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成为烘臭之衔，本质原因是脱离群众

　　文 / 欧洲金靴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对此，有观点认为「媒体」也是推波助澜之手，但其实在今天的现实中，媒体本身也早已精英化、官僚化、贵族化、“专家化”：北方的官僚媒体喜好爹味说教和隐性维稳，南方的买办媒体喜好改造价值观和动摇政治根基——总之，均是站在人民舆论的对立面。

　　在当前缺乏广泛人民话筒的局面下，媒体早已不止是“专家”阵营的旁观者和报道者，而已然在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演变衍生过程中，融入进了“专家”队伍，共同在舆论场上对群众进行传噪。

　　所以，目光还是要聚焦到“专家”身上。

　　究“专家”泛滥且频频观点雷人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那个逃不开的缘由：脱离群众。

1

　　曾经的专家、知识分子是什么模样？

　　撸起袖子可开山凿渠、架桥修路、测天绘地，卷起裤腿可刨土施肥、化苗为林、绿满边疆，抱起算盘可核弹轰鸣、潜艇下水、卫星升天，站上讲台可熟授党史、深剖主义、宣扬思想。

　　后来出现的一堆新“专家”、新“知识分子”又是什么模样？

　　无病呻吟地写几本伤痕小说，吊儿郎当地解构、污化、杜撰、编谣党史国史革命史，以各种方式和载体大刮特刮历史虚无主义之风，配合卷土重来的新生资本家倒逼国家经济政策，时不时“何不食肉糜”得羞辱一下底层民众，以“艺术”“文明”“开化”之名大行帏乱荒淫之事……就都可以自封或被与之蛇鼠一窝的媒体冠以“专家”“知识分子”之衔！

　　门槛之低，身心之肮，真乃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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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10月，毛主席在《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过精准论断：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

　　1949年建国之后，百万党员从“打江山的人”变成所谓“坐江山的人”，配合着斯大林同志逝世苏共党内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内、尤其是新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态产生了某些“苗头”，这让毛主席不得不开始思索干部队伍建设的新道路。

　　诚如后来他所言：

　　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

　　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

　　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零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

　　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

　　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

　　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正是在那一时期，苏联的“专家”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毛主席敏锐的察觉。

　　马钢，即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成为毛主席在60年代作为领导干部与技术高层盛行官僚主义的反面教材典型，用以同坚持工人本位的《鞍钢宪法》相区别。

　　1960年3月11日，鞍山市委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主席亲自于十天后对该报告进行批示，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

　　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毛主席掀起《鞍钢宪法》与鞍钢精神显然是有现实依据的。

　　1966年6月10日，他在同胡志明谈话时就忧心吐露：

　　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主席同时还尖锐指出：

　　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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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中央党校逐步被关闭，因为毛主席彼时已经为千万党员干部找到了那条他所期望的不偏离“为人民服务”本色的道路：五七干校。

　　当然，自季羡林首创「牛棚」这一伪概念以来，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五七干校成了现代“专家”、“知识分子”群体口中一个任人攻击的靶子，全无还手之力。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亲自给林彪同志手书：

　　一、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还要从事农副业生产，甚至是去创办一些中小工厂；

　　二、工人也可以像解放军一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也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也要搞四清，也要接受文化方面的教育；

　　三、农民也一样，在有条件的时候，也可以由集体办小工厂；

　　四、学生也一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要向工农兵学习；

　　五、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可以这样搞。

　　毛主席认为这些意见不是新鲜的发明创造，我们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早已开始这样做了，现在需要更大的普及与发展。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它直接催生了红红火火的五七干校在中国大地的开花。

　　五七干校的直观效应是收拢了极多因国家部委精简而被排逐的党员干部和技术官僚，深层次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则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歼灭干部群体官僚化、权贵化、特殊化趋向的思路与实践。

　　它让干部撸起了袖子、挽起了裤腿、扛起了锄头、滚起了汗珠，并让从旧社会走来的各领域专家与群众汇融，一定力度上消灭了知识鸿沟。

　　如是一来，党用了二十八年的浴血革命和五年之久的一化三改所创造的“阶级消失”局面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维护，社会各领域之间、城乡之间、干群之间、工农之间没有出现“少部分人养尊处优，而大部分人面土背天”的分化格局。

　　五七干校，特点在一个“大”字，就是毛主席解释的：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

　　这种“大学校”的实质就是延续社会化的生产和分配，在继续发扬“军队搞建设、抓生产”的优良作风的同时，也提升了军民融合、干群融合、城乡融合的程度。

　　与之几乎配套进行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和赤脚医生运动，共同谱绘出了一幅新中国最绚烂的图景：知识、认识、意识，这些直接决定一个群体如何在社会中自处的资源（或者说“能力”），被充分下沉到乡间的田野和工厂的车间，没有被某一“专家”阶层所垄断。

　　正如1968年7月毛主席在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严肃指出的：

　　学生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随着河南省回郭公社的五七化工厂和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一炮而响，以及工农兵大学的拔地而起，毛主席的号召得到了贯穿性的实施。

　　1968年9月30日毛主席写下批语：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1958年7月，经过了上一年莫斯科社会主义大会的洗礼后愈发春风得意的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会见毛主席。

　　在交谈中，毛主席向赫鲁晓夫介绍说，中共中央现在在要求干部专家队伍、甚至是高级别领导参加体力劳动，并规定中央委员每年也要有四个月到各地搞调查研究。

　　而赫鲁晓夫竟然对此表示他不赞成干部参加体力劳动：

　　拿我们费德林来说吧，他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每天需要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如果让他脱离外交部的工作，把他下放劳动半年，他回来后就会感到落后了。因此需要拿出相当长的时间来补课，来研究这半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什么新问题，外交部半年来做了什么工作，等等。

　　对于我中共和毛主席下放干部劳动的做法，赫鲁晓夫同志在会议上显示出极端的不理解。

　　后来直到60年代中期，他还对访苏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说：

　　中国党让他们的干部把时间浪费在体力劳动里，得不偿失。

　　然而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我党自井冈山时期就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毛泽东治吏思想」的一大体现。

　　土地革命时期，朱老总就曾亲自率众挑粮上山；抗战期间，毛主席更是亲自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菜屯垦。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使原有的干部队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是摆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说过：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在1956年八大开幕词中，毛主席直接点明：

　　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些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

　　八大召开的一年后，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下发到全党各级党委，提倡：

　　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

　　主席的思路很明确：

　　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与赫鲁晓夫乃至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修距离苏联群众越来越远不同，中国大地却始终保持着昂扬的革命面貌。

　　也就是主席1964年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所言：

　　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3

　　然而，自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平反工作、“恢复解放”工作的开展，一大批老干部与技术专家人士被召回岗位，重新坐回了宽敞明亮的办公室。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七干校的规模逐渐缩减，而重新开办中央党校的声音随之抬升。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四天后，经过中央认真的准备，中央党校举行了崭新的开学典礼，原来在各地各级五七干校中的教职工，也随即合并到党校系统之中。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

　　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沦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也沦为了伤痕文学的一柄靶子。

　　那些昔日被教育要求劳动劳作的干部们、知识分子，怀着极大的仇恨热忱，挥洒墨水，用人造的伤痕在80年代上演了数不尽的群魔乱舞景象。

　　对于五七干校，对于捏造制谣的“牛棚”，他们不吝于倾注最浓烈的愤恨，穷极气力泼污咒骂。

　　对于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竟然”与农民群众、普通工人共同生活劳动的“前科”，他们更是毫不惜墨、咒尽毕生的狂怒，控诉那个在他们这帮精英阶级看来无比黑暗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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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知识分子和文艺精英爬上劳工大众的头顶，80年代一眼望去的重新把权持章的尸位官僚，同样是无法忽视的奇观。

　　如果还是以前文提及的《鞍钢宪法》为例。

　　自1979年开始，以武汉国棉一厂厂长张保新的回忆为代表，国企工厂的权力开始“上升化、垄断化”，比如新增加的奖金分配权，就被授予车间主任单独行使。

　　可以说，1979年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已开始逐渐褪去《鞍钢宪法》的痕迹，而越来越多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方面的命名）的味道。

　　进入八十年代后，从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层化管理，从分工负责制走向一长负责制，从领导工人一体走向领导工人分离。

　　宣传《鞍钢宪法》时，更是已然抹去了“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开始无限突出「工厂厂长」在企业内部的权威。

　　最先发现这一变化是法国学者贝特兰，他尖锐地指出问题并发明了一个新名词：

　　中国出现了一种‘工厂专制主义’。

　　正是从这种“工厂专制主义”开始，到了1984年，“一长挂帅、四总当家”也被摆上台面。

　　在我看来，这才是毁掉国有企业的真正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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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几乎完全应证了毛主席在1955年5月的担忧：

　　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

　　从那时起，一大批自诩为“启蒙导师”的人，开始从人民的共同体里跳跃出来，旋即回身，冷眼俯瞰着亿万双群众眼睛和耳朵——这在他们看来都是自己的读者听众、都要接受自己的启蒙与教化。

　　到2012年之前，他们肆无忌惮得喷粪狂跳了足足三十年。

4

　　对比这些80年代后期崛起的、不事劳动又高高在上、只会舞弄酸腐文墨的“蓝色知识精英”其怀揣一幅“启蒙众生”的傲慢姿态，60、70年代淬生于红色革命年月中的五七干校之温暖融融，堪称一个历史的奇迹。

　　其奇迹在于：纵观人类文明史，事实上「冰冷」才是一种常态，不论是冰冷的当权生态，还是冰冷的阶层格局。

　　而「温暖」正由于其珍有，方才显得格外宝贵和伟大。

　　1957年2月，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

　　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

　　自古以来，舆论话语权向来为精英阶层所把持，上可以文案依附权力，“以诗谋仕”；下可以曲调取嘻人间，“以诗戏妓”——这就是旧时文人的多数“风骨”，以致绵延至今。

　　而普罗群众呢？史书长册里，他们永远只有柴米油盐、只有挑水耕田、只有织布编麻。

　　他们是官吏皮鞭下的宫殿建筑工，他们更是文坛大夫笔触下的粗鄙无用人。

　　只要一谈到底层群体，浩浩汤汤的长史之中，“愚昧”总是首选词。

　　哪怕如晏阳初先生，对农村和农民的描述也大抵不过“愚、穷、弱、私”，其中愚字名列第一。

　　著名的“祖师爷”胡适先生在诊断中国的病症时，更是提出“五鬼乱中华”的惊世学说，在“愚昧、贫穷、疾病、贪污、扰乱”五鬼中，“愚昧”为首鬼——这当然不是用来描述他自己的，而是用来描述生产“粟米麻丝以事其上”的底层群众的。

　　1912年，宋美龄进入美国佐治亚州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一年后转入卫尔斯利学院，学习英国文学。

　　据她在威斯里安的好友回忆，英国学者威尔士的《世界史纲》令她“欣喜若狂”，而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厌恶——原因无他：《世界史纲》从宏观视角讲述了人类发展进程，而莫泊桑的作品则更多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也就是宋美龄认为跟她无关的生活。

　　了然，是群众的愚昧耽误了胡适之、宋美龄们的优雅，是群众的粗俗妨碍了胡适之们的进步。

　　总之，一切都是人民群众的锅。

　　在晏阳初、胡适、宋美龄等精英“专家”阶层的描述里，大众的“愚昧”永远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军事溃败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

　　在这个判断下，“专家”群体显然把谋国无智、治国无方、护国无力的责任统统转嫁给了群众，底层群体不但永远是精英群体的供养者，必要时也必须充当精英群体的替罪羊。

　　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人民政治力量与人民政治领袖，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推翻了“精英神圣不可侵犯”的阶级压迫。

　　一句“人民万岁”，不但让农民拥有土地，更“大逆不道”的是还胆敢让他们识字看书、学法参政、将所有在旧社会中收拢于上层精英的权力，统统下放下沉。

　　他不但让底层百姓穿暖食饱，还要让党内党外过去学识匮乏的人多学多识：

　　我劝同志们多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

　　一个人人皆登“劳保鞋”的社会，只能说明其包含着两个侧面：既无油光长靴，又无血痕赤脚。

　　而这，正是共产党人打下的新中国给予这个世界的最大创造：砸碎一切油头粉面的“贵族”，浩荡六亿神州，放眼尽是舜尧。

　　千年华夏，最令苟且小资们颤抖——甚至何止是颤抖，简直是泪如雨下、恨不得愤郁而终的，或许就是那一声拔地而起的：“人民万岁！”

跋

　　须言明：本文大部分“专家”所指，并非真正学富五车、为国献身的专家人员。事实上，今天依然在各领域存在着一大批充满了家国情怀、理想主义并拥有过硬技术水准的专家队伍，日日夜夜为各行业的发展输血，他们依然是人民优秀的“火车头群体”。

　　但是历史巨变至今，衍生的一大批不学无术、立场叵测、反革命、反人民的伪精英阶层的存在甚至壮大，同样须得到正视和清肃。

　　他们是中国阶层不断分化、族群不断撕裂、矛盾愈演愈烈的帮凶与利益收割者。

　　伪专家只是旁生枝节之物，或许真正要剖析的是培育伪专家的历史土壤与播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