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亚彬：资本主义穷途末路，改革生产方式是中国唯一出路

 

　　在当今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这可从全世界因资本主义而产生的众多社会弊端、人民对资本主义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中看得出来。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4月24日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做出的一番表述和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又从另一个方面更深入地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不是穷途末路，作为财政部长的楼继伟先生不可能提出这种限制劳工权利、阻止工资增长、降低民众福利等有违人伦常理、对人类社会是“倒行逆施”的政策主张来。民众工资高、福利待遇好，这本来应是好事，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却成了“坏事”，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这显然是一种变态，而不应是什么常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问题，而不是广大劳动人民不应该富裕起来。这些政策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实行，并证实是“有效”的。但这种“有效”恰恰就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畸形变态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中国的经济问题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已经到了除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外没有别的办法和出路的地步。

　　楼继伟先生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的演讲中，还例举了其所谓“民粹主义”的种种害处：“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

　　显然，这些例子更能说明的是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无法再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成为了限制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因素。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失去了它所有的进步意义，从当初对生产力和人类需要的积极促进作用，变成了现在的消极阻碍作用。

　　限制工资和福利待遇的经济政策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来说，只能应付一时，却远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问题。一方面，这种经济政策让这些国家普遍倒退十几年，不但影响自身社会的正常发展和进步，也为未来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不利因素，大大消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降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这种倒行逆施的经济政策只是让资本主义经济得以继续苟延残喘一段时间而已，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毫无意义。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随着人类整体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人类生产一定的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届时，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将会发现，无论自己国家怎样降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都远远满足不了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都远不足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届时，劳动人民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将降无可降，失业和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甚至成为家常便饭，人民越来越不满，社会越来越动乱。

　　如果中国继续坚守这种已经失去积极意义的生产方式，那等于是自取灭亡。生产方式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基本形态，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与之相对应。在这种对人类社会已失去积极进步意义，变成纯粹消极、负面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中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有可能好起来吗?中国能避免贫富差距、经济危机、贫穷与失业、阶级斗争等社会弊端吗?能避免颜色革命的最终发生和社会动乱吗?

　　中国以及人类社会最终必须终结导致这一切恶果的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之以一种没有雇佣关系，从而也没有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矛盾，不会导致贫富差距、劳资纠纷、贫穷与失业、生产过剩危机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劳动者平等合作的社会生产方式。对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科学早已提供了足够的理论和认识基础。在高度科学和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可以轻而易举的解决这种生产方式的“升级换代”问题，迎来人类再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

　　一，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一旦改革生产方式，就可以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1、严重的官僚腐败问题。

　　中国的官僚腐败现象为何如此严重?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民致富、发财的方式只能依靠资本家的中介方式，要么自己当资本家;要么在资本家那里拿点好处。因此，在共产党领导资本主义的特色社会主义国情下，臭味相投的官僚们与资本家们自然会就一拍即合，以权谋私、以钱取权、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必然是蔚然成风的。毫无疑问，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劳动者都公平合理地依靠自己的劳动力，而不是资本和权力去获取财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几乎是无官不贪的腐败问题。

　　2、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财产不平等程度近年来呈现升高态势，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

　　有些人把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归咎为中共的领导和庞大国有资产的存在，认为是政府改革不彻底造成民众机会不均等，导致官僚腐败的结果。这明显是在胡说八道，是在欺骗舆论和人民。其实，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经济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贫富差距是经济问题，而不是什么上层建筑问题。我们的经济基础不合理，才是贫富差距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

　　构成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是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人民的工作和收入都要依靠资本家的投资和生产才能实现，而资本家却只是根据自己投资生产的利润来确定这一切。毫无疑问，劳动者越是贫穷，资本家投资生产的利润率就越高。这样，一方面，劳动人民永远不能富裕起来，必须处在一个相对贫困的状态下，否则资本投资生产就无利可图，经济就停滞不前;而另一方面的资本家的收入却可以无限飙涨。在这种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社会状态下，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必将是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这是非常简单明显的客观现实，可堪称为常识。有些人明显在装傻充愣，一方面为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经济弊端找借口;一方面又把产生问题的矛头指向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指向国有企业和共产党的领导。

　　3、经济增长趋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现在的中国经济增长为何趋于停顿，陷入“新常态”之中，而政府似乎无可奈何，要以降低工人的工资与福利待遇的方式来促进增长?中国现在是发达国家吗?不是!人民收入水平充其量也就是个中等国家水平，广大劳动人民迫切希望劳动就业、提高自己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为什么就不能高增长?反而要降低人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继续增长?

　　显然，其根源也在于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生产方式。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工资水平虽然不高，但中国却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近7亿人口的劳动力所形成的生产力是十分惊人和庞大的。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下，这庞大的生产力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并没有让广大劳动人民富裕起来，却使中国经济产生了相对于劳动人民收入水平的生产过剩问题。在世界经济普遍出现危机，中国出口萎靡不振的前提下，中国的经济增长自然难以持续。资本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利，如果没有利润，生产出的产品卖不出去，资本自然就不会去投资和生产。

　　毫无疑问，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和关键正在于这种资本雇佣劳动和生产方式。中国只有改变这种生产方式，变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为劳动者自主联合的生产方式，让我们的经济和生产没有了资本家那画蛇添足的参与，没有了资本对利润的不合理要求，工人的工资与收入增长就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束缚条件，社会生产在工人普遍高工资、高福利、高富裕状态下，也是可以继续良好发展下去的。

　　4、政府财政与债务危机问题。

　　众所周知，当前中国各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房地产财政问题、财政入不敷出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面对如此局面，据说中国政府准备要继续举债，而且规模空前庞大，并准备在无法偿还时变卖国有资产。显然，这种经济政策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会让现有的问题更加严重。这种应付财政危机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要么是得过且过，要么是别有用心。

　　中国掌权的那些官僚们似乎并不想解决问题，而只是想在经济困难时通过所谓改革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笔者不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收买了多少中国官员，但相信一定不少。这种政府举债，然后变卖国有资产去偿还的政策，其最终结果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中国政府和经济的彻底崩溃!因为我们的国有资产无论如何庞大，却都是有限的;而债务的口子一开就是一个无底洞，国家有多少财富都可以被其轻松吞掉。

　　财政问题，必须通过正常的、正确的渠道解决才行。房地产财政不行，债务财政同样不行。财政收入只能依靠税收来解决，这是最起码的“量入为出”原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说明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如果长期做不到这一点，长期地依靠举债和房地产财政，那政府财政的最终结局就只有崩溃、破产了，就像欧债危机时的冰岛、希腊一样!

　　如果财政税收不够用，这说明要么是社会经济出现了问题，收入存在问题;要么是政府出了问题，财政支付不合理。因此，正确的解决财政问题的政策出路只有两个，一个是解决基本经济体的问题，通过让基本经济体健康起来的方式，来实现税收的健康化，从而解决财政来源问题;再一个就是清理财政支付，减少政府官员的官僚腐败问题，提高政府雇员的素质，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中国各地政府长期依靠房地产财政。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又要大规模举债。将来债务还不了，又要变卖国有资产。但是，国有资产卖完了，又该怎么办?显然，只好破产、清算了!这样的政府、这样的经济政策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根本的还是基本经济体存在问题。如果经济发展困难，依靠税收的财政来源必然也出现问题。而基本经济体的问题说到底又是基本生产方式问题。

　　所有以资本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体都会存在一个资本利润率不断下降的问题。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停滞，甚至会爆发经济危机。因此，减税、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破产后下台，就成为所有这种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的必然结果和选择。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科学，不如说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和结果的艺术性文学。

　　显然，中国只有解决社会经济的基本生产方式问题，才会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才能化解房地产财政困局，避免最终的债务危机的爆发，避免政府破产的最终悲惨结局。欧洲各个国家政府破产的现实摆在那里，美国的庞大债务、日本政府的债务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国显然不能蹈其覆辙，步入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的陷阱之中。

　　5、中国“三农”问题。

　　事实上，中国三农问题的本质，仍然是剥削压迫的资本主义与共同富裕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路径选择问题。虽然说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中国改革的种种现实迹象却显示，官方一直就有一个特定的、不为人知的、从而必然是不公平的、秘密的改革目标：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否则，中国三农问题就不会、不应该、不可能久拖不决。

　　中国官方毕竟还扣着一个“社会主义”帽子，不能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搞必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的那种“圈地运动”式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运动。但他们显然不想解决三农问题，而只是想通过“拖”字决的方式，把中国农业拖垮、把中国社会拖垮，从而逼迫中国社会、中国农村接受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造。

　　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就是一个以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为基础，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小农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在对外开放、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小农经济”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改革是必然、必需的，问题是改革的方向、怎么改的问题。如果按照以往的、官方的、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逻辑，“三农问题”的改革方向就是财政部长楼继伟提到的：资本下乡、让粮食进口、使小农破产，一方面形成拉美或美国的那种大型私有化、现代化、市场化、机械化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另一方面又把大量破产的小农们赶入城市，以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力的形式去给产业资本家们当城市工人。这样，资本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中国经济也可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显然，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完全体现着资本家阶级的特殊利益，而完全不管、不顾广大农民、劳动者的利益。在这种观点主张下，在中国官方、学者和资本家的眼中，农民和广大劳动者只不过是劳动的工具，只应好好的劳动，而不能享有良好收入和生活，不能有较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否则，中国就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增长就会趋缓，并最终崩溃。

　　事实上，在坚持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官方、学者和资本家的这种新自由主义逻辑也是别无选择的。只有如此，资本主义经济才能继续发展下去，否则就必然爆发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客观上也需要一种经济危机的方式，重新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降下来，以便降低工人工资，增加资本的利润空间，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但毫无疑问，以上这种事实和逻辑，充分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合于当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已经变成阻碍社会发展和进步，让人民变得贫穷和落后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的发展对劳动人民的贫穷要求是无止境、没完没了的。无论劳动人民怎样贫穷，怎样为资本家阶级劳动，都满足不了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人类社会都只能保持一种大多数人民都必须贫穷、失业、困苦的状态。这样的社会，必然同时也是一个充分罪恶、纷争、动乱的社会。

　　其实，中国“三农问题”的改革，完全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政策，那就是以新的、劳动者自由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去满足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需要，而不是通过某种进口粮食、土地私有化、资本下乡“圈地”等的方式去逼迫广大农民们放弃土地、进城打工。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农民们的普遍富裕，是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重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年的那种“圈地运动”悲剧。

　　6、共产党的领导与颜色革命的问题。

　　现在有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掌权的官僚，他们有种奇怪的臆想和意图：一方面想保住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又希望继续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即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搞资本主义。真不知这些掌权的官僚们是在装傻还是在骗人，或者是在痴心妄想。很简单的道理，资本主义与共产党的领导是绝对矛盾和对立的，两者无论如何也是无法长期共存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很简单，但对于中国的党政精英们来说似乎就是不好使、不存在，可以被视而不见。

　　无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支持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在客观上都需要一个可以随时下台的、弱小的、民选的政府，都不可能欢迎共产党的领导。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是服从资本利益要求的政府，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弊端的替罪羊，可以因人民的情绪波动而随时上台、下台，从而让劳动人民别无选择、无可挑剔地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一方面帮助资本家管理国家和人民，操持国家和社会日常事务。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是共产党能不能下台、颜色革命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以什么方式下台、何时发生革命的问题。共产党不主动下台，强大的资本家阶级就总会要操纵经济危机，鼓动中国社会爆发更严重的颜色革命。

　　对于中国来说，更严重的还不是共产党下台，而是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社会根本无法承受“群龙无首”，无组织、无秩序的国家和社会发展状态。显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而为了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中国就绝不能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而且，在拥有高度网络文明的现代发达社会，共产党的领导还必须拥有绝对的合理合法性、有效性与科学性。否则，长期而言，都无法确保共产党领导的有效性与稳定性。而共产党领导的合理合法性只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中。只有在劳动人民真正当家做主，劳动者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的情况下，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是被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的、稳定的、积极和正义的。

　　也就是说，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共产党!而唯一科学、理性、正确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没有雇佣劳动，由劳动者自己当家做主，在政治上拥有共产党，在经济上拥有自己生产劳动的所有权的社会主义。

　　在共产党领导下搞资本主义的当下中国，总有许许多多的人妄图去拍官僚和资本家的马屁，妄图去修正马克思主义，要剥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核心和关键的内容：资本主义是以雇佣劳动方式为基础和根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以没有雇佣关系的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的雇佣生产关系。

　　事实上，作为人类社会经济的核心关键，生产方式问题是绕不开、也离不开的，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根源于它。一些人对此假装看不见，故意闭上眼睛，不等于它就真的不存在、真的没有问题了。人类社会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这是最起码的经济常识和理论科学，是任谁也遮掩不了、糊弄不了的东西。不改革存在弊端的生产方式，人类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弊端就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效的解决。一些人明知这一切，却还要去维护资本主义这种邪恶的生产方式，那无疑是十足的坏蛋，是可以被人类清除、被列为革命对象的。

　　以上我们例举了中国6个方面的主要社会问题，证明中国几乎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基本生产方式。只有改革生产方式，才能解决这一系列问题;而只要改进了生产方式，这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搞不好，政治、社会也都不可能好起来，所谓中国崛起、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都只能是白日做梦。

　　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的政策建议，乃至于他所极力支持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文件规定的那些具有新自由主义特点的经济政策，明显都不能让中国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让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法避免“颜色革命”的爆发。中国只有改革社会生产方式，才能避免最终的经济危机、颜色革命、国家分裂、民众贫穷困苦的局面，迎来一个共同富裕、和谐民主、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二、对现有生产方式进行改革和升级换代，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的唯一有效方式。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在新常态下，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经济工作要摆脱旧的路径依赖，掌握认识发展趋势和准确分析经济形势、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发现和使用经济人才、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新的本领”。

　　在经济工作中，“旧的路径依赖”是指什么?显然，就是指过去那种依靠资本投资，通过千方百计招商引资的方式来发展经济的“路径”。这种“路径”在中国经济资本利润率已经低到基本亏本的情况下，已经失去效用，政府的经济管理者们无论怎样搞招商引资都是没有用的。沿着这条思路，各地经济、各行各业几乎都面临一种举步维艰的地步。特别是在财政上，因经济发展困难而导致财政税收减少;房地产经济低迷让严重依赖房地产财政的各地方政府收入锐减，导致各地政府不得不大规模举债。而与此同时，社会与居民对财政资金的需求却越来越大，企业要求政府减税;社保基金亏空较大，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才能弥补亏空等等。毫无疑问，如果“各级领导干部”不转变思路，不能“摆脱旧的路径依赖”，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和困难就得不到有效解决，最终的经济崩溃就是难以避免的。

　　改变经济工作中的“旧的路径依赖”，必须放弃对资本投资路径的依赖。这其中包括招商引资，以及为了招商引资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就包括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提出的那一系列让民众贫穷与失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包括各地政府向资本家大肆举债、包括房地产财政、包括依靠国家进行国有资本投资的方式去获利等等。这一切过去实行过、正在实行和正要实行的经济政策在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趋于“饱和”，企业利润率低于贷款利率、工资增速高于生产率增速的前提下，对解决经济上的问题来说都已经失去积极意义，或者意义已经不大，根本不足以应对经济出现的各种问题。

　　要“摆脱旧的路径依赖”，“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把工作的中心和重点、努力服务和挖掘增长潜力的目光和对象从资本家的身上，转移到劳动者的身上。依据庞大国有资产和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把广大的劳动者组织起来，协助其建立没有雇佣关系的新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企业，必将对经济的发展以及各种问题的克服与解决，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经济的发展关键是资金与劳力的结合。资本家可以把资金和劳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企业生产，普通劳动者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资本家、劳动者都是一样的人，只不过资本家手中原本有一部分资金而已。但是，现代社会的生产运动，基本不是依靠自己的资金，而是依靠社会资金的。资本家的真正作用在于把社会上的资金调动了起来，投入到企业生产中去。显然，资本家能做到的事情，劳动者也可以做到。只不过一直以来，局限于生产方式上的问题，人们都把依赖的目光单单指向资本家而已。

　　马克思早在150年前，于1864年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就指出：“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实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用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二卷132页)。

　　显然，没有资本家的参与，仅凭劳动者自己的团队合作，仍然是可以进行企业生产的。资金并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关系。如果依靠一些制度原则，理顺企业中各个劳动者之间合理、平等、高效的团队合作关系，那么企业生产完全可以不再依赖于资本家的资本运作，而通过劳动者自己的平等合作就可以很好的进行。这种没有资本家参与的企业生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例子比比皆是。无论是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还是现代化的西班牙第五大企业联合组织蒙德拉贡联合公司，或者是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兹”等，都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劳动者自己集体合作进行企业生产的现实可能性与可行性。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摆脱旧的路径依赖”，不能、也不应对这种劳动者集体合作的生产方式视而不见。

　　在习惯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今日世界，许多人甚至无法理解、或者不去设想除了资本投资方式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劳动者自己平等合作的生产方式。事实上，劳动者平等合作的集体所有制生产方式非常的简单、容易理解。

　　我们可以把股份制企业和劳动者平等合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做个比较，两者的区别其实仅仅就是所有权的归属不同而已。股份制企业的所有权归全体股东所有，股东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决定企业的一切重大事情。而集体所有制企业则是所有权归企业的所有员工平等、共同占有，所有劳动者在所有权上一律平等，以一人一票的方式行使所有者权利，劳动者设立常委会和监委会，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决定企业的一切重大事情。股份制企业下，利润归股东所有，工资待遇由股东决定，归劳动者所有。集体所有制下，利润归所有员工共有，一人一份、平等共有;工资由所有员工共同协商决定，以按劳分配的方式归所有员工所有。但与股份制企业不同，在集体所有制下，劳动者既有工资收入，也分享企业利润，并有决定自己生产、管理、工资、岗位、待遇等所有事务的相应权利。

　　毫无疑问，这种没有雇佣劳动、没有资本家参与的集体所有制的生产方式是现实可行、切合实际的，既符合劳动者的需要，也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这种没有雇佣劳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方式下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乃至于世界的唯一出路!

　　三，改革社会生产方式的作用和意义巨大，只有中国才有条件去良好实施。

　　稍微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改革社会生产方式，变资本雇佣劳动方式为劳动者自主联合劳动方式的作用和意义极大，无论以怎样的高度去评价都不为过。只有如此，中国才能解决当前的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也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拥有庞大国有资产的中国才有条件去做这种真正的社会大变革。

　　与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不同，在劳动者自己集体合作的生产方式下，不存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矛盾，无论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有多高，都不影响企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无论劳动者有多么富裕，劳动者都需要、也愿意进行企业生产，只是资本家因自身资本利润问题而雇佣不到合适的劳动者而已。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错，而不是劳动者对工资、福利要求太高、不合理。资本家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投资于企业生产的，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没有雇佣关系的、由劳动者自己集体合作的企业生产却不存在这种限制。在这种必然是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中，工资和利润都归企业的劳动者自己所有，不存在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在企业生产没有利润的情况下，劳动者仍然可以有工资收入，生产可以照样进行。制约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那种高工资、高福利，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中再也不是“坏事情”，而只是可以促进经济继续增长的“好事情”。这种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的生命力是无与伦比的，其生产方式是健康、合理、有效、科学的。

　　要资本家去投资与社会生产，不但要有足够的资金，还需要有廉价的劳动力才行。但是要让劳动者去进行生产劳动，只需帮助他们解决一开始的“原始生产资料”问题就可以了。而在拥有庞大国有资产、社会资金充足、人们甚至有钱不知道该怎样花的当下中国，协助劳动者解决原始生产资料问题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只需根据市场经济中的商业银行的规则和方式，以庞大国有资产为基础，为有需要的劳动者提供“原始生产资料”上的专项贷款就可以了。当然，劳动者自己也可以其他方式筹措资金，提供一部分、更多、甚至全部生产资金。

　　与此同时，由于企业的所有权归企业的劳动者集体平等共有，因此在社会宏观经济层面上，必然会出现一种共同富裕的局面。由于国家为劳动者提供原始生产资料服务的方式是贷款，而不是投资或者赠与，因此国有生产资料也将源源不断地发展、增加和壮大。又由于国家对劳动者提供的这种原始生产资料贷款是针对所有劳动者、每一个劳动者的，足以让所有劳动者都可以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生产，因此折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失业问题将不复存在。

　　集体所有制的生产方式是在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运作和发展的。但是私有财产和市场的力量却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重生。因为私有财产雇佣不到劳动者，就无法转化为私有生产。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生产方式下，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不存在因竞争而导致“资本”利润率逐步下降的现象，而只是会让所有企业的生产利润统一和均衡起来，让各个企业、各个行业的劳动者的收入基本一致。这样的一个社会，显然就是马克思和那些空想社会主义曾经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人民一个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梦想，真正可以变成现实了。

　　四、对资本主义私有生产方式进行升级换代，为什么只能是集体所有制，而不能是国有制或全民所有制?

　　现在的中国，人们一提到社会主义、一提到马克思主义、一提到左翼，似乎就是指国企，就是指国有企业的生产方式。事实上，国企的生产方式、企业制度，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要求。国企的生产方式可能适合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却完全不适合于马克思所说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适合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生产方式未必适合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一直以来，社会主义国家都宣传说要实现按劳分配，要让劳动者当家做主，把按劳分配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目标要求。然而，在客观现实中，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的按劳分配却从来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过认真、完全、普遍的实践。无论是中国的农业合作社，还是前苏联的集体农庄，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可以有效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按劳分配制度，往往刚刚有个雏形和眉目，就被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官僚们以“斗私批修”、“兴公灭私”、“快步进入共产主义”为借口给消灭在摇篮之中了。

　　事实上，与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相比，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才具有真正科学的现实可行性。而“按需分配”却是没有任何理论与现实依据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的代表，《资本论》几乎通篇都是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以及克服这种弊端的方向和可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点就是雇佣劳动，这种雇佣劳动就是产生资本主义一切弊端的根源所在。雇佣劳动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按资分配、就是资本剥削和压迫。要消灭剥削和压迫、消灭雇佣劳动，就必须把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归劳动者自己所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目标和要求。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不是简单的消费资料的一种分配方式，不是资本家或国家对劳动者进行的论功行赏，它是对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要求，它与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相对应，是对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的生产方式的直接替代和有效克服。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和现实意义，就在于要建立一种可以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劳动者可以占有和管理自己劳动和劳动成果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了这种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一个社会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严词批驳那种脱离生产方式去空谈分配的庸俗社会主义思想：“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分配问题上兜圈子”。

　　显然，国有企业生产方式完全是脱离生产方式空谈按劳分配的典型。在国企制度下，劳动者没有完全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不是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因此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那种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按劳分配。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不是单纯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不是国家对工人的论功行赏，而是劳动者当家做主，占有和管理自己生产劳动的一切。

　　按劳分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精华，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正是为了强调按劳分配的重要性、必不可少性，马克思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特地强调在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按需分配的所谓共产主义，其实只是马克思以前的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一种臆想和空想。对于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只是简单预想了一下它的可能性而已。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按需分配无足轻重，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

　　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早被权欲熏昏了头脑的党政官僚阶层就是不肯听马克思的话，就是不喜欢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他们拼了老命，不惜耗尽全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也要砸锅卖铁地奔向那种虚无缥缈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这些党政官僚们真的傻吗?笨吗?不傻也不笨。对他们来说，只有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由国家权力主导一切的生产方式才能保住他们皇帝般的特权地位和利益。现实中的所谓“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不过是他们同资产阶级势力争权夺利，更好鱼肉百姓、更好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理论与实践的工具和方式而已。

　　事实上，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的“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是要以按劳分配为基础前提的。也就是说，必须由劳动者当家做主，劳动者自己生产的所有权要归劳动者自己所有，劳动者有参与劳动、分享自己劳动成果、共同决定企业一切重大事务的权利。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的“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是以“集体所有制企业”制度为生产方式，劳动者通过各自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单位，在全国、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更深入的生产联合，从而全国的劳动者以这种全国性生产大联合为基础，进行有计划、按比例生产的结果和方式。

　　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的按劳分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是要以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只不过这时的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没有了任何剥削和压迫的因素在内而已。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按劳分配。而存在私有财产就必然存在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只有在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前提下，才有可能和意义。

　　马克思的确反对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但马克思反对的不是一般的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而是包含资本剥削和压迫的私有财产考和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并不天然等于资本主义，并不天然存在剥削和压迫。而只是在一定前提条件下，在社会存在大量一无所有的、可以自由流动的、除了接受资本家的雇佣外没有别的生活出路的劳动者时，才会导致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做法，不是要消灭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而是要消灭资本剥削，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劳动人民的翻身得解放。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并不矛盾，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完全、也必须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唯一科学、有效、可能的社会主义经济。

　　显然，现实中的国有企业生产方式，在本质上不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反而是资本主义的。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即便在企业内部，也是没有实现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的社会主义最基本的要求和目标的。国企只是以国家代替了资本家而已，仍是一种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只不过这个资本家不是私人，而是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而已。国企的生产方式依然是雇佣劳动的方式，所有的收入都要归国家所有，劳动者的劳动要由国家来决定，然后再由国家进行按需的或“按劳”的分配。显然，这与私有企业的生产方式完全一样，而与社会主义劳动者当家做主的生产方式格格不入、截然相反。

　　在国企中，劳动者的权力地位与私有企业几乎没有区别，在福利待遇上甚至不如私有企业。国企下的劳动者既没有成为自己的主人，也没有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更没有成为社会的主人。因此，以国有制取代私有制，由于没有真正改变企业生产方式的本质，劳动依然是雇佣劳动，不可能克服和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端，不可能有效替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国企为基础的社会，因为其仍然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劳动者没有实际权利，因此最终必定会拜倒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面前。

　　毫无疑问，让前苏联垮台失败、让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最根本原因，不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也不是以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官僚们的集体背叛，而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要求的全面背叛。这些社会主义不去好好的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和基础为人民服务，不让人民有权利、更富裕，却喜欢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为名义，通过国有制的方式来加强其个人的特殊地位和权利。

　　如果没有这种背叛，党、政、军、经济、社会的一切权利将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中，而不是少数新兴的官僚阶层的手中，那么也就不存在现在中国左翼学者枉费心机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前苏联的垮台主要是其领导阶层主动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背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就不可能那么糟糕，广大的劳动人民就不会对以国有制为基础的所谓“社会主义”严重不满，以美帝为首的世界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战略就不会成功，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官僚们也不会背叛其信仰，即便有背叛也无法导致“苏东剧变”了。

　　显然，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复辟，其实是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与必然性的。但存在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理性)的，人类社会总有弊端，弊端却不应该被合理化。在克服和解决社会弊端中前进，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因和动力所在。现在，人类到了该消灭资本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之以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