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和孩子们站在一起，向一切污浊进攻 | 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文 / 欧洲金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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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8月，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十四个国家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儿童幸福国际大会”，通过《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呼吁世界各国设立“儿童节”。

　　1931年3月7日，中华慈幼协会向上海市社会局呈请提案并转呈南京政府当局，建议将每年的4月4日设为儿童节。

　　这个建议也得到了宋庆龄、黄炎培、陶行知等各界人士的一致认同与支持。

　　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了这一提案，正式决定于1932年开始将每年的4月4日正式定为儿童节。

　　一天后，上海《申报》、北平《世界日报》等各大报刊迅即刊发了这一官方通告。

　　在媒体的宣传下，旧中国的城市群众逐渐知晓了“四四儿童节”。

　　但是在当时的广大农村地区是没有儿童节这个概念的。

　　1932年4月4日，中国第一个儿童节悄然来临，此时的国家已经在蒋记国府的治下支离破碎，日本人的爪牙已经伸进了东北。

　　当时上海媒体的文字是这样的：

　　从现在我们眼前的事实上看，儿童所受的压迫，是最为深重，而又最为我们所忽视；

　　至于我国的儿童所受的压迫与苦痛，更较任何一国尤为深重。由于政治的黑暗与大多数人民生计的穷蹙，成千成万的儿童，都随着他们的父兄在饥饿之下；

　　婴儿的死亡率为千分之五百四十，儿童教育更是谈不到，全国四千三百万学龄儿童，得享受读书权利的，仅六百五十万。被剥夺读书权利的，竟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现在中国的儿童，实在不幸的很，国家社会不注意他们，且不必论。就是儿童自己的父母，也是不很注意；

　　希望他们从今天起，好好的注意一下失学儿童的补救问题……

　　热河抗战失败后，张学良在蒋介石的遥控指挥下一败再败，东北军溃不成军，日军先后占领了热察两省，铁蹄进逼平津。

　　1933年5月31日，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国民党当局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之后又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策划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全面在华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上海、南京、徐州、武汉、南昌等大城市同样先后陷落。

　　一心反共、无心抗战、一路向西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当然是压根就没心情照顾中国的千万儿童——反而是毛主席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尽管条件艰苦、物资匮乏，却竟然在各级党组织的保障下有力推动了“四四儿童节”的庆祝与纪念活动，为敌后根据地的解放工作推进和抗战热忱唤醒，注入了民族血性。

　　在抗战期间，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儿童节可谓别开生面、风景独好，这主要就是得益于毛主席本人格外重视儿童教育工作，始终将中国革命与新中国建设的未来寄托在孩子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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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的《边区儿童》小报上，毛主席亲笔题词道：“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

　　同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为抗日根据地儿童特设了延安保育院，毛主席为其题词两幅：“好好的保育儿童”、“为教育后代而努力”。

　　而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创造了很多《儿童团歌曲》，主题多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解放农民。

　　1940年4月4日儿童节，毛主席写下了著名的“天天向上”题词，发表在当年4月12日延安《新中华报》上。

　　1941年的儿童节，主席又写道“好生保育儿童”，于当年4月13日发表在《新中华报》上。

　　1942年的儿童节，他又题写了“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发表在节日当天的《解放日报》上。

　　五年后，抗战早已胜利，解放全国的号角成为主旋律，在1947年儿童节前夕，哈尔滨筹办儿童团成立大会，以毛主席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为口号，号召解放区的儿童树立主人翁意识，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当时驻哈尔滨的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在4月4日儿童节当天发行《四四儿童节》纪念邮票一套。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推翻三座大山，翻身做了主人——这其中自然包括祖国的花朵。

　　1949年11月，苏联在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上建议将每年的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中国代表对此积极响应，提案终获通过。

　　1950年3月30日，教育部发出通告：正式确定6月1日为儿童节，同时废止原有的“四四儿童节”。

　　4月1日，由宋庆龄倡办的《儿童时代》半月刊正式创刊，宋庆龄满怀深情地写道：“过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许多小朋友得不到温暖的保护，充分的营养和文化教育，他们在悲惨的黑暗的环境中流浪与挣扎。而现在，全国大陆基本上已获得解放，太阳光已照耀到每个人身上，民主的新鲜空气，充满在每个角落，使小朋友们自由地、活泼地创造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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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6月1日，尽管新中国百废待兴，条件艰苦，但为了筹备新中国第一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国内十一个人民团体和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专门组成了庆祝儿童节筹备委员会。

　　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五千多名少年儿童和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庆祝儿童节。

　　当时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小朋友和他们的母亲，应邀出席了联欢会。

　　节日当天，全市各工厂、学校举办了不同形式的庆祝会、游艺会、展览会、体育会、健康比赛、体格检查，并发动保卫儿童权利的签名运动。

　　为丰富儿童的精神生活，同日，重庆唯一电影院还公映了由王龙基主演的中国第一部儿童故事片《三毛流浪记》。

　　在当日的《人民日报》上，毛主席挥笔题词：“庆祝儿童节”。

　　朱老总也在会上勉励孩子们：“你们现在虽然还小，但要努力学习，学会各种科学知识，并把身体锻炼强壮，准备将来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工作，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有高度文化的强大工业基础的中国。”

　　1951年6月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八一学校学生左太北、宋勤等七名少先队员代表，接受了优秀作业献礼。

　　主席深情地勉励小朋友：“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做革命的下一代。”

　　1952年“六一”前夕，为了让这个儿童节过得更有意义，育英学校校长韩作黎找到当时也在育英读书的李讷，交给她一个“任务”：请毛主席为学校题词。

　　星期六的下午，李讷回到了中南海家里，她深知父亲工作繁忙，没敢打扰他，一直到了星期日下午，李讷才来到父亲办公室门外转来转去，犹豫不决。

　　进去吧，怕影响父亲办公；不进去吧，怕完不成任务……

　　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她轻轻地敲开门，走进父亲的办公室，见父亲正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她便没出声。

　　主席抬头时，发现李讷站在旁边，便问：“你来有什么事情吗？”李讷把韩校长请父亲题词的事说了，毛主席爽快地说：“好！”

　　主席随手从办公桌上拿了一张十六开的白宣纸，用毛笔在纸的右边写了四个字“好好学习”。

　　写完后，似乎觉得不太满意，接着在这张纸的左侧偏下处又写了一遍“好好学习”。

　　李讷看着父亲的题词，高兴得用纸把题词裹好，小心翼翼地带到学校交给了韩校长。

　　从那以后，“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便成了育英学校的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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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文中以“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的口号，提出了“把红卫兵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队伍”的目标。

　　就在那半年前，主席曾感慨：“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平均每十二天接见一次，毛主席就像初升的太阳一般，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迎接着保卫新中国政权、保卫亿万工农阶级利益的红卫兵。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八次接见红卫兵，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和红卫兵一千余万人有幸与毛主席一同捍卫着共和国的青春。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

　　“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这首歌是1950年4月时由郭沫若亲自为中国少年儿童队的队歌作词、马思聪谱曲而做出的一首旋律优美而昂扬、意义清晰而振奋的歌曲：《中国少年儿童队歌》。

　　这首队歌还有另一个响亮的名字：《学习毛泽东》：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

　　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

　　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

　　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

　　我们要拥护青年团

　　准备着参加青年团

　　我们全体要努力学习和锻炼

　　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战斗在世界革命最前线！

　　当时，为纪念王二小、雨来、刘胡兰等少年革命烈士，并培养具有正确认识的接班人、教育我少年儿童不忘历史铭记先烈，1949年10月13日成立了具有鲜明的政治教育方向的“中国少年儿童队”，作为党、共青团的后备力量。

　　1954年的6月1日儿童节，又把少年儿童队更名为少年先锋队。

　　然而，这首铿锵有力的少年先锋队队歌，在1978年10月27日的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上通过《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决定》之后，被周郁辉作词、寄明作曲的电影《英雄小八路》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所取代，完全堕入了史海……

　　再四十年后，象征着少先队员光荣革命传统和深厚政治重量的红领巾，被上海市某制售壮阳药的保健品企业用于商演、戴到了日本某著名女优的脖子上：

　　又有北京某体育公司公然P图、将红领巾戴到了受资本召唤的外籍雇佣兵、国足无血缘归化球员巴西人埃尔克森的脖子上：

　　推荐阅读：论无血缘归化（一）

　　推荐阅读：论无血缘归化（二）

　　红领巾，它是我少年先锋队的象征、是无产阶级工农联盟少年代表的象征，是先人用鲜血铸成的信仰，在今天却成了某些商业机构和资本组织用来抖机灵、蹭热度的玩物。

　　就像儿童节这个原本雄姿英发的政治节日，在今天也早已沦为消费主义肆虐下的靡靡浪音……

跋

　　七十五年前，因为杀死向阎锡山军阀输送物资的反动村长石佩怀、而被阎军七十二师二五一团逮捕，不足15岁的刘胡兰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被她视为珍宝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从容赴义。

　　当时被阎军抓捕的还有六人：民兵石六儿、退伍军人张年成、地下交通员石三槐、干部家属陈树荣、石世辉、刘树山。

　　敌人当着不过是一个小姑娘的刘胡兰的面，残忍地用闸刀把这六个人一个个地斩杀，并扭住刘胡兰的脑袋，勒令她亲眼看到…

　　这是恐吓，也是精神镇压。

　　但是15岁的刘胡兰只留下了两句话：“我咋个死法？！”“怕死不当共产党！”

　　除了刘胡兰，董存瑞牺牲时年仅19岁，池越忠牺牲时15岁，赖宁牺牲时15岁，刘文学牺牲时14岁，王慧民牺牲时13岁，“小萝卜头”宋振中牺牲时8岁……

　　他们这样的人，他们这些人——这些孩子！流血牺牲是为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又是为了告别、再也不见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不该有疑问。

　　“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永远革命着，一生是青年。

　　永远和孩子们站在一起，向一切污浊进攻。

　　“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