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案不得人心：「秦桧党」聊以自慰的涂粉洗白

　　文 / 欧洲金靴

　　来的都是大宋的老臣了，过去几年大家受委屈了。

　　岳飞这个人要辩证看待，不能神化他。

　　他活着的时候搞“以伐金斗争为纲”，忽视发展南宋生产力，南宋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

　　所以岳飞这个人，功过三七开吧。

　　他一开始确实是抗金英雄，但是后期犯了糊涂。他糊涂的地方在于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

　　总的来说，我们南宋到底是高举抗金主义还是投降主义，我是不懂，于是我讲了“不争论”，先发展经济。

　　为此我专门和金国签了《绍兴和议》，扩大对金开放，秉持“宋金夫妻论”。

　　毕竟我们大宋穷了几千年了，拿什么和金国斗啊？不能去惹人家。

　　至于中原地区，可以搞一宋两制，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那就更不用变了嘛！

　　还有，既然我们南宋和金国都是夫妻了嘛，就没必要大动干戈了，以后岁币要增加，军队要忍耐！从今往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了。

　　韩世忠、张浚、刘锜这样的武臣也不要用了，要重用秦桧和王伦这样的喝过“金墨水”的改革派文臣。

　　我看秦桧就说的很好嘛，“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再重走老路了……

1

　　电影作为一门艺术载体，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其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作为一个艺术器物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政治意识承载、价值观输出渠道和资本宣发平台而源源不断地向受众播种撒料。

　　它能够潜移默化地渗透进观者的内心，改变、甚至是改造受众的三观或对于某一领域、某一事物的行业观。

　　这才是电影的秘密。

　　只有电影，集视听观感于一体，可以进行真正带有穿透性的思维漂洗。

　　过往我们已经见过太多这样的电影了，西方的，中国的，历史的，现代的，看起来很爱国的，看起来很红色的，乍一看主旋律的，乍一看正能量的，资本打造的，买办制作的，外商投资的，大咖站台的，流量明星引流的，饭圈粉丝簇拥的………

　　一个个都披着一层华丽且温馨的外衣，甚至能做到面子里子皆得：既能暗戳戳地把它想传递的理念给输出了，还能在观感上做到门脸绚丽。

　　该灌输的地方大肆灌输，该感动的片段极尽感动，让人想批评它都那么的不容易。

　　可是，它依然是作为虚构的电影，而不是正儿八经的纪录片。

　　所以，这就给了电影的主创团队自己太多打擦边球、搞灰色创作、选择性摘取事实、主观陈释客观历史的自由空间。

　　如此一来，当被扒下外衣时，它也可以镇定自若地辩解：

　　我这是瞎编的电影，又不是历史纪录片……

　　毫不夸张地说，经此一役，秦桧的历史形象在绵延千年至今而不死的「秦桧党」的镜头下，已然完成了赎罪和美化，这是一种高级的翻案。

　　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中有过这样一句论断：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当张艺谋团队打着“虚构”这一免死金牌令一个假秦桧在高台之上与万千忠义汉士共颂岳将军的《满江红》时，仿佛在叩诘世人：

　　瞧，我让秦桧自己读起了《满江红》，这下，满意了吧？秦桧这个人，不必再被骂了吧？

　　于张艺谋的镜头里，代表着汉室王朝与中原儿女共同血气信念的岳将军与《满江红》，通通被塑造成为一个远远高挂的「神像」。

　　当通金的汉奸秦桧也有资格朗诵《满江红》，当看似热血沸腾的刺秦小分队其最高目标仅仅是要秦桧高声吟诵《满江红》而已，这首伟大的家国雄词也便成了一尊可望不可及的神像——需要它即想要用它来镇压质疑「秦桧党」对汉室忠心的声音时，吟唱它几声便可安抚反秦桧者。

　　从此，大宋无需厉兵秣马，无需北伐光复，无需铭刻仇恨，无需革命斗争。只要有任何声浪再起，假模假样、悠哉悠哉地念一曲《满江红》即可。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曾有语：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通过高台颂词这一片段演绎，在张艺谋这部电影中高大起来的不是岳飞与《满江红》，而是奸臣秦桧；在这部电影中显得幼稚羸弱的也不是秦桧及其党羽，而是那位由特权男孩饰演的立场左右摇摆的孙统领，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衬托宰相秦桧的多谋，以及暴露自己作为「幻想派」的稚嫩。

　　在片中，张艺谋令刺秦者自作聪明地杀掉金国翻译以求可以“向金国装傻”，这种实质仍是对金畏惧的作态，加之史实不可粉饰的《绍兴和议》之耻，让我想起了毛主席1937年3月曾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的：

　　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

　　祈望一纸条约就能够逆转深层的地缘矛盾、以及更加重要的国与国之间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分歧，这不仅是幻想，更是一种自降。

　　不诛杀秦桧、不重振岳家军，而一味地向域外游牧民族垂首示好，那么结果正是1965年毛主席所言：

　　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

　　就在那一年前，1964年10月5日，毛主席气宇轩昂的话语至今听来更是铿锵有力：

　　过去我们的事实也证明过，蒋介石是可以打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的。朝鲜战争证明，美帝国主义也是可以打的。

　　你打它，它“舒服”了。如果不打，它就不高兴。你愈把它打得彻底，它就愈“舒服”

　　事实证明，打得它愈痛，它就愈“舒服”。

　　如列宁所言：

　　要明辩政党斗争中的是非，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各政党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各政党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们的行动，研究它们是怎样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

　　恩格斯在《给伯恩斯坦的信》中也有过指明：

　　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是以斗争来解决的。

　　靠朗诵《满江红》就可以打跑金兵、收复汉土、恢复主权吗？九泉之下冤死的岳飞若见如此电影演绎，或许都要一声叹息。

　　这是秦桧的胜利，这是《满江红》的耻辱。

2

　　电影《满江红》的出品方为欢喜传媒，为著名的影视投资人士董平的公司——2014年3月，马云正是通过控股董平的「文化中国」而成功打造阿里影业，并通过董平的北大文化与天津域富，与胡舒立的财新传媒勾上了资本桥梁，逐步开始扩张阿里巴巴的文化娱乐+舆论新闻的版图（近两年已被铁拳拆解）。

　　关于马云、董平、胡舒立，可去我微博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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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张艺谋团队背后本身就有马云的影子：早在2020年，马云旗下的云锋基金就已入股张艺谋的「观印象」，成为老谋子最重要的资本后台之一。

　　并且，作为马云和董平重金押注的影视企业，欢喜传媒的幕后还藏着诸多境外资本。

　　通过穿透欢喜传媒的股权，一个熟悉的身影浮现：贝莱德资本，位于美国纽约的犹太资本集团，其董事长拉里·芬克目前正在伙同乌克兰犹太总统泽连斯基“重建乌克兰”，且贝莱德还是辉瑞制药、摩德纳、阿斯利康等生物殖民企业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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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贝莱德，还有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为美国道富银行旗下公司，同为犹太人控制，同为传欢喜媒资方。

　　这样的境外犹太力量，渗透进了中国内地的影视，进入了中国的文化消费市场，它会为中国观众造就一个如何模样的价值观？

官博引用秦桧语录为自己辩解

　　只能说，一个捞金蛊心的团队，没文化也很正常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包括胡锡进在内的势力会鼓动“官员、商人、公共知识分子”去支持声援电影《满江红》：

　　或许是因为这部由境外资本注资、国内买办创作、特权阶级演绎、饭圈粉丝控舆的影片，本身就不是拍给普罗百姓、不是献给广大爱国群众观摩的。

　　不愧毛主席1957年所指：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

　　所以，南方系媒体会紧密配合，公然飞龙骑脸小镇做题家们：

　　我们控诉特权男孩手眼通天，他们依旧逍遥跋扈恶痰蔓延。

　　对了，易家的北京羊踟蹰文化传媒，也是这部《满江红》的投资方，自娱自乐，自粉自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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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过去许多年我们敬仰民族英雄岳飞，他们便肆无忌惮践踏岳家军；我们唾弃痛骂奸臣汉奸秦桧，他们便不厌其烦为秦桧翻案、洗白、涂脂抹粉，以“你不知道的十个真实历史”与“教科书不会告诉你的一百个真相”为术，编织历史谎言，大行虚无主义。

　　让跪了千年的秦桧重新站起来，是为了让铁骨铮铮了百年的中华民族重新向游牧民族——20世纪以来崭新的「海上犹太游牧民族」跪下；让挺立了千年的英雄岳飞倒下，是为了让一个民族的脊梁再一次崩塌。

1937年日军攻陷杭州，于岳飞墓前耀武扬威

　　如《人民的名义》中同样身居高位的奸臣高育良所言，“岳飞情商太低，不愿揣摩上意，找死！”——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环球时报社的付国豪会在如今的体制内成为一个“异类”，为什么一口一个“报社的孩子”的胡锡进会唯独不拿他当孩子、会面对付国豪的悲剧却装死无声。

　　金戈最难是岳飞，人间处处风波亭。

3

　　岳飞之所以为民族英雄，本质为其政治立场于家国危机面前表现出的「主战」倾向，而其蒙冤惨死也正是因为「主和」势力的做大——前者，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延续不断的革命气节与主权意识；后者，则作为反面的王朝周期性「封建保守主义」的始终存在。

　　某种角度上说，岳飞曾是南宋除皇室之外“最有钱的人”，因宋室贬武轻军，岳家军只得自行营商、筹备军马，但据宋史记载，岳飞全家均穿粗布衣衫，妻子有次穿了件缯帛的衣裳，岳飞甚至声道：被掳走的皇后与众王妃在北方过着艰苦的生活，你既然与我同甘共苦，就不要穿这么好的衣服了。自此妻子终生不着绫罗。

　　岳飞为军队挣得钱财万贯，但悉数用于操练作战，自己日常食物是麦面加齑菜，若用荤食也只一味，并经常与最下等军士共餐。即使同部属会餐，一般也只是家常便饭，另加猪肉。

　　“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每逢出师，士卒露宿，岳飞也露宿。高宗曾打算在杭州为岳飞建上等府邸，岳飞援引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典故，辞谢说：

　　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

　　岳飞从不纳妾，也不要女使侍奉。吴玠曾经花钱两千贯买一姑娘送给岳飞。岳飞不好薄了吴玠的面子，对姑娘说：我家的人穿布衣，吃家常便饭，女娘子倘能同甘苦，就请留下，否则，我不敢留。

　　姑娘只是在屏风后面吃吃地发笑。岳飞于是郑重地说：既然如此则不可留也。

　　遂把那姑娘连同嫁奁全退了回去。岳飞对吴玠说：

　　如今国耻未雪，岂是大将安乐时耶？

　　赵构曾经说岳飞军中有钱二千万缗，他说的没错，根据宋史前后的记录，岳飞一共的确为北伐大业积攒了二千万缗，可赵构不知道的是，岳飞分文未取，全部用于军资。

　　坚守精忠报国之心，赏罚分明，号令严明，方才打造了让金国闻风丧胆的百战之师，所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人民阶级与封建官僚，主战派与主和派，革命党与保守党，爱国主义与投降主义，这构成了时至今日中国千年政治斗争依旧亘古不变的朝堂主线。

　　胡适之就曾立场鲜明的支持秦桧：

　　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

　　这与他曾用孟子的“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来比喻中美关系，即美国和中国之间应当是父子关系，儿子不可以得罪老子、不可以不听老子指挥……可谓一脉相承。

　　由此，秦桧以及千秋不灭、始终苟生的「秦桧党」，会成为“翻不了案”的汉奸典型；而岳飞则成标志性的英雄人物，《满江红》会成为一曲传诵千古、忠胆赤诚的慷慨悲歌。

　　因而，当张艺谋令秦桧在城楼之上绑架了《满江红》、强行抹煞宫廷两条路线斗争，也就恰恰如同特权男孩频频于大荧幕以爱国主旋律姿态示人、模糊阶级斗争一般。

　　六十九年前，1954年的清明节，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墓前摆放了不少祭品和花圈，而在一众花圈里面有一个无名花圈格外显眼——送这个花圈的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恰在杭州，他叫工作人员在清明节那天，以他个人名义把这个花圈送到岳飞的墓前，买花圈的钱从自己的稿费里面扣，但是花圈上不留名字。

　　毛主席对岳飞极为赞许，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自己个人的名义为历史人物送花圈，由此可见主席对岳飞之敬。

　　那个清明节前夕，毛主席对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说：

　　岳飞墓是西湖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不能分离。你一定听过他精忠报国，抗击金兵的故事吧？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家军可是十分骁勇善战，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而且他治军严格，对百姓财物秋毫无犯。他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伟大功勋，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千百年来，老百姓纪念他，就是崇仰他的精神啊！

　　毛主席一生多次赞扬岳飞，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对同志们说：

　　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为了人民，他全心抵御敌人的侵略，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只要我们的战士都一心为国为民，我们中国人都团结一心，敌人又怎么能打败我们？

　　岳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爱国英雄。公元十二世纪，女真族在北方建立了金国。金人不安心偏居北方，随着国力的增加，他们吞并宋朝的野心日益膨胀起来，并不断肆无忌惮地侵占和骚扰中原地区。面对国家山河破碎，百姓民不聊生，甚至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岳飞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主动请缨提旅，率领英勇善战的岳家军，驰骋抗金前线，杀得金人弃盔丢甲，闻风丧胆。

　　岳飞流了血，这血就渗透到我们民族体内，世世代代传下来。

4

　　我自幼就受到“精忠报国”四个字的影响，妈妈（齐心同志）在我四、五岁时就给我讲岳母刺字的故事，我始终铭记在心，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我从小立志当兵，崇拜岳飞，梦想长大后当威武的战士，手握钢枪、保卫祖国。

　　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何患天下不太平。

　　但是多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社会中总有“新的声音”涌现，洗白秦桧、反思岳飞的“先进思想”不断破土。

某历史博主纪念秦桧死亡904周年

　　1996年时，当时教育部颁布《教学大纲》，为帮助教师了解历史学界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有关方面组织部分专家、学者编写了一部《学习指导》作为参考，而在这部《学习指导》中，建国后第一次出现了对岳飞“民族英雄”称号的所谓“争议”。

　　八年前时，2015年3月的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原主席岳福洪曾有公开建议：

　　组织对中小学生教材涉及岳飞历史地位存在问题的进行修正，对已删除的关于岳飞民族英雄历史地位的内容进行恢复。

　　岳福洪认为：

　　民族英雄岳飞的“精忠报国”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源泉。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共圆“中国梦”的今天，必须大力弘扬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爱国主义精神。

　　岳福洪还说：

　　岳飞的民族英雄地位毋庸置疑，但十几年前这样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却因为少数人颠倒黑白、歪曲历史而一度受到非议，导致教学大纲中不再称岳飞是民族英雄，有的甚至被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删除，引起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为什么从古至今、从国际到国内、从社会到官方，甚至连女真人的后裔—清朝历代皇帝都对民族英雄岳飞尊重有加，反而在需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的今天却遭到如此的贬低？

　　2002年时教育部明确表态：

　　从我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小学历史教学教材中，对岳飞的评价都是一以贯之的。岳飞永远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没有必要再重新定义。

　　但二十年过去，民族英雄岳飞在中小学教材中的历史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恢复到应有的程度。

　　反倒是贬斥民族英雄、解构党史国史民族史的逆向民族主义思潮，在肆无忌惮地蔓延。

　　2006年，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学勤以“殖民有功论”震惊世人：

　　关于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我觉得既应该讲出异族统治的不一样，同时也应该讲，当时这种殖民活动在世界范围里面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客观上带来的一些文明因素，如果仅仅局限在过去殖民和反殖民的历史所形成的仇恨，今天上海外滩的那一条街就没有理由存在了。我们可以这样讲，一部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既是统治和反抗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我认为，也恰恰是多方面因素的参与，共同创造了我们沿海文明地带的历史。

　　著名文人余秋雨那个时候也站出来支持：

　　在这个文化乱糟糟的时代，我们缺乏一种鲜明的文化态度和文化选择，这样就很难有明确的文化形象。不能为了求稳就不敢表达自己的态度。就像前段日子上海改了历史教科书，是个很大的进步。

　　“侵略有理，反侵略有罪”，这构成了一定时期内中国舆论与教育系统难以扳倒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配合着美国在反恐降温后掀起的亚太战略和日本右翼的钓鱼岛争端以及修改日本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事端，席卷了中国孩童们汲取养分的课堂。

　　更让人无语的是，时间并没有冲淡国内教育系统的毒味，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学语文教材里的史观乱象：

　　从历史看，1920年日本外务省成立了对华情报部，陆军省成立了新闻班；四年后日本海军省又成立军事普及班，关东军成立了“报导组”。

　　日本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服务舆论攻势。

　　从1932年开始，日本陆军省开始在侵华日军中安插摄影师和文人，摆拍宣传日本军队“对中国百姓之友好”。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使用的那张“日本军人背中国老奶奶”图片，正是出自日军新闻团队之手。

　　同类型的题材还有“日军叔叔给中国小女孩一颗糖”，这个日军创作的历史小故事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阎连科（也是方方的好朋友）使用，在舆论场肆无忌惮得美化日军侵华。

　　不禁想问：我们的精英阶层、体制内的文化高层，都是些什么生物啊……我们的纳税款都养了些什么反骨反动之厮啊……

　　1986年，义务教育政策的颁布使得更多适龄人进入学堂，语文教科书中记载的许多震撼人心的爱国故事、党史人物，也不断在人们口中得到传颂。

　　最典型如《刘胡兰》，《谁是最可爱的人》等，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文章，感染了一代代中国人，它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爱国。

　　但是，随着世纪之交一次次的语文教科书课改，一篇又一篇爱国主义文章和涉及党史教育的课文被踢出课本，最让人愤怒的无疑是2001年《谁是最可爱的人》惨遭删除。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抗美援朝题材的文章，也是极为经典的一篇纪实类教文，作者魏巍用生动感人的笔触描绘了那些为新中国的安危和全民族的阶级利益而舍生忘死的战士。

　　魏巍曾亲眼目睹朝鲜战场的残酷，因此文章中的深情也是由心出发。

　　他看到朝鲜老百姓被美帝国主义军队残杀，看到尸横遍野、家破人亡的被侵略场景，心里万分悲痛，也为志愿军战士不畏生死、勇敢杀敌的精神感到振奋。

　　为了让国人能够感受到我志愿军的英雄气概、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阶级正义性和时代必要性，他写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并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然而，这篇感动了无数国人的文章，却在半个世纪后的2001年被踢出了教科书。

　　当时如此考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章描绘过多战争画面，所谓“用词过于夸张”；另一个原因是所谓“文章主题与当今和平的时代背景相差甚远”。

　　有声音在那时指出：革命英雄主义已经不符合眼下时代观，尤其不利于中国入世的舆论环境和同美国的外交关系。

　　这其中嗓门最大的就是时任教育部副主任王旭明，他认为《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一文章着重描写了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时与美国的针锋相对，容易激发起民众对于美国的恶意……

　　除了像《谁是最可爱的人》、《黄继光》、《刘胡兰》被直接剔除，还有许多爱国主义文章的内容被进行了一定修改。

　　比如：岳飞、文天祥、霍去病。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

　　欲阉割民族精神，先覆灭民族英雄。

　　对于“民族英雄”称号的使用，二十年来不断有所谓学者给出意见，岳飞等人“破坏民族团结”，不应再树立为英雄。

　　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主任余桂元，正式下令把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摘除。

　　同时除了岳飞，文天祥、霍去病等也没能逃脱余桂元之毒手。

　　余主任的观点是：

　　大宋的敌国金国是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政权，而此部落后来演化成了清朝的后金，也就是说女真人融入到了华夏民族，已经不再算是侵略者，因此如果这样算的话，岳飞当初对抗的金国就不算侵略者………而打败文天祥的蒙古族，后来建立了元朝，这与岳飞同理，因此之前的冲突最多算是内讧。

　　难怪今天的我们某些人士为了“统战”、为了“统一”，会不惜淡化我们的解放战争、甚至淡化我们的反围剿、长征，就是为了不得罪台湾省的某些势力……

　　看了余桂元这样的教改人士的发言，诸多乱象也就不足为奇。

　　对了，余桂元主任还是竭力要求将《狼牙山五壮士》从语文教材中剔除的主力军。

　　他的理由很简单：

　　为了中日关系，我同意删除《狼牙山五壮士》…………

　　那么，党史教育课文和爱国主义文章频频被删被改的改革结果是什么呢？

　　极尽直观：让位给崇洋媚外的西方名人虚构故事。

　　从上世纪末开始，大量吹捧西方政治人物、历史事件的外国小作文，被作为语文教材的正式课文进入了中国学生的课堂。

　　比如《爱迪生救妈妈》、《华盛顿与樱桃树》这类文章的毒害影响十分深远。

　　以包容开眼为表，实为文化渗透甚至传教。

　　世界上第一例阑尾手术是在1886年完成的，而那些年的课本中却说爱迪生是七岁帮助医生完成阑尾切除的——爱迪生七岁才1854年。

　　作为主力传播者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后来也通过检查并进行了说明，认为故事并不是教材改革后由人教社加入的新故事，而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版，人教社只是2002年收录进教科书而已…

　　这样的解释显然难以服众。

　　如此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著名的小学课文《蓝色的树叶》 ，文中提到了中国小朋友不愿意借笔给另一位小朋友，导致另一位小朋友画出蓝色的树叶，悄悄地表现了“小气自私”的中国人形象。

　　再比如《地震中的父与子》，原文出自1944年的一本心灵鸡汤，故事原本的发生地是欧洲的亚美尼亚，并不是美国，但到了我们中国孩子的课本里，就被教育系统内的黑手改成了美国。

　　在历史演进的进程中，许多鬼影的摇曳是抹不掉的。

　　1982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的要求。

　　随着改革措施的推出，历史功勋人物、特别是领袖伟人占据教科书主要版面的情况逐步扭转：人民领袖成了配角，革命历史成了偏门。

　　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温立三，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副主任，开始主编中学语文教材，2014年被安排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

　　在温立三的笔触之下以及选择素材的视野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成了一片黑暗，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乃至未来更是让他“痛心疾首”，甚至一度扬言“希望美国应当准备动手灭亡我们……”

　　梳理一番这位教育大拿的言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垃圾民族，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是一个最善于自轻自贱的民族；

　　我一想到美国，就会感觉中华民族真的不配在这个地球上存在；

　　是西方文明改变了中国，我们却不知感恩；

　　侵略者和殖民者是文明的播种者；

　　我们的教科书应该由美国人编写；

　　邱少云有什么值得纪念的？火葬场烧尸体它也会翻个身…

　　2017年7月6日，国务院终于下发通知，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旨在进一步做好教材管理有关工作。

　　国家教材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延东同志担任，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研究审议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研究解决教材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指导、组织、协调各地区各部门有关教材工作，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

　　“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一句话表达了历史的真相：过去三十余年，我们的教材在意识形态层面是紊乱失序的、是杂乱不堪的、是扭曲反动的。

跋

　　戏唱的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

　　1956年11月15日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964年6月27日

　　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1964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