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化的市场大潮里,是没有公平可言
2013年《中国商报》曾刊过一篇文章《市场化是中国教育唯一出路》,里面有云:“市场经济下的市场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办学形式多样化,办学方向市场化,人才培养差异化。就像大自然的山一样有高有低,像海洋一样有涨潮有落潮”、“30多年春天的故事,让中国坐上了世界经济总量的第二把交椅,我们同样期待着‘1978’的教育之春能如约向我们走来。”
那篇文章发表的2013年,北京的学区房当年连续四个月上涨1500元。
也是到2013年时,中国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占比已经达到1/6。
当教育消费成为一项社会巨量产业时,这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财富导向之下的中国教育分层。
毕竟在自由化的市场大潮里,是没有公平可言的。
除非你拒绝进入市场,拒绝参与教育竞争——课外辅导早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巨额支出的教育竞争。
毛主席当年为什么要搞五七干校,为什么要搞工农兵大学,为什么要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搞“教育革命”……
他老人家当年的一切战略都是服从于一个思想:坚决不可出现贫富分化、城乡分化、阶层分化。
毛主席46岁时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抒发过:“判断一个青年是否是革命的,就看是否愿意与工农相结合。”
建国后的1952年6月,毛主席又做出批示:“一、如有可能,应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节奏下悄咪咪诞生了六所国际学校,其中五所为外籍子女学校,以及一个公立学校国际部。
客观说,那个时期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差异化还不算太过明显,国际学校主要是解决使馆工作人员子女以及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工作的外籍人员子女的学习问题。
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国门进一步洞开、外企涌入,同时某些“先富起来的人”走上前台,国际学校的数量与性质开始出现了根本性的巨变。
类似上海中学国际部、北师大附中、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中、广州碧桂园学校、大连枫叶国际学校等学校,其“贵族”“奢华”的味道逐渐浓郁。
后进入21世纪,就更不必说了,以人大附中国际班、北京四中国际部、北京十一中学国际班、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天津惠灵顿国际学校等为桥头堡,“贵族学校”已经不再成为讳莫如深的词汇,而是一种堂而皇之的广告语、品牌形象。
网络上曾有一段子:“某些省份的省委书记,也不如北京的一个街道办主任牛掰。看看人家抽屉里多少张贵族幼儿园、贵族中小学的条子吧。”
80年代“学区分”、“就近上学”的概念出现,这是对1978年《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和1983年《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的指导精神的呼应。
尤为有趣的是,1978年的《方案》中明确提出:“以后要在重点中小学建设长期规划上,形成‘小金字塔’结构……”
步入21世纪,「学区房」横空出世,小金字塔陡然形成了。
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话:“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1958年时毛主席曾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年9月,中央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亦有指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将一个孩子驱逐出课堂真的是很容易的,容易得就如同把一个阶级驱逐出越来越聚合化的水泥大都市、钢筋大城市……
正如我们看到的,以上海华二初中、兰生复旦中学等为标志的飘散着金钱味道的学校,更是被爆出曾明目张胆地“劝退”上不起贵族学校的“低质量家庭”……
2015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统计了中国各地考生考人清华北大几率的差异,调查结果显示:北京考生被清华、北大录取的概率是广东考生的30倍(10000人中分别取106.62和3.65),北京之后是上海(32.16)、天津(25.81),而倒数三名是广东、云南(3.79)、贵州(3.93)。
根据《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的数据,在2000-2010年的十年时间里,农村小学减少了22.94所(减幅52%);农村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幅60%);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25%)——农村学校减幅远远大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速度。
这就是我此前一再说的,“农村被抛弃”。
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
这就为资本的市场收割创造了必要条件。
至于其后果,马克思同样又指:“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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