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李大钊的最重要诉求，是重新认识并重塑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高位

　　今天是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九十四周年的忌辰。

　　纪念李大钊同志的最重要诉求，是重新认识并重塑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高位，以及开展工人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合理性、必要性。

　　由此引出的结论和思考就是：任何打压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运动的做法，都是不折不扣的反动派作为。

　　“他们终日在炭坑里做工，面目都成了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炭坑颓塌，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

　　“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万一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元上下，故资主的损失，也就是百元之谱。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两角，尚不用饮食。若是死了，资主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这样看来，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

　　“也有许多幼年人，在那里作很苦很重不该令他们作的工，那种情景更是可怜。”

　　上述文字出自李大钊1919年春天撰写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记录了唐山煤工的悲惨境遇，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广泛的工人群体觉醒和斗争运动开展。

　　五四之后，李大钊又到开滦进行社会调查，写出《唐山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并发表于《新青年》。该报告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与黑暗，提出了改良中国工人待遇和组织强有力的工人团体等号召。

　　一年后，192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李大钊发表文章指出：“过去的五一节在中国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中国的劳工同胞，要把今年的五一节作一个觉醒的日期!”

　　这样的疾呼，显然放置于建党百年之际的今天都是无比应景的。

　　同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亲自领导下创办了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

　　该刊第一期用大量篇幅对包括长辛店、唐山矿等处的工人的受剥削现状加以详尽报道，且标题异常鲜明露骨：《矿务局利八倍于资本》、《几十分钟内死工人五六百》、《工人一命只值六十元》……

　　行行文字泣血，控诉了西方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残酷压迫工人、视中国工人的生命如虫蚁的罪恶。

　　1922年10月，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大罢工在李大钊(当时已是北方区委负责人)的指挥下正式爆发。

　　在罢工过程中，超过三万工人直接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军警正面搏斗，悲壮场面宛如《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所言，李大钊与工人的对立面，英国雇佣军出动了，驻唐山的美国军队出动了，军阀曹锟的保安队出动了，纷纷对工人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ya。

　　曹锟甚至唯恐镇ya不力，又亲自加派一师一旅。这些反动军队在矿区宣布戒严，实行血腥清洗。

　　整个矿区尽管处在血雨腥风之中，但矿工们却表示“绝不畏缩，宁死不屈”，并宣告“除非把我们全体工人都打死，不然，还留我们一人活着，也要为死者报仇，和他们决战!”

　　次年，李大钊又领导了轰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暴力镇ya后，他依然坚持给予大江南北的工人群众勇气：“现在中国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

　　受到工运的鼓舞，“五卅”运动以后，李大钊利用“五卅”形成的大好形势，继续以开滦煤矿为重点，决定成立工会。

　　1925年8月18日，赵各庄矿工会成立，这是开滦矿区成立最早的工会，于四年前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也是在李大钊关怀下建立)一道，均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后来，党领导建立的工会虽转入地下，但建工会的斗争一直未有停息。它反映了我们党的一大生命力特征：与工会这样的工人阶级组织始终死死相依。

　　中国共产党，到任何时候、至任何阶段、行任何高度，都永远不可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不可有任何弹压工会之举。

　　对于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无产阶级能否担当起历史使命的问题，李大钊曾给予肯定回答。

　　他认为资本家贪得无厌地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必然使资本集中于少数人之手。随着生产规模扩大，整个社会生产会趋于社会化，其结果就造成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条件和无产阶级自身会日趋成熟，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李大钊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敌兵，有加无减，那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本来就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必然是无产阶级。”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做出“赤色的旗帜必将在全球飘扬”的判断。

　　事实证明，作为革命追随者的毛泽东领导工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前二十七年确实几乎做到了大钊同志畅想的“赤燃全球”：从非洲到西欧，从拉美到北美，毛泽东的头像被高举在世界各个角落，鼓动着二战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同此凉热”。

　　而那，也正是国际共运的历史高潮。

　　甚至，三年前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和阿根廷民众反对G20峰会的游行，毛泽东都依然在今时今日可以成为全球底层阶级心中的图腾和手握的旗帜。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在蒋介石密电“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的唆使下，将李大钊等二十人秘密绞杀于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临刑前，李大钊笑对刽子手，激昂发表人生最后的一次讲演：“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等于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二十二年后，1949年的3月，已带领解放军接近推翻全部买办资本势力与帝国主义爪牙的毛泽东，时隔三十年后重返北京，感慨万千：“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李大钊曾经提出，“要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毛主席亦有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参加劳动”，即“知识分子劳动化”。

　　194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革命军人入党办法的规定》中也有过宣布：“凡非劳动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加入我军者，入伍后一年始可取得革命军人成分”、“凡剥削者本人加入我军者，入伍后二年始可取得革命军人成分。”

　　毛主席有指：“应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介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工人罢工自由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时刻宣示本阶级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地位，用以警醒那些不事劳动、高高在上、只会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和把权持章的尸位官僚。

　　近日，一则 #北京一处级干部体验做外卖小哥# 的新闻刷了屏，不论这位领导出于什么目的，但从他的反应和发表的感想来看：① 现在阶层之间的差距确实很大，高层对底层依然存在误解，比如外卖这个拿命换钱的职业竟然依然在很多人眼里以为是个不错的行当，以为可以轻轻松松月入一万;② 这个活动对于这位领导的启示和触动，从他的抒情来看应该是真实的。

　　所以，建议这样的活动多开展起来，把领导干部高耸的目光重新拽到黎明百姓中来，把领导干部肥大的屁股重新拽到工农阶级中来。

　　1957年2月，毛主席曾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

　　1963年5月，毛主席再次就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发声：“干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脱离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

　　在李大钊同志的忌辰，应当重塑和强调认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以及干群关系的扭转方向。

　　马克思曾说：“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大钊同志永垂不朽，全世界劳工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