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不应成为阶级再生产的工具

　　前些日子，长沙市关于“高层次人才子女享受教育优待实行单列，不纳入统招计划”的政策引起了一波舆情。究其原因，在于这一波操作着实将“教育公平”这一概念按在了地板上摩擦。

　　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教育公平?因为教育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否——在私有制并未被消灭，三大差距仍普遍存在的当下社会中，受教育程度、受教育专业、学校优劣等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职业与收入水平，进而决定生活质量。“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对于通过考试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父辈们来说，不是理论，而是事实。

　　因此，尽管社会中存在着各种隐性的不公，尽管通过教育来改变人生的可能性在当下、在事实上已经逐渐降低，但当受教育机会的不公被赤裸裸地摆在桌面上作为吸引“高层次”人才的砝码时，还是引发了舆论的反弹。

　　现代社会，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教育的普及可以提高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但是《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认为根据现有的数据，在西方世界，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教育与劳动收入之间的代际关系，从长远看并没有朝着加速社会流动的方向发展，甚至近年来社会的流动性可能已经下降。在此研究领域最扎实的结论是，代际传承在北欧国家最低，而在美国最高，法、德、英居中。

　　为什么美国各“阶层”的社会流动性最弱?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美国所有的著名高校都要收取非常昂贵的学费。在1970年至2010年间，家长收入属于美国收入后1/2的美国高校毕业生只占总数的10%至20%，而家长收入属于前25%的美国高校毕业生比例却在同期从40%上升至80%——上大学成为了拼爹游戏。即使对于高收入家庭，在美国上大学也得拼爹。哈佛大学的学生家长平均收入是45万美元，这与美国收入最高的2%居民的平均收入相同——现实表明，美国大学对新生的录取并不完全看新生的能力和资质。

　　既然高学费会导致问题，那如果认为低学费或免费的高等教育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也同样是过于天真。欧洲大部分人都认为大学教育应和中小学教育一样免费或接近免费，事实上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大学学费确实都相对低廉。但是在实践中，以法国为例，大学教育系统会将更多的公共资金用在来自上流社会背景的学生身上。巴黎政治学院学生家长的平均收入大约为9万欧元，与法国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大体相符，虽然其招收学生数5倍于哈佛，但仍然集中在小部分群体。

　　由此可见，西方的教育实践，显然与教育促进社会公平的期望并不相符。

　　教育的再生产理论认为，教育是社会精英阶层垄断其阶层地位的社会工具，通过教育将其他社会阶层排除在理想的职业范围之外。但也不排除精英阶层为维护其垄断地位，缓冲阶层矛盾，通过推广和普及基本的教育，将代表社会精英阶层主流价值观念灌输给其他阶层的社会成员。因此，出身的不平等对教育初始阶段的不平等影响较小，而随后的教育因为与劳动力市场有更直接的关联，社会出身的影响将逐步上升。

　　在私有制社会中，在阶级社会中，表面上，教育系统提供“机会均等”，但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精英阶层通过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地位的积累，可在总体上确保其子女占据知识垄断的有利地位。而工农阶级、普通劳动者的子女则在教育的竞争中先天处于劣势。以韩国教育为例，只接受学校教育的普通阶级的子女与常年接受费用高昂的课外补习的富裕阶级的子女相比，前者的知识水平相对于后者到高中时已经存在巨大的鸿沟——其结果是前者几乎很难进入韩国的优秀大学，进而难以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薪酬水平。

　　但是，社会主义教育，不应当如此。因为我们培养的是社会主义接班人，而不是世家门阀精英子弟。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么消灭阶级就应当是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应当起到逐渐消除社会阶层差距的作用，那么，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就不应当受家庭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即使暂时无法消灭阶级，也至少不要让教育成为扩大差距的工具。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改开后的一段历史中，我们的教育也并没能完全实现“公平”二字。就高等教育的机会分配而言，已有多项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社会阶层地位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成正比。

　　林国尚研究了广东海洋大学不同历史时期入学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学生群体，研究发现1951年时，贫民学生占比17%，1961年时占24%，1971年时达到高峰——60%，到1981年时农民子女占比急剧跌落至30%，到1991年跌至最低的20%，直至2001年的21%，2005年的20.35%，仍未恢复1961年的水准。(《农民子女高等教育就学机会关系研究——基于广东海洋大学的调查》，2017年)

　　陈诚的研究结果显示，在2009年，北京211大学中农民子弟占比18.7%，工人子弟占比14.3%，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子弟则占比28.8%。(《“寒门何以出贵子”：三类教育环境影响的比较研究》，2020年)

　　杜润军于2007年发表的文章回顾了建国以来的高校招生政策对教育公平的影响。1949年至1957年：此时的中国高等教育政策一方面以“学术标准”选拔技术精英，另一方面，新中国作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具有很强的革命意识和平民意识，强调教育面向工农开放。时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以工农为主体,......我们的中学校和大学校,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开门,以便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通过一系列的举措,高等院校中工农成分的大学生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由1952年的27.39%上升到1958年的55.28%。1958年至1976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在教育公平问题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尝试与革命。在1957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强烈批评了教育中的“三脱离”(与政治、生产、工农相脱离)问题。1958年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根据1958年到1964年的统计资料，工农家庭子弟，在历年录取新生的比例逐年上升，1964年上升到了70.10%。1977年及之后：1977年,我国恢复了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学术标准重新成为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重要依据。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工农子弟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与其他阶层的子弟的差距在迅速扩大：北京大学从1977年到1980年，工农子弟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比例远远低于干部、军人子弟;根据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城市本科生数是农村的281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在2000年是17.6%，比1990年下降4.1%;北京大学在1999年是16.3%，比1991年下降2.5%，北京师范大学在2002年是22.3%，比1990年下降5.7%。如果考虑到全国人口构成比例,这种差异就更加显著。(《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标准透视教育公平问题———对新中国50年普通高校招生政策的历史回顾》，2007年)

　　辈出率指标是研究教育机会阶层分布的重要方法，其基本含义是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若辈出率超过1，则表示该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若辈出率小于1，则意味着该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吕道锴通过文献调研，收集了44组研究共193135份有效学生样本，探讨了高校扩招之后阶层间大学入学机会的对比(最早数据为2004年)。其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作为优势阶层，将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作为中间阶层，将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划为基础阶层。结果显示，优势阶层的辈出率在所有研究中均大于1，而弱势阶层的辈出率则几乎均小于1。优势阶层的平均辈出率是弱势阶层的11倍。弱势阶层在大学入学机会的公平性方面长期处于不利地位，而优质学校扩招对基础阶层学生教育机会的改善并未产生积极效果。(《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阶层差异变动趋势研究——基于阶层辈出率数据的元分析》，2018年)

　　王伟宜教授以全国部分重点大学为调查对象，分析了1982至2010年间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王教授在上海、四川、江西、福建和陕西选取了7所重点大学(其中，“985工程”大学2所、“211工程”大学5所)，获取了这7所大学1982级、1990级、2000级和2010级共7864份有效样本。结果显示，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这三个优势阶层的辈出率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更是远远高于弱势阶层。农民阶层的辈出率始终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并在2000年达到最低值(0.27)，此时，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各种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辈出率也达到了最高值(11.76)——是农民阶层的44倍。到2010年，优势阶层的辈出率有所下降，弱势阶层辈出率有所上升，但产业工人除外。产业工人阶层从1982年至2010年的辈出率逐年下降，至2010年时已降低至0.34，低于农民阶层，是辈出率最高阶层的1/30。(《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分析：1982—2010——基于我国7所重点大学的实证调查》)

　　巨人和矮子赛跑，巨人的每一步都会将矮子抛得更远。教育也是如此，当教育无法贯彻彻底的公平时，当家庭的经济、文化、权利因素会对教育结果产生强相关作用时，所谓优势阶层的每一代人都会获得远超所谓弱势家庭的教育加成，从而将优势通过代际传承并放大，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然而这强弱的划分并非是真正由于智商和才能，因为所谓真正的天才和完全不适合读书的孩子只是人群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的孩子在学习能力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完全公平的教育条件下，所谓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的子女间不会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结合前面提到的诸多研究数据，在改革开放后直至新千年，我们的教育改革是走了很大一段弯路的。

　　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公平问题，“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王伟宜教授在2024年的《新时代高校招生政策的公平性分析》一文中系统梳理了近十年来有关高校招生政策的重要文件和系列举措，分析了新时代高校招生政策的公平成效，并审思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王教授指出，新时代的高考报名政策、学生资助政策和高校招生程序体现平等性公平;中西部振兴计划、专项招生计划和高考加分政策保障补偿性公平;高考选科改革、拔尖人才选拔和投档录取模式改革指向差异性公平。但在优化平等性公平、精准补偿性公平和提高差异性公平等方面仍然存在现实困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8)的测试结果显示，在全部79个参测国家(地区)对15岁学生的抽样测试中，我国四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作为一个整体取得全部3项科目(阅读、数学、科学)参测国家(地区)第一的好成绩。但测试结果同样显示虽然我国近年来城乡在硬件公平上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乡镇师资力量薄弱、城乡教师教学技能差异大等问题。乡镇师资短缺问题较为严重，我国四省市师资短缺指数为0.75，高于OECD平均水平，在参测国家(地区)中排第3位。其中，城市学校为0.44，乡镇学校为0.98(指数为1是非常短缺)。城乡教师教学技能差异大。我国四省市城乡教师在“运用基于学生经验的教学策略”与“教学热忱”方面差异较大，部分乡镇学校教师在课程改革背景下存在“不善教”和“不乐教”的情况。校际不均衡发展问题依然存在。我国四省市阅读领域学生素养的校际差异比为42.0%，按照差异比从大到小排列，在参测国家(地区)中排第16位，属教育质量高但校际差异大的区域。

　　教育，在阶级社会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着对家庭所属阶级进行再生产的作用。很不幸的是，改开后，随着社会保障制度一时之间的解体，随着私有化进程愈演愈烈，随着一切向钱看、向西方看的意识形态的迅速蔓延，我们的贫富分化、阶级分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冲击下同样愈演愈烈、并且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发达被越来越直接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穷同样也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

　　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教育的问题和医疗问题、住房问题一样，是整个社会结构系统性问题的反映，是私有化、资本化浪潮下的恶果。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至少，不要再整出本文开头说的那种，将人分三六九等，把教育公平公然放地上摩擦的蠢事了吧!王侯将相岂能真有种乎?我们要做的是让这世上再无王侯将相，不是吗?

　　跋

　　当我和其他人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一个朋友批判了我的观点。他的观点大意是：你不能只反对教育的不公平。对所谓“高层次”人才的特殊待遇算不算不公平?如果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不公平，那薪酬的巨大差距算不算不公平呢?你要么就旗帜鲜明的反对所有不公平，要么就接受教育的不公平以及所有的不公平。

　　我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

　　我这里引用《21世纪资本论》中关于精英主义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大部分崇尚精英主义的人都认为巨额薪酬差距是正当的，因为由薪酬造成的贫富差距据说要比由继承财富造成的差距更具合理性。……这种对精英阶层的辩护也出现在最富裕社会的讨论中，这才是最令人忧心的，在精英社会中，奥斯汀所描绘的需求和尊严根本不用考虑。近年来，在美国我们时常可以听到类似的对高管人员那种惊人收入的辩护(他们的收入至少是平均收入的50~100倍)。支持这些高薪的人说，如果没有这样高的薪水，那么就只有巨额财富继承者才能享有真正的财富，这是不公平的。因此按他们的说法，每年给高管支付的上百万甚至上亿薪酬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这样的论调容易为将来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恶化铺平道路。……在此值得强调的是，不仅那些身处财富榜顶端的人笃信精英主义，认为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不公平是合理的，许多身处中间的人也认同这种观点，这就造成了底层社会和中层社会的看法差异。20世纪80年代时，米歇尔·拉蒙特对美国和法国数百位"中上阶层"的代表人士进行了深度访谈……她问了访谈对象的职业、他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以及社会地位的看法以及他们与其他社会团体和阶层的区别等。她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法国，那些"教育良好的精英"总是首先强调自身的能力和道德品质，他们通常用到的形容词包括活力、耐性、勤奋、努力等(此外也有宽容、善良等)。奥斯汀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从来不会觉得有必要去和自己的仆人对比个人品性(当然仆人在小说中永远都是默默无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