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曾经百年间」，所以「最近四十年」

　　1927年7月7日，蒋介石在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黄郛的就职大会上发表训词：“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此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即不能有头绪。”

　　从1843年上海开埠、被动又主动得引入西方资本以来，这座在中国历史上此前并无太大存在感的城市，随着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海权时代降临，其特殊性逐步体现。

　　“杭州只是后花园，上海才是桥头堡”，百余年后，马云的这句话同样在刻画着上海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对于任何一个新政权都具有在上海进行“制度试验地”和“制度回避地”的价值。

　　长期的被殖民史和商业开发史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留了深刻的痕迹，它比中国其他的商业口岸要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

　　近代上海崛起于鸦片贸易，19世纪50年代以前其作为沿海鸦片运输的枢纽港，处于半公开的地位，鸦片或者鸦片订单在上海几乎和白银有同样的功能。

　　随着都市化加速，20世纪前三十年里上海市人口增加了三倍以上，但庞大的人群却一直生活在四种不同的统治制度之下，分布于五个不同的城区。

　　恰如今天疫情之下截然不同的上海众生相。

　　1949年春夏之交，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已先后告捷，早前工作重点在农村的中国共产党也已陆续解放并接管了一些大的城市，但这些城市都不可与上海等量齐观，有限初步的城市执政经验对上海这座当时拥有六百万人口的亚洲最大城市是否适用，也尚待检验。

　　上海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源地之一，是第一批受到西方成熟资本主义制度熏陶的地域，曾涌现大批著名的民营资本家，如火柴大王刘鸿生、粉纱大王荣德生、棉纱大王穆藕初、化工大王吴蕴初、颜料大王周宗良等。

　　尽管受到多年战争冲击，但是在我党我军解放上海前夕，上海的资本主义比重依然不可小视，1949年5月，上海拥有民营工业企业年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3%，占全国民营工业总产值也有36%之多，民营商业零售额占全市商业零售总额的比重更是达到92%，是国内民营工商业最集中、民营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工业重镇和商业中心。

　　对此，陈云率先提出：“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各方面称职的专业干部。”

　　“既要攻下上海，又要保全上海”，这是以小平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以陈毅同志为市长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经济建设及工商业处理上所定下的总基调。

　　推导开来则是“解放上海十六字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1949年5月，解放上海足足推迟了一个月，这在整个三年解放战争中显得非常特殊。

　　“在各种准备尚未做好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入上海为好。”陈毅同志在1949年4月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报告中称，他担心仓促进城会让新政权“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

　　基于此，接管上海的准备早从2月就开始，以小平同志为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大批量抽调了近两千名财经干部组成准备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由原山东省财政厅厅长顾准担任队长，南下到江苏丹阳地区开展集训。

　　他们学习了解当时能够掌握的所有关于上海社会经济现状的信息资料，后形成了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包括主任曾山，副主任许涤新、刘少文，秘书长骆耕漠，财政处处长顾准，金融处处长陈穆，贸易处处长徐雪寒，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等一大批党内知名财经干部，“誓死保卫上海秩序”。

　　由此，有侧重地稳定和发展上海民营经济以带动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成为当时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自上而下在上海解放初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任务。

　　为此，1949年6月1日，上海市政府决定对重要的及经营面临困难的民营企业以原料供应、产品收购、以货易货、银行信贷等政策手段进行有针对的扶持。

　　也是在这一天，上海市商会致电毛主席和朱老总申明政治立场，表示希望在上海“奠定社会主义良好基础”。

　　次日，包括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侯德榜等在内的八十多名工商业代表人士受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邀请，在外滩中国银行四层会议厅举行座谈，时任市委书记饶漱石，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曾山、韦悫等市领导悉数参加，堪称解放后上海的首场大型民营资本家座谈会。

　　会上，陈毅开宗明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三座大山，而不是在座的民族资本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私有财产应该被容许存在和发展。并保证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前提下，政府会考虑资本家们所担心的问题。”

　　陈毅的讲话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给民营企业恢复发展注入了信心。

　　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解放前去到香港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和化工大王吴蕴初，纷纷返回上海恢复了企业运营……

　　1949年7月，民主建国会创建人之一的胡厥文，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创办了上海工商界夏令学习会；12月，在上海商界拥有重要影响力的盛丕华又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一任党外副市长，这对上海的资本家们而言无疑更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上海民营工商业和民营经济的恢复发展，使得资本家抱团联合的需求日渐强烈。

　　8月5日，六百多名代表与会的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入最后一天，盛丕华在会上提出“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建议。

　　会上审议通过了“请组织工商联合会”提案，该提案由姜鉴秋、王志莘、项叔翔、严谔声、刘靖基、杨立人等共同提议，连署人包括包达三、陈叔通、徐永祚等二十四人——这等于在5月27日市工业会和市商会联合组织成立“上海市商会、工业会临时工作联合小组委员会”的基础上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8月7日，恩来同志在上海市委所发关于准备成立工商业团体电报上批示：“以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公营企业主持人员也要参加，但不要占多数，以利团结并教育私人工商业家。”

　　今日遍布社会主义中国大江南北的“商会”、“XX会”其源头渊薮或许可以追溯到这里，也彰显了上海在当时全国工商业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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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早先于先进政治力量崛起而崛起、早先于强势意识形态成长而成长的城市，向来是先进文化难以进入、难以打开缺口的堡垒。

　　上海，早在1949年春夏之交的解放进程中就已经奠定了今天的模样。

　　他被垂直化得保留了太多野蛮的旧基因以维持“大上海”这个超越共产党执政意志、分离共产党执政秩序的城市景观，最终形成了一幅凌驾七十年的史卷。

　　它的内核从未改变过。

　　因为被需要，所以被放逐；

　　因为「曾经百年间」，所以「最近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