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罗思鼎：徐景贤——闻人小志二

 

　　1985年徐景贤在监狱内备课，授课学生为电视大学中文系罪犯学生

　　文革期间多少风云人物如过江之鲫，堪称一段时势造英雄的盛世。四十多年过去，多少人和事，都付笑谈中。遗少对文革十年情有独钟，日积月累，收存了一些人事背景资料，来源芜杂，不好做信史。过去上海滩对名人伟人成功人士有一个中性称谓即“闻人”，以音套意，正好做博客对应栏目的主语名称;文革闻人，绝不是右派一笔抹黑的只会打砸抢的动乱分子，他们有思想，有业绩，有信奉共产不是乌托邦的大道义，时势所限，昔日的闻人难入本党正史，遗少愿以“小志”先行拾遗补缺，以待来日。

　　志者，述而不论者也。然笔锋聚焦，亦偶有不当小论，敬请识者鉴之。以上寥寥，权为小序。

　　徐景贤——闻人小志

　　徐景贤，1933年12月出生于上海奉贤小商人世家，其父徐宗骏系1927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一直以教师身份掩护工作，先后在曙光中学、君毅中学、上海师专、华东师大任教，后在上海师范学院化学系任讲师、副教授、化学系教研组主任等教职，为人正直、坦诚，一生忠诚于教育事业，在教育界声名卓著，1974年退休于上海。1987年7月28日病故，享年84岁。徐景贤1951年8月参加工作，196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7月至8月在上海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学习。1951年8月至1964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市委文艺工作部干事。1964年至1966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党支部书记。1966年7月至1967年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党支部书记、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科长。上海市革委会1967年1月成立后，当年2月成为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1970年3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10月被当局逮捕，1980年5月被开除党籍，1992年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释放”。2007年10月31日在上海病逝，享年73岁。是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徐景贤是我党建政后培养的第一代学生干部，素有才名，颇受当年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同志看重，并安排在市委宣传部门锻炼成长。在五六十年代著有散文集《生命似火》、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话剧剧本《年青的一代》等著作。《年青的一代》1964年3月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话剧奖状，并被拍成彩色故事影片，剧中主角萧继业成为六十年代青年人奔赴边疆矿山创业报国的楷模。其晚年所著《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一书2005年1月在港出版，以事系史，站在参与者的角度，不卸责，不揽功，客观讲述了文革十年的过程，为后人留下了一份颇具价值的史料。该书涉及当时许多二三流人物，如王维国、陈励云、于会泳、游雪涛、艾玲等，爱憎褒贬皆流于笔下，可作为文革人物百科词典来读。

　　徐景贤，文革中在上海被称为“徐老三”(张老大，姚老二，其实正式排位前面还有马天水和王洪文两人)。因其出身商人世家，熟悉上海滩工商业运行规则，善于应变复杂局面，且勇于任事，为维护上海的正常生产和产品支援全国出力尤多。当时上海作为“一月红色风暴”策源地，又是畅销的轻工商品和机械装备产品主要提供地区，故外地人看上海干部普遍有一种“眼高于顶”的感觉，然徐景贤做人低调踏实，落实中央经济部门决策也比较到位，故而得到周总理和国务院各个部门的较高评价(徐景贤提前三年取保出狱据传还是邓颖超说话起了作用)。

　　徐景贤——闻人小志一文革十年间，徐景贤身居要职，但有权不滥用，生活相当低调，他素常习以张春桥为范，一人得道，家人并未沾光。自己亲弟弟和其他亲戚的子女远赴湖北、云南等地上山下乡十来年，想调回上海，徐都婉言教育未予帮忙，直至80年代这些亲朋才根据政策返沪;当时流行高干子女参军，徐的几个外甥也想提要求，徐说影响不好，一个也没有办理;徐父是老革命、高级知识分子，家住在老式里弄石库门内几十年，没有煤卫设施，很想改善住房条件，徐景贤说，等到周围邻居家家户户都能安装煤卫后一起解决，不能特殊。但对文化界、新闻界等朋友同事中有人遇到如医疗抢救、住房问题等难处来求助，徐都会商请有关部门协助解决。因而在上海教科文业界颇得善名。

　　徐景贤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经年，从历史发展方向认定文革的正确性。“四人帮”被捕后两天内，徐景贤和上海其他领导人积极准备了“民兵武装叛乱”，试图以此恢复四人自由。但毕竟“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第三天即被中央以开会名义调京，从此失去自由。

　　徐景贤颇有上海“小男人”生活意趣，1977年起，他遭受“双开”处分，身陷本党囹圄，长时期身处逆境。却给予妻子和女儿强有力的精神支柱，鼓舞家人学会在逆境中生活。其后人外孙辈多为自己有一位睿智、健谈、学识丰富的可亲外公而自豪。1988年其长女成婚时，正值物价改革“闯关”，大都市百物腾贵，但曾为一市之长的徐景贤已无经济能力扶助爱女，只能在自己的著作上签名并写上鼓励女儿女婿庄敬自强的新婚贺词作为礼物，给后人传承了一笔崇高的精神财富。

　　作为三十年代生人及受其父教养，徐景贤身上留有中国传统的的文人风骨，不愿以是为非以直为曲，这也是他在文革后罹罪的一个主因。他晚年在和作家沙叶新谈及走红今日文坛的某大家时说：“这个人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是‘石一歌’的。他总是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人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

　　徐景贤是一个学习型个人，出狱后就掌握了电脑应用，临终前一小时还给文友发去一封“共做快乐老人”的电子邮件。在回家后的十多年中，徐景贤最大的心愿是要把自己坎坷的一生从头写来，以交付历史。《十年一梦》只是倒叙中的第一部。然天不假年，一代才人仅只73岁即手捧书本，安坐沙发，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言，就悄无声息地永远离开了这个欲说还休的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