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承认“剥削有理”是中国套上人权枷锁的根本原因

　　历史越向前发展，人们就会发现邓小平给中国留下的负资产越明显，其中一大负资产，就是把中国由一个为解放人类而奋斗的国家变成了违背人权的国家。眼下习总访问美国和英国财政大臣访问中国，让中国人民感到最别扭最窝火的，就是所谓中国人权问题。

　　习总在美国讲，各个国家人权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用一个模式来衡量。虽然捍卫了了中国形象，但是仍然是被动的解释，这种被动解释在客观上等于承认了美国是一个人权国家。正在中国访问的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更是摆出一副宽宏大度的姿态说，既然要和中国搞好关系，就不应该抓住中国人权问题不放，仿佛中国是一个人权罪犯一样。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30年前新中国是人权卫士，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新中国面前都是人权罪犯，虽然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人权罪犯，也象今天中国一样进行解释，声称他们国家的人权状况并不像中国描述的那么糟糕，但是这种被动解释本身就等于承认了中国的人权状况比他们好，与今天中国在客观上承认美国是人权卫士一样。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人权问题上把中美两个国家倒了过来，把中国由人权卫士变成了人权被告，把美国由人权被告变成了人权教主?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把剥削压迫这个最违背人权的罪恶现象，变成了最天经地义的人权范畴。把原本“造反有理”的价值观，变成了“剥削有理”的价值观。造反有理还是剥削有理，是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最根本的对立，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剥削阶级价值观之间最根本的对立，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最根本的对立，是99%的人民大众与1%精英集团之间最根本的对立。所以，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宏大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而后来邓小平理论概括起来也是一句话，就是“剥削有理”。

　　为此，邓小平与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是发展生产力。按照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定义，黄世仁、南霸天才是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毛主席领导的打倒黄世仁南霸天的人民武装，则是反动力量。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就是由此开始的，实事求是地讲，邓小平才是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创始人。为了贯彻剥削有理的价值观，邓小平甚至修改宪法，取消了工人的罢工自由，把中国变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自由的资本天堂。只是西方资本集团不仅没有感谢中国，反而借此机会把中国变成了人权被告。

　　因为按照剥削有理的价值观，消灭剥削和压迫的中国革命就是违背人权的反动运动，奉行造反有理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人类浩劫，领导这一切的共产党就没有历史合法性，中国就只能是人权法庭上的被告，就只能是资本集团眼里的人权罪犯。特别是在中国恢复剥削有理的同时，又彻底否定了造反有理，彻底否定了工人运动和工人革命，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不仅在资本集团眼里，而且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眼里，同样变成了人权罪犯。这就是中国今天成为世界人权法庭上被告的根本原因。

　　所以，把中国送上世界人权法庭被告席的，并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而是邓小平理论及其实践。甚至搞垮苏联东欧共产党的，也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同样是邓小平对共产主义价值观的背叛。可以说，如果没有80年代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妖魔化，就绝不可能有后来的苏联东欧的剧变。邓小平从两个方面搞垮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就是由剥削有理取代造反有理，与西方国家联手掀起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妖魔化和血泪控诉;另一方面就是镇压学生运动，剥夺工人罢工权利。这两个方面彻底摧毁了共产党的统治基础，葬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可见，只要不恢复造反有理的价值观，继续坚持剥削有理的价值观，那么除了共产党摘掉牌子之外，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就永远抬不起头来。这就是我们要求放弃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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