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公有制与劳动积极性(下)
毛泽东号机车 翁乃强1974年摄
【panqing215】网友说:“只要整个社会都是在努力,可能方向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问题都会解决。最明显的就是社保医保问题,国家不就在摸索和积攒中找到了方向吗?”
第一,“社保医保”这类问题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早就解决了,连农村都有“五保户”,真正的全民保险。但这些全被“改革开放”一刀砍了。君不见厉以宁的名言乎?“我主张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类似的主张还有“60岁退休,活到90岁,吃30年养老保险,说不过去啊”。如今的所谓“社保医保”跟“领导干部带头下矿井”一样,不过是因为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声称要把丢掉的毛泽东时代的司空见惯捡回来安抚人心,并不是真正“在摸索和积攒中找到了方向”—— 如此“改革新成就”,怎么就不怕说是“倒退到毛泽东时代”了?
第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享受“社保医保”的实际条件很苛刻,很多人实际享受不到。比如农村“60岁以上老人一个月55元”的福利,许多地方的老人就拿不到或不能持续拿到。而这点福利与如今实际的物价相比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甚至有跟没有差不多,聊胜于无。在现实情况下这一切更实际的效果是吹嘘宣传麻醉人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政府税收已经世界第二,如果真想解决问题,完全可以雷厉风行把浪费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消费、购买外国白条、对外让利豁免、大搞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的民脂民膏用到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上来,这才叫货真价实。象现在这样只画个大饼摆个姿态就大吹大擂根本就是在演戏。
第三,“只要整个社会都是在努力,可能方向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问题都会解决”的说法过于盲目乐观。如果方向不一样,那“整个社会都是在努力”的结果可以互相抵消。比如“反劳动积极性”。
⑶“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善,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这难道不证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效率高吗?”
错。实际不是“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是“改革开放使发生在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注意,“中国经济”与“发生在中国的经济”不是一回事。
如果是“中国经济”,那就应该属于中国:中国所有,中国控制,成果为全体中国人享受。
而如今发生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却不属于中国所有,不由中国控制,成果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享受。
——不属于中国所有:产品开发是别人的,设计是别人的,市场是别人的,核心技术是别人的,工艺是别人的,关键零部件是别人的,要害设备是别人提供的,销售渠道是别人的,中国人仅仅参与产品生产中的一环,而且是最赚不到钱的一环。
——不由中国控制:中国毫无定价权,买什么什么涨,卖什么什么跌。汇价要看别人眼色。发展要靠别人的恩赐。自己的钱自己花不成,只能按照别人的吩咐乖乖买外国白条,眼睁睁看着一天天缩水蒸发。整天苦苦哀求别人“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战战兢兢惟恐别人封锁禁运反倾销。“负责任大国”只对外资外国负责,不对中国老百姓负责。
——成果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享受:中国人大量消耗了自己的资源,付出了无数血汗辛劳,获得的是微不足道“象刀刃一样薄”的报酬,还要把其中一大部分变成外国白条白白蒸发掉,还要再加上全国性的环境污染。
这一切足以证明所谓“中国的生产力”不属于中国,而仅仅是外国生产力在中国的延伸;所谓“中国的经济”不属于中国,而仅仅是外国经济在中国领土上的运作。
如果有人拿自己的血和肾换钱,这样的钱再多也只值得怜悯,不值得羡慕,因为这是拿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换钱。
如果有人不但卖自己的血和肾,而且连自己子女的血和肾也卖了换钱,这样的人不但不值得羡慕,而且令人憎恶——自己的健康生命不顾了不算,连子女的健康生命也不顾,拿自己和下一代的健康和生命换钱。
如果换钱的目的并非生活所迫,而是为了装点门面摆阔显示“成果”,那简直是极端卑鄙无耻了。
如今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是用什么换来的?环境污染。全国性的污染。惊人的污染。无可挽回的污染。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这难道不同样是“拿自己和下一代的健康和生命换钱”?这样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跟卖自己的血和肾还不算,还要连自己的子女后代的血和肾也拿去卖,用来梳妆打扮装点门面摆阔显示“成功”有什么本质区别?有什么可吹的?
而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的实际内容呢?拿出去的都是中国最好的东西:物美价廉的产品,矿产中的精华如稀土,老百姓的血汗。换回来的都是别人不要的东西:淘汰过时的技术。垃圾。污染。外国废纸——严格说是有选择性的废纸;如果想用来买阔佬们穷奢极欲的豪华消费品,那就是真钱;如果想用来买增强国力的尖端技术,那就是一堆什么也买不到的废纸。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如今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的实质是外国大爷用无穷无尽的废纸换走无穷无尽的中国人力物力。
当年日本鬼子武装侵略中国,用硬暴力抢走中国无穷无尽的人力物力。如今外国人换了个方式,用软暴力——号称“钞票”的外国废纸“换”走中国无穷无尽的人力物力。
虽然表面不同,但本质没什么区别,都是外国人白白拿走中国无穷的人力物力,留给中国一场空。仅仅如今面子上好看一点:“公平交易”。
过去“卖国”是直截了当地批发:把领土整块整块地割让出去。
如今“卖国”是化整为零的零售:表面维持领土不变,实际把领土中的精华奉送出去,比如贱卖稀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等——这比把领土整块整块地割让出去更隐蔽,更恶毒:只把领土中最好最精华的部分卖掉,留下一堆垃圾糊弄老百姓。
当年日本鬼子用硬暴力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美其名曰“大东亚共荣圈”。
如今国际垄断资本用软暴力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美其名曰“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
把当年日本鬼子对中国的人力物力的硬暴力掠夺称为“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是无耻。
把如今外国垄断资本对中国的人力物力的软暴力掠夺称为“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加倍无耻。
当年帮助日本鬼子用硬暴力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的,是穿军装的、拿枪的“皇协军”。其头头之一是汪精卫。
如今帮助外国垄断资本用软暴力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的,是不穿军装的、拿笔的“皇协军”——“主流精英”。
还别说,“历史有时相似得惊人”——当年的汪精卫与如今不叫汪精卫的汪精卫还真有的一比。
①都一副道貌岸然、温文尔雅、饱读诗书、声名显赫,都最符合文人“精英”的胃口。
汪精卫:
——“漂亮,才情,人品”;
——“汪兆铭诗文可以选入教科书!台上是领袖,提笔是文人”;
——“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赌”;
——“他的诗篇咏山河,哀民生,痛名节,弥漫着悲苦凄凉,萦绕着忧国情思。词学大家龙榆生称汪诗为哀国之音”。
②都把卖国叫“爱国”,把害民叫“爱民”。
汪精卫:
——公开投敌当汉奸,还说是为了“爱国”、“曲线救国”:“我们不是卖国,而是真正的爱国。”“我叫什么卖国,那些地方不是我失掉的,我是失掉个人的历史、名誉,我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从重庆回来,从日本人手里把中国领土拿回来……我们这是真正的救国。”(《李时雨谈汪精卫》)
——跑到东北承认了“满洲国”,还在“满洲国”的盛大欢迎会上“满含热泪”地说:“我们以前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还是同胞!” ③都令人想起一首古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千古忠佞有谁知。”
看不请中国被无穷无尽掠夺走的人力物力与换来的废纸的本质区别,还兴致勃勃数这些废纸,还把这当成“突飞猛进的成就”——不折不扣“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不,是“被人卖了还兴高采烈把废纸当票子数”。这样的“效率”是被掠夺的效率,值得自豪吗?
三.公有制下的劳动积极性
1974年8月10日,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在文革中深入黑龙江省桦南县农村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 李振盛 摄
在公有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
老实讲,不知道。第一,我没在从事具体的实践,凭空拍脑袋解决不了具体问题。第二,不可能有包医百病的万能药方,可以不动脑子只要照搬照抄就立竿见影,魔术般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私有制下让人卖力倒是有标准公式:威胁加利诱,也就是软硬兼施。让牲畜卖力的不二法门是喂料加鞭打,同样是软硬兼施。换句话说私有制下让人卖力的原则跟驾驭牲畜没本质区别,等于把人当牲畜对待——虽然嘴上要高喊“以人为本”、“普世价值”。让牲畜卖力有标准公式,所以私有制下让人卖力有标准公式。但公有制下得把人当人对待,“推动劳动积极性”是做人的工作,而人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用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公式到处硬套。
但这决不是说“在公有制下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毫无规律可言。虽然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公式,但确有一些不可违背的基本原则——我虽然不知道“在公有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但我确实知道“在公有制下如何必然伤害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按照这个思路去分析,把结果反过来就有助于寻找答案。
在公有制下如何必然伤害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
1.化公为私,挂羊头,卖狗肉;假公有,真私有。
广大人民如果发现“公有制”不公有,而是假公有、真私有;自己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创造出来的财富被少数人以“公有”的名义据为己有,立刻会感到自己上当受骗,被人当傻子玩弄了,哪里还会有什么劳动积极性?——南京大屠杀前国民党守城部队士兵突然发现信誓旦旦“与南京共存亡”的当官的带头逃跑了,士气立刻崩溃,几十万大军顷刻瓦解:当官的带头逃跑,怎么可能让士兵保持士气?当官的带头以权谋私,怎么可能让广大人民保持劳动积极性?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确保公有制是真正的公有,绝不允许少数人以权谋私,化公为私,侵吞别人劳动果实。
2.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
私有制下劳动是“劣等人”的事,不是“优等人”的事——“墨菲定律”说:“当老板要求提高效率的时候,他决不包括自己。”
公有制下人人平等,每个人的权利相同,都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都有“提高劳动积极性”的问题。如果只要求老百姓“提高劳动积极性”而不要求当官的“提高劳动积极性”,那就破坏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就必然让人感到不公,感到与私有制下的劳工与老板的关系没什么不同,就必然损害老百姓的劳动积极性。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
——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干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带头提高劳动积极性——“干部干部,先干一步”。
——“关心群众生活,改善工作方法”——毛泽东
——“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毛泽东
3.瞎指挥或不指挥。
俗话说:“当官的一张嘴,小兵拉子跑断腿”、“主帅无能,累死三军”。不管干什么都最怕当官的不懂装懂脱离实际瞎指挥,闹得底下百忙活、瞎折腾。费了半天劲却徒劳无功,劳动积极性再高也给折腾光了。
有一次我帮朋友搬家。朋友非常热情,一边不停地招呼大家喝水吃东西一边自己抢着干重活,却忘了最重要的一条:现场调度指挥,及时地告诉大家先搬什么后搬什么,哪件东西放在哪里——这是别人无法代替、他不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结果他虽然身先士卒带头干,招待大家也无微不至,但搬家却进行得乱七八糟,效率低,积极性也大受打击。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干部必须负起责任来,不能瞎指挥,也不能放弃指挥。
但如何才能“不瞎指挥”?那说起来话就长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发扬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群众、知识分子三结合)……
4.政出多门无所适从。
俗话说:“鸡多了不下蛋,媳妇多了不做饭,官多了小兵团团转”——“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再大的积极性也得互相抵消。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顾全大局。分工不分家,全国一盘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心协力,不同心也要协力。有民主有集中。该民主时充分民主,该集中时高度集中。
5.分工不清,职责不明;没有分工,乌合之众,一拥而上打乱仗。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
——“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毛泽东
——“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毛泽东
——“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毛泽东
——“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大庆精神”
6.热情有余,科学不足;计划不周,调度失宜,窝工浪费。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统筹安排,科学管理,批判地吸取外国管理制度中一切合理的东西。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毛泽东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坚持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毛泽东
——“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发明——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 列宁
7.内斗内耗不团结。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毛泽东
——“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毛泽东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毛泽东
8.铺张浪费。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毛泽东
——“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毛泽东
——“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毛泽东
——“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 ——毛泽东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毛泽东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毛泽东
9.单调乏味、重复性操作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把劳动变为创造性劳动——只要无后顾之忧,从是创造性劳动是一种乐趣,积极性不成问题。而公有制能解除广大人民的后顾之忧
从长远角度讲,单调乏味、重复性操作要尽量交给机器去做:“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毛泽东
对于暂时不具备机械化条件的单调乏味、重复性操作必须靠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合理调配安排,保护保持人的劳动积极性。
10.赏罚不明。
把这条反过来就是:按劳分配,赏罚分明。 网友【panqing215】说:“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不也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吗?最简单的比方,工资级别问题,大多数人的工资是一样的,难道大多数人的付出都是一样的吗?如果我在那个时代我也会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如今虽然有那么黑暗的问题,但是的确对广大劳动者来说,干与不干,努力干和偷懒干的确不一样。”
“干好干坏”、“干与不干,努力干和偷懒干”得看从什么角度看,实际内容是什么。立场不同,实际内容就不同。从资本家的角度看,工人只要不象机器那样忙个不停、不象牛马那样使出全身气力给我干活创造利润就叫“干坏”、“偷懒干”。但对资本家自己就未必这样要求。工人汗流浃背拼死拼活都算“偷懒”,他下馆子逛窑子吃喝嫖睹行贿受贿都不算“偷懒”,都算“努力干”。这样的“不一样”值得赞赏吗?在我看来,公有制下干得再“坏”也不会坏到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用地沟油炒菜。我宁愿相信这种公有制“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牛奶——保证没有三聚氰胺;而不愿意相信如今“私有制、干好干坏不一样”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牛奶——天知道加了什么东西。
站在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角度看问题,吃公有制下的“大锅饭”的人永远在“偷懒”,因为永远不能象私有制那样把人家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块筋肉的油水都榨出来,永远还有“压榨的空间”,这就叫“不公平”。
站在整个社会利益的角度看问题,“干好干坏”的标准首先看对整个社会有益无益,而且是综合权衡一切之后的总利益。资本家衡量“干好干坏”的标准是只看给自己私人创造多少利润,至于对别人对社会有害无害是管不着的。所以判断“干好干坏”、“干与不干,努力干和偷懒干”的标准取决于判断者的阶级立场。
割舍具体内容前提,把“干好干坏”、“干与不干,努力干和偷懒干”抽象出来大做文章,是“改革精英”的理论诈骗重点,其真正用意是通过蓄意歪曲,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变成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全面实行私有化的理论根据。
如何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公有制的解释与私有制的完全不同。比如,“多劳多得”的这个“多”,怎么才算“多”?按“改革精英”的理论,历史是“精英”创造的,社会是“精英”支撑的,一切财富都是“精英”的功劳,所以“多劳多得”就是“精英”拿走一切,其他人只得到点勉强维持生命的残汤剩饭——按照这种逻辑,“多劳多得”的结果只能是私有化。如今的中国特色私有制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多劳多得”——百分之零点几的人拿走80%、90%的财富,对普通工人农民是能少给一元决不只少给九毛九——“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
从公有制的角度看,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社会是人民支撑的,一切财富都是人民劳动创造的。公有制是集体劳动,一个整体,各尽所能,成果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能孤立割裂开来单算贡献。譬如一个人活了一百岁,心脏的贡献是多少岁?脑袋的贡献是多少岁?手脚、肝脏的贡献各是多少岁?能如此分割开来核算吗?你可以说心脏和脑袋比胳膊和腿更要害,所以要特别留意保护心脏脑袋,但能因此说,全身的养料分配要多给心脏脑袋、少给胳膊和腿吗?人是一个整体,硬要把人心脏脑袋胳膊腿肢解开来算“贡献”的“按劳分配”是变相杀人;公有制的经济体系也象人一样是一个整体,硬要把公有制的经济体系个单元肢解割裂算“贡献”的“按劳分配”是变相破坏。人体的养分分配原则是按需分配,不管哪个器官有多重要,一律按照实际需要分配养分,而不能因为哪里重要就额外加量,造成局部养分过量、脂肪堆积。
跟“干好干坏”、“干与不干,努力干和偷懒干”之类提法一样,同样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公有制的解释私有制的解释完全不同。
公有制的衡量原则是“满足所有人的生存需要”——社会财富是集体劳动创造出来的,不能撕裂开来单独精确衡量某个个别人的“劳”具体多大,因此“多得”的衡量标准就只能围绕所有人的生存需要来计算——比如人一天吃一斤,那“多劳”的一天给五斤就算“多得”,“少劳”的一天给二斤就算“少得”——但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仍然要保证一天一斤的基本生存,这是必要的社会福利。
私有制分配的衡量原则是“满足少数人的贪婪需要”——社会财富是少数“精英”创造出来的,有多少“精英”就理所当然拿多少,其他人有点残汤剩饭已经是“精英”格外开恩、宽宏大量的“道德的血液”了,没理由还不知足。这样的分配原则是以满足少数“精英”的贪婪为原则,没有具体的数额,没有实际的限度——如今普通老百姓一个月收入几千块就了不得,甚至千把块钱的工作都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抢,而“富人”的门坎已经上了亿,连“高薪养廉”都动不动就几万几十万,车贴就好几千,仍然还嫌不够“高薪”、不足“养廉”,还闹着“公务员涨工资”——如此收入按“满足生存需要”为标准看不知超过了多少倍,对社会资源、社会财富绝对是极大的浪费——那么多钱换成吃的,肚皮再大,撑死几回都吃不了;换成房子,个头再大,一晚上也只能占一张床那么大的地方,其余的全得空着。但按“满足贪婪的需要”为标准看如此收入远远不够——得一百万想一千万,得一千万想一亿,得一亿想十亿……总之无底洞,永无止境。
人的生存需要是有限的,可度量、可计算、可预测、可计划。人的贪婪需要是无限的,不可度量、不可计算、不可预测、不可计划。地球的资源有限,而人的贪婪无穷。按公有制的“满足所有人的生存需要”为分配原则,地球的资源足以确保多少亿人的生存。按私有制的“满足少数人的贪婪需要”为分配原则,地球的资源甚至不够满足个把野心家的贪婪——他们霸占光了资源,其他人就只好被淘汰、被灭绝——这是大势所趋,迟早的事。这是中国特色私有制的必然归宿。不改变这个大前提,任何小恩小惠都不过是麻醉人心的姿态演戏。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其他的什么房子啊,子女上学啊,也会解决的”等等只能是自作多情的一厢情愿,实际情况只会越来越糟——别的不说,从“大头娃娃”开始到现在多少年了,牛奶问题解决了吗?三聚氰胺杜绝了吗?豆腐渣工程杜绝了吗?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停止了吗?官员的贪污腐败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贫富分化、社会不安定程度是越来越低还是越来越高?这一切都不是几个人演演戏、说说漂亮话就能掩盖的。
最容易不假思索地接受“改革精英”关于毛泽东时代是“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之类宣传蛊惑的人往往是觉得自己本事比别人大、能力比别人强、头脑比别人发达、贡献比别人大、应该享受特等待遇、更大报酬的人。结果就是拥护私有化、个人奋斗、单打独斗。然而一旦瓦解了公有制、进入“丛林世界”“优胜劣汰”,就会发现实际情况跟“改革精英”们的天花乱坠完全不同。这时才会发现人与人的关系是敌对的竞争关系,没有朋友,只有敌人;自己从此不再有安定可靠的后方,再也没有“幸福的港湾”,到处都是战场和危险;不再有朋友,不再有安全,不再能指望真诚与信任,人人生活在无所不在的恐惧之中,一切都必须时时刻刻战战兢兢,永远高度紧张、高度怀疑。原来在公有制下许多枝节小事用不着操心,自己可以集中精力发挥自己的特长能力做出成就来,而如今完全不同,要想不上当受骗就必须事必恭亲,对任何人都不能不戒备。此时衡量能力的标准已经不再是创造财富,而是无穷无尽的勾结权力、损人利己、尔虞我诈、掠夺财富、勾心斗角、彼此算计。一旦筋疲力尽了,就该轮到你当牺牲品了。这一切的起点,就是自以为天资聪明、信奉“‘精英’创造世界”。
“改革精英”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说穿了其实就一条:权力决定一切——能力大小、贡献多少、“劳”多“劳”少如何判断?权力说了算。谁有权谁“能力大”,谁有权谁“贡献大”,谁有权谁“多劳”——既然“多劳”,自然“多捞”,于是谁有权谁拿走一切,这就叫“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毛泽东主张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决不是绝对平均主义。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有明确的论述:
——“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毛泽东主张“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做到大体上的平均”、“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但坚决反对无限制扩大差别,对少数人搞特权、付高薪: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
——“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
——“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
从如今中国特色的私有制的现实看,毛泽东当年反对扩大分配的差别是有道理的:只要一扩大,必然是无穷大,实际执行起来根本不可能有底线,不可能控制得住,再三令五申也没用,结果就是如今中国贫富极端分化——只要一开了头就如同放出了一个收不回去的魔鬼,再也由不得你了:人的贪婪无止境,只受客观制约,不受主观制约,不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决不罢休。这是无数事实证明的铁规律。
又要“奖励劳动英雄”,又要反对扩大收入差距,是不是矛盾呢?不矛盾。毛泽东时代公有制的奖励是物质精神双管齐下,有物质奖励,有精神奖励,精神奖励重于物质奖励。
在必要的物质保障前提下以精神奖励为主调动劳动积极性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只有人才懂得尊重精神奖励,欣赏精神奖励。对牲畜就不存在精神奖励,只存在大棒加胡萝卜,饲料加鞭子,因为牲畜不懂得精神奖励。如果对人也只有大棒加胡萝卜这两样,那实际是把人当牲口对待,不是真正的尊重而是侮辱——就象阔佬嫖娼,鬼子犒赏汉奸,虽然钱给得不少,物质实惠大大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尊敬尊重和奖励。
如今有些人明明坐地铁公共汽车就能上班,却借钱也要买汽车上班,显然追求的不是物质上的利益而是精神上的满足。虽然这种不惜工本的精神满足——虚荣心——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足以证明追求精神满足是人不同于牲畜的一大特征,不管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因此决不能说公有制的精神奖励没有意义,不能算奖励,不如物质奖励重要。
——“大多数人的工资是一样的,难道大多数人的付出都是一样的吗?”
那要看如何度量。如果只看眼前,可以觉得年轻力壮的人的付出可能比年迈体衰的人的付出多,工资却差不多,所以不公平。但现在年轻力壮的人总有老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的付出就不如那时年轻力壮的人了。所以以一个人的一生为度量单位来计算付出与以眼前的一瞬为度量单位来计算付出,结果不会一样。而公有制的分配原则是从所有人的一生角度考虑问题,分配时要留有余地,要考虑以丰补欠,调剂余缺,长远打算,综合平衡。而私有制的分配原则根本不管那么多,火烧眉毛只顾眼前——眼前付出多,那就要按眼前的付出给我分配——但承认这条的同时也就承认如果将来年迈体衰付不出了就饿死活该,老板只要觉得无利可图就可以把人赶走了事——这不正是如今中国特色私有制的实际吗?这不正是如今中国社会稳定的威胁吗?别的且不论,就自己而言,是愿意一辈子安安稳稳波澜不惊,还是愿意一辈子“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走哪算哪、今天不知明天死活”?是愿意有人为你的终生安定做保险,还是愿意让你饥一顿饱一顿、饿起来饿死、撑起来撑死地担惊受怕一辈子?用这样的标准看问题,对“大多数人的工资是一样的,难道大多数人的付出都是一样的吗?”这种说法就会有不同的见解。
——“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的人性是自私的。”
自私就是“利己”。人有权“利己”,但无权“损人利己”,更无权为“利己”祸国殃民伤天害理。往往强调“人性自私”是假,借口“人性自私”为“损人利己”辩护是真。不损人利己的“自私”是保护自己正当权利,损人利己的“自私”是破坏别人的正当权利。当谈论“人性自私”时必须看具体条件和实际内容,不能简单抽象地一概而论。
“利己”也不是绝对的,或者说,可以有不同的结果。为自己一个人的生存考虑是“利己”,为自己所属的群体的生存考虑也是“利己”。“覆巢之下无完卵”,自己所属的群体一旦不保,自己的个人生存也不保。为了自己的个人生存而挺身而出去保护自己所属的群体的生存也可以说是一种放大的“利己”。而为了保护自己所属的群体牺牲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生存,则是放大的“利己”的升华,成了“舍己为人”所以“利己”与“舍己”是对立统一,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换。
南京大屠杀的有些受害者曾有机会拼命逃生——如果大家齐心协力一起跟警戒的日本兵拼命,虽然有人会牺牲,但其他人却有机会逃走。在那种情况下整个群体不保,群体中的个体谁也活不成。要活命就得拼命,要利己就得舍己。但事实是当事人谁也不敢拼命,谁也不敢舍己,结果谁也没活下来——绝对地利己,却断送了自己。
抗美援朝则是吸取了南京大屠杀的教训:为了和平,必须战争;为了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为了利己,必须舍己;为了每个人的正当“自私”,必须大公无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牺牲一己之私。结果是中国此后六十年来无战祸,每个人的正当“自私”都受到了保护。
强调指出公有制的“干好干坏”跟私有制的“干好干坏”有根本的区别,并不是说毛泽东时代一切完美无缺,不存在提高劳动积极性的问题。尤其是文革中,当权派抗文革有两大方式,一是消极怠工,故意放弃管理,制造混乱,让老百姓对文革不满;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文革的名义把一切必要的管理制度一扫而光,故意在一些国营企业制造“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但这仅仅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并不是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的普遍现象。这跟“精英”们无孔不入宣传的“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根本不是一回事。
实际上改了三十多年还没改出个名堂的“改革”根本没资格指责在冷战封锁包围的大环境下摸索了二十多年的毛泽东时代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你好,你做出了什么?别的且不论,“改革”三十多年来连个深入人心的正面特色词汇都没创造出来,反而把无数原来意义美好的用语词汇全弄变了味,变成了贬义词,如“小姐”、“同志”、“精英”、“教授”、“学者”、“专家”、“俯卧撑”、“打酱油”……至于能跟八个样板戏比美的文艺作品,“改革”三十多年来可曾拿出过一个?如今琳琅满目的“故事新编”——靠改变老作品滥竽充数,本身就说明现在的“精英”才尽词穷,连象样的剧本都创作不出来,更不用说搞经济建设了。(而且现成的故事改编都改编得一塌糊涂,如不伦不类的新版《红楼梦》)至于几万亿地买外国废纸、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三聚氰胺牛奶、有毒伪劣疫苗、地沟油菜、豆腐渣校舍……这一切又是谁的责任?如果真的“干好干坏不一样”,怎么不见对这帮一天到晚吃人饭不拉人屎的“精英”有任何惩处?这算什么“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放着如此的赏罚不明不管,单独指责毛泽东时代“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公平不公平?
四.小结
瑶山春 俎瑞亭摄于1974年,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
“公有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远远不止这十个方面。如果一一详细列举那几本书都写不完,只能举这几个例子从侧面说明一些原则。这些原则也不是全部。要知道全部原则得看毛泽东原著。
原则不是现成的答案,但根据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不难找到现成答案。
希望上述看法对你越过“心里过不去的坎”有帮助。如有不同意见,欢迎批评指正。
附录:【panqing215】于2010-7-1 18:17:03评论说
黎阳老师,我是您的忠实读者,虽然我是个80后,但是我也特别向往毛时代。我始终相信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的确,在您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看见如今发生的这些丑恶现象,这是所有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右派所不能回避的!不过,我心里总有个过不去的坎,而且在所有的左派文章里都没找到答案,即:在绝对的公有制下,如何推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我相信您的心中一定有着您自己的答案,我期待着您的大作!麻烦您了!
另:在您的上一篇文章里,我已经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部分好心的网友也对我做了回答,但我始终觉得那样的回答不实在,不够理论,麻烦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释疑
非常高兴看到一些年长的网友对我的回复。但是我总是觉得你们的不够充分,似乎你们的观点都是在宣扬人性的光明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的人性是自私的,也有两面的。难道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不也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吗?最简单的比方,工资级别问题,大多数人的工资是一样的,难道大多数人的付出都是一样的吗?如果我在那个时代我也会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如今虽然有那么黑暗的问题,但是的确对广大劳动者来说,干与不干,努力干和偷懒干的确不一样。我总觉得,只要整个社会都是在努力,可能方向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问题都会解决。最明显的就是社保医保问题,国家不就在摸索和积攒中找到了方向吗?我相信,其他的什么房子啊,子女上学啊,也会解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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