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中国——凤凰陧槃的崛起前夜（二）

　　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政治文化重心

 

　　如果说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30年，是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统治，推翻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国内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30年，那么1949年到1979年则是中国人民走上世界政治舞台，推动世界政治文化重心由西向东转移，进而一度成为世界政治文化中心的30年。在这第二个30年里，中国主要有3件事情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了以往世界政治斗争固有的历史逻辑。这3件事情就是：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平改造的经济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这3件事情都与当初的五四运动有关，或者说是对五四运动的继承和发展。

　　第一，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和平改造。

　　采用和平方式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同时解放出来——实现被剥削阶级的物质解放和剥削阶级的精神解放，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实现的伟大历史创举，是中国人民对人类历史变革方式和发展道路的重大贡献。在此之前，人类社会的政治变革和阶级交替，无论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都是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暴力始终是旧制度的送别者和新制度的助产士。对生产资料进行暴力剥夺，对旧的阶级进行暴力镇压，对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和战犯进行暴力惩罚，一直是社会革命不变的主题，几乎所有欧美资本主义制度，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这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唯独中国开创了和平改造的历史道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剥削阶级和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把皇帝和国民党战犯和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把日本战犯和平改造成为和平人士和友好使者。所有这些，都为探索人类社会新的变革方式和发展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回顾一下世界发展史就会发现，50年代中国和平改造运动以后，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阶级斗争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由暴力斗争转向了和平斗争。中国和平改造的成功，在客观上成为世界政治斗争方式转变的历史转折点。有时候，观察和评价一个历史事件对世界影响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对比一下该历史事件发生前后世界发展方式的变化，如果该事件发生后世界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这种重大变化，就是该事件的重大历史作用。中国和平改造的成功，就对世界起到了这种划时代的标志性作用。

　　长期以来教科书上有一种传统说法，就是认为中国和平改造能够成功，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成熟有关系。其实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成熟，并不会减少和平改造的艰巨性，因为作为资产阶级对立物和改造者的工人阶级同样也不成熟。中国工人阶级的不成熟无论从革命进程来看还是从领袖人物来看都十分明显。中国革命的基本进程是农民进城解放工人，而不是像苏联那样是工人下乡解放农民。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最不成熟的标志，就是都不能从阶级内部产生各自合格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曾经有两个来自于工人阶级的领袖：民主革命时期有个向忠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个王洪文。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被捕后立刻叛变。相比之下，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领袖反倒十分坚强。对比一下李大钊和向忠发，张春桥和王洪文被捕后截然相反的不同表现，就会明显看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不成熟。当时与向忠发一起被捕的妓女都没有交代向忠发是共产党，而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后立刻下跪交代了一切。如此表现连对手蒋介石都感到齿冷，不屑利用，当即下令枪毙了向忠发。事后周恩来也讲：向忠发的品格还不如一个妓女。王洪文叛变后在法庭上对江青的揭发，更是那些工人造反派永远洗刷不掉的历史耻辱。中国工人阶级的不成熟，反倒造就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使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更加具有世界普遍性影响，因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工人阶级不成熟的国家，正在走向一体化的世界也是一个工人阶级不成熟的世界，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变革道路更具有普遍价值。中国变革所具有的世界普遍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前，全盘西化把中国弄到了差点儿亡国灭种的地步，从而使中国具有了对外来文化的历史免疫力，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文化，很少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中国能够对世界文化发展不断做出新贡献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和平改造旧制度旧阶级的成功，在对世界发展道路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给中国人民自己留下了十分痛苦的政治后遗症。这就是反动阶级没有任何历史恐惧感，一旦复辟便对人民无所顾忌地进行无边报复和全面清算，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历史现象。八十年代末世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历史反复，但是除中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过对人民的大规模报复和全面清算，唯独中国剥夺了人民的罢工自由、四大自由和福利制度。那些贪官污吏、流氓恶霸以及伪自由派等极端右翼势力，对付人民最常见的口头禅就是：“你们那个时代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这是他们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残害人民的基本心理。因为他们知道，即便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个时代再回来，他们也没有大虐，充其量也就是再接受一次和平改造。如果到时候摇身一变混得好，还有可能成为各级领导者或者名流贤达，所以今天无论怎么作恶都没有关系。如此一来，中国老百姓就倒了历史大霉，没有历史恐惧感的精英群体是最野蛮最疯狂的野兽群体，他们加诸在老百姓身上的罪恶甚至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罪恶的总和。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那些残害百姓的作恶者唯一感到惧怕的就是等待他们的暴力惩罚，此外他们没有任何顾忌。所以连慈悲为怀的佛教都用轮回报应来恐吓作恶者，基督教更是用极端恐怖极端暴力的可怕地狱来警告作恶者。由于残害人民的作恶者最惧怕暴力，所以他们就竭力妖魔化暴力和竭力歌颂制度。因为制度问题永远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抽象问题，永远是一个可以由作恶者随便解释的问题，并且还是一个老百姓永远弄不明白的问题。所有问题只要一归结到制度上，作恶者立刻就会彻底解脱出来，无论双手沾满多少鲜血，都会立刻变得十分轻松干净。全世界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精英会如此无耻地忽悠老百姓；全世界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老百姓会如此天真地听信这种无耻忽悠。只有中国，只有中国会产生如此无耻的知识精英和如此天真的老百姓。

　　这就是中国和平改造的副产品和后遗症。

　　第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

　　在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之后，如何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如何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发展，是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一直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给社会主义下过的唯一定义就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在思考摆脱“兴衰周期率”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提出“消灭私有制”，到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根本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各样的社会条件，实现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实现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课题。因为以往社会的自由和民主，都是特定阶级特定集团的自由和民主;封建社会的自由民主，是当权者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是有钱人的自由民主;其共同特点，就是都把老百姓排除在外。封建社会以官为本，实行的是权力一花独放，官府一家独鸣;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为本，实行的是金钱一花独放，老板一家独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胜利后，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办法，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实行马克思主义一花独放，共产党一家独鸣，并且全世界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内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一花独放和共产党一家独鸣，是不容怀疑的天经地义。当时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率领各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疯狂攻击，以及文革结束后中国打着“拨乱反正”旗号全面恢复苏联体制，就反映了当时苏联东欧共产党和中共党内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与毛泽东难以调和的政治分歧。从那时起，坚持人民根本利益的毛泽东便开始和他的国内外同事分道扬镳，走上了党内越来越孤独的道路。在阶级社会中，坚持人民利益的政治家永远都是孤独的，坚持人民利益的人民领袖则更加孤独，因为人民领袖唯一拥有的就是人民，而人民又被庞大的官僚机器隔离在高墙大院之外。在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中，唯独毛泽东在用毕生精力同这架庞大的官僚机器作斗争，而其他所有国内外领导人都顺应了这架庞大的官僚机器，成为这架庞大官僚机器的政治傀儡。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仅是一个人民的自由民主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活力源泉问题。封建社会的发展是由权力斗争和阶级斗争推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由资本竞争和阶级斗争推动的;社会发展的动力都是来自于对人的剥削和压迫以及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后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通过恢复剥削和压迫来获得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又受着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约束，难以彻底恢复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结果就是发展动力越来越弱小，发展越来越缓慢，社会越来越僵化，人民越来越不满，直到最后被人民所推翻。显然，社会主义要想长远发展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必须解决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历史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不如说是坚持人民利益的毛泽东独自担负起了这一历史任务。毛泽东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劳动竞赛和整个社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50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应该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飞跃发展。第一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奠定了中国千年繁荣发展的历史基础;第二次是文艺复兴到思想启蒙运动，奠定了西方世界数百年繁荣发展的历史基础;当时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第三次。只是与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次失败了。失败不仅仅是来自于国际共产主义社会的反对，主要是来自于中共内部的反对，特别是刘少奇在理论上和邓小平在实践上的反对。

　　虽然在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是根本一致的，但是在党群关系问题上，彼此之间的分野越来越明显。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讲，实行人民民主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是把共产党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还是单方面保持党对人民群众的绝对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人民利益的毛泽东，与代表官僚集团利益的刘少奇邓小平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在党群关系上中国官僚集团的政治宣言。其主要观点就是共产党的先进性不是依靠群众监督，而是依靠自身修养。而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把党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才会既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又能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于是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动党外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第一次由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民主运动。只是由于这场人民民主运动的内在缺陷决定了她的迅速失败。一是共产党内“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传统势力相当强大，强大到能够把除毛泽东之外的任何反对力量毫不费力地碾成粉末;二是当时的传播手段决定了参与鸣放的不是人民群众，而大都是敌视人民利益、敌视人民革命的知识精英，他们迅速把矛盾推向极端，提出要共产党下台。党内反对派以此为根据向毛泽东摊牌，一下子把毛泽东逼入了政治死角，逼使毛泽东被迫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变成了反右的政治运动，其政治对手乘机实行反右扩大化，一夜之间把数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既沉重打击了毛泽东，更严厉打击了知识分子，可谓名副其实的一箭双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失败，是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受到的第一次巨大失败，并且失败得一塌糊涂。而在党内一直没有什么威望的刘少奇大获全胜，大家很少注意到的邓小平更是一战成名，二人双双成为中国官僚集团公认的政治领袖，中国刚刚建成的社会主义摩天轮缓缓开始了历史倒转。

　　虽然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失败了，但是采用文化手段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方法却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大家不妨对照一下50年代前后的美国，就可以看出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对世界的影响。美国是自由世界的典型代表，可是在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前，美国对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政治迫害和恐怖手段，连美国自己后来都承认不亚于法西斯纳粹，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就是有力证明。只是在50年代以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才走上了用文化手段解决意识形态争论的发展道路。所以，虽然按照西方文化“只向胜利者致敬”的规则来衡量，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确是失败了，但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本身，标志着中国已开始接近世界政治文化的中心。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然格局，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失败，让人想起了流传民间的那个佛魔对话——

　　魔对佛说：你在，我没有办法；等你不在了，你的护法不在了，我让我的徒子徒孙全部穿上袈裟，不愁佛法不灭。佛听后潸然泪下。

　　只是毛泽东没有潸然泪下，而是以开天辟地、扭转乾坤的伟大胆略，以空前绝后、独步千古的大无畏精神，以人民之神、民族之神的超凡能力，为保证身后“佛法不灭”而掀起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护法大演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三，文化大革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事件。虽然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当今信息革命都是无与伦比的伟大历史事件，但是这三大革命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自然进程，是社会生产力领域自发形成的革命，与社会生产关系领域里的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社会生产关系领域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场革命能够和文化大革命相媲美。在文明社会之前的蒙昧社会，由于人类还没有从自然界完全独立出来，谈不上有什么伟大的历史事件，所谓猿人从树上落到地面、直立行走、钻木取火、结绳记事等，也只不过是生存方式的改变，人类并没有成为自觉的主体;而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始终处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之中，始终是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人类不仅没有成为掌握自身命运的自觉主体，反而堕落成为自然界唯一互相残杀的生物;20世纪初由苏联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原本以为找到了摆脱互相剥削互相压迫的道路，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才发现，仍然是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差别只在于以往是遭受资本家集团的剥削，现在是遭受官僚集团的剥削，其它没有任何差别。只有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建立大众政治的革命，是人类社会第一次试图摆脱精英统治的革命，是人类社会第一次试图彻底摆脱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革命，也是人类第一次试图真正能够掌握自身命运、成为自觉主体的革命。

　　所以，就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而言，迄今为止的所有历史事件，都无法和文化大革命相比较，文化大革命决定了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内容，就是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这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政治文化成就，是中国人民对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文化贡献。只此一点，就会使中国人在整个21世纪发展过程中充满自豪和骄傲。将来的人们或许会忘掉人类历史上所有曾被称颂为辉煌的革命，但是唯独不会忘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她是人类自觉掌握自身命运的开始，是所有人——而不只是一部分人，无论这一部分人多么优秀——成为人的历史的开始，是所有生命——而只不是少数英雄圣贤的生命——都能升华为崇高精神现象的历史的开始，是所有人——而不只是少数大师高僧——都能感受到生命崇高感的历史的开始，总之，是真正人类历史的开始。这就是了解那段历史的底层民众把毛泽东捧上神坛的原因，因为是毛泽东，并且只是毛泽东，让他们曾经感受过人的生命，曾经感受过自己是人，并且还是充满生命崇高感的人。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对世界政治文化的影响，都是通过折射方式反映出来的，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直接拉开了世界新世纪的历史序幕。六十年代的中国完全成为世界政治旋流的中心，中国红卫兵掀起的巨大政治风暴迅速席卷全球，恰如毛主席诗词中描绘的那样“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进入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急剧变革时期，并且所有变革的历史节奏都随着天安门广场的政治脉搏而跳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包括资本主义大本营的北美和欧洲，到处都是佩带红袖章的红卫兵，以法国五月风暴和美国黑人抗暴运动为代表的造反运动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通过“造反运动”这一崭新的大众政治手段，与资产阶级精英集团建立了一种暴力均衡的“豪猪关系”，获得了迄今为止数十年的和谐生活。同样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以暴力手段灭绝了印地安人以后，便开始了历时数百年的贩运黑人运动，其间残害了数千万黑人，直到中国文革爆发前夕，美国三K党仍然在随便射杀黑人，黑人却一直不敢反抗，即使反抗也是如马丁•路德•金那样的和平请求。可是，60年代在中国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影响下，以马丁•路德•金被害为导火索，美国黑人积聚数百年的愤怒火山般爆发了，硝烟滚滚的造反大潮席卷美国上百个城市。与此同时，与中国红卫兵运动遥相呼应的美国学潮，海啸般淹没了几乎所有美国的大学。正是通过铺天盖地的造反运动，美国黑人才终于获得了彻底解放。可以说，当时如果没有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就不会有后来美国的黑人运动，就不会有马丁•路德•金梦想的实现，就不会有现在的奥巴马总统，也就不会有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中国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对世界人民最大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她告诉人们在精英政治之外，还有一种大众政治。而在此之前无论社会怎么变化，无论经历什么革命，历史永远都是在不同的精英集团之间进行选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民众始终都是被动的历史看客。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让他们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民众不再只是被动的看客，不再只是拿着一张选票观看精英如何表演，而是能够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和社会生活的主角。

　　迄今为止的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少数人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人的社会，也是绝大多数人努力摆脱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从最初权利集团的统治，到后来资本集团的统治，再到现在精英集团的统治，人类自始至终都在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用法国大革命来反抗权利集团的统治，用十月革命来反抗资本集团的统治，而要想成功反抗当今精英集团的统治，只能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今年年初西方国家爆发的百万民众大游行，其本质就是反抗精英集团统治的斗争。大众政治和精英政治的斗争将是21世纪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并且斗争的主要手段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对21世纪中国崛起的信心就来自于此。因为文化大革命让中国抓住了21世纪世界政治文化的龙头，谁抓住了世界政治文化的龙头，谁就必然是未来崛起的主体。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让当时的欧洲抓住了工业社会的政治文化龙头，欧洲便成为工业社会崛起的主体，文化大革命让中国抓住了新经济时代的政治文化龙头，中国也必然会成为21世纪崛起的主体。文化大革命奠定了中国崛起的政治基础，从那时起，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就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历史越向前走，人们对此就会看得越加清楚。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演习什么?就是演习实行大众政治大众民主。在当时之所以是演习，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实行大众政治大众民主的社会条件。而今天实行大众政治大众民主的社会条件越来越趋于成熟，电脑和股票这两个东西在彻底改变世界的同时，正在从根本上瓦解颠覆着精英统治的原有基础，大众政治时代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在不断形成。以电脑、股票和基因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提供了建立大众政治制度的物质条件，同时也形成了建立大众政治制度的迫切要求，而建立大众政治制度的基本途径或者说是唯一途径，就是文化大革命。无论你喜欢也好仇恨也罢，文化大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再次向人们走来，这已如同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其实，最为相信文化大革命正在向人们再次走来的，恰恰是中国的右派特别是极端右翼势力，30年来正是他们在时刻不停地一直念叨文化大革命，才使人们没有忘记。环顾当今世界就会发现，所有国家的所有革命都被人们忘记了，唯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却越来越深入人心。对此，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感谢中国的右派，正是他们30多年坚持不懈地妖魔化文革，才让人们记住了文革，才让越来越多的青年知道了极端右翼势力还有一个十分惧怕的事物——文化大革命。

　　(待续)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1

　　#FormatImgID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