封建社会不仅禁止富人享有免死券的法外特权，甚至连衣食住行都要严格限制，绝不允许富人搞任何特权。这是中国东方文明和东方伦理数千年来不能突破的基本底线，而如今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则完全突破了这个底线。

　　中国历朝历代都是根据犯罪性质和犯罪后果以及伦理影响来决定处罚方式，毛泽东时代中国增加了最伟大的一条就是民愤大小，因为民愤民意就是天道天理，应该成为法律处罚的基本依据，而不应该根据犯罪工具和手段来选择处罚。无论使用权力、财力还是暴力，只要是进行犯罪，就应该根据犯罪的性质和后果进行处罚，即便是不对权力和财力犯罪加重处罚，至少也不能对权力和财力犯罪给以法外特权。人类社会创造权力是为了秩序和文明，创造财富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为官员和富人创造免死特权。特别是贫穷本身就是社会对穷人的不公和处罚，不能再因为贫穷而罪加一等，只是没有权力和金钱而不得不使用体力犯罪就被判处死刑。

　　法律必须要讲天理，没有天理的法律是作恶的工具。包括最大的资本主义美国在人民大众的阶级斗争推动下，司法改革也在向着天理靠近，比如由公民陪审团来判定被告有罪无罪，就是吸收毛泽东时代中国“群众专政”的方法，让法律为穷人留出一点儿生存空间。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司法改革的历史趋势。而当今中国一些人却打着“学习西方法治经验”的幌子，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最野蛮最腐朽最落后的一些东西引入中国，要建立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还要更加野蛮落后的法外特权制度。这个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就属于其中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