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毛时代破除韦伯“自由铁笼”的真切记忆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这是一篇值得静下心来仔细品读的文章。中国工人曾经是地球上的一道灵光，这道灵光虽然只是一瞬间，但它毕竟表明有光的存在，它预示着黑暗之后必然是光明。这就是“自豪与悲情”的辨证易位。蒋子龙的《自豪与悲情：一个老工人的述说》诉说的不仅仅是一代工人的命运，更是一代灵魂的压缩；老田先生对蒋子龙及文章的分析非常细腻，是拜物教盛行的年月里难得的精神食粮。

 

　　如果在不受权力的监控和激励的条件下，也能够把人们的劳动努力提高到满意水平，那么，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个“自由的铁笼”就具有提前破除的条件。人类的解放事业就不一定非要等到物质财富充分涌流那个生产力发展阶段。看一看名作家蒋子龙在毛时代的工厂记忆，和他事后对记忆的解释，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蒋子龙在改开搞年代是全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毛时代他是工厂中间的优秀工人并在文革期间被提拔为干部(工段长)。从前是被统治阶级成员，此后变成了统治阶级成员的杰出分子，蒋子龙似乎对这两种身份都不排斥，都有所认同。

　　老田这篇文章从剖析蒋子龙的一篇小文开始，来观照蒋子龙在历史回顾中间的身份认同问题。在《自卑与豪情：一个老工人述说》中间，我们来看看蒋子龙的两种身份认同是如何起作用的。

　　在人生的最初阶段，蒋子龙作为工人身份进入社会，他真切地回顾自己在山西工厂里学徒的经历，在天重里当工人的见闻和感受。在这里，他非常好真切地再现了毛时代混干部不如当工人，首先是同等资历的干部收入少于工人。其次，在工人中间发展出一种非常朴素的技术等级决定论的人生观——只有学好技术才能够在同辈中间出人头地，这不仅是一个主观的努力方向，同时也是在车间时刻得到检验的舆论评价标准。

　　在蒋子龙回顾历史的时候，除了自身的切身体会之外，还有一条暗线也总是在起作用，提醒他是一个改开搞年代的名作家，需要从这个后来的身份认同出发对于历史是非给出拨乱反正的评价，以作家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厘定黑白，为此，他时刻不忘告诉人们文革是什么样的坏东西。正是在亲历的事实与事后追加的评判中间，不和谐的齬龌随处可见。他说“‘文革’结束后，十年‘监督劳动’使我对车间的每个生产环节都非常熟悉了，从普通工人一步步地干到了工段长。”假如这句话从头到尾都是真的话，只要稍加剖析，问题就出来了，难道一个监督对象竟然优先作为培养对象还竟然提拔了?这太不可信了，但是，真实的内容还是有的，被提拔为工段长应该是真的，那么，监督对象肯定就是假的，而且蒋子龙文中自称是保皇派，这也可能是真的，合计起来，合乎逻辑的真实故事应该是这样的：蒋子龙在文革期间是保皇派，还因此被提拔，这应该反应了天重这个具体而微观的单位内部政治优势所在：是反文革派占据优势并真正掌握着提拔权力，造反派在现实政治中间是边缘化的，如果把这样的事实讲出来，就有悖于蒋子龙的作家身份认同。为了作家身份认同，蒋子龙需要虚构好人受气还是监督对象的文革事实，帮助确证彻底否定文革的正当性。因此，在事实与作家身份认同出现齬龌的时候，以认同去呈现被改造过的事实。

　　蒋子龙的工人的经历，让他亲眼看到了真正的爱厂如家的精神风貌，也看到了学习技术在工人中间是如何深刻地内化为人生努力方向的，即便是在文革的领导权发生剧烈波动、对工人的劳动监督相对松弛的文革年月，工人也没有想着要去偷奸耍滑。这是毛时代的工人特点，也是蒋子龙自己的全部体力劳动者生涯中间堪称自豪的记忆，所以，即便是在业已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新世纪，他也依然能够毫不勉强地自称老工人。

　　在蒋子龙的工厂生涯中间，改革初期的生产和管理困难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照说，在改开搞年代的开始，据说是已经进行政治和思想上拨乱反正了，还恢复了实践检验真理了，结果，生产反而不正常了，这就奇了怪了。这一点蒋子龙真的没有办法解释，接着下来他看到的工厂管理团队演化就更那个了——干部一窝子不如一窝子，从前的同事们在丧失了工作同时也丧失了尊严和人生价值，国企和国资都流落到私人手里成为肥肉，这样的事实变化，就算是作为改开搞年代再能干的意识形态工作者也无法给予辩护。对于没有工人认同的教授们来说很简单，张维迎等人可以假装不知道，厉以宁可以为此欢呼牺牲一代什么人，但是，蒋子龙做不到，那些丧失尊严的工人、那片成为肥肉的土地，是他人生重要阶段（他对这个阶段尚未丧失全部的认同）的见证。

　　在蒋子龙无法准确表述和回忆改革初期，工厂管理的最重要变化是什么?法国经济学家贝特兰在他的名作《大跃退》中间，对于改革初期的工厂“专制主义”有一个精辟的剖析：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反扑。这场反扑旨在扫除一切反对工厂内压迫性规章制度（或被称之为‘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言行。”“现在声称这些规章制度(它们还是被公认为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虽然只是顺便提到)‘反映了现代化大规模生产的复杂过程的客观规律’。所以工人阶级就必须接受这些规章制度，因为它反映了‘客观规律’。他们还从恩格斯那里找根据，援引他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辩论中的一个提法。在这篇写于1873年，题为《论权威》的著作中，恩格斯写道：‘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方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利用恩格斯这段话表明，中国当前正在执行的东西，恰恰就是以那些超越历史的‘规律’的名义，强化工厂里的专制主义。”“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出于‘理论上的考虑’，而是企图说明加强对工人采取压迫性措施是正当的。从现在起，发展生产，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已越来越不是主要依靠工人的积极性，发展工人组织和提高工人觉悟，而是靠强制执行严格的规章制度。”【夏尔·贝特兰：大跃退(1978年3月3日)，原载美国《每月评论》1978年7-8期】

　　在贝特兰所批判的工厂专制主义兴起之时，恰好是蒋子龙从老工人向名作家蜕变的化蛹成蝶时期，他的最初名作《机电局长的一天》和《乔厂长上任记》，都是讲述工厂专制主义好的故事的。

　　“文革”结束后，蒋子龙在《人民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上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塑造了一个改革家形象乔光朴，被认为是改革文学最早的作品。蒋子龙对工业题材的关注是从“文革”时期就开始的。一九七四年，蒋子龙发表了《压力》《春雷》，一九七五年发表了《势如破竹》《前锋》，描写的都是工业生产中的阶级斗争场面。真正为文坛所瞩目的是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在《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上)，是在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国民经济初步调整的大形势中产生的，小说描写了一个有魄力的机电局长霍大道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说，霍大道正是后来乔光朴的原型。由于《机电局长的一天》中表述的对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赞赏，在而后急剧发展的政治形势中，它被判定是为邓小平翻案的“毒草”。蒋子龙顶不住压力，写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小说《铁锹传》，这部作品被认为是蒋子龙创作中的污点在一九七八年前后又受到严厉批判。很快，蒋子龙在一九七九年拿出《乔厂长上任记》，才算彻底为这种批判画上了句号。

　　现在看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确实是一部比较粗糙的小说，但当时它却引起文坛内外的强烈反响，这主要是因为在读者的审美期待中，需要乔光朴这样的铁腕人物以现代管理经验介入到国家叙事的过程中。【肖敏：“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分化与移位，《名作欣赏》 2007年16期】

　　蒋子龙的成名作中间所歌颂的工厂专制主义，被后来的评论者冠以“现代管理经验”和“读者的审美期待”这种看似铁律的定评，这本身就是甩开了历史背景的说法。在文革期间，仅仅依靠官员的权力进行强硬式管理，被当时的主流报章冠以“修正主义管卡压”的恶名反复批判过，蒋子龙所遭遇的那些“吃造反饭长大”的新工人才是读者的平均状态(他们对于工厂专制主义接受程度较低，更不必奢谈什么对管理专制的审美期待了)，而专制性的管理真正成为读者审美期待的好故事讲法，则需要那一拨读者本身得到根本性改造之后才行，这是在蒋子龙出名之后很久才完成的事情。正是因为如此，蒋子龙的小说才有了非同寻常的价值，名作家正是依仗着先人一步才起飞的，蒋子龙本人就是这个读者改造过程中间起到过很大作用的那一类作家，他的作品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蒋子龙自身的体验看，工厂专制主义下去之后，未见其利，先受其害。蒋子龙如实地记录了他1978年初当干部的困窘：“人也一样，‘文革’期间大家神经紧张，还能顶着一口气坚持，现在精神一松懈，心气反倒散了，十年积存的各种问题全都暴露出来……再加上‘文革’后期分配来一批新工人，既没有上过技校，也没有经过真正的拜师学艺，完全是混年头混出师，成了正式工人，技术上顶不起来，品行上又欠缺做工人的基本素质，各班组长们不待见这些‘吃造反饭长大，有着造反精神’的新工人，给谁谁都不愿意要。更重要的是有些规章制度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与现实脱节：管理不为生产服务，厂部不给车间坐劲，下边问题很多，上边却总是拖延凑合……我觉得自己天天像在‘救火’，生产上三天两头出故障，常常要昼夜连轴转，最长的时候连续一周都回不了家，身心俱疲，还不如‘被监督’着当个工人痛快。”在工厂专制主义的管理模式刚刚下来的时候，蒋子龙的经验是：老工人的“心气散了”，文革期间进厂的新工人是与工厂专制主义冲突最深的群体——“造反饭”和“造反精神”，工厂的管理团队开始了逐步实践新规则：小官服务于大官而不是大官服务于生产需要和小官的管理过程。

　　工厂专制主义为什么不能够在文革后的国营企业中间生效，这个至今没有人给出起码的分析。按照老田的看法，工厂专制主义的落实，从根本上破坏了毛时代工厂中间通过解放初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根本性制度，这个制度不立文字和法条，但属于一种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博弈均衡”性质的制度，这个制度主要地依靠工厂内部干部和群众相互之间的“心理契约”来执行并守护的。在这个制度成立期间，工厂的效率不依赖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和控制来起作用，而是主要地依赖于工人们对于生产目的的高度认同。当然，这个制度的基础性特点还是可以观察到的，就是工人拥有单位成员资格，而成员资格则意味着本人的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不能够作为管理手段使用，干部也接受不得侵犯成员资格的心理约定。文革和文革之前的四清，都对这一份不立文字的博弈均衡或者心理契约有着不小的守护作用，这个心理契约被破坏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干部中间背弃心理契约的右翼激进主义或者贵族造反势能。哪怕是王光美开创的极左经验——桃源经验——对于干部的过度敲打，把底层不听话的干部当做石头一脚踢开的“搬石头”运动模式，对心理契约守护都有一定的守护作用：当然这是以过高的成本取得极低的收益。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55年就说过：“在阶级社会里，不搞群众运动我就不是毛泽东。”

　　这正如蒋子龙观察到了的，哪怕是在文革期间，工人依然能够自觉地上班完成任务，只要工人中间的认同还在，管理和监督是否缺位或者有效，都不算大问题。在认同受到工厂专制主义破坏之后，成员资格开始受到初步强化的管理权的普遍侵犯，但管理者手上的管理手段强化程度尚不足以全面威胁工人的基本利益，结果因为成员资格受到侵犯而激起的普遍不认同的工人，遭遇到的只是难于全面威胁到自己利益的低烈度管理，准此，普遍的怠工和“假卢德运动”就到处泛滥，这其实才是蒋子龙在工厂中间那一段苦逼干部生涯的底色。老田之所以说“假”卢德运动——因为工人并不需要把机器真的砸坏，只需要制造出机器故障的假象，就可以趁机偷懒同时还不损及个人利益了。作为一个老工人的蒋子龙，对于机器的理解应该足以让他做出准确的判断，难道机器能够像人一样会积劳成疾，把今天的机械疲劳和故障能够留待若干年月之后去体现吗?显然是不会的，但在做出这个务实的判断之前，他的名作家的身份认同很快就起作用了。还没有等到他根据经验做完思考过程，作家认同就过于迅速地充斥了头脑——立刻、马上控诉文革之坏的惯习就占了上风——把改革早期的“假卢德运动”解释成为文革期间机器没有得到足够的维护

　　在工厂专制主义兴起的时代，下级为上级服务并围着上级转的官场新规则已经开始了——“管理不为生产服务，厂部不给车间坐劲，下边问题很多，上边却总是拖延凑合”，这是个新事物，当时的蒋子龙还很不适应，他把文革期间上级为下级服务视为理所当然。今天我们要是见到这样的权力服务结构，大家都很习以为常了，难道有哪一个工厂和政府机关不是这么运作的吗?要大官围着小官的工作的转，这种事情在今天跟天方夜谭差不了多好。

　　马克斯·韦伯提到“自由的铁笼”，他很悲观地指出：除非哪一天效率不再是第一位追求的目标，这个铁笼的破除才有条件。韦伯的想象力说穿了一文不值：管理者的权力及其对被管理者的监控有效性，是被管理者付出高水平努力的关键。改革的最初想象力，全部集中在这里：“工业生产方面，后毛泽东时代的官方舆论，更是把国营企业中的职工岗位终身制形容为‘铁饭碗’，把职工工资级别的平均化和工资长期不变所带来的劳动投入与报酬之间的脱节形容为‘大锅饭’，由此产生所谓‘工人上班不上班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轻干重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胡乔木，1978)。情况严重的企业，甚至出现“出不出勤没人管，干活多少没人管，质量好坏没人管，工具损坏没人管，公物丢失没人管”(张广元、张志坚，1979)。学者的解读跟官方的口径几乎一致。改革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家，均倾向于把国营企业相对低下的生产效率，归因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铁饭碗和劳动报酬中的平均主义。在他们看来，经济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便是将工人的劳动报酬直接与劳动产出挂钩(刘国光、赵人伟，1979;薛暮桥，1992;吴敬琏，2007)。”【转引自李怀印等：回首“主人翁”时代，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与官方那个无关现实的“理论表达”相一致，蒋子龙的改革小说也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来阐述韦伯的铁笼为什么必不可少。值得指出，只要不涉及管理权力在干部手上的垄断化过程(也就是贝特兰所说的工厂专制主义)这个关键的事实，他的经历就能够帮助他认识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企业生产目的定位在为资本家追逐利润上，这极大地强化了工人的不认同——“忽然国家和工人之间冒出一个老板，一切都由老板说了算，于是便有了一种被抛弃、被欺蒙的感觉。”如果当面请教一下，干部垄断管理权力对于工人的认同是什么影响，也许对于蒋子龙来说这是一个高度危险的问题，不仅仅是对改开搞事业的危险，而且还冒着否定自己名作家社会贡献的危险，至少我们看不到蒋子龙对于这个至关重要问题的思考，似乎在每一个思考所面临的临门一脚的关头，蒋子龙都理性而迅速地避开了这个危险的追问。

　　老田把毛泽东对于如何有效地破坏工人对于生产目标认同的理解抄在这里：“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只要是工厂专制主义一下去，认同被破坏就会开始，在早期阶段管理手段强化的效果，绝对是远远落后于认同破坏的后果的，这个现实才是产生1978年蒋子龙当干部那段黑暗记忆的关键。因为不可能选择重建认同，那么，针对工人的怠工和假卢德运动，就只能够选择强化管理手段同时追求管理手段对工人作用的最大化效果了，这就肯定要朝着工人雇佣化的一条路走到黑了，不彻底恢复雇佣劳动制，管理者对于劳动力的管理手段作用就还没有最大化，改革总还有攻坚的潜力。蒋子龙还认同自己的老工人身份，想来他写《乔厂长上任记》的时候，肯定没有谋划着要对从前的同事们搞雇佣劳动制的。

　　估计很多人都不太清楚，都只是事后诸葛亮，破坏认同的工厂专制主义改革，只要一开始就无法回头了。追溯一下单位制内部的心理契约的成立和破坏过程，有助于丰富我们理解力量对比和博弈均衡之间的关系。新民主主义在结合群众运动之后完成了，普通的劳动者获得了成员资格——收入和就业机会不再作为管理手段交由管理者掌握，管理只能够在成员资格的基础上再出发。这是一种极端重要的制度，近似于博弈均衡，由干群之间的心理契约来体现和守护。这个博弈均衡是脆弱的和不稳定的，因为这不是企业内部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而是由共产党政权在外部支持，结果根本上改变了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而形成的均衡。外部政权的力量，有可能改而支持干部收回管理权(这其实邓小平改革的主流方向，先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然后恢复雇佣劳动制，最终在朱镕基手上完成的)，也有可能支持劳动者(这就是共产党进城之初党政工团组织延伸进入私人企业的现实)，所以，不稳定的内部均衡与外部支持力量的不确定性有关，所以毛泽东说林彪一类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我们从历史经验中间清楚地看到，国企改革不是从经验事实基础上提出来的，也不是由国企内部提出来的，而是由政权最高层官员在外部发起的宣传运动中间提出并确定的改革方向，这个方向一经确立，就已经注定了肯定要一条路走到黑的结局。

　　既然想象力全部局限在这里，问题和对照就出来了：面对当权派的弱势群众这个两相对照视野就会永久有效，在这个工业化时代的特殊视野里，直接地关照着毛泽东的继续跟理论和实践。如果韦伯的铁笼假设无法可破，显然，人类的解放事业就真的只能够等待生产力发展到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那一天。但是，毛时代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提前破除铁笼的曙光，蒋子龙本人的老工人经历也算得上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更为广泛的调查显示：“基于对若干城市近百位退休工人的深度访谈，……当时影响工人日常生产行为的，不仅有政治压力、规章制度和同伴监督等约束手段，同时更为重要的还有源自国营企业职工特殊地位的集体意识、对本单位的认同以及由精神刺激所带来的晋升机制。……在绝大多数国营企业，物质激励的缺失并未导致严重的消极怠工现象。”“访谈所得出的总体印象是，在毛泽东时代的正常年份，国营企业的工人一般都能尽职尽责地工作。不少受访者认为，懒散现象变得严重，反而是在1978年之后改革启动之初。”【李怀印等：回首“主人翁”时代，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对于蒋子龙来说，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在韦伯的铁笼内外都有着深刻的观察，足以让他走出这个迷思，但是，他后来的名作家生涯起点和归宿，都没有给他留下足够宽松的思考余地。当然，如果不是毛泽东去世，文革开辟的经验继续下去，也有可能蒋子龙沿着他另外一些作品如《压力》《春雷》(1974)，《势如破竹》《前锋》(1975)和后来的《铁锨传》的趋势走下去，成为不需要放弃老工人认同的工人作家身份，后一个身份也许与老工人认同的冲突较少。

　　改革进程最大的剥夺，还不是干部手上的权力集中和利润向资本家手里转移，老板的利润和干部的垄断性权力，导致工人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贫困化还只是“零和博弈”性质，更为严重的是对工人阶级价值维度的彻底剥夺，此后工人们再也找不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对产业工人来说，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自己从事的工作，工作是心灵的营养。”韦伯还说过：人是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显然，对于产业工人来说，政治和经济的平等才是参与人生意义网络编织的初始条件，否则，劳动就会从心灵营养变成需要时刻逃离的奴隶般的异化劳动。在劳动者成为雇佣劳动力的那一点上，意义之网的编织立刻就停止了。价值维度的剥夺，其严重性在于这是一个彻底的破坏而毫无建设的过程，工人丧失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并不能够同数量增加干部和资本家的价值，整个社会的协调努力就少了这一份最重要的支撑，此后，哪怕追加再多的物质刺激和政治压迫都弥补不回来。我们看到近三十多年的变化是企业和政府的管理团队(或者镇压团队)都扩大N倍了，但是效果却严重下降了。换言之，主人翁地位需要政治和经济平等去确证，认同只能够在政治和经济异化最小化的前提下才能够建立起来，与高度认同相关的是工人们会自己在这个前提下去编织自己人生的意义之网，一个社会的生产和秩序，没有工人阶级的主动价值认同和意义之网激励之下参与的主动维护，社会就很不安全，对统治阶级尤其如此，要不然怎么维稳费用开支那么大。很多人说蒋子龙服务于文革需要的小说多是阶级斗争主题的，也许，沿着那条路走下去，蒋子龙的小说也许最终会走到帮助工人们更为合理地完成意义之网的编织过程，然后从这里出发，找到一种防范干部群体背弃心理契约的和谐方案。

　　把毛时代的工厂经验和效率路径掩盖起来，并给出扭曲性的解释和再现，按照巴迪欧的理解，这是一种热月党人的历史处理方式：“‘热月党人’是这样一个名称，即一旦真理程序停止了，它就会让真理程序无法被思考。”(巴迪欧：《元政治学概述》，第九章：什么是热月党人，九月虺翻译 转引自：乌有之乡)让毛时代的历史和管理变得无法被思考，把毛时代亿万干部和群众努力创造的那个足以提前破除韦伯自由铁笼的经验，封闭并扭曲起来变成不可思考的怪物，这个努力过程不仅有官方的理论权威，还有讲故事的名作家们，蒋子龙自己就是其中的最著名的一个。

　　近几天，老田花了不少时间，在李泽厚的博客上晃悠，看到他在热月党人时代紧跟大势而闪展腾挪的理论足迹，最后长叹一声，到底有多少聪明的头脑都被动或者主动地卷入热月党人的历史塑造过程，从而使得毛泽东曾经期待的“中国对人类将要有较大贡献”的预言，至今还遥遥无期。更为严重的是，热月党人开创的时代，是一个错位的历史位置，想要在两百年后复辟启蒙学者们的辉煌，固然能够满足一时的政治需要，但是，却不能够在这种只可能是大规模理论抄袭的过程中间，给人类知识库添加任何新的真学术和有价值的新经验，这种理论旨趣在三四十年之后依然用一种老生常谈的口气说我们尚未抄袭到位。西体中用在书本中间设想是容易的，但是如何从现实中间提炼可行性和可能性的方向却要自我遮蔽起来，这样的学术努力怎么可能为人类的最终解放事业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呢!恰好相反，还要把曾经呈现出来的那星星点点破除韦伯铁笼的曙光，统统遮蔽掉，还认真地发下宏愿：要以毕生心力去把撕毁铁笼的希望彻底扼杀干净。

　　其实，中国每一个五十岁以上的成年人，都能够凭借记忆知道，古老中国的乡土传统，在单位制的框架下是怎样有效地应付现代化、工业化的新世道的，这个宏大的努力在毛时代推进得还不甚完善，但是，大的框架和方向都相对清晰了，站在这个历史高度上，是最有可能返本开新的理论创新路径。非常可笑的是，理论却一定要站在热月党人的立场上，彻底否定现实的经验之后，把最有可能的潜力都遮蔽起来之后，重新在书本和贫乏的想象力中间去费力展开，这是怎样的学问和努力，这只能够一声长叹：神仙都不可能在这截然分立的两股道上跑车的，剩下的必须要有自吹自擂的小圈子和党同伐异的派性来高度肯定自己了。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墨子看到染缸就哭鼻子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故染不可不慎也。”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想要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努力爬上社会的上层，就需要牺牲自己很多本真的东西，甚至需要深入到潜意识地改造自己的思维，否则任何冒出来的不和谐思路都会损害自己的爬升之路，结果，就按照需要发展出自己也难于反省和观照的思维惯习：在自己根据经验做出冷静判断之前，就迅速回归那个自己需要的身份认同，回过头去先做好本分工作所需的意识形态业务，在一篇短短的文字中间，我们就能够看到蒋子龙多次在思考的半途上回头做业务的记录。做一个不韪本心的人到底有多难，我们不是大人物，因此就缺乏足够的体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一日

 

关联阅读：

蒋子龙 自豪与悲情：一个老工人的述说

蒋子龙（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天津市政协常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 

　　人一上了点年岁，就容易被人在姓氏前加个“老”字。我现在常常集“三老”于一身：“老工人”、“老兵”、“老作家”。唯“老作家”担不起，我以为作家能称“老”，不是光靠熬岁数，成就最主要。“老兵”则可以认领——1960年的兵，还不算老吗?至于“老工人”一衔，领之泰然，且欣欣然。

　　当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我是被“监督劳动”的对象，若说曾当过工人，那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想混入革命队伍。今天我自称“老工人”，恐怕就没人跟我争了，也不会再怀疑我别有用心。如今我就以一个老工人的身份，实实在在地回想一下作为工人的经历。我珍惜那段岁月，万千感慨于命运曾被重重地涂抹上工人色彩。

 　　1958：工人真正地“以厂为家” 

　　这年夏天，我由“天津铸锻中心技术学校”派到太原重型机器厂实习，被分配在水压机车间热处理工段，由一位名叫郁良的技术员负责对我“传、教、带”。他白面长身，一表人才，待人接物很谦和。工友们私下里说，他父亲是北京一个有名的人物，前两年“出事”，牵累他被发配到此“劳动锻炼”。时间长了我发现，郁技术员并不是硬着头皮为了“锻炼”才下车间干活的，而是真心喜欢车间的工作。他跟我一样，都住单身宿舍，就一张床，床下塞着一些极简单的日常用品。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活得简单，车间既是工作的地方，也是课堂，还是家。后来有人把“以厂为家”视为说大话、喊口号，那是没有经历过5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

　　热处理工段分三个班，一年到头连轴转，我们每天上班都能准时，但下班没有准点。如果工作正常，到点后交接完班就可以走人，赶上活一多或有紧急任务，诸如设备出故障，上一班的人下班后就不会走，帮着一块忙乎。有时干得太晚了，当班的工人就不回家，跟我到宿舍里找个空铺睡一夜。那时候的人际关系很简单，也自然得多，有时我回宿舍晚了，发现自己床上有人在呼呼大睡，我也不叫醒他，自己再去找个空铺凑合一夜。反正躺在哪儿都能香甜地一觉到天亮。

　　我第一次赶上抢修24米热处理炉，大长见识，也学了本事。天车在吊装一根大轴时把炉内壁撞坏了一大块，连同几个烧嘴都毁掉了。工长下令立刻关闭所有烧嘴，打开炉门，将所有处理件都吊出来。按常规检修程序，要等炉温降到人能够进得去时再修理，可那批正在保温等待处理的锻件就得报废。当班的崔师傅指挥人准备好检修工具和器材，到库房领来几条厚麻袋，用刀子裁开，放到水龙头下浇透。等掌管温度表的郁良报出炉内温度已降到摄氏270度时，崔师傅将湿淋淋的麻袋片往脑袋上一披，就钻进了炉膛。外面有人掐着表，到20多分钟时第二个工人披着新的湿麻袋进去，把崔师傅换出来……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轮换着。我也想进去试试，被崔师傅一把拨拉开了——人家不信任我，到里边干不了活若再出点事，岂不添乱。我只知道摄氏100度的开水浇到身上会烫坏皮肤，当时顶着摄氏270度的高温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脸，因为他们在炉膛里只露着脸，除去有点红，还有点干了一件漂亮活之后的兴奋，谁也没有被烤伤。许多年之后我当了工段长、车间主任，不只一次地用此法抢修过热处理炉或大型加热炉。

 　　1960：羡慕当工人，不羡慕当干部

　　我实习结束回到天津，直接进入天津铸锻中心厂(后更名为“天津重型机器厂”)，这是苏联帮助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坐落于北郊区。至今我还记得刚进厂时的震惊——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巨大的工业迷宫，如果单用两条腿，跑三天也转不过来。厂区里布满铁道，一个工厂竟然趁(即“有”的意思——编者注)三列火车——无论是往厂里进原料，还是向外运产品，没有火车就拉不动。当天车钳着通红的大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翻过来掉过去地锻造时，车间里一片通红，尽管身上穿着帆布工作服，还是会被烤得生疼……相信无论什么人，在这种大机器的气势面前也会被震慑住。我被分配到水压机车间，当了一名正式的热处理工人。

　　有一同学，其父在人事局当干部，不知通过什么手续，让他当了厂里坐办公室的干部。当时同学们竟没有一个眼馋的，反而不理解为什么他放着工人不当要去当干部。在那个年代绝没有现在的“公务员热”，反而认为当干部无论政治待遇和物质利益都不如工人。比如我们头一年定为一级工，月工资35块4毛5，那位当办事员的同学却只拿32块。别小看这3块多，那个时候省一点就是一周的伙食费。当我们拿41.64元时，他是37元;我们升到48.85元，他是43元……八级工的工资是108元，在当时就是富翁了，比车间主任及厂部的大部分领导都挣得多。不知为什么，那时候的工资都带零头，会计也只用算盘，全厂15000多名职工，从未听说过谁的工资出过差错。现在的工资都是整数，有电脑、计算器，还有银行做后盾，却经常出错。是拿钱不当钱了，还是拿钱太当钱了?

　　我所在的水压机车间，当时还只有三个工段：水压机、热处理和锻造工段，职工不足千人。但工人队伍的构成却很复杂：有从外地或本地同类国营大厂调来的技术骨干，有从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分配来的学生，有从其他性质相近的工厂合并过来的人员，甚至还有“公私合营”时合进来的资本家、小业主等。原来像“天重”这种崭新的一流国营大厂，竟有这样无可比拟的包容性：不管以前是什么成分，能进这个厂就是人人羡慕的“工人”了。车间里唯一的八级工王义礼，以前就是个资本家，一把大锤起家，把一个铁匠铺干成一个锻件厂。他50多岁，随和腰，那是常年弯腰打铁造成的职业性驼背;为人极和善，但往锻锤前一站，登时威风八面。他在技术上已臻化境，没有他干不出来的活，是车间里神仙一把抓式的人物，格外受人尊敬。那时候人们尊重技术，车间里无论年轻的年长的，遇到难活都去请教王师傅，甚至围绕着他在车间里形成一种学技术的风气——谁的手艺好，活干得漂亮，谁就被高看一眼。车间或厂里有好事，诸如过年过节发电影票、到外厂搞技术协作或学习新工艺等，也都会想着你。

　　当时能进入“天重”这样的大企业，工人自有一种自豪感和责任感，只要技术上出类拔萃，就大有前途。有个年轻工人吕鸿起，钻研技术近乎痴迷，渐渐地能够设计工具，改进锻造工艺，居然还能在全国性的技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我也喜欢技术，按我的潜质，周围的老工人们也都说我将来可以成为大工匠。可正当干得欢的时候，海军在天津招考一批测绘员，我报名参加考试，后被录用，就此暂时告别了心爱的车间。

 　　“文革”中的坚守：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好了 

　　这年春天，我从部队又回到原来的工厂，兴冲冲地去老车间报到，车间却把我推到厂长办公室。我因出身不好而在部队不能“提干”，自知当干部没有前途，要求留在车间当工人。车间领导告诉我是冯厂长下令要我给他当秘书，厂长的话当时就是“最高指示”，没人敢违背。又是文学害了我，同时也惊异于工厂或冯厂长的消息灵通，这一切可能都是因为我在当兵期间发表了点小文章。给厂长当秘书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和文学创作。

　　一年多以后，社会上开始狼烟滚滚，“文革”初上边下达的“要保护像天重这样的重点大企业的机器设备以及正常生产秩序不得受到破坏”的指示失效了，冯厂长调走，我以“保皇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笔杆子”的罪名，被打回车间“监督劳动”。既然是被“监督”，就不能回原工种，重新分派到一吨蒸汽锤生产组当了锻工。这是车间里劳动强度最大的工种，我却感到释然，因为我喜欢当工人，不过是到外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车间里除去少数造反极端分子，大都不拿我当“牛鬼蛇神”看待，直接负责监督我的一吨锤生产组长陈廷里为人厚道，技术上有一套，思想倾向上却讨厌造反派。他在生产上管得很严，一吨锤三班倒，每班8小时，中间只有半小时吃饭时间。一次上夜班，锻造汽车上的“羊角”，开锤的人打盹，锻件还没有放正锤头就砸下来了，钳子把一扫，拦腰把我打了一溜跟头……我脑袋嗡地一声，以为就这么完了。谁知很快又有了意识，躺了一会儿就爬了起来，发觉只是皮肉受了点轻伤。

　　从那次事故后，我开始极努力地从头学锻工，无论春夏秋冬，往锤前一站，将手中的钳子耍起来，一会儿工夫粗帆布工作服就被汗浸透了。很快我就尝到了干锻工的快乐，每当一件复杂精巧的锻件完成后，都有一种无比的畅快感。两年后，在技术上我不仅能独当一面，而且成了陈廷里得力的助手，每次接到新的生产计划时，研究图纸、确定工艺、准备工具，都是我的事，等陈廷里认可后就下料动锤了。

　　“十年浩劫”的中间五年，是“文革”的高潮，全社会的大串联、武斗成风、批斗不解气演变成打砸抢……不分昼夜，一会儿放鞭炮，一会儿敲锣打鼓，乌烟瘴气，人心惶惶。“天重”的一万多名职工也分成了两大造反派别，但没有发生过一次武斗，也没有造成大面积或长期的停产，我总结就是两条原因：

　　一是中国的产业工人太好了，是他们心里那种最朴素的观念维持着中国的大局，没有在“文革”中让经济崩溃。“当工人的本分就是干活”，“拿一天工资就得干一天活”，不管外边多乱，不管上边是“走资派”还是“造反派”在领导，只要有任务派下来，工人就会坚持上班生产。以我所在的车间论，极端造反分子的主要兴趣在“抓革命”上，成天批斗这个打倒那个，杀七个宰八个，指手画脚，咋咋呼呼，过足了掌握大权的瘾，自然不愿意被“促生产”这种又麻烦又受累的事缠住。实际上“造反”造出名堂的人，也多不是肯踏实干活的人，即便他们想抓生产也拿不起来，只能将生产实权交给那些能干活的人。而车间的生产骨干，心里也瞧不起平时干活不行的人，在“文革”之初甚至不屑与之为伍。后来造反成气候了，为了自保他们便也举起个造反旗号，成立个组织。但车间的生产系统没有瘫痪，体制和管理还是围绕着生产运行。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一批老干部太好了。我说的“老干部”跟现在的老干部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那时的老干部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50年代由工人提拔起来的，还有一种是参加过革命战争，转业后进工厂的老同志。他们有信仰、有定力，不管受多大委屈，当生产出了问题，而造反派又玩不转把责任推给他们时，即便刚走下批斗台，他们也能下去把生产再捋顺了。工人对懂行的领导从来是尊重和同情的。

　　“文革”结束后，十年“监督劳动”使我对车间的每个生产环节都非常熟悉了，从普通工人一步步地干到了工段长。

 　　“文革”后：下岗丢失的不仅仅是一份职业 

　　1978年，我恢复“干部”身份，被任命为车间副主任，这时候我反而觉得车间的工人群体有些变了。10多年来我成天跟他们在一起，应该说对他们非常熟悉。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按理说，劫难已经过去，车间里积压的生产欠单很多，大家正可塌下心干正事了，却发现许多地方不对劲儿了。或有定单没图纸，或有图纸没材料，等你把什么都准备齐了，设备又不听使唤了——因为“文革”期间没有按规矩定期维修保养，机器浑身是病。

　　人也一样，“文革”期间大家神经紧张，还能顶着一口气坚持，现在精神一松懈，心气反倒散了，十年积存的各种问题全都暴露出来……再加上“文革”后期分配来一批新工人，既没有上过技校，也没有经过真正的拜师学艺，完全是混年头混出师，成了正式工人，技术上顶不起来，品行上又欠缺做工人的基本素质，各班组长们不待见这些“吃造反饭长大，有着造反精神”的新工人，给谁谁都不愿意要。更重要的是有些规章制度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与现实脱节：管理不为生产服务，厂部不给车间坐劲，下边问题很多，上边却总是拖延凑合……我觉得自己天天像在“救火”，生产上三天两头出故障，常常要昼夜连轴转，最长的时候连续一周都回不了家，身心俱疲，还不如“被监督”着当个工人痛快。

　　有句老话叫“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像“天重”这样高水准的国家大型骨干企业，在“文革”后缺了一课——就像部队打完一场恶仗之后，总要休整一个时期，工厂也一样，至少要恢复正常的工厂理念、生产理念、技术理念，乃至树立起工人对国家对企业的信仰和信心。有一年到上海参加“世界华文研讨会”，听到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的一段话：“散会后你们去机场要早点出发，路不好走，现在企业正需要输血，我们还没有力量修路……”当时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不免想到“天重”，想到那些同事……

　　“积重难返”尚未“返”，就匆匆“转型”、“改制”。到底该怎样“转”，怎样“改”，没有调查，没有论证，更没有征求工人们的意见，看见别人怎么干就跟着学……但世界上最容易学的就是“变坏”，工厂里只有招待所最红火，天天迎来送往，酒气熏天。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时髦理论为这种风气撑腰：不吃吃喝喝、请客送礼，怎能拉到生意?

　　企业不行了就频繁换头头，头头换了一茬又一茬，却是黄鼠狼下耗子，一拨不如一拨。腐败开始滋生，让工人们真正感到了危机，感到看不见希望。最让他们犯愁的还不是没活干、领不到工资，而是精神上被冷落、被蔑视，没有人告诉他们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工厂变得很少正式开会，工人们能听到的都是些传言和小道消息，一会儿一个主意……曾经的“国家领导阶级”、“工厂的主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工人已经成了工厂的负担，群众成了领导的包袱。

　　许多产业工人怎么也想不明白，原本不懂工业的农民搞起了次等的乃至不入流的工厂，重复生产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却能挣大钱;而城里的正规工厂被荒弃，一些高、精、尖的机器设备闲置，等着锈蚀损坏。一些头脑灵活又有点门路的工人，开始改换门庭下乡投奔农民兄弟，靠卖手艺混口饭吃。我的车间也有那么十几个“自寻出路”的人，但他们后来都没有真正在农村扎下根，一旦人家能够应付生产了，就会把他们打发走。反过来，许多年后农民工进城，倒能在城里扎下根。这个社会现象很有意思——农村那么广阔，其包容性却不如城市。

　　后来市里下令，以主持常务工作为由，“强行”将我调入作家协会——虽然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征求我意见时被我拒绝过。当时主管“天重”的老领导张华国，立刻下令将我的人事关系全部由工厂转走。后来他对我说：我知道你留恋工厂，尤其对“天重”有份特殊的感情，但此时不走，将来你会后悔的。

　　我确是留恋“天重”，不知为什么呆在工厂里我心中就踏实。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天重”保护了我。“文革”中武斗最厉害时，来自内蒙的三个穿军装的造反派要“揭开天津市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想把我揪到内蒙去批斗。但他们在市里折腾了一个多星期，竟始终不敢进“天重”的大门——“天重”的造反派可以编成一个步兵师，还不等对方“砸烂”我的狗头，他们自己的人头就可能先被拍扁了。我被“监督劳动”，实际上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工人在关键时候还是重义气的：“我们的黑笔杆子，要砸烂也由我们自己砸，用不着你们来多管闲事。”

　　我调走后又过了两三年，“天重”开始有大批工人下岗，好端端的一个大企业被大卸八块，变卖的变卖，破产的破产。为什么说它是“好端端的”?如果不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私人老板，有些还是农民企业家，像饿虎扑食一般将这块膘肥肉厚的地方全买走了，而且一到他们手里就发了大财。他们虽然发了财，但生产水准、产品质量，却无法跟过去的“老天重”同日而语，甚至在生产和技术上也大大地倒退了。现在的私人老板们怎么会再出现王义礼式的人物呢。

　　人们都习惯性地认为，城市里的农民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我的一些老同事却觉得自己还不如农民工。农民工至少在城里有活干、有钱挣，堂堂正正地卖力气吃饭，现在的城市是有求于农民工，甚至离不开他们。而过去所谓的正牌工人，如今却要为生存奔波，当工人的烙印一时又难以去掉——过去当工人是有尊严的，现在变得还没有打工的有尊严，总觉得这辈子算白混了，很失败，心里老是酸不溜秋的不得劲。

　　对产业工人来说，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自己从事的工作，工作是心灵的营养。难以数计的国营企业工人下岗后，心灵备受煎熬，他们丢失的不仅仅是一份职业，还有对国家的信赖和忠诚。以前他们总以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劳动，忽然国家和工人之间冒出一个老板，一切都由老板说了算，于是便有了一种被抛弃、被欺蒙的感觉。在工人的心里，国家的失信、国家形象的毁坏，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不知还要影响多少代人。

    编辑：墨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