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牛棚和五七干校，到底长啥样？

　　黄纪苏是干部子弟，我曾经问过他父母下干校是什么感觉，他说当时他上小学，跟小伙伴们说：我爸我妈下干校了，那感觉就跟今天人们说我们家谁谁去上大学的感觉，特自豪。等到他妈妈从干校回家之后，他就感觉他妈有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而且特能干，以前水龙头灯泡什么的坏了，都是找人修，现在一律自己搞定，而且是马上搞定。

宁夏“五七干校博物馆”进门大厅里的群雕像

　　七十年代期间，因为要实行机构精简，各地党委和人委的大多数干部，都未能在新成立的革委会中间获得职位，因此，一个时间内“剩官”多得不得了。人委这个名称是学习苏联的，各级政府不叫政府，叫人民委员会，80年代后，废除了七十年代期间成立的革委会，才改称人民政府。

　　1971年斯诺访华的时候，周总理特地接见他，对他介绍过官员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级别，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官员丧失权位，下五七干校劳动。周总理说：“过去，中央政府直属部门有九十个。现在只剩下二十六个。现在这些机构都由革命委员会管理，在每一个革委会中都有党的核心小组起领导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有六万多人。现在大约有一万多人。”“那些换下来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在北京，换下来的干部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称为‘五·七干校’的农村中心去了，……‘下放’到公社学校去，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据说被看作是党内的继续再教育。今后，除了最高级干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经受思想检查，作为一种例行的政治疗法。顺便说一下，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也一样下过中直机关五七干校，还是在干校里找的对象结婚的。

　　据《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记载：武汉市革委会及各区、局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立即组织干部学习黑龙江的经验。1968年10月21日，市革委会举行欢送大会。原市直机关干部4500人（约占市直机关干部总数的75％）按班、排、连组成6个大队到几个农场和郊区搞“斗、批、改”，开始了在机关干部中“全面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至12月止，全市城区又有2492人下农场搞“斗、批、改”。26日，市革委会在写给省革委会的报告中，赞扬机关干部“下去便打响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在短短的一个月，便清出了所谓“坏人”700多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l3.5％。

　　黄纪苏是干部子弟，我曾经问过他父母下干校是什么感觉，他说当时他上小学，跟小伙伴们说：我爸我妈下干校了，那感觉就跟今天人们说我们家谁谁去上大学的感觉，特自豪。等到他妈妈从干校回家之后，他就感觉他妈有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而且特能干，以前水龙头灯泡什么的坏人，都是找人修，现在一律自己搞定，而且是马上搞定。

　　之所以叫做五七干校，首创权在于黑龙江省革委会，他们率先找到了安置剩官的方法，这个方法被 《人民日报》当做先进经验推广，有得到了毛老人家的肯定，于是全国各地都学习。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在编者按语中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

　　七十年代时期的政治现象：很多人造反批判当权派，多年以来当权派的黑暗面被大量揭发，但是，群众对于共产党的合法性不仅没有怀疑，反而还上升了。这个现象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老田访问很多工厂的老工人，他们回忆，七十年代晚期如果干部给不公正待遇，大字报应该这么写：第一段先要把毛主席和共产党夸奖一番，说他们领导人民翻身得了解放，人民现在成了国家的主人；第二段要写七十年代大革命的伟大成就，并深揭狠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如何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线；第三段要写干部怎么对我不公正，并提出具体要求。老田感到很奇怪，难道这三段一段都不能少吗？老工人说是的是的，第三段肯定是不能少的，因为要是没有不公正待遇和没有个人要求的话，大字报就不用写了；第一段也是不可少的，因为从1957年反右开始，到七十年代初期，干部通常都是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所以，这一段一定不能少，是属于预防性的政治保险行为，说我怎么拥护毛主席和共产党，是为了防止被干部抓辫子。第二段也不能少，既然刘少奇和邓小平那么大的官都犯错误还可以批判，小官也是可以批的，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在老田看来，这是一种关于批评权正当性的权利声明。后来，研究上海七十年代的李逊先生告诉我，上海工厂的大字报也是这个三段式的写法。

　　毛时代有个说法叫做“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看来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通过群众组织起来批判当权派的七十年代运动，普通工人对于干部进行打击报复的常见策略，能够做到预先防范，加上援引七十年代时期狠批高官的惯例法，以批评干部的方式增强干部对于正当要求的回应性，现在变得很方便了。其实，在1975年《宪法》第十三条保障“四大”权利的条款出来之前，给干部写点大字报已经没有啥子风险了，而且只要大字报提出的要求合理，干部的回应性也是很及时和充分的。很多自由派人士说老百姓不了解刘少奇邓小平，批判也是胡批一气，这是不对的，这件事事关重大，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批评权这个有着特殊重要性的权利，是否能够以极低风险来行使。

　　工人一般而言还是挺喜欢学习班和批判会的，因为这个会议不管讲什么，都客观上重申批评权。质而言之，这种会议讲什么、听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会议要经常开，可以增强“面对当权派的弱势群众”的地位。

　　在很多老工人看来，七十年代一个巨大的好处在于：群众相对于干部的地位提高了，而且行使对干部的批评权的风险近乎下降为零。这里面可能意味着：微观政治领域的权利提升，可以转换为个人对宏观政治的合法性认同提高，这中间有一个相互转换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激进的小右派批判一党专政和不民主，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认真的政治研究和主张，而是在微观政治领域中间在直接上级那里受了憋屈，一口气憋在心里十年八年都出不来，结果转化为对宏观政治的强烈不满和颠覆性不认同，这也是相互转换的关系：在微观政治中间找不到出路就去宏观政治领域发泄一通。老田曾经当面问过好几个激进的小民主派，如果给你微观政治领域的批评权，你会怎么样？不止一个人回答说：哪怕上面都是王八蛋也要坚决拥护一下。

　　有很多新老精英瞧不起毛时代的老干部，说他们不过是毛主席领着一帮子贫下中农进了城掌了权而已。不过，算是有部分的依据，这个副厅级高官原本就会放羊，而且是延安时期就学会了，算是老经验了。

毛主席对于五七干校的“最高指示”

西安市革委会在南泥湾创立五七干校，把本市的剩官组织去劳动，按照周总理告诉斯诺的说法：就是参加那种“例行的政治疗法”。

　　到了干校之后，不管从前的官大官小，都称为五七战士。行动军事化算是一个特色，当时的拉练，相当于今天的集体驴行活动。

做作业：干校讲究活学活用，联系实际，光听老师说还不行，还要自己说，自己口头说还不算，偶尔还需要白纸黑字写下来才算数。

对于农业劳动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不行，要有持久战的打算。

         艰苦朴素课程，针线包要随身带的，而且不能够靠妈妈或者老婆帮忙，更不能依靠女秘书，大老爷们自己就得学会，还是在相互监督或者相互学习的场合中间。

　　当年的小学生都会背的著名诗歌，专门夸奖针线包和补衣服手艺的——“小小针线包，革命传家宝；当年红军爬雪山，用它补棉袄；南征北战打豺狼，缝补鞋和帽。”

进军建材行业，学工学农还要学军，这是毛时代的教育方针

进军畜牧业，围观正宗的土猪，土猪肉真的好好吃耶！

自力更生，自己养羊吃羊肉。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毛主席说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土法上马办文艺，有人说了七十年代时期只有一个作家和八个样板戏，看来遗漏了这个宣传队的演出。

这是菜篮子工程实施之前的“豪华蔬菜种植方案”

　　看着有“威武雄壮斗志昂”的感觉，看样子还特高兴，不像是去种地的。老田当年就是职业农民，去种田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好高兴的吧，不知道是不是摆拍。（民族复兴网编者按：当时，经过锻炼学习的干部，觉悟还是很高的。）

　　文化部系统的干校办在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当地农民对于这群人来占据耕地资源是有意见的。湖北作家刘继明写过一篇《回眸五七干校》，其中写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将这些文化人下放到‘五七干校’，原本是为了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但由于他们各自都有一份不菲的工资，所以才能吃上杨绛记叙的那样丰美的‘宴席’，这使得他们在物质生活还极度清苦的农民眼里，仍然是一群令人羡慕和嫉妒的‘贵族’。对此，杨绛写道：‘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垅一夜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莱，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买菜吃，还自己种菜！’我们种的树苗，被他们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们收割黄豆的时候，他们不等我们收完就来抢收，还骂‘你们吃商品粮的！’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　　有一个法国记者卡罗尔（著有《毛泽东的中国》一书，1988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翻译了这本书），在七十年代前夕来中国访问，那个时候北京各机关人员都经常下乡去支农，搞体力劳动。记者后来见到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周扬告诉他说：我们下去劳动都是原来的工资不变，这些人下去干的活儿不多，远远不如一个老农民，工资却要高出农民好多倍，算账结果：国家是亏本的，而且巨亏N倍。干部种田的经济效益比较差，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后来就停止了，不再叫干部去种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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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40年前的特殊学校——“五七”干校

2009年05月19日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40年前，神州大地涌现出一批特殊的“学校”，一大批党政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等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40年后，不少耄耋老人在后人的陪同下重访当年被下放接受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的地方。
这种特殊学校就是“五七”干校，这些耄耋老人就是当年的“五七”战士。

　　为什么称“五七”干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读了林彪转送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毛泽东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

　　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次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由此可见，“五七”指示的下达比《五一六通知》的形成还早一天，足以证明它和“文革”的爆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68年初春，黑龙江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提出，要按照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精神，办一个“五七”干校。不久，该省革委会召开第76次常委会议，批准成立柳河“五七”干校，并于5月6日正式下发了有关文件。5月7日，欢送首批学员进驻庆安县柳河。这样，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应运而生。柳河干校共有学员504人，主要由原省直机关干部组成。他们到干校后，按照“五七”指示中“学军事”的要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伙食按部队标准每人每月12.5元，吃集体食堂。建制按工种分为农业、基建、工业、畜牧、后勤五个排。干校共耕种土地3000余亩，还发展牧、渔、副各业，并自力更生办了小型工厂。

　　“五七”战士们白天投入紧张繁重的田间劳动，或从事基本建设、修路、养鸡喂猪等生产，晚间则以班组为单位办学习班、开讲用会，选学毛主席语录和报刊文章，联系劳动和思想实际“斗私批修”，剖析自己……

　　1968年5月12日，校部编印出版了《五七战报》的创刊号。不久，还组织笔杆子写出一篇万余字的调查报告，总结了柳河干校的创办情况，题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思想革命化的重要途径》。该省革委会收到后马上批转下发，同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和沈阳军区，后交《黑龙江日报》全文发表。9月30日，此文得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

　　由于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公布，“五七”干校在华夏大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由于柳河这一典型的广泛影响，各地纷纷响应“五七”指示，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农村，成了干校中的“五七”战士。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均创办了“五七”干校。

　　据有关资料，当年全国中央一级机关争先恐后开办“五七”干校，知名的有江西进贤中央办公厅干校、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干校、上海奉贤干校、湖北沙洋干校等等。仅息县一地，就有铁道部、全国总工会、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中科院学部等七部委整体“落户”，形成了罕见的“五七”干校群。

　　许多“五七”干校成立之初，都提出了生产自给的目标，其中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干校最为典型。这是汪东兴亲自抓的全国干校示范点，地址在江西省进贤县五里垦殖场，下放干部约有1600多人，有办公厅秘书局、警卫局、中央档案馆等10多个连队。他们提出“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的口号。1969年初春建校，当年收获水稻163万斤、籽棉4.5万斤、花生4.7万斤、养猪500头，实现了粮、油、棉、肉、菜“五自给”，并提出转年开销和工资全部自给。他们还要求学员打硬仗，打苦仗，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炼。连毛主席之女李讷也是普通的“五七”战士，并在干校结婚；1972年春，邓小平曾到此看望过去的老秘书王瑞林。中办干校撤销于1979年，为期12年之久。

　　很快，各省开办的“五七”干校有1497所。仅以河北为例，截至1969年底，全省共办100多所，其中省直5所，下放到干校参加劳动的干部4.983万人。

“向阳湖”成为干校的“文化名片”

　　在遍布全国的“五七”干校中，鄂南咸宁向阳湖干校因为聚居的文化名流最多、文化人知名度更高而颇有特色，成为干校中的“文化名片”。

　　1969年至1974年间，原文化部高级领导干部和著名作家、艺术家、出版家、文博专家、电影工作者及家属6000余人到咸宁向阳湖接受劳动锻炼。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汇集于鄂南的一隅，人数之多、密度之高，构成了当代文化史上的奇观。被下放向阳湖的知名人士就有：冯雪峰、沈从文、冰心、郭小川、臧克家、张光年、刘继卣、范曾、刘炳森、周巍峙、陈翰伯、单士元、徐邦达、史树青、罗哲文、周汝昌等一个个响当当的“文化符号”式的人物。泱泱文化大军驻扎荆楚“南大门”，实为罕见。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文人不幸咸宁幸”。（民族复兴网编者按：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是不幸吗？！与劳动人民共甘苦是不幸吗？！是所谓的“极左”吗？！这种腔调本身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当年，咸宁干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驻校军代表全面领导，下设5个大队、26个连队。文化部的各下属单位大都是被“连窝端”下放咸宁干校，可以说，在北京重要的文化机构里基本上都有当年的“向阳湖人”。在极“左”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文化人集中向阳湖这一点，是任何地方所不及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风靡一时的“五七”干校悄然降温，开始陆续有人回城重新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以新的眼光审视“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五七”干校毕竟风光不再。直到1979年，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内的重新确立，国务院于2月17日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干校寿终正寝，成了历史名词。(李城外 《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