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汉铁路大罢工一百周年：静悄悄的纪念日

​　　文 / 欧洲金靴

　　昨天的文章提到了法国，那今天就再说一个“革命老区”法兰西的故事。

　　七年前，2016年1月初，成立于1937年、已有近八十年历史的法国革命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IHRF）走到了尽头，其教师、学生及其他所属人员的编制被并入了位于巴黎高师的近现代史研究所（IHMC）。

　　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是全法国唯一一个以法国革命为主题的研究机构，其历史可以上溯到1885年由巴黎市政府所资助设立的法国革命史教席，教席首任教授为阿尔方斯·奥拉尔，代表作主要有《法国革命政治史（1789-1804）》《理性崇拜与最高主宰崇拜（1793-1794）》等。

　　奥拉尔的贡献还体现在史料编辑方面，一部是关于公安委员会的法令与特派员的通信的史料集，另一部史料集则反映了巴黎在热月政变之后到雾月政变中公众舆论状况，他也被视为法国革命“经典解释”的奠基者。

　　1937年，法国革命史研究所由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夫尔正式创立，他更专注于研究农民问题，两篇博士论文《法国革命时期北部省的农民》和《89年大恐慌》均体现了这一研究取向。

　　革命史所的立场被法国社会和欧洲史学界视为“正统派”，认为其是“为法国革命进行毫不妥协的辩护”，特别是自勒费夫尔起，革命史所的研究方向多着眼于社会结构与生产方式，故也常常被欧洲学界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

　　随着二战后冷战的开始，革命史所的研究方法愈发带有马克思主义烙印和维护革命的“正统派”，随即遭到了欧洲修正主义史学的诘难。

　　欧洲修正派以阿尔弗雷德·科班和弗朗索瓦·弗雷为代表，这帮人与革命史所的人士进行过一系列论战，可以参见威廉·多伊尔的《法国革命的起源》的译者序与正文第一部分。

　　2015年8月，在中国山东济南召开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塞尔纳教授就参与主持了大会的第三场会议，主题为“世界史中的革命：比较与关联”。

　　同时就在那场大会上，法国革命史委员会还组织了法国革命史的专场，共有十七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发言。该委员会是由伏维尔等学者发起成立，成员来自很多国家，秘书处设在革命所，可见革命史所在促进革命研究国际化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法国革命史研究所作为一个学术单位，属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其编制撤销与人员去向的决定也是由CNRS作出。

　　在当时，这项动静颇巨的动作并没有征求该所教师与学生的同意。

　　最后一任所长皮埃尔·塞尔纳教授在听闻撤销决定出炉后，于1月5日在《历史》（L’histoire）杂志的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对法国革命史研究所的威胁》的文章，极尽言辞控诉。

　　在文章中，他认为，研究所的成立是1937年由人民阵线政府时任教育部长的让·扎伊批准的，而把扎伊骨灰放入先贤祠的现任政府却放任成立于1945年的国家科研中心撤销革命史研究所。

　　同时，赛尔纳教授认为，虽然现在法国国家财政不景气，但这一举动显然并不是钱的问题，“名为理性，实则官僚”，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

《法国革命史年鉴》封面，标语为“不自由，毋宁死”

　　他还表示：

　　应该停止将共和国和革命相分离，因共和国是由革命而生。

　　政治立场与革命史所相近的法国《人道报》也在一周后刊登了塞尔纳以及前任所长让-克莱芒·马丹的声明；一同刊出的还有以心态史学而闻名的前所长米歇尔·伏维尔的访谈。

　　马丹认为，尽管从行政上革命史所已经被撤销，但仍需投入精力并联合其他的学者来维系它的精神存在。

　　在革命史所的FACEBOOK页面上，马丹提出：

　　大革命是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革命史所正好为全世界研究大革命的学者提供了交流平台，也提高了法国文化的影响力。

　　三天后，同属左翼阵营的法国历史学团体——罗伯斯庇尔学会也在《人道报》上发表了一份由六位法国历史学家联署的声明，他们一方面表达了对该撤销决定的不满，认为在大革命史研究对共和国比以往都更重要的时候，这样的决定实属“威胁”，为此需要进行一场捍卫革命史研究的“战争”；同时表示，该机构会继承传统、促进各个研究机构的交流。

　　从1968年法国受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而掀起的轰轰烈烈的“红八月”运动后巴黎大学惨遭拆分（分为十三个大学）之后，2016年革命史所的被取缔堪称最大挫折之一。

　　在世界极速右转的潮头下，全世界左翼阵营中任何一股力量想要独善其身，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包括中国。

　　今天，20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大罢工即二七罢工一百周年纪念日，主流媒体、官方平台全部默契地失声噤言，此景尤叹。

　　在党的历史上，将民众由觉醒引入革命的工人运动，其最重要据点就是在交通业，就是党领导的铁路工人运动。

　　1923年2月7日的京汉铁路是开天辟地式的历史性丰碑，具有重要的时代启示意义。

　　自党的二大之后，党就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李大钊、邓中夏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组织下，中国中车的铁路机厂还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毛泽东同志就多次到铁路机厂考察和参加过工人活动。

　　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党领导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一百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了三十万以上。

　　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就上演了最为壮烈的一幕，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是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

　　他们终日在炭坑里做工，面目都成了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炭坑颓塌，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万一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元上下，故资主的损失，也就是百元之谱。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两角，尚不用饮食。若是死了，资主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这样看来，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也有许多幼年人，在那里作很苦很重不该令他们作的工，那种情景更是可怜。

　　上述文字出自李大钊1919年春天撰写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记录了唐山煤工的悲惨境遇，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广泛的工人群体觉醒和斗争运动开展。

　　其时，距离他发表《庶民的胜利》刚刚过去半年。

　　《庶民的胜利》中有这样一段：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

　　循着这篇宣言的文脉，1919春天的五四之后，李大钊又来到开滦进行社会调查，写出了《唐山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并发表于《新青年》。

　　该报告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与黑暗，提出了改良中国工人待遇和组织强有力的工人团体等号召。

　　一年后，192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李大钊发表文章指出：

　　过去的五一节在中国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

　　中国的劳工同胞，要把今年的五一节作一个觉醒的日期！

　　这样的疾呼，显然放置于建党已逾百年的今天都是无比应景的。

　　同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亲自领导下创办了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

　　该刊第一期用大量篇幅对包括长辛店、唐山矿等处的工人的受剥削现状加以详尽报道，且标题异常鲜明露骨：《矿务局利八倍于资本》、《几十分钟内死工人五六百》、《工人一命只值六十元》……

　　行行文字泣血，控诉了西方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残酷压迫工人、视中国工人的生命如虫蚁的罪恶。

　　1922年10月，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大罢工在李大钊（当时已是北方区委负责人）的指挥下爆发。

　　在罢工过程中，超过三万工人直接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军警正面搏斗，悲壮场面宛如《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所言，在李大钊与工人的对立面，英国雇佣军出动了，驻唐山的美国军队出动了，军阀曹锟的保安队出动了，纷纷对工人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曹锟甚至唯恐镇压不力，又亲自加派一师一旅。

　　这些反动军队在矿区宣布戒严，在新闻封锁和交通管制之下，对工人实行了血腥清洗。

　　整个矿区尽管处在血雨腥风之中，但矿工们却表示“绝不畏缩，宁死不屈”，并宣告：

　　除非把我们全体工人都打死，不然，还留我们一人活着，也要为死者报仇，和他们决战！

　　次年即1923年，李大钊又领导了轰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暴力镇压后，他依然坚持给予大江南北的工人群众勇气：

　　现在中国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

　　受到工运的鼓舞，“五卅”运动以后，李大钊利用“五卅”形成的大好形势，继续以开滦煤矿为重点，决定成立工会。

　　1925年8月18日，赵各庄矿工会成立，这是开滦矿区成立最早的工会，于四年前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也是在李大钊关怀下建立）一道，均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后来，党领导建立的工会虽转入地下，但建工会的斗争一直未有停息。

　　它反映了我们党的一大生命力特征：与工会这样的工人阶级组织始终死死相依。

　　中国共产党，到任何时候、至任何阶段、行任何高度，都永远不可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不可有任何弹压工会之举！

　　然而今天，情况已不容乐观。

　　这让人不禁想起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语：

　　只要工人们还依旧是工人而他们的敌人还依旧是资本家的时候，即使工人们把他们的雇主“扼住脖子”而国家并不“站在当中”，工人们也得不到什么，甚至比用结成团体和罢工的方法所获得的还要少得多。

　　这个事实甚至在柏林也可以看到，同样无须证明，以竞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资产阶级国家由于它的整个物质基础，不能容许公民间除了竞争以外还有任何其他的斗争，而且一旦人们要“互相扼住脖子”，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却不是以“精神”的身份，而是用刺刀武装起来出现的。

　　一百年前，当年轻的毛泽东第一次向长辛店的工人讲解“工会”、“罢工”、“闹事”、“游行”、“暴动”这些概念时，工人们也是极为抵触的：

　　都不做工了，都去闹，俺吃啥呀，你给我馍馍吃啊？

　　但是历史证明了共产党人的「解放」，是极为正确的华山一条道。

　　对于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无产阶级能否担当起历史使命的问题，李大钊曾给予肯定回答。

　　他认为，资本家贪得无厌地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必然使资本集中于少数人之手。随着生产规模扩大，整个社会生产会趋于社会化，其结果就造成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条件和无产阶级自身会日趋成熟，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李大钊提出：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敌兵，有加无减，那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本来就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必然是无产阶级。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做出“赤色的旗帜必将在全球飘扬”的历史性判断。

　　在北京共产党小组的领导下，长辛店铁路工会正式成立，进一步推动了长辛店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起点和典范。

　　京汉铁路罢工运动与工会组织的建立仅仅持续了三天，军阀吴佩孚就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逮捕、大镇压、大屠杀，这已然反应了封建军政集团与受到帝国主义喂养的买办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清晰认识和由衷恐惧。

　　哈蒙德夫妇曾尖锐指出过：

　　上层阶级希望劳动者只具有奴隶的价值，工人应该是勤勉的、专注的，永远不要考虑自己，要只对主人忠诚、依附于主人。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经济中最适当的地位就是过去种植园经济时代奴隶所处的地位。我们平时赞赏的人类美德。到了奴隶身上就成为了罪恶。

　　列宁亦有评论：

　　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象期望厂主会公正对待应不应该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一样，是愚蠢可笑的。

　　轰轰烈烈的二七罢工最终成为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五十余位先烈在这次运动中英勇牺牲（包括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第一位党员烈士林祥谦），为中国共产党的前路指明了革命的方向，更刻画了路线的底色。

　　这次大罢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推向了顶峰，长辛店成为中国早期铁路修造业和产业工人聚集地，也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策源地和发生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被誉为“北方的红星”。

　　对于这段历史，毛主席这样评价：

　　中国工人运动，是从铁轨上开始的，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

1958年9月毛主席题词

　　在今天，对城市阶群中新生的工人阶级一味的同情是没有用的，只有从根子上掀翻制度、除尽制度的沉疴，才能够拯救这些被压迫的劳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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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延迟退休”风波，昨天已文，其本质是不先解决平等问题，而谋求对契约开刀、想着先去解决空账问题——五年前时，全国的养老金空账就已逼近五万亿。

　　养老黑洞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二十余年前瓦解国企时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当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被彻底取缔，野蛮人与白匪军在收割利益时不会对杀戮有一丝丝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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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曾有指出：

　　应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介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工人罢工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时刻宣示本阶级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地位，用以警醒那些不事劳动、高高在上、只会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和把权持章的尸位官僚动辄以“延迟退休”之语来保障“红利”不消。

　　在1975年的宪法中，第二十八条规定：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那是罢工权第一次出现在新中国的宪法之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我们再次对宪法进行修订，第四十五条仍然规定：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1979年和1980年两次对宪法进行改动，但这个第四十五条仍得以保留。

　　不过，在1980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的第三次修宪之后，在1982年宪法中有第三十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罢工的自由被正式删除。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曾有过如下警示论述：

　　如果社会把成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注定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剑或枪弹所杀死一样的横死，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制他们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来临为止，如果社会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这成千的人一定会成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它仍然不消除这些条件，那末，这也是一种谋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没有人能够防御它，它看起来不像是谋杀，因为谁也看不到谋杀者，因为谋杀者是所有的人，同时又谁也不是，因为看起来被杀的人似乎是自然地死去的，因为这与其说是犯罪，不如说是渎职。但这仍然是谋杀。

　　我现在就来证明：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英国工人报刊有充分理由称之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

　　我还要证明：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

　　毛主席的警卫员李银桥曾有这样一段回忆自述：

　　毛主席转身，终于望住我：“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省安平县。”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节也下地。”

　　“我们的家庭很相像嘛。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账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饼子我们啃窝头，稍不如意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嘛。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您怎么知道？”

　　“你说她心善，出家人慈悲为怀。”

　　我目瞪口呆。听惯了政治课，我没想到毛主席会说出这样的话。同时，我又感到与主席突然近了，紧张和拘束消失许多。我小声问:“主席，您母亲也信佛吗？”

　　“我也喜欢母亲。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中国也强不起来，人民还是受苦。”

　　主席顿一顿，“磕头不如造反！”

　　列宁也曾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高亢呐喊：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是整个资本主义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必然伴侣。暴力将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时期，是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国内战争、二者相互交织着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各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的解放战争）的整个时代。

　　罢工，是共产党人的基因；

　　造反，是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之路的DNA。

　　向一百年前挥血向敌的铁路工人致敬！

　　矢志不渝，继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