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当今中国危难形成的历史根源

当今中国危难形成的历史根源

　　一、文化是根源，政治、经济的变化是结果。
　　前面谈到了当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危难，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估计所有关心中国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中国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是怎么由一个世界上唯一曾经打败过美国的强大国家，衰弱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敢抢占中国领土的肥大国家？是怎么由一个世界上唯一消灭了黄赌毒黑的干净国家，堕落成为世界上黄赌毒黑、坑蒙拐骗最集中的肮脏国家？是怎么由一个人民奋发向上的理想主义国家，变成为一个道德沦丧、伦理尽失、弱肉强食、物欲泛滥的国家？人民是怎么失掉四大自由及罢工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的？是怎么再次被压在住房、医疗、养老等三侄大山之下的？我们的工人兄弟是怎么丢掉工厂和工作的？我们的数百万姐妹甚至包括那些尚未成年的小女孩是怎么被逼良为娼的？我们国家是怎么由世界人权法庭上的原告变成被告的？为什么30多年前的美国政府见到中国领导人在喋喋不休地解释本国人权，现在的美国政府见到中国领导人则是喋喋不休地指责中国人权？为什么包括曾经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如邓氏三驾马车）的所有改革派，现在几乎全部站到了美国立场上，在帮助美国完成了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改革之后，又在强迫共产党下台，打着所谓宪政的旗号要把中国分割成为几个小块？为什么1840年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攫取中国资源的目的已完全实现？为什么我们生产的商品能够满足西方发达国家十多亿人口的高消费，却满足不了我们自己人民养家活口的低消费？
　　在这些问题上，受多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势力长期反动宣传的影响，许多人总是不加任何思索地归结为是制度问题，认为现有制度是造成所有问题的根源。这个观点不仅是不符合事实的，是错误的，而且还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个观点恰恰符合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肢解中国的战略。第一，我们之所以说制度论是错误的，就在于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本身，就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最终演变成为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制度？如果说制度演变的因素是制度，完全是同义反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其实，中国右派不仅在中国问题上同义反复，在西方问题上同样是同义反复，他们天天说西方国家是民主制度，问他们为什么西方国家是民主制度，他们的回答永远只是重复同一句话：因为西方国家是民主制度。第二，当今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建立起来的，如果说是制度问题，那么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和人民革命，这恰恰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国内卖国势力所迫切需要的政治结论。只要能把这个结论作为中国人的共识，西方国家就能够堂而皇之地推翻统一中国的基本制度和统一中国的政治力量，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分切的蛋糕。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就是毛泽东建立起来的宏观微观制度，是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最好的政治遗产，是当今世界最完善最优秀的政治制度，是21世纪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
　　就宏观方面来说，当今世界各国实现社会稳定的大众政治因素，无一不是来自于中国，来自于毛泽东的探索。比如美国共同诉讼制度中的“有罪推定原则”、“惩罚性赔偿原则”、“人民陪审团原则”等，全部是来自于中国的政治探索，特别是支撑西方国家政治稳定的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两大制度，更是完全来自于中国的文革探索。舆论自由是由中国四大自由演变而来，社团民主是由中国的造反组织演变而来，只是在引进中国文革基本经验的时候，西方国家注意到了和本国实际相结合，因而具有了一些新的形式，我们许多中国人才会误以为那是西方国家的新东西。其实不是，那是我们的政治专利，只是我们家里出了家贼，把我们的政治专利送给了洋人，洋人再拿着我们的政治专利来欺负我们，如同当年拿着我们四大发明的专利来欺负我们一样，用我们发明的火药来屠杀我们的肉体，用我们发明的纸张和印刷术来绞杀我们的精神。就企业微观方面来讲，毛泽东时代中国创立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原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就是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企业管理层必须由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所组成。后来，无论是日本、英国，还是欧洲大陆，都在以不同形式实行这一原则，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无论有多少其它原因，其中，新产生的大批金融公司完全被少数精英操纵，违背了大众时代的民主管理要求，是其中一个根本性原因。
　　可见，当初我们的基本制度没有问题。现在我们仍然要坚持毛泽东留下来的这个基本制度。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崛起，重铸公平合理的世界一体化规则所依据的制度基础，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先进的政治文明。把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制度进行认真比较后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毛泽东所设立的这套由先进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人民政府制度、外加群众大民主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古往今来人类最完善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然而，这套世界上最完善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并没有能够保住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基本经济福利，那么，究竟是什么问题把中国老百姓由天堂带入地狱的呢？是文化问题！是官权文化和殖民文化把我们由天堂带入了地狱。官权文化让我们用官人的眼光看世界，殖民文化让我们用洋人的眼光看世界，总之，是用剥削阶级的眼光看世界，自觉不自觉地套上了剥削阶级的精神枷锁，不由自主地被压在了官僚买办的五指山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产被掠夺一空，自己的妻女被迫在凄风苦雨中卖淫为生。
　　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解决文化这个根本问题。这也是人民的敌人拼命妖魔化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阻挠中国人民再次团结在一起。
　　只是对于文革的政治作用和历史意义，无论是西方帝国主义，还是国内的腐败势力、买办势力和汉奸势力，其理解的深刻程度都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左派。至今仍然有数不清的左派在文革问题上摇摆不定甚至加以否定，但是却没有一个右派在否定文革问题上有丝毫犹豫，这就是30年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左派被右派打得稀里哗啦的一个根本原因。
　　毛泽东把原本一盘散沙的13亿中国人民团结成为强大统一的理想主义整体，依靠的是文化：老爷子把已经成为统一整体的中国人民再次变成唯利是图的一盘散沙，凭借的也是文化。区别只在于毛泽东在引导人类心灵中向善的一面，老爷子在释放人类心灵中向恶的一面。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掌门人、对老爷子项礼膜拜的张五常教授对中国改革概括得最为准确：改革的前提和动力就是人都是自私的。只要把人们的私字充分释放出来，就会形成巨大的能量。的确如此，无论是心灵中善的力量还是恶的力量，只要充分发挥出来，都会形成巨大的经济发展能量，如同进行刻苦训练和服用兴奋剂都能够在比赛中创造优异成绩一样。只是后者是一条死路，是一条不死不休、循环到死的地狱之路。当今中国，就是踏上了这样一条通向死亡的地狱之路。其灾难根源若用佛家语言表述，就是完全由心魔所致，佛家所谓的心魔，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观念。佛家讲，万魔之中心魔最大，在导致中国老百姓灾难的所有因素中，文化观念方面的因素，可以说是最大的悲剧因素。
　　自人类进入剥削社会以来，剥削阶级始终只占人类极少数，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统治人类绝大多数，所依靠的主要就是文化观念上的精神枷锁，让老百姓自己锁住自己，自己把自己关进监狱。一旦老百姓冲破精神枷锁和思想牢笼，统治阶级所有外在暴力无论多么强大，都会在瞬间被彻底砸烂。所以，军队法庭这些外在的暴力手段，实际上只能起到震慑作用，真正能够约束老百姓的是文化观念等精神力量。剥削阶级对老百姓的精神统治，才是维护剥削社会最牢固的基础。这种精神统治主要是通过语言、概念等知识的传承实现的。语言、概念、逻辑等是人类知识和经验传承的基本途径，人类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认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承下来的。可是，由于剥削阶级一直垄断着人类的文化和教育，便利用其文化垄断权“以权谋私”，把剥削阶级狭隘的阶级意识作为人类的普遍认识和终极真理注入老百姓的大脑，让老百姓按照剥削阶级的世界观颠倒地看待世界，自觉自愿地接受剥削阶级的价值观，用剥削阶级的文化观念来武装自己，把剥削阶级的精神枷锁当作美丽项链套在自己脖子上，最终形成了对自身的彻底否定。
　　第一，用剥削阶级的观点观察世界。剥削阶级在下手剥夺老百姓之前，必然有一个事先打造舆论的阶段，在精神上给老百姓注入麻醉剂，让老百姓自觉自愿地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把剥削阶级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欢天喜地地奔向地狱。回顾30年改革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老百姓的一切，无一不是在老百姓的欢呼声中失去的。砸烂公有制的大锅饭，砸碎工作保障和福利保障的铁饭碗，就是在中国老百姓的一片欢呼中开始的。本来，大锅饭是人类千古以来的理想追求，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体现，是天赋人权的基本要求，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底线，也是西方国家二战后吸收社会主义因素、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经验。但是，由于大锅饭妨碍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妨碍了官权阶级和买办集团对社会财富的掠夺，于是便提出了“砸烂大锅饭，砸碎铁饭碗”的野蛮口号。这个口号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口号，是最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口号，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反动统治集团都不敢公开城出来的口号，这个口号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远超过了日本法西斯的大屠杀和德国纳粹的焚尸炉。可是，当中国官权阶级和买办集团喊出这个口号时，中国知识分子一片欢呼，中国老百姓同样跟着一片欢呼。正是在中国老百姓的欢呼声中，改革的铁锤轰响着向老百姓砸去，最终把老百姓砸在了新的三座大山之下。今天40岁以上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当老爷子把那位专砸三铁的经济沙皇从上海调来北京担任国务院总理时，全国老百姓不仅对这位改革派一片欢呼，甚至还编造出各种黑色段子去讽刺嘲笑前面那位阻挠砸大锅饭的总理，当时中国老百姓仿佛吸食了毒品一样的迷失本性，谁把老百姓更加往死里整，老百姓就歌颂谁是改革派。
　　如果说在砸烂大锅饭的问题上，还可以用官权阶级利用了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仰来解释的话，那么，在对待江青和蒋介石的问题上，则完全是老百姓用权贵富豪观点看问题的结果。江青属于党内斗争，蒋介石属于阶级斗争；江青只是整了党内几个官僚和几个文化精英，蒋介石则是大规模屠杀老百姓；按理说社会舆论应该痛恨蒋介石才对。可实际上却是，赞扬蒋介石的言论比比皆是、司空见惯，大家都已习以为常。可是如果有人说一句江青的好话，莫说是在正规场合，哪怕是在街头巷尾，也肯定会引起强烈反应。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别，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蒋介石杀的是穷人，杀的是老百姓。在中国知识精英眼里，杀老百姓不算杀人，就如同当今右派说杀毛派不算杀人一样：于是便开动全部媒体去美化蒋介石，老百姓日夜不停地被反复熏陶，久而久之便逐渐接受了这种宣传，认为蒋介石是好人。相反，江青整的是被称为“走资派”的官僚和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精英。这些人控制着理论宣传、文化教育、影视艺术等整个社会舆论环境，集中妖魔化起一个人来，老百姓根本难辨真假。并且所有这些领域的人又都是老百姓敬畏崇拜的人，特别是那些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精英，更是老百姓顶礼膜拜的文化偶像，从小就用这些文化偶像来教育孩子，如同追星族一样地盲目追随这些知识精英。看到这些知识精英辱骂江青、妖魔化江青，便会赶时髦似的跟着辱骂江青。所谓“百姓不知王家事，好恶只在人言中”，
就是这个道理。至今许多老百姓也不知道，那些官僚和精英辱骂江青是假，借江青辱骂毛泽东才是真正目的。并且今天江青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镇压老百姓反抗的降妖符，无论是不是知道江青，是不是知道文革，只要是反抗官权统治，就会被骂做是文革，骂做是江青。江青的符号化，就是老百姓观念异化的结果。
　　可以说，中国老百姓觉醒之前对江青和毛主席的咒骂（尽管当时骂毛主席的是一部分），是人类编年史上最大的悲剧，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悲剧，特别是中国底层老百姓最大的悲剧。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佛家朋友说过，咒骂毛主席是要遭报应的。当然，我们可以不相信佛家偈语，但是眼下中国人民正在遭受各种灾难，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毛主席为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为了让中国老百姓也能够像人一样地活在世上，为此得罪了官僚，得罪了精英，得罪了剥削阶级，为中国革命贡献了6位亲人的生命。可是老人家刚一去世，所剩不多的几个亲人就被投入了监狱，没有被投入监狱的也遭受到难以想象的折磨和迫害。中国老百姓不仅没有丝毫悲愤、悲哀和悲悯，反倒敲锣打鼓游行庆贺。就在那愚昧的锣鼓声中，人类远古铸就的天道、天理、天良，从中国老百姓的身边远逝而去，期间无论老百姓遭受多少冤屈苦难，这些庇佑人类灵魂的远古精神却一直没有回归。所谓天理难容，大概就是如此。
　　想当初宋庆龄公开和共产党站在一起，蒋介石都没有对宋庆龄下如此黑手，相比之下，江青并没有投靠共产党的敌人，为何要下此黑手！官僚和精英下此黑手也就罢了，因为他们本来就与江青不共戴天，让人悲愤难耐的是老百姓也跟着欢呼叫好，要知道，那毕竟是陪伴主席鞍马征战、从烽火硝烟中一路走过来的领袖妻子啊，怎么能如此对待呢。从那时起，便注定了中国老百姓的悲剧命运。那个因为对毛泽东怀有刻骨仇恨而被专门找来以律师身份迫害江青的汉奸分子，最近公开站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立场上发表公开信，抗议中国政府有悖美国旨意。这个当初被指使迫害江青的凶恶打手现在公开投靠美国，向中国政府发难，具有绝妙的历史讽刺意义：当初在法庭上控诉江青的，和当前在政治上控诉共产党的，完全是同一些人，区别只在于当初这些人后面站着的是老爷子，现在这些人后面站着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当初那些疯狂的反毛者，现在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出卖祖国的汉奸道路。
　　在国内问题上用权贵富豪的观点看问题，在国际问题上就必然以美国人、以洋人的观点看问题，中国舆论界对日本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不同反应，就是用西方帝国主义观点看问题的典型。二战中日本法西斯杀的是中国人，德国纳粹杀的是白种人，从民族感情上来讲，中国人应该更加痛恨日本法西斯才对。可是舆论界反应却完全相反，全国舆论领域特别是那些右派媒体，只是把纳粹德国当成了邪恶的代名词，很少提到日本法西斯。不仅很少控诉日本法西斯，甚至公开歌颂日本法西斯。汉奸马立诚等人为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人翻案，因此而红遍中国媒体界、出版界和新闻界，如果不是中国政府“不讲民主地干预”这种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新闻媒体恐怕早已把日本战犯打造成为国人追捧的明星。可是，在歌颂日本法西斯的同时，中国所有政治派别和舆论人物，却没有一个人敢为德国纳粹翻案，没有一个人敢说德国纳粹半句好话。在翻案妖风席卷全国、几乎无案不翻的当今中国，居然没有一个人为德国纳粹翻案。为什么？和前面的道理完全一样，就是因为德国纳粹杀的是白种人，日本法西斯杀的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屠杀中国人，屠杀有色人种，都不算是杀人，就如同至今美国都不承认当初杀掉8000万印第安人属于大屠杀一样：只有屠杀白种人，才算是杀人，才算是犯罪。所以才持续不断地控诉德国纳粹，把德国纳粹变为骂人的口头禅，而很少控诉日本法西斯。西方人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那些心理已经彻底奴化、已经习惯于用白种人眼光看问题的中国人，也都跟在白种人后面把德国纳粹作为骂人的口头禅，而从来不用日本法西斯来骂人，把被日本法西斯杀害的数千万死难同胞，完全忘在了脑后。不要小看这个问题，细节往往更能反映本质，这个问题反映了许多中国人在心理上情感上已经逐渐汉奸化了，喜怒哀乐完全与西方脉搏的跳动相联系，与本国本民族发展的跌宕起伏不再有任何联系。
　　用剥削阶级观点观察世界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接受剥削阶级判断事物的双重标准。比如在世袭制问题上，只反对权力世袭制，而不反对资本世袭制，就是接受资本主义双重标准的结果。虽然这是个世界性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右派表现得特别无耻，特别无耻的地方就在于西方国家只是批判权力世袭制，但是并没有歌颂资本世袭制，而中国右派却天天歌颂资本世袭制，把资本世袭制歌颂为是人类最美好的制度。本来，世袭制的罪恶就在于让人生来便不平等，在娘胎里没出世之前就决定了或者是支配他人或者是被他人支配的命运，所以必须加以废除，这是实现人类解放和实现平等、自由、民主等人权的基本条件。可是，在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后，富豪资本家用“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信条，取代了封建社会“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信条，不是废除世袭制，而是用资本世袭制、财产世袭制取代了权力世袭制。对于劳动人民来讲，结果和封建社会世袭制完全相同，老百姓仍然是生来就要被人支配，只是那些天生支配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由皇亲国戚变成了富豪资本家。他们所依据的理由就是资本世袭制比权力世袭制是一种历史进步。这种历史进步论是一种最为反动的理论，道理很简单，历史上进步的东西未必就是现在进步的东西，更不能成为强迫社会接受的理由，如同不能因为枪毙比凌迟处死是一种进步就可以满街开枪杀人一样。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会落到今天如此悲惨的地步？就是因为中国的主流精英总是用最邪恶的事物作为参照标准，迫使老百姓只能在两害之间进行选择，无论怎样选择都是老百姓倒霉。如果谁反对这种选择，就指控谁在维护最邪恶的事物。他们认为，西门庆占有潘金莲比高衙内强占林冲妻子，比较文明比较进步，所以就必须拥护西门庆占有潘金莲，否则就是站在高衙内立场上支持强占妇女。这是中国主流精英30年来不变的逻辑，就是依靠这种伤天害理的荒谬逻辑，他们把中国老百姓一步一步地逼向了灾难深渊。所以，彻底清除类似伤天害理的双重标准，将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二，用剥削阶级的价值观衡量世界。如果说，让老百姓用剥削阶级的观点来观察世界，是老百姓自我束缚的精神枷锁和思想牢笼，那么，比之更加厉害的，是让老百姓用剥削阶级的价值观衡量世界。剥削阶级的观点具有强烈的阶级色彩，还比较容易突破，比如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正在突破改革教的各种精神枷锁，从各种束缚人民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相比之下，剥削阶级的价值观比较隐蔽，对人民群众的精神束缚作用更大。剥削阶级的价值观比剥削阶级的观点之所以具有更大束缚作用，就在于剥削阶级的观点是从外部注入的，容易通过舆论宣传从外部清除，而剥削阶级的价值观则会让老百姓“自己独立概括出”剥削阶级所需要的各种观点，表面上看完全是老百姓自己形成的独立认识，其实，是按照剥削阶级价值观的渠道流淌出来的认识。纵观人类历史特别是最近30年中国历史，剥削阶级价值观对老百姓的巨大危害，主要在两个问题上比较突出。
　　一是在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上。古往今来，人类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主要是做什么和怎么做，做什么反映的是品质问题，怎么做反映的是道德问题。比如杀人抢劫强奸，便属于犯罪；如果采用残暴手段杀人抢劫强奸，则是特别邪恶的犯罪。可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资产阶级试图改变人类社会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不再用做什么和怎么做，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而是把凭借什么来做，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也就是说，杀人抢劫强奸以及怎样杀人抢劫强奸，都不再属于犯罪，判断是否属于犯罪的唯一标准，就是凭借什么从事杀人抢劫强奸。如果是凭借权利、凭借金钱从事杀人抢劫强奸，则不算犯罪；只有凭借体力从事杀人抢劫强奸，才算是犯罪。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这样一个划分是否犯罪的标准，但是在西方国家，由于受宗教价值观的制约和知识分子良心的反抗，这个划分犯罪的标准在实际生活中被打了很大折扣，特别是凭借权力的杀人抢劫强奸，更是被资本主义金钱至上原则打了巨大折扣。然而，让中国人特别不幸的是这一原则却被不折不扣、变本加厉地搬到了中国。用权力杀人抢劫强奸，属于履行职责；用金钱杀人抢劫强奸，属于自由竞争；只有用体力杀人抢劫强奸，才属于犯罪。如此一来，就只是把穷人纳入了犯罪的范畴，而同时赋予了权贵富豪自由杀人抢劫强奸的社会特权。因为穷人没有权力和财力，唯一拥有的只有体力，所以就只有穷人才会成为罪犯。对于权贵富豪来说，只要不破坏当权者和富人之间的游戏规则，无论多大规模的杀人抢劫强奸，都不属于犯罪。这就是30年来中国所谓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本质和真相，我们之所以把那些《宪章》的签署者称为伪自由派、伪民主派，就在于他们把专门整治穷人的这种法律搬入到中国，并称之为是什么“法治和公民社会正在形成”。
　　在此我们插一句题外话，面对那些把这套丧尽天良的法律体系搬入中国的法学精英，大概最有苦说不出来的就是中国政府了，因为那些法学精英在把这套丧尽天良的法律体系搬入中国之后，今天几乎齐刷刷地站到了美国立场上，纷纷把这套丧尽天良的法律所造成的种种丧尽天良的罪恶现实，全部加诸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头上，由此认为共产党应该下台，中国政府应该解散，然后按照美国的原则重新组合。先引诱良家妇女失去贞操，然后再以失去贞操的罪名把妇女送入妓院，就是这些法学精英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就在我们谈论中国问题的此时，那些立法把穷人变成天然罪犯，把中国变成魔兽世界的法学精英，正在联合起来与共产党叫扳。那位参与和领导制订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抢劫法律的法律起草小组组长，目前正在发表公开信讨伐中国共产党，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抵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干预，违背了现代法律程序。估计这封公开信大概也是在完全免费的高干病房里起草的，这一个高于病房至少要断绝100个危重病人的生还希望。这帮西方圈养的政治流氓所要建立的所谓民主社会就是如此：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反对者，无论是主人还是敌人，彼此都能过好日子，除了财富的创造者劳动人民之外。
　　把凭借什么手段犯罪而不是把犯罪本身看作是确定犯罪的唯一标准，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灭顶之灾。一方面，既然凭借权力和金钱杀人抢劫强奸不属于犯罪，只有凭借体力才属于犯罪，那么，贫穷本身便成为最大的犯罪，穷人便成为天然的罪犯。于是，大家便不择手段地拼命追求权力、追求金钱，人类社会所建立起来的所有道德伦理也就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另一方面，既然凭借权力和金钱杀人抢劫强奸不属于犯罪，而绝大多数穷人又没有权力和金钱，便依法成为天然被杀被抢被奸的对象，只要不是被体力杀死，不是被体力抢劫，不是被体力强奸，即便全家被杀光，被抢光，被奸光，也只能抱怨自己贫穷自己无能，根本不知道向谁反抗。这就是近些年来出现所谓反社会分子的根本原因。虽然允许权力和金钱杀人的这套价值观不是中国精英发明的，但是把这套价值观推向极端的野蛮法律体系却是中国独有的。正是因为有了这套法律体系，把上万亿公有资产抢劫为私人资产，把数百万妇女逼为娼妓，每年让数百万人死在医院外面，每年让数十万人死在厂矿里面，才能成为无人负责的正常现象。可以说，当今中国所有罪恶，无一不与这套保护和鼓励权力杀人、金钱杀人的法律体系有关。
　　早在建国初期，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和反动学术权威就开始把把这套价值观搬入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一大不同，就是把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全部包了下来，而没有像英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那样，对旧社会的反动文化精英进行镇压和清洗，这些从旧社会全部包下来的知识分子，自然把旧社会剥削阶级的价值观带入了年轻的共和国。而这些旧有的剥削阶级价值观，恰恰符合了党内那些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特权要求，于是便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地蔓延开来，要把中国革命变成历史上剥削阶级之间的又一次改朝换代。面对社会主义大厦内部将倾的历史危局，为了不使2800万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为了不使老百姓再次陷入三座大山之下，毛泽东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彻底砸烂了上述剥削阶级的价值观，而代之以崭新的劳动人民的价值观，无论采用任何手段杀人抢劫强奸，统统属于犯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结束了以权力杀人和金钱杀人不属于犯罪的黑暗时代，如同马克思所激动盼望的那样，把此前的人类历史变成了“史前史”。比如在文革时代，无论以任何方式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无论是凭借权力、金钱还是体力——统统属于犯罪，属于流氓罪。其实，如果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运用权力或金钱强迫与妇女发生性关系，比之运用体力强迫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属于更加严重的强奸罪行。运用体力强迫与妇女发生性关系，伤害的只是受害妇女一个人，而运用权力或金钱强迫与妇女发生性关系，伤害的不仅仅是受害妇女一个人，同时还在伤害整个妇女的人格与尊严，伤害整个人类的人格与尊严。可以说，把妇女身体当成商品买卖，或当成物品随意支配，是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应该处以最高刑法！这个问题，应该是当今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文革时期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以新的价值观取代剥削阶级旧有价值观，主要是通过“人民即法”原则实现的，所谓“人民即法”原则是指，人民的呼声和愿望就是最高法律，人民是唯一的立法者。这是中国人民对人类司法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是未来整个世界将普遍实行的司法原则。在此，或许又会有人污蔑说我们要回到文革时代了，每当我们提到文革对旧有价值观的毁灭性打击和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就有人跳出来指责我们是要回到文革时代。按照这些人的逻辑，是不是提倡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要把欧洲社会返回到中世纪之前？明治维新中的王政复古运动就是要让日本返回到700年以前？如此荒诞无稽的责难，居然成为当今右派的主要武器，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右派已经丧失了任何理论能力，多半个身子已经进入了历史坟墓。上述是剥削阶级价值观危害的第一个方面。
　　二是在对暴力革命的妖魔化上。对暴力的歪曲解释和对暴力革命的妖魔化，已成为剥削阶级催眠社会、毒化青年、约束人民、镇压反抗的主要欺骗手段。在当今中国主流精英散布的所有反革命理论中，没有什么比在暴力问题上表现得最虚伪最阴险最无耻最恶毒了。
　　首先，是歪曲地解释暴力，然后在歪曲解释的基础上加以妖魔化，表面看是反对一切暴力，实际上是只反对穷人的暴力反抗和暴力革命。从前面对犯罪标准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今世界人们具有三种改变世界的强制力量，即权力、财力和体力，从本质上讲，这三种强制力量都属于暴力，因为他们都能够强制改变和决定人们的命运。如果是真的反对暴力，就应该同时反对这三种强制力量。而剥削阶级价值观的荒谬就在于，他们只把体力归结为是暴力，在此基础上对暴力进行妖魔化，而对于权力和财力则大加歌颂。在此，主流精英对暴力概念的歪曲还在于，自由主义人士厌恶的并不是所谓暴力本身，而是采用暴力手段强制改变他人的命运。如果就暴力手段本身来讲，根本无所谓好坏，人们每天都在采用暴力手段改变自然、改变环境，没有任何人进行反对，主流精英故意把暴力抽象化的目的，就是要把权力和资本排除在外，单单把体力归结为暴力。其实，如果站在人类文明和道义的角度来看，运用权力和资本强制改变他人命运，比之运用体力强制改变他人命运更加可怕：把身体暴力加诸他人，主要是对他人身体的伤害；而把权力暴力和资本暴力加诸他人，则是对他人身体、精神、情感、尊严等的全面伤害；如果说身体暴力只是对人的外在伤害，那么，权力暴力和资本暴力则在对人进行外
在伤害的同时，还在进行内在伤害，让人自己否定自己，自己痛恨自己，自己把自己不当人看。所以，权力暴力和资本暴力才是最为恐怖的暴力。所有罪恶现象的绝大多数，都是权力暴力和资本暴力造成的，而来自于身体暴力的罪恶，则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并且这来自于身体暴力的罪恶，归根到底仍然和权力暴力和资本暴力相联系。剥削阶级之所以只反对身体暴力，是因为老百姓只拥有身体，不拥有权力和资本，除了用身体暴力反抗压迫之外，没有其它任何选择。所以，只要单方面反对身体暴力，就能够把老百姓永远置于权力暴力和资本暴力的压迫之下，使老百姓丧失任何反抗手段和反抗能力，只能任凭其压迫、剥削、掠夺和摧残。他们歪曲和妖魔化暴力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此。
　　其次，妖魔化革命暴力的目的，是积极准备和坚持反革命暴力，是要用反革命暴力维护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的专制统治。观察当今中国社会就会发现，那些高喊反对暴力的人，恰恰是那些在积极准备反革命暴力、疯狂叫嚣大屠杀的人。虽然反对暴力的人并非是主张大屠杀的人，但是主张大屠杀的人一定是高喊反对暴力的人。高喊反对暴力的目的，就是为了麻醉人民、捆绑人民，进而更方便地屠杀人民。凡是叫喊反对暴力最响亮的人，往往都是最迷恋暴力的人，最反对民主的人。反对暴力的本质就是反对民主。民主就是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制约，人民除了身体暴力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手段制约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也就无法形成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相互制约的民主，社会就只能是权力集团或资本集团的专制统治。纵观社会历史就会发现，当今世界所有的民主制度除了印度等极少数国家之外，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更是几乎全部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印度等极少数国家之所以成为例外，也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用暴力革命摧毁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印度等极少数非暴力革命才能成功。
　　当代世界的民主制度不仅是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也是通过暴力手段维护的。中国的右派在为美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暴力辩护时，几乎百分之百地认为美国的暴力是用来维护民主制度的。是非对错暂且不论，至少右派在此承认了现代民主制度是依靠暴力维护的。
　　最后，集中妖魔化中国革命的目的，就在于彻底掩盖暴力和民主的真实关系，把老百姓永远置于民主之外，使中国的民主永远只是精英民主，即民主地杀戮百姓，民主地抢劫百姓，民主地强奸百姓。中国老百姓的公有资产已被抢光，个人资产天天被抢，数百万妇女成为权贵富豪的玩物，就是这种精英民主的历史产物。中国人民必须世世代代牢记精英民主造成的这一惨痛教训。精英民主比封建专制更加可怕的地方在于，精英民主能够使统治集团内部空前团结一致，形成远远超越任何封建专制的强大力量，人民将更加难以反抗，更加看不到希望。当今中国之所以成为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最邪恶的地方，就在于当今中国是精英民主发展最充分的地方。就拿抢劫国有资产来讲，无论是古代封建社会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几个人私下一商量就宣布国有资产归私人所有的现象从未有过。再拿逼良为娼来讲，无论是古代封建社会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逼良为娼一般都限于大城市几个集中的地方，像中国现在这样无论大小城市还是偏僻乡镇，处处逼良为娼的现象，可以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精英民主的邪恶就在于此，精英民主是世界历史上最野蛮最邪恶的制度，其邪恶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专制制度。
　　精英民主的邪恶不仅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专制制度，同时也能够战胜历史上任何专制制度，除了人民的暴力革命之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战胜精英民主制度。这就是精英民主极其恐惧暴力革命的根本原因。中国精英集团十分清楚，民主就是暴力均衡的结果，甚至民主本身就是暴力均衡的同义语。比较人类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四场革命，就会看得特别清楚。四场大革命中的三场大革命，即英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其共同特点就是对皇帝及其所代表的反动贵族和反动文化精英进行了暴力镇压，杀掉了三国的皇帝及其反动精英，法国大革命曾在一天之内判处死刑的反动精英就多达1400人，以充分的革命暴力与反革命暴力之间形成了暴力均衡。所以在三场大革命发生反动阶级复辟以后，既没有形成对暴力革命的控诉，也没有形成对革命人民的清算和报复，而是在暴力均衡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民主制度。大家亲眼看到的1989年俄国革命的复辟就是典型，不仅没有对人民进行清算和报复，不仅没有剥夺人们原有的社会主义福利保障，甚至还在人民暴力均衡的威慑下对原有福利制度不断完善。与上述三场革命相比较，唯独中国革命不仅没有杀掉皇帝和反动精英，还把皇帝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并且把所有反动精英包了下来，给这些反动精英的物质待遇甚至超过共产党的将军。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就已经把革命对象转向了人的灵魂，更是没有暴力镇压。结果，放手大砍大杀的欧洲革命无人妖魔化，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毛泽东制订的原则）的中国革命成为妖魔化的对象，中国革命不幸成为20世纪末的烈女睛雯。晴雯可以说是大观园里极其少有的一个清白女子，却硬是被大观园里的主流精英骂为骚货，虽愤怒之极却百嘴莫辩，只是在最后被逼死之前才悔恨道“早知如此，还不如干脆就来一个真的。”晴雯临死前这句话，也是今天无数中国老百姓在反复重复的一句话。
　　中国人民一定要牢牢记住晴雯之死的历史悲剧，能否成功避免晴雯的历史悲剧，是目前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成败的一个关键。中国人民一定要在暴力革命面前理直气壮地挺起胸膛，用暴力消灭暴力，用战争消灭战争，用刑法消灭刑法，一直是我们老祖宗创立的东方文化的精髓；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更是我们共产党老祖宗的两个基本命题。为什么东西方的老祖宗都在倡导暴力革命？因为就其本质来讲，人类历史上的一切革命，都是反对暴力的革命，并且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彻底铲除暴力。在暴力和民主的关系问题上，大家应该不折不扣地向美国学习，美国是当今世界上贯彻马克思主义暴力学说最好的国家。采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力建立民主制度，又采用核武器、航空母舰等当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暴力维护民主制度，完全履行了马克思主义暴力学说的基本主张：用暴力革命来实现人民民主，然后再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暴力手段维护人民民主。
　　第三，用剥削阶级的思维方式思考世界。与前面所说的剥削阶级观点和价值观相比，剥削阶级思维方式对人们的影响较为隐蔽，往往不易觉察，危害作用更大。并且，剥削阶级观点和价值观的影响作用，主要是让人正面接受剥削阶级的思想和方法，而剥削阶级思维方式影响的特点，则在哪怕是人们反对剥削阶级思想的时候，同样会对人们产生作用，让人们的思维按照符合剥削阶级需要的方向发展。不断地制造谣言和提出伪命题，迫使对方按照他的需要去反对他，就是把人民群众纳入右派思维轨道的主要方法。也就是把一个屎盆子扣在你头上，无论你抹也好不抹也好，臭的永远是你。这是当今中国右派独有的下流手段，在此之前历史上的右派和国外的右派，很少采用如此手段。这就是当今中国政治伦理崩溃的原因，由于政治伦理决定道德伦理，由此便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伦理的崩溃。这笔账，中国人民是要单独和右派清算的。并且在这方面，只有人民群众有能力清算他们，中国右派无所不用其极的下流手段，是其它任何政治力量都无可奈何的，除非人民群众能够起来对付他们，否则他们绝对是打败天下无敌手。由于主流精英控制社会舆论，占据舆论主导者的强势地位，而老百姓处于舆论的劣势地位，只能被动地跟着舆论走，哪怕是反对者也只能按照既定的舆论轨道去反对，主流精英就利用这一特点把中国老百姓逐步引入了死路。他们妖魔化什么，老百姓就躲避什么，他们把老百姓所有活路妖魔化一遍，老百姓就没有了任何活路。他们这样做的主要方法，就是抽掉所有事物善与恶的伦理性质，让老百姓的思想根本没有落脚点，只能糊里糊涂地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他们说，某某迫害老干部，老百姓为了避嫌，便本能地把老干部奉为神明，任凭老干部骑在了自己头上；他们又说，某某迫害知识分子，老百姓便又把知识分子送上了道德神坛；而不再区分这些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说，封建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老百姓为了避免成为封建，便任凭他们把自己所有最邪恶的欲望，都起了个法律名称，永远固定下来，结果就是中国有多少个官员，有多少个老板，就有多少个法律；他们说，改革需要明白人，老百姓为了避免成为雷锋那样的傻子，便纷纷接受了伪劣假冒、坑蒙拐骗；他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经过检验的都不是真理，于是，老百姓便把自己没有检验过的所有真理，都看成是骗人的玩意儿，不再相信世界上还有崇高事物；他们说，人都是自私的，于是老百姓不再相信任何英雄；他们说，现在生活比改革前好了，于是老百姓便也开始用猪的标准来衡量人。其结果，就是因为现在老百姓看上了电视，而30年前只能听广播，所以老百姓下
岗就是应该的，房子被扒掉就是应该的，福利被取消就是应该的，妻女去卖淫就是应该的，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伟大的，因为老百姓过上了有电视看的好日子。如果你不服，还有三千多部法律等着你，因为我们进入了法治社会，无论你做什么还是不做什么，都能够找出对付你的相关法律。
　　在用妖魔化手段把老百姓全部活路堵死的同时，又同样采用妖魔化手段把自己的为非作歹的退路全部打开，为自己作恶多端的行为加上法律保险。对所谓株连政策的批判和废除，就是为自己作恶多端行为加上法律保险的典型。先说家庭株连，中国封建社会针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关系，设立了“一人犯法，鸡犬不留”的株连法律，这在当时体现了权利和责任相适应的司法原则，是完全必要的。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随着废除封建裙带关系，自然也就一并废除了株连法律。所以，无论当时封建社会设立株连政策还是后来资本主义废除株连政策，都是正确的。历史上也没有人控诉过株连政策。可是文革以后，却一方面大肆发展裙带关系，另一方面又大肆控诉株连政策，特别是知识精英采用妖魔化手段，把株连政策作为文革一大罪状进行血泪控诉，从而在裙带关系空前发展的情况下，单方面废除了株连政策。于是，官场上便出现了“豁出我一个，幸福三代人”的口号，贪官污吏一边大捞特捞，一边把亲属和财产向国外转移；如果退休前自己不出事，便和老婆孩子去国外尽情享乐如果不幸自己出了事，则出狱以后再去国外和老婆孩子团聚为此还专门制订了一条法律，叫做“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也就是说，在中国只有穷人犯罪才会被判处死刑。“◇◇春秋”周围那帮省部级以上老干部，敢于顺着美国的口气向共产党叫板，凭借的就是这个非株连政策，认为自己己老了，反正也活不了几年了，能够为子女将来在西方国家生活得更好一些，豁出这把老骨头得罪共产党还是值得的。在此，我们看到了思维方式的巨大作用，让老百姓在对株连政策在这一封建制度的批判中，自觉自愿地帮助其创造出更大罪恶。大家可以随便问问身边任何一个老百姓，恐怕绝大多数都会认为株连政策是错误的。

　　再说政治株连，中国封建社会针对任人唯亲的人治特点，设置了政治连带责任，即谁提拔的官员出了问题由谁负责，这本来是世界各国都在普遍继承的一个积极的文明成就，包括现代经济中的“三包”法律规定，就是对政治连带责任继承发展的结果。可是文革后，却把政治连带责任作为封建法西斯的罪行扣在了江青头上，后来又扣在了整个文革头上，在恢复任人唯亲的同时，对政治连带责任进行了彻底批判，使当今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官员任人唯亲而又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国家。改革教的理论家们天天讲，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就是每一个当事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路边炸油条卖煎饼的摊贩都要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可是，社会最重要产品“官员”的生产，却无人负责。由于无需对提拔的干部承担任何责任，于是便谁给钱多就提拔谁，形成了中国最大规模的市场——乌纱帽市场。在此我们看到，中国官权阶级突破人类文明底线获取巨大利益的条件，几乎都是在批判和妖魔化文革中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妖魔化文革这个幌子，中国官权阶级违背人类基本文明的诸多行为将很难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就这一点来讲，仅仅就这一点来讲，中国贪官污吏的胡作非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老百姓赋予的权利。没有中国老百姓对妖魔化文革的默许和赞同，中国不可能建立起超越任何历史时期的权贵天堂。
　　中国主流精英为自己罪行上保险（历史保险）的另一种方法，就是把人道主义待遇说成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野蛮迫害，利用人民群众的善良秉性，在人民群众大脑中划出一条无形底线，一旦触到这条底线，人民群众就会自动停下来，从而为他们将来失败以后的生活保留一条小康之路。对文革的控诉就是典型。可以说，右派对文革迫害的极端控诉，几乎用尽了词典中所有恐怖的形容词。可是如果撇去这些控诉表面上的情感泡沫就会发现，他们在遭受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过程中，仍然有饭吃，有房住，有医疗，甚至有厨师，有保姆，有服务员，所谓残酷迫害不过只是从事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而已，这些遭受残酷迫害的人后来大多活到八九十岁以上就是证明。之所以还要持续30年控诉文革的残酷迫害，其实是控诉给老百姓听的，是要在老百姓观念中划出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在老百姓心灵中强行种下双重标准的概念，认为他们上等人落到普通人的地步，就属于残酷迫害，就属于处罚的极限，因而会止于这个界限。中国老百姓对精英集团这一观念上的认同感，为自己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它使得精英集团在胜利时可以无所顾忌地胡作非为，因为即使失败后也能够保留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它也使中国老百姓和精英之间处于了极不均衡的两个命运极端：老百姓造反的上限是普通人生活，下限是无底的灾难深渊；精英作恶的上限是无边享乐，下限是普通人生活。这就是中国老百姓在造反面前，与西方国家老百姓选择截然相反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老百姓动辄造反，而中国老百姓宁可投河上吊也不敢造反的根源。
　　当今中国的现实矛盾，迫切需要重新学习和思考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着重思考其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论断，《宣言》中唯一的主张，就是消灭私有制；唯一的途径，就是暴力革命：唯一的手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宣言》中这三个唯一，今天已经很少有共产党人敢于公开宣传了；不是《宣言》过时了，而是这一代共产党人在观念上被打败了。当今大众政治时代的世界现实，特别是当今中国和美国的现实证明，尽管占有制的具体形式改变了，暴力革命的具体形式改变了，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也改变了，甚至已经改变得面目全非，但是， 《宣言》中三个唯一的基本精神没有变，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历史要求没有变，作为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在强大的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面前，他们除了自身体力和联合起来的集体力之外，绝没有其它任何力量，也就绝没有其它任何选择。不是主观上不想选择，而是客观上没有其它任何选择。所以， 《共产党宣言》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复兴，必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二、西方国家利用海外利益机制操控中国利益集团，是人民陷入苦难的外部原因。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所有苦难，无不与西方帝国主义有关，西方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苦难的一个重要根源，甚至是头号根源。当今中国人民之所以在持续30年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依然贫困，就在于创造财富的绝大部分都被西方国家占有了，西方国家不仅占有了中国人民劳动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还把属于中国人民子孙后代的资源和环境也变现成为消费品，美国近些年所形成的能够透支未来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消费体系，就是完全建立在透支中国资源的基础之上，就是以牺牲中国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为代价的。当初是八国联军掠夺中国，现在则是二十多个西方发达国家联手透支中国，二十多个发达国家约十亿人口超过中国数十倍的高消费，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廉价商品支撑的，是建立在掏空中国资源和毁灭中国环境基础上的。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瓜分中国的梦想，已经完全实现，甚至在大规模透支中国未来资源方面，完全超出了西方国家最初的梦想。仅从外资规模超过中国GDP（总产值）一半来看，或者仅从美国占有中国超过十万亿人民币的外汇资产来看，其经济损失都远远超过了1840年以后的战争赔款总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战争赔款总额13亿银元，按现在价格计算相当于300多亿美元，14年抗战直接损失大约1000亿美元。
　　如此大规模的财富损失之所以没有激发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是因为虚拟经济改变了财富的存在形式，财富的转移和掠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而老百姓被掠夺一空仍然没有感觉；而当初是在实体经济条件下，财富直接以物质形式存在，看到八国联军和日本鬼子把中国财富一船一船地运走，自然会激发起中国老百姓的强烈反抗。虽然现在也还是把中国财富一船一船地运走，但是却起了个名字，叫贸易，在运走中国货物的同时，给中国留下了一堆废纸片。并非原始土著民族的文明中国，之所以能够接受西方国家用一些废纸片换取自己数万亿、数十万亿，甚至数百万亿的物质财富——仅2万亿美元的结存外汇就意味着中国至少300万亿人民币的物质财富被运到了西方国家，送入了成千上万个西方家庭，是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海外利益机制，利用这个海外利益机制，与中国精英集团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把中国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越来越大规模地变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财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殖民经济庄园——“中美国”，就是海外利益机制作用的结果。
　　“中美国”概念的发明者、美国学者弗格森在解释“中美国”的含义时比喻道：“中美国类似于男女组成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男人挣钱，女人花钱；挣钱的这个男人就是中国，花钱的这个女人就是美国。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这就是中美国。”可见，把13亿中国人民在整体上变成美国的奴隶，就是“中美国”的基本功能。在“中美国”这个新型殖民经济体中，美国精英集团吃肉，美国老百姓喝汤，中国精英集团啃骨头，中国老百姓饿着肚子干活。可以说，“中美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数百年殖民史上最成功的杰作，成功就在于不仅实现了不费一枪一弹地占有对方财富，而且能够让对方如同失身孕妇急切盼望嫁给流氓一样，急切盼望着把财富全部送给自己。从前年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中国经济媒体和经济部门始终就是一个主题：如何扩大出口，把财富送往美欧等发达国家。如果单从他们研究和工作的方向来看，已很难辨别他们究竟是中国的经济媒体和经济部门，还是美国的生产和后勤管理部门。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操控中国媒体界和经济部门向着自己需要的方向发展，奥秘就在于这个海外利益机制。
　　在中国建立海外利益机制，是西方国家在世界一体化和经济虚拟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殖民掠夺方式，已成为当今西方帝国主义掠夺和瓜分中国的主要方式。1840年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先后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侵略和占领中国，如同当初八国联军和日本帝国主义那样，这种方式容易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军队很难站稳脚跟；于是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便选择了第二种掠夺方式：在中国培养代理人瓜分中国。由于这第二种方式带来的军阀混战让中国人民根本活不下去，便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西方代理人统治，走上了民族独立道路。在武力统治和代理人统治两种方式全部失败以后，西方国家总结教训，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每一个西方国家都在中国各自找一个代理人，彼此厮杀引起中国人民反抗，而是西方国家以美国为首联合起来，在中国找一个西方国家的共同代理人，于是，便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建立起第三种掠夺方式：建立海外利益机制。
　　所谓海外利益机制，就是通过暗中收买、直接雇佣、项目合作、课题经费、企业注册、接纳黑钱、海外持股、亲属定居、子女发展、贿赂提成、人权保护、名利分配等五花八门的一系列手段，把中国主流精英的利益与中国国家分割开来，再通过子女亲属在西方国家定居或加入当地国籍，以及财产和资本向西方国家转移，把中国主流精英的利益和西方国家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在研究、咨询和决策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上进行选择，不带有任何犯罪因素地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围猎的对象。并且整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表面上都合理合法，其中没有任何哪怕是十分细小的犯罪情节，整个国家利益就是在这种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被让渡给西方国家的。西方国家根本无需直接指挥和具体操纵，只需要对那些表现特别优异的精英给予同样合理合法的各种奖励就可以了，比如巨额课题经费、巨额独立董事费以及令人羡慕的各种头衔等。可见，海外利益机制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是一架自动运转的无形机器，所有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政策，从开始立项、研究、再到咨询、决策的整个过程，完全是合法公开的进程，其中每一个精英都在自觉地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服务，但是又没有任何一个人接受来自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具体指令（在此暂不考虑间谍因素），即使把整个决策过程全部放到国家安全部门直接监督之下，也将没有任何办法。此前我们在谈到这方面的金融安全时曾经特别强调，对于海外利益机制的防范，唯一有效的防火墙就是爱国精神，还有就是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此外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效防范，这就是国内外主流精英拼命妖魔化爱国主义、妖魔化群众运动的一个根本原因。为什么说人民群众直接监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人民群众监督实行有罪推定，每一个主流精英都要证明自己没有损害国家利益，自然就能够废掉海外利益机制的基本功能。中国之所以无法在美国建立海外利益机制，让美国主流精英为中国服务，道理就在于此。如果仅就这一点来讲，也就是说仅就国家这个层面来说，毛泽东对美国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中国的影响。正是因为美国尝到了毛泽东的甜头，才会操纵中国主流精英拼命妖魔化毛泽东，防止中国也同样尝到甜头。
　　在中国内部自动运转的这个海外利益机制，最初只是推动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向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后来逐渐扩大到能够推动中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向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最终甚至发展到连一些具体经济政策都要首先考虑美国利益。所以，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心程度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在内的许多美国官员，都曾十分严厉地警告中国，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影响，所谓实质性影响，就是中美决裂，进入战争或准战争状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力培育下，中国内部自动运转的海外利益机制越来越强大，最终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政党化的海外利益集团。虽然这个海外利益集团没有像政党那样具有公开的组织纽带，但是却通过利益纽带异常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牢牢控制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精英集团。这个主流精英集团为了捍卫自身的统治地位，把中国牢固地锁定在“中美国”的奴隶地位上，十分本能地严酷地排斥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无论是政界、商界、学界，还是媒体界，任何一个人——无论多么有才华——只要沾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所有成功大门都会对其彻底关闭。一旦这个自动运转的庞大机器发生故障，美国会立刻出手维护，保证这架庞大机器的运转自如。最近两年来，由于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出卖祖国和仇恨人民，在网络上遭受到民众的愤怒声讨，美国立刻出面，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一位“带头大哥”，推上了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名利顶端。此举就是在警示中国社会特别是警示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跟着美国走才是功成名就的正路，其它都是歪门邪道。可以说，在这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对美国本土的控制。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主流精英被打造成为海外利益集团的唯一国家，在中国被掏空耗光以后，会不会再有下一个国家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国家的主流精英，会站在别国立场上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中国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遭受如此不幸的国家，究其原因，大概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世界一体化发展形成了世界范围内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再分配，由西方发达国家精英集团主导的这个利益再分配过程，把全世界精英集团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了，造成发展中国家精英集团的利益与本民族的利益形成了分离和对立，必然使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集团走上损害本国发展的道路。这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悲剧，中国之所以特别严重，是因为中国最有条件成为西方国家的“国际厨房”，所以率先成为西方国家围猎的对象。这是中国形成庞大的海外利益集团，不幸沦为“国际厨房”和“国际奶牛”的世界背景。

　　第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机会对背叛祖国的汉奸进行过大规模清算和镇压，造成了汉奸空前泛滥。这是中国形成庞大海外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地卖国毁国的历史根源。此前我们曾多次谈到，历史上中华民族所有亡国灭种的大祸，无一是亡于外敌，几乎全部是亡于汉奸，并且历史上所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最终都是被汉奸买办镇压的，直接被洋人镇压掉的很少。“反清灭洋”的太平天国是被汉奸买办镇压的，“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同样是被汉奸买办镇压的。在毛泽东之前，由于历史上历次反侵略、反汉奸的斗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根本就没有镇压汉奸买办的机会，这就造成了中国的汉奸买办不仅是政治上经济上的胜利者，同时也是文化上的胜利者，进而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汉奸文化、买办文化。比如长期以来对曾国藩、李鸿章等的歌颂，就是汉奸文化、买办文化泛滥的表现，这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文化大革命是对汉奸文化、买办文化的唯一批判，可是却被作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控诉了30年，江青因此而被判处死刑。结果不仅没有对汉奸文化、买办文化形成实质性打击，反倒给汉奸文化、买办文化提供了欢呼胜利的发展机会，使文革后汉奸文化、买办文化达到空前高峰，甚至“汉奸”、“买办”已不再是贬义词，而是继“老干部”、“知识分子”之后，成为第二批被平反的历史对象。汉奸文化、买办文化的空前发展，把中国推入到了一个以汉奸为荣、以买办为荣的政治文化变态时代，为西方国家控制中国精英、打造海外利益集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特殊条件，这个特殊条件是其它任何国家所不具备的。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从未有过清算汉奸、买办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抗战胜利。但是，由于当时蒋介石在积极收编伪军和汉奸准备打内战，国民党接受大员的极端腐败又使他们与汉奸沆瀣一气，从而错过了清算汉奸的唯一历史机会，而蒋介石本身的买办身份使他更不可能清算买办。所以，二战后中国的汉奸、买办是所有同盟国中唯一没有被清算的邪恶势力。如果当时中国也像法国对付法奸、前苏联对付苏奸那样，当今中国绝不会有如此众多的汉奸买办，即便是有，其中有许多人也会战战兢兢、夜不能寐。二战胜利后，法国处治法奸那种恐怖情景，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会让所有后来人闻之丧胆，把那些女法奸脱光衣服剃成光头，拖到公众场合任凭公众随意处罚。这种超越任何地狱酷刑的极端暴虐情景，莫说是亲身经历一次，即使看到一次，也足以让绝大多数人发誓以后宁可选择死亡，也绝不会选择法奸。可见，不仅法国的民主制度，包括法国的政治伦理，都是通过暴力均衡建立起来的。与法国同类相比较，作为汉奸买办，生在中国是无比幸福的，即使在被他们控诉为最残暴的文革时期，也不过就是开个批斗会、拔拔麦子而己。中国右派之所以把文革批斗会控诉成为人类历史最惨无人道的行为，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并不是控诉文革，而是怕中国老百姓也走上欧洲老百姓的道路，所以才把批斗会设置成为惨无人道的行为底线。
　　第三，中国改革教的历史本性，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投靠西方帝国主义，这是中国海外利益集团形成的根本原因。如果仅仅是世界一体化的全球利益调整和中国历史上汉奸从未被清算这两个因素，还不足以形成如此庞大的海外利益集团，还不足以把整个中华民族都变成了“中美国”的庄园奴隶。把中国推入经济殖民化深渊的根本因素，就是改革教的兴起和发展。我们提出改革教的概念，就是要把那些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再到买办派的官僚买办势力，与共产党区分开来。这些官僚买办势力是共产党内形成的恶性肿瘤，但是他们并不是共产党本身，如同肿瘤不是人体本身一样。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就是要切除生长在共产党体内的这个恶性肿瘤，而不是要打倒共产党，这就是毛派共产党人与极端右翼势力的根本区别。极端右翼势力的目的是要打倒共产党，其实打倒共产党也不是终极目的，他们的终极目的是要解体中华民族，以保证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够永久性控制中国。即使没有共产党，即使换上国民党以及其它任何一个政党，只要是能够统一中国的政治力量，他们都会照样反对。我们这里所说的极端右翼势力，其中就包括这个海外利益集团。
　　改革教的形成和发展，应该说是中国革命的必然产物。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发展也不成熟，迫使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形成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的性质又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中国革命的内在矛盾：必须让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用城市无产阶级的眼光看问题。而这是几乎难以调和的历史矛盾，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逻辑是首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而农民革命的历史逻辑是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首先解放的是自己。战争年代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建国以后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绝大多数党内官僚如同历代农民起义成功后一样，要求好好地坐天下；而毛泽东则要求继续往前走，让老百姓坐天下；这样，彼此之间的矛盾便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难以调和。当时矛盾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党群关系上。毛泽东认为，只有把共产党放在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这个党才能保持先进性，避免演变成为另一个剥削集团；刘少奇则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人民群众的政治力量，完全可以通过自我修养保持先进性，根本不需要由人民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论修养》，把和尚参禅打坐那一套搬到了共产党内：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外，还有人主张一种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的方法，就是用武力强迫人民群众承认共产党具有先进性，这实际上是对《论修养》的一种补充，也就是当共产党脱离群众，群众不再承认共产党先进性时，就用武力对付群众。由此，开始把四川袍哥的黑道文化注入共产党内，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历史悲剧，后来借改革之名不顾天理人伦地敢于突破一切文明底线，就是这个黑道文化泛滥的结果。指导中国改革的所谓“猫论”、“摸论”、“不争论”等，无一不是具有黑道文化的色彩。
　　正是在这个黑道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刘邓之间的官权联盟，从五十年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到后来的四清运动，把毛泽东发动群众监督共产党的所有运动，无一例外地全部变成了整群众的运动，直到后来文化大革命初期，仍然在采用白色恐怖手段镇压群众。在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共和国不可避免地要滑向剥削社会的强大历史逆流面前，毛泽东没有顺应强大的历史逆流，没有像美国华盛顿之流那样，通过与精英集团联手杀戮人民而博取精英集团的世代歌颂，而是坚决选择与人民站在一起，掀起了向官权阶级宣战的第二次大革命。由于受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历史还不具备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成熟条件和成熟形式，所以毛泽东把第二次革命确定为是“政治大演习”，既然是演习，就不是要也不可能彻底剥夺官权阶级的统治地位，而是要也只能是为后人开辟和留下一条将来——也就是今天——摆脱亡国灭种的历史出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于当时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来讲，这是生命有限性和历史无限性之间不可克服矛盾的必然选择，只有对人民充满亲人感情的毛泽东才会做出这种选择，每每念及此处，便忍不住热泪长流。好在人民是最有良心的，无论那些主流媒体和邪恶分子如何妖魔化毛泽东，人民仍然顶着政治、舆论等各种高压，如同怀念亲人一样地怀念毛泽东。
　　后来，随着毛主席去世，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民权与官权大决战的革命失败了。只是这场革命失败后人民遭受的灾难，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失败后的灾难。因为在此之前的所有革命，都是有组织的社会政治集团之间的对决，诸如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革命失败后被镇压的只是那些革命者或革命党。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全体中国人民与官权阶级之间的大决战，胜利的官权阶级找不到具体的政治集团报复出气，所谓红卫兵造反派只不过是镇压老百姓的一个政治符号，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政治集团，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符合这个政治符号。如此一来，便把打击报复的矛头对准了全国老百姓，打着改革旗号开始了对老百姓在政治上和经济全面剥夺。城市改革第一炮，先打掉了毛泽东建立起来的穷人价格补贴制度，宣告了大锅饭和铁饭碗的非法性；同时全面剥夺了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等老百姓的基本政治权利。接下来第二炮打掉了老百姓的大锅饭铁饭碗，6000万工人被赶出工厂大门，数百万妇女被逼良为娼，在占有工人工厂的同时，还占有了他们的妻女，同时满足了官权阶级占有更多财富的心理要求和占有更多女人的生理要求。官权阶级一片欢呼，深圳等许多大城市树立起了老爷子的巨幅画像。第三炮打掉了老百姓的福利保障制度，老百姓被压在了住房、医疗、教育等三座大山之下。第四炮则通过房市股市汇市等金融信用制度改革，打掉了老百姓对未来所有的美好希望，把老百姓永远锁定在了一无所有的贫困位置上。接下来改革的大炮还会轰向哪里，谁也不知道，老百姓只能在惴惴不安的恐慌中被动等待。由于如此全面彻底地掠夺的对象并不是某一个社会集团、某一个社会阶层或者某一个特定区域，而是全体中国人民，而经过文革的官权阶级又十分清楚民众崛起的伟大力量，这就必然会造成大肆抢劫的官权阶级产生历史恐慌，因而需要寻找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作为靠山，需要同时安排好安全可靠的历史退路。而能够满足他们这种需要的只有洋人，于是便自然投入了洋人怀抱。美国等西方国家又恰恰需要控制和享有中国资源，于是便一拍即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海外利益集团，把中国推上了毁灭道路。
　　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中国海外利益集团，之所以在把中国推向毁灭道路，完全是由他们各自利益决定的，并非来自于他们的主观意志。一方面，作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工业化发展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在人类还没有找到新的发展方式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既要享受工业化的成果，又不愿意消耗本国资源和污染本国环境，就只能向其它国家转嫁矛盾。而中国是最适合转嫁矛盾的国家，他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选择毁灭中国。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官权阶级来说，他们复辟后没有像其它国家的精英集团那样，给老百姓留有活路和进行安抚，而是选择了镇压、掠夺和妖魔化等积累仇恨的方法，在把老百姓逼向极端。特别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历史自信，不相信自己有能力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随时准备拔腿逃跑，所以才会出现抓紧时间大捞特捞、并且边捞边向国外转移的罕见现象。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投靠洋人，不惜毁灭中国，此外同样没有其它任何选择。只要稍微关注一下中国的政治生活就会发现，今天那些向共产党叫板、要求共产党下台的所谓民主人士，无一不是当初八十、九十年代的改革人士；今天他们控诉共产党的所谓罪行，无一不是当初他们提供给共产党的改革理论；并且中国改革教所有的主将长老，上自包括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邓氏三驾马车”，下还包括许多靠改革成名的专家学者，目前几乎齐刷刷地公开站到了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特别是今年海外发表的《赵紫阳回忆录》和那个《国庆前夕老同志谈话》，公开宣称中国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就是要符合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要求。这些人都曾担任过共产党总书记、国务院总理和人大委员长，是中外皆知的中国改革派领导人，连这些人都成为了海外利益集团成员，中国又怎么能够逃脱陷入殖民经济循环圈的悲剧！
　　当初江青说他们是从民主派到走资派，他们把江青拉出去判了死刑，现在看来，他们不仅是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并且还最终成为了卖国派，走完了从民主派——走资派——卖国派的完整历史过程。目前，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省部级以上的改革教主将在纷纷公开他们的叛党叛国立场，其实是在进行第二次历史投机，他们第一次投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成为了高官显贵，子女后代才能在中国发大财，在美国拿绿卡。现在，他们又把官权阶级和改革教制造的所有罪行全部扣到共产党头上，企图通过制造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再次投机革命，像叶利钦等人那样成为新的民众领袖。只是他们再次投机革命的梦想，被通钢工人阶级彻底粉碎了。通钢工人阶级起来首先清算的就是走狗代理人，陈国军是建龙集团的代理人，那些改革教主将是西方帝国主义代理人，是西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掠夺中国、并把中国推向毁灭的走狗和工具。一旦中国人民起来，等待他们的下场绝不会是成为叶利钦，而只能是成为陈国军。
　　海外利益集团是当今中国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第一问题。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反侵略斗争的失败，无一是败于外地，全部是败于汉奸；当今中国所有灾难中最大的灾难，就是经济殖民化的灾难，并且所有灾难都是于此相联系，可以说是其它所有灾难的总根源。海外利益机制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斗争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性质，以往中国历史上所有政治斗争，世界历史上其他所有国家的政治斗争，其共同特点就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成为国家和民族的领导力量。可是，中国海外利益机制的形成，海外利益集团的出现，却把政治斗争的目标转向了毁灭国家；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目的不再是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而是要把国家变成西方国家转移各种工业化弊端的毁灭性场所。甚至连传统的殖民地都够不上，传统殖民地最多就是贫困和劳作，而不会发生资源枯竭和环境崩溃等巨大生态灾难。如果说以往中国的政治斗争，是大家都在争当中国这艘大船的船长，那么现在则是要把这艘大船当废铁卖掉，甚至干脆要炸毁这艘大船。对于生活在这艘大船上的13亿中国人民来讲，当前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保住这艘大船，彻底粉碎海外利益机制和海外利益集团，否则，其它所有事情做得再好，都将没有任何意义。
　　要粉碎海外利益机制和铲除海外利益集团，并防止以后再次出现类似叛国集团，所有中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还是各行各业、各党各派，都必须达成一个颠扑不破的统一共识，就是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在任何条件下绝不允许任何人勾结外来势力插手中国事物。这必须成为绝不允许有任何例外的一个政治铁律，必须成为任何人都不能突破的一条政治底线。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突破这条政治底线，对其的处罚也将同样不再有任何底线，将不再受处罚手段、处罚范围、处罚方式以及处罚时效等一切方面的限制。“别维年科下场”必须是所有叛国者的最终下场（别维年科是俄罗斯叛国者，获得英国国籍一个月后被处死），绝不能有任何例外，哪怕是踏遍天涯海角、搜尽世界每一个角落，也必须将叛国者缉拿归案，不方便缉拿归案者将就地正法。2006年俄罗斯叛国者别维年科在英国被处死后，至今俄罗斯上千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政党勾结美国等西方势力损害俄罗斯国家利益。中国也必须这样，并且中国更有条件这样，因为全世界华人是家，包括大陆在内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华人，都绝不愿意看到也绝不能够接受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被毁灭，无论他是哪个国家的国籍，也无论他怀里揣着哪个国家的居留卡，更无论他在世界什么地方，一旦祖国有难，所有华人都会立刻成为中国人，众志成城地围绕在祖国母亲身旁，为祖国母亲分忧解难。中华民族的伟力就在于此，中华民族能够历尽劫难、饱经忧患而绵延发展的最深厚根
源，也在于此。可以预料，当包括大陆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了解到买办汉奸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劫难后，在世界范围内对这些买办汉奸的追捕，将成为全世界华人大团结的一个伟大的历史契机，到那时，今天这些耀武扬威的买办汉奸，将会如同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落入全球华人大追捕的天罗地网之中。到那时他们就会知道，在世界一体化的地球村时代，想通过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方法来逃避人民和历史的清算，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条路是绝对走不通的。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自己和亲属遭受到更加严酷的惩罚。
　　虽然中华民族是具有无限包容能力的民族，中国人民更是十分善良的人民，但是从现在起，这种包容和善良绝不再适合于叛国者。中华民族可以包容任何事物、任何文化，甚至任何主义，但是唯独不能再包容叛国者；中国人民要永远对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群保持善良，但是唯独不能再对叛国者保持善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可以宽容所有人，包括那些曾经是敌人的人，但是唯独不能再宽容叛国者。因为汉奸买办是能够制约中华民族崛起的唯一力量，只要彻底解决了这个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必将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