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妈为什么从“干部”转成“工人”

1975年9月3日，大连机车车辆工厂机械二车间，一个由工人、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攻关小组，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奋斗，自主设计、制造成功25米数控组合机床。（资料图）

　　自我懂事以来就经常听母亲懊恼万分地提起当年一桩往事，就是她和我父亲当年曾经一时“误判”，从工厂的干部转成了那里的工人。这让我虽然生在毛主席时代，但却长在改开时代的人很不能理解，我们和以后的年轻人哪个不知道当干部比当工人强百倍？不说工资与工人相比是越拉越高，衣食住行越来越优越，就光说这吃喝玩乐和吃请收礼就不知比工人要强多少？而工作方面反倒是越来越不累，说累也是吃喝玩乐累此不疲。难道我母亲当年是神经错乱了？偏偏放着国家干部不当，非要转成工人吗？可她的一番话把我从自己生活的现实社会一下子带到了一个十分陌生和新奇的时代。

　　她说：“你们哪里知道啊？我们那会儿的工人阶级的地位可是不低，不但受全社会的尊重，包括干部们也不敢小看我们，就是每月的工资也比同年头的干部多挣几块钱。你可别小看那几块钱啊？当时的钱值钱，每人能挣三五十块，多一毛都管大用了。”

　　我妈又接着说：“那会儿当干部有什么好？钱少挣不说，平时的活儿还得多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否则就没人听你的了。这还不说，等工人们下了班休息了，干部们还净得学习政治，加班开会、写报告、做总结、讨论问题，而且还很容易犯错误，遭批评，真不是个轻松工作。你们孩子那会儿都太小，我和你爸爸又都身体有病，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和他一商量，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已经很多年了，干部就跟给工人做仆人一样，要不怎么叫公仆呢，这种情况以后不会变了，谁叫咱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呢。所以不如回去做工人划算。于是就这么改成工人了。结果一改开，越来越发现自己当年是跳错船了，那个后悔劲就别提了。”

　　我母亲这么多年来反反复复地跟我念叨这番话，所以也一直萦绕在我的头脑里。我到不是为我母亲太过惋惜，毕竟她是太“机会主义”了。但这事十分激荡我心灵的是我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曾经存在过这么一个国家，就那里的干部居然比自己手下的工人挣钱挣得还要少。当然这个挣得少是相对的，不是拿一个年轻清洁工和毛主席比，和周总理比。我理解我母亲描述的是说在一个工厂里同时参加工作，又工作了相同的年头的两个人比较，或按同类比级别来讲，那么那个工人要比干部挣得只多不少，而且要比干部生活得更加自在和惬意。所以以同样的原则，如果有人硬要和主席总理等高级国家领导人们比，那人家是二几年就参加工作，参加革命了，级别比解放后很久才参加工作的一般工人高十几级也不能说是特权。

　　而目前客观地讲，对比过去国家领导人的工资和过去工人阶级的工资来说，现在的中国高级国家领导人们的工资仍然不算高得离谱。但是各级企业的中层干部的收入和那里的工人阶级来比就高得太离谱了，和毛泽东时代更没法相提并论。而他们的那些隐形收入，外加吃请收礼，等等方方面面的好处加在一起，就跟工人阶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有天壤之别了。大大超过了当年毛主席制订的原则：同年头参加工作的干部不能比工人挣得多，更不能超过太多。不然就违背了共产党的革命性，和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代表性。当年干革命难道就是为了自己能比别人挣钱挣得更多吗？做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难道就是在挣钱上当先锋吗？相反，还能代表工人阶级吗？不是真又多了个阶级吗？你说干部比工人工作累？你有毛主席那会儿累吗？工人工作八小时，你干部一天能干八十小时？不然，工资奖金为啥比工人多十倍、二十倍?你说你干部担当更大责任，那难道工人不担责任？出了错谁先下岗？

　　而要我看，毛泽东主义（注意不仅仅是毛泽东思想，那是对毛主义的小看，你可以说孔孟“思想”，因为这只停留在孔孟的头脑里没有被他们有机会成功实践，而毛主义是有思想、有路线、有实践、有胜利成果的伟大主义）的伟大之处就是把真正想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好干部给留在了岗位上，而把其他哪怕是像我母亲那样因为是身体原因、家庭原因，或其他这样那样原因不能集中精力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给过滤了下去。那么这些留在岗位上的干部多数来讲，他们努力工作就不是带有太多个人目的了，肯定不是为了钱，顶多算是为一点点“名”吧，也可以理解。

　　这样有了当年的讲求干群平等的毛泽东主义，才有了当年那么纯洁的干部队伍。而贪官蛀虫肯定是对那里不感兴趣的。但我也只是听我妈说过，是属于听说过没见过的人。而到底当年的具体情况是如何，我很欢迎这里的老同志们都多谈谈，留下第一手的珍贵资料，你们和我父母一样都是活化石，不要只在这发牢骚、喊口号，而要把珍贵的第一手的资料留下来。否则等你们一走，找毛主席去了，我再跟别人讲这事，别人该说我是瞎编乱造了。

夜来忽梦少年事：深切怀念我的师傅们

作者: 田嘉力

“五七”干校大食堂　吉林，1975年摄（资料图） 

　　在国有企业红火的时代，从优秀工人中提拔了一些干部，他们被称为“以工代干”。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我在车间当工人的时候，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工段长，都是“以工代干”。那时候厂里流行一句顺口溜，就是标题中说的“升官不发财，定量减下来。”工人被提拔当上车间主任，甚至更高的职位，工资不会增加，但粮食定量要减下来。那时候粮食按定量供应，工人的粮食定量高于干部，所以工人当上干部要把粮食定量减下来。从个人利益考虑，优秀工人当车间主任是不划算的事。能当上车间主任的工人，往往都是高级别的技术工人，那时候工厂里还流行一句顺口溜“七级看，八级转，五级六级甩开膀子干”。七级工、八级工在生产中主要任务是现场指导，等于是脱产干部，但却享受工人的粮食定量。当上车间主任后，工资不增加，晚上加班不能和工人一样报加班费和夜班费，粮食定量却要减下来。而且，没当车间主任时，七级工或者八级工，亲自动手操作的时间很少，可是当上车间主任后，为了完成任务，经常要跟班劳动，以鼓舞工友士气。还有，那时候基本没有干部以权谋私的现象，即使有，也无非是让那些想找车间主任办点事的人送两瓶酒、一条香烟，所谓“研究研究（烟酒烟酒）”就是这个意思。可是粮食定量减下来，长期的累积效应，那是很吃亏的。但那时候优秀工人都以能够“以工代干”为光荣。也许有官本位的潜意识发挥作用，但更多的，是认为受到组织和群众信任、能够为大家办事，是光荣的事。如果用现在的理论说，他们可能认为这可以满足个人成就感的需求，可以满足公众认同的需求。总之，“以工代干”的车间主任、工段长们乐此不疲，长期奉献而无怨无悔。

　　那时候我们厂最高级别的“以工代干”是一位副厂长。他和其他的“以工代干”的车间主任、车间党支部书记，以及没有“以工代干”仍然是工人的人，有共同的师傅。因此，每年春节时，他们都要去给师傅拜年。师傅照例要留他们吃饭。吃饭时的座位是有讲究的，副厂长在厂里职位虽然高，在师傅这里却不是进师门最早的人，先入师门为兄，所以副厂长的座位只能排在另两位师兄的后面。

　　那时候我是刚进厂的青工，当然要和其他青工一起，去给我们的师傅拜年。这里所说的师傅并不特指某一两个老工人，而是车间里全部的已经有资格称为“师傅”的人。我们从这个师傅家出来，又涌到另一个师傅家里去，走一路吃一路，还要包一包带走。人人笑口常开，其乐也融融。

　　往事如烟，转眼间我也进入退休年龄了。想当年“以工代干”的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工段长，以及我们曾经年年春节去拜年的师傅们，应该都已经垂垂老矣。这段时间不知为什么，常常“夜来忽梦少年事”，老师傅们的音容笑貌常入梦中来，醒来后似乎看见一个个曾经熟悉的背影渐渐远去。再也睡不着了。不久前接到一位当年的青工朋友来信说，工厂的厂址已经有一半卖给某开发商了，某师傅已经作古，某师傅患了什么病，正为治病发愁呢。至于我的师傅，曾经教我钳工技术的师傅，身体还健朗，每天早上在原先的工厂福利区、现在已经衰草遍地的近似“荒地”的地方散步。记得我考上大学临离开车间时，我的师傅对我说：“到了大学好好学，毕业后当上‘小老臭’别忘了你师傅。”我说：“少扯淡。”师傅顺手给我肩头一拳，于是师徒告别。至今已经30多年过去了。

　　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说：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也，盖天下之平久矣。　　又说：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海内一。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

　　《丰乐亭记》是写滁州的景物，那里在五代时曾经是南北战争争夺的场所，欧阳修回忆当时的战争，说“盖天下之平久矣”，“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用这两句话来作两个小结，从这两个小结里赞美宋朝的太平，人民已经忘掉战争的苦难，是借古颂今的意思。

　　本文也有“欲问其事而遣老尽矣”的感慨。我曾经挥洒汗水的工厂已经没有了，我过去的好几位师傅已经不在了。我知道挽歌是唤不回那个年代的。但我自己的师傅仍健在，我是要回去看望我的师傅的。否则，真的会“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遂写此文以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