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的石油

　　石油是现代国家国民经济的血脉。历史与现实都一再证明：石油，被誉为工业的血液，经济发展的动力推进器，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极具战略价值与意义!石油的军事战略价值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得到充分体现;在今天，石油仍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筹码。可是，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接手中国的政权时，石油年产量少得可怜，只有12万吨。帝国主义断言：中国是个“贫油国家”。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那么，在“严重贫血”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化从何谈起?

　　然而，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三十年，新中国的石油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毛泽东把中国交给他的后继者时，中国已经实现了石油的基本自给，到1980年，中国原油产量超过了1亿吨，跨进了世界产油大国的行列。“中国贫油”的妄言和石油落后的帽子被远远地甩到太平洋里去了。人们常常感叹，是毛泽东时代创建的独立自主、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是毛泽东时代不失时机排除万难攻下了核科学的难关，独立自主地建立了自己的核武库，为后来的全面发展筑牢了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而同样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石油问题，为后来的工业与经济的高速提升提供了最重要的能源资源保障，其战略意义的极端重要性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必须大书而特书的，注定要在新中国的建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新中国的石油事业经历了两个重要关口：一是从“中国贫油”的迷雾中解放出来;二是石油普查战略的东移。

　　最关键的时间起点是1953年年底的一天，新中国的领导人在颐年堂讨论石油问题，刚成立不久的地质部的部长李四光应召来到了中南海。正在筹划新中国工业化大局的中共领导人紧皱眉头面对着缺石油这个卡脖子的“瓶颈”。毛泽东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就像吃饭对人体那么重要，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么!”朱德说:“石油重要啊!没有油，坦克、大炮还不如个打狗棍，打狗棍拿着还可以打狗，坦克、大炮没有油就开不动啊!”从历史上看，二十世纪初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专家率领一个钻井队，在中国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毫无收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某教授以“海相地层生油理论”为依据，写论文称中国大地多为陆相地层，不存在具有商业价值的石油矿藏，由此得出“中国贫油”的结论，国内地质界一些学者随声附和，似乎这已成为定论。如果真是如此，中国就不得不考虑人造石油。可是人造石油不仅提炼技术复杂，成本也高得惊人，除非万不得已，是不能走这条路的。

　　看到走进颐年堂的李四光，毛泽东立刻说:“还是请地质部长说说怎么办吧。”面对在场各位领导人的急切期待，李四光语出惊人：“主席，我认为我国天然石油的前景是很好的。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蕴藏量是相当丰富的!”这一席话立刻使会议室的沉重气氛敞亮起来。李四光出此言绝非信口开河。早在1928年，他就写论文批驳“中国贫油”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李四光凭借着对中国地质数十年的研究，认为只要有：一，有机质沉积条件;二，有机质转化成石油的热条件;三，构造驱动和流体流动的条件，即可形成油气藏。李四光完全突破了洋人的“海相”还是“陆相”生油那一套概念，创立了自己的地质力学理论。

　　听了李四光有理有据的阐述，毛泽东将指间夹着的烟蒂狠狠掐灭在烟灰缸中，大声说：“我赞成李四光同志的意见!”然后不无幽默地说：“我就不信，以中国之大，找不到‘二由’!”“我这‘二由’，可不是《红楼梦》中的尤二姐和尤三姐，而是石油和金属铀啊。”从他轻松的口气，可知他对中国自己的科学家突破洋人的框框而做出的科学论断给予坚定的信任。毛泽东当即做出了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

　　由此，开始了独立自主开创新中国石油事业的艰辛而辉煌的征程。

　　1954年地质部设立矿产普查委员会，李四光兼任主任委员。

　　1955年初，地质部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规划实施三年石油普查战略方针。从这一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战略性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地质部组织了24个地质队、18个物探队、20个地形测量队、1200多人的石油勘探队伍，开赴全国各地。

　　1956年5月6日，周总理在中央干部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开发我国石油资源的指示。在这之后。在一些辽阔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中，在约200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了石油普查，打下3000多口普查钻井，总进尺120多万米。从所取得的大量地质资料中，不仅初步摸清了我国石油地质的基本特征，而且证实了我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

　　1955年发现的克拉玛依油田，是新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大油田，油区面积达290 平方公里 ，己探明有相当可观的储量。在这个情况下，是把勘察重点继续放在西部的新疆三大盆地、青海柴达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以及四川盆地等地(这与苏联勘探经验的影响有关)，还是放眼全国，寻找更大的油田资源?这是又一个需要做出决策的时刻了。

　　事情要回到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早在1935年，李四光根据自己的研究，就判断“东海、华北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所以，在1953年那次决策会议上，他就提出“我们应打开局限于西北一隅的勘探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普查工作”。可是，上世纪30年代日本人曾搞了十多年石油勘探，花了数百万美金而一无所获，故称“东北地区找油希望不大。”所以不少人对东部地区找到大油田心存疑虑。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科学家，于1957年做出石油普查战略东移的决定，将原新疆、青海的队伍陆续调往东部，加强华北、松辽、华东等地区的勘探工作。

　　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多么英明的决策!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不久发现松辽盆地是很有希望的含油盆地，1959年9月26日，石油部在黑龙江省松基三井，首次打出自喷工业油流，这是国庆十周年给党中央、毛主席送上的厚礼，故被命名为“大庆油田”。此后，李四光又提出了辽河平原的南部和华北平原的北部等七个新的重要勘探地区，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接连取得重大成果，华北、辽河、江汉等地区相继发现了一批大油田。直到这个时候，中国人才有底气说：中国人依赖“洋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之前，我国军用飞机、坦克、大炮、枪械、车辆及通信装备所用的各种燃料油、润滑油和其他石油产品，绝大部分依靠从苏联进口。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日渐紧张，从苏联进口军用油也日益困难，受到苏方百般刁难，而且质量得不到保证。如果当初没有果断决策勘探重点战略东移，石油资源受制于苏联的情况难以改变，将使我国非常被动。

　　回顾新中国石油事业奇迹般的突飞猛进，有两个关键点值得历史永远铭记：一是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的科学家的紧密配合;二是充分发挥新中国举国体制的优越性。

　　毋庸置疑，李四光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对于新中国的石油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然而，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对李四光(也包括其他几位做出贡献的地质学家)的高度信任，对李四光突破旧理论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的坚定支持和对他研究成果的正确判断，并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果断而正确的决策同样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家为科学家大展宏图搭建了广阔的平台，为科学家的研究提供了一切必须的条件;而且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个人魅力也给予李四光巨大的精神鼓舞和激励。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李四光还在英国，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立即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回到祖国。1952年毛泽东见到李四光时问道:“你那个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山字型构造”是李四光所写的论文中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概念，日理万机的毛主席竟然会关注到它，这对李四光思想上是个很大的震动，这不仅说明毛泽东也在刻苦钻研地质科学，而且显然十分重视他的研究成果。这正是1953年那个决策会能够迅速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毛泽东是经过研究和思考的，是事先做足了功课的，绝不是心血来潮，拍拍脑袋那么简单。1955年毛泽东支持地质部成立专门的地质力学研究室(后来发展为地质力学研究所)，大力鼓励李四光开展创新理论研究。

　　毛泽东非常器重李四光，曾多次亲切接见他，甚至邀请他一同观看豫剧《朝阳沟》。每一次接见都给予李四光很大的鼓励。1958年12月29日，李四光被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李四光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有自然科学家入选中央委员。李四光对毛主席也始终怀有无限崇敬之情。据他的女儿李林说，李四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床头还摆着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他多次对女儿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最英明”，“是指导科学研究工作的灵魂”。

　　新中国石油事业突飞猛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集中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优势，全国一盘棋，同心协力，集中力量办大事。

　　1952年2月，正当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之际，石油战线急需大批高素质的干部和职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西北野战军第57师整建制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7700多名指战员投入石油工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石油队伍的骨干力量。这些来自解放军的骨干队伍，把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进了石油队伍，为建设一支纪律严密、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产业大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8年1月。毛泽东亲自点将，任命年富力强(时年43岁)的余秋里为石油部部长，以加快石油勘探向东部的战略转移。在向余秋里交代任务时，他告诫余秋里要向科研人员“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大庆地区发现油藏后，石油部于1960年2月向中央提出“下死决心，背水一战，倾家荡产，全力以赴”，搞一场前所未有的石油会战。毛泽东听到后，立即召见余秋里，说:“要搞会战，好啊!准备上阵喽!”在毛泽东主持下，党中央于1960年2月22日特别发出《中央决定动员三万名退伍兵给石油部的指示》，使大批经过抗美援朝锻炼的复员战士和转业军官投入到石油会战第一线。与此同时，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国务院各部委也迅速行动起来，在当时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严重匮乏的情况下，紧急从各部门、各省市调拨钢材、水泥、汽车、拖拉机、木材、粮食等设备物资，支援大庆会战。

　　在这个石油大会战中，各个部门协调配合非常重要，特别是地质部和石油部，团结一致，毫无保留地互通情报，对于大庆第一口油井的定位和出油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石油战线的广大职工为了尽快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种“大庆精神”是毛泽东时代特有的政治氛围。1964年初，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为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业战线树立了大庆这面光辉的旗帜。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毛泽东时代”那一代中国人用他们的勇敢、智慧、忘我无私的奉献和艰苦卓绝的奋斗为今天中国所创造的一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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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参阅： 程仪：“毛泽东与李四光”，《党史天地》1995年1月 赵赓：“李四光：摘掉中国贫油帽子的功勋”，《党史文汇》2010年11月 马宏：“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的石油工业发展道路”，《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12月 李约汉：“毛泽东与新中国地质事业”，《国土资源》2016年8月 赵文津：“中国石油勘探战略东移与大庆油田的发现”，《中国工程科学》200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