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罗思鼎:社会主义改革（四）——样板戏琐谈

——想不经典也难：样板戏琐谈 

　　繁星点点，首数红灯一盏。样板戏队列，《红灯记》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资本主义的经典是羊皮卷，励志书，给嗜血的资本、海外的掠夺描绘了一张智业起家，勤劳创富的画皮，颇能误导拜金时代的芸芸众生呢。样板戏靠集体的智慧创作，导向的功力自然不能输给对手，《红灯记》的成功首先就得益于她的题材导入，也就是当时流行的“主题先行”。该剧由沪剧《自有后来人》移植，把原剧单线程表现的一家三代革命接班的主题予以深化开拓，同步展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工运两大政治主题和共产党人的家庭、情感主题，并且特别以故事发生地突出了东北抗日的特征。剧本情节貌似简单，实则暗含机锋，所以有百看不厌之底蕴。

　　始于九一八的十四年艰苦抗战，是中华民族各个政治门派共同谱写的历史长诗，抗日救国是整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基点，因此讴歌抗日精神、表达中国人民敢于“拆掉”日本法西斯“地狱”斗志的《红灯记》作为两岸文化交流使者，在2001年2月成为首部赴台公演的样板戏，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能接受并推崇的一部现代京剧，这是她成为经典之首的一大强势。

　　中共实实在在是农民运动起家，并因此被斯大林解读为“麦琪淋式的共产党”，中国本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共搞工运的亮点本来就少，而中共领导的二七京汉铁路和安源煤矿联合大罢工是近代中国产业工人在反帝反剥削反压迫旗帜下登上政治舞台，振聋发聩的一次总预演。《痛说革命家史》这一重点场次以回顾形式谈到二七罢工党的领导，并以此引出李玉和一家三口的患难组合，不仅李奶奶的大段唱腔堪为艺术典范，而且在故事情节设计上独具匠心，一枝托三蔓——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生生不息，形象化了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史;以东北抗日为背景的中共地下组织活动，填补了东北抗战国共两党介入较少的空白领域;工人阶级在求解放奋斗进程中超越家庭的可贵的阶级大爱，批驳了无产阶级“不通人情”的歪理邪说。全剧主线鲜明、场场有戏，大气磅礴、感人至深，根据京剧原作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就此三条根蔓开发出27集洋洋篇幅，足见原作蕴藉之深厚。

　　一盏红灯“照着穷人的脚步走”，“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红色理想物化为一盏红灯而贯穿全剧，设计了一连串精彩绝伦的戏剧冲突：开场红灯接应交通员，粥棚遇险的偶然事件，红灯暗号分别照出交通员和伪装的敌特，直至终场红灯引导铁梅，跟着磨刀人上北山，成为团队的抗战老干部。以严丝合缝的剧情结构刻画出一部主要英雄人物群像栩栩如生的经典传奇。

　　《红灯记》是一曲充满阶级感情的正气歌，又是一部草根风格的浮世绘，因此受到大众的极度追捧——李玉和自豪地称赞铁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送别交通员时嘱托“一路上多保重山高水险”，铁梅“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和“年龄十七不算小，为什么不能帮助爹爹操点心?”的顿悟，李奶奶送子“赴宴”的送别语“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面对鸠山“给他一个副科长”的诱惑不卑不亢地回复“我看那富贵荣华如粪土，穷苦人粗茶淡饭分外香。”田大婶自然流出的“穷不帮穷谁照应”，铁梅刑场送别爹爹时的“家传红灯有一盏，你的财宝车儿载，船儿装，千车也载不尽，万船也装不完”……这些散落在唱段和对白中的朴素话语，经过《红灯记》的传唱，已经成为流传近半个世纪而不衰的经典语录，成为人民大众的新成语，这也是该剧成为经典之作的一个重要标记。

　　和不少旧戏鼓吹的“忠孝节义”相似，《红灯记》也是一部弘扬气节，推崇道义的经典之作。为了一本密电码，牺牲一家两代人，不低头，不后退，不许泪水腮边挂，流入心田开火花！正是团队成员老老少少前赴后继，才成就了牢不可破的阶级凝聚，才能在坚苦卓绝的长期斗争中一步步获得人民解放的最终胜利。《赴宴斗鸠山》是弘扬共产党人气节的“戏眼”——面对“中国通”鸠山“人生几何，对酒当歌，转眼就是百年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这是做人的诀窍”，“”等一步步的威胁利诱，李玉和断然拒绝出卖灵魂：“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正好比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对于 “五刑具备”的宪兵队，共产党人浪漫如斯：“你只能把我的筋骨松一松”。说则容易，做起来何其难也！

　　眼看今天，有多少扳道工人的上级的上级的领导、以及更高的领导，有多少比大约是文盲学历的李奶奶多出不知若干等级文凭的削者叫兽话语砖家，耐不得中国一时的粗茶淡饭，在国内外包括日本在内的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轰击下不是因“豆腐渣工程”和大笔“学费”纷纷落马，就是冒天之大不韪，白沫横飞地为资本在中国的复辟摇旗呐喊。这些谙熟“为我”“诀窍”的“聪明人”从心底里恐惧《红灯记》的道义力量，也害怕中共党内再有大批李玉和之类不要命的“傻子”出来，更害怕中国真正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对《红灯记》是竭尽诋毁而后快。站在这样一个高度，《红灯记》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道义圣经戏剧版本，面对团队中混入的大量失魂落魄者，更加具有十分现实的警世价值。因此，只要还是在镰刀锤头的大义下，《红灯记》想不经典也难呢。

　

　　《红灯记》的经典，还体现在艺术方面的完美整合。

　　该剧演员阵容在样板戏中属于顶级配置：主演浩亮、高玉倩、刘长瑜均系出名门，浩亮是李少春大师弟子，文武老生名家;高玉倩1935年即考入中华戏曲学校，是玉字辈高材生，主工青衣和花旦，1964年才因出演现代戏改工老旦，她扮相大方，嗓音厚亮，念白功夫一流;刘长瑜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花旦演员，荀慧生亲传弟子，扮相俊美，嗓音清脆，吐字明快，演技爽利。而配角也是豪华阵容：“活曹操”袁世海把宪兵队长鸠山的奸诈狡猾表演的出神入化，从反面映衬，使李玉和的形象更为厚重有力;过去为梅兰芳配戏的名丑谷春章饰演磨刀人，做打干脆利落，身手不凡，粥棚和铁梅上山两场戏，把椅子功玩得滴溜溜的;王连举戏不多，但是演员孙洪勋也是名老生，精心演绎，刻划出叛徒蜕变的嘴脸。

　　演员阵容的强大，还体现在主演群体艺术功力的绵延长久。《红灯记》原班人马上述六主演于2001年5月26日、27日在北京人民剧场 “新世纪之夏”京剧名家演唱会中，再度联袂合作《红灯记》30年前首演版中的精彩选场。当年袁世海86岁，钱浩梁67岁，高玉倩75岁，刘长瑜60岁，孙洪勋64岁，古春章69岁，这次演出以剧组合作时间最长(达38年);平均年龄最大(71岁);登台演出的演员年龄最大(袁世海86岁);剧组全体皆长寿(主演、导演均健在)，创了四项吉尼斯纪录，并成为各部样板戏中的唯一。　　

　　现代京剧以剧本为主导，彻底打破了上百年主演统治舞台，剧本情节、唱词、音乐、配角都要围绕给主演“配戏”，让主演“出彩”的传统体制，恢复了京剧完整的舞台艺术。尽管李少春大师声名赫赫，但限于其体型、声部和身高，最终主演在冯志孝(后主演该团《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和浩亮之间择优入选浩亮。高玉倩当时因所谓投考美军北平办事处英文打字员的“历史问题”正“靠边站”，为了拍好《红灯记》电影，江青亲自过问解放出来出演李奶奶。样板戏不搞主演中心，只要主要人物突出，因此造就了大批新的现代戏名家。文革后一段浩亮受到停演靠边的不公正对待，在高占祥同志过问下恢复工作后，在演出活动中非常低调，但他在每次参加演出结束后，都会被不同地方热情的观众同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勒令”出来，必须唱两段李玉和才能“过关”。一部剧，一个红色明星就这样在亿万观众的心目中成为经典，这绝对不是简单用“怀旧情节”就能说通的。

　　《红灯记》京剧演出本由著名剧作家翁偶虹根据沪剧脚本改写，但其中好多对白和唱词都在排演时得到锤炼修订。如李玉和原唱的“孩儿我本是个刚强铁汉”改为“党叫儿做一个刚强铁汉”;李奶奶原唱的“和你爹一样像一个铁打的金刚”,改为“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说地下党“为革命东躲西藏”改为“为革命东奔西忙”……等等，前后比较，孰优孰劣，相信大家完全可以得到自己的结论。而剧本甚至主角衣服上补丁的位置、正面角色衣服的色彩和材质，红灯道具的形制都有江青同志的具体指导在里边。可以说京剧《红灯记》整体的舞台艺术，浸透了演创人员“十年磨一戏”的心血，作为京剧和电影艺术专家，以及当时的分管领导，JQ同志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尊重。改开以来，在市场经济功利思想驱动下，尽管各种条件大大好于六七十年代，但再难看到剧本、演员、音乐、服装道具、舞美样样都如此精到的剧作。遗少每每听到一些经典传统剧目“用手放在地平川”、“某某言来听根苗”一类雷同又没营养的唱词，就不禁牙酸，过去不识字的老艺人口口相传下来的唱词，真的必须原样恢复传统才是“继承”吗？照搬肯定比革新省力省时省事多多呵。遗少更服膺有人说过的一句话“JQ以后，再无经典京剧出世”。

　　《红灯记》在音乐革新中为样板戏带了一个好头，真正起到的了样板示范作用。该团作曲刘吉典对全剧唱腔做了统筹，注入了现代元素，在“我家表叔数不清”唱段中试行汲取了流行音乐的节奏风格，修改压缩了程式音乐中过门曲子和唱段拖腔的长度，有效营造了适合现代人观赏的节奏，结合其他改动，最后电影版由舞台剧的近三个小时缩短到两个小时。该剧以抗战名曲《大刀进行曲》主旋律为主题音乐元素，丰富了剧情的历史感和中华民族不畏强敌的斗争精神，为了增加乐队的低音，中国京剧团当时还专门创造了一种比二胡体积大很多的胡琴,取名叫“革胡”，凡此种种整合为《红灯记》在配乐配器和唱腔上趋于现代化的整体创新。正因为如此，钢琴大家殷承忠才会在众多剧目中选定《红灯记》作为京剧钢琴伴唱的首选剧目，并且在原作音乐基础上再创作成功，一炮走红。钢琴伴唱《红灯记》在近半个世纪演出中，受到中外各种文化层次观众尤其是国外观众的热烈追捧。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难道还不是经典吗？

　　以《红灯记》为代表的样板戏为京剧革命作出了宝贵的成功探索，给传统“国宝”注入了现代的生长元素，成为摆脱主演制束缚，可以充分展现现代交响乐器、舞美技术、表演艺术和演唱风格的一整套独立成章的完美的舞台艺术体系。时人从政治角度出发贬损样板戏的成功，甚至封杀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剧目的演出，实是对中国革命文艺和传统京剧艺术的发展极端不负责任的一种思维。JQ作为政治人物尚且不能轻易就否定，何况她对京剧革命艺术方面看得见的贡献，更应该客观对待，样板戏更应该作为京剧创新的高基点，予以发扬光大。前年教育部让京剧进中小学校园，样板戏就占有一定比例，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京剧要发展，必须要有观众；要有观众，必须走继承传统，改革创新，以文革时期革命现代京剧为标杆的路子。相信树立这样的思维，中国京剧才有可能再创21世纪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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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不单是一所教育干部的学校，而且是一种保持干部为人民服务本色的机制。现在学校还在，就是中央省市县四级党校，但是机制已经随着改开一江春水逝去了。

　　谙熟中国历史朝代变革的开国太祖，深知干部官僚化就是鼎盛朝代开始走下坡路的典型标志，从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老人家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蜕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苏联，重要的干部职位要由干部子女来当，体现出很强的世袭倾向，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入党、提干。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

　　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另一个批语在1964年12月12日：“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笔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今天听来，相信持论公平者仍然可视为金石良言呵。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在给林副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学习解放军，一业为主，兼学别样，学工学农学军，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即为著名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委在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安排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创造了第一个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源起于我党我军陕北时期南泥湾，不少中央和边区的机关干部抽调到军队农场去参加劳动，不过当时主要是作为劳动力补充性质;成长于六十年代初期林副主持下的人民解放军，当时为缓解国家供应紧张局势，军师团各级部队有条件的都在驻地附近开辟农场，生产农副产品补充部队供应，除定额兵员常驻外，指派各级编余干部轮换下场劳动，既指导了农场工作，又进行了思想锻炼;最终定型于黑龙江柳河农场，正式命名为“五七干校”。可见，五七干校是我党我军革命历史的客观产物，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社会主义革命政权保证干部队伍不脱离生产劳动，和草根紧密联系的制度性保障。干部在这里陶冶亲民思想，锤炼劳动精神，接受草根再教育，从而牢记镰刀和锤头的本分，如此而已。

　　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转“五七指示”时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从“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成为党政干部再学习、再教育的长效机制。

　　改开以来，主流舆论把这个保持干部革命性的机制和方法说成了“迫害干部的做法”。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陆续停办，文革前的各级党校在其基础上回城重建，之后还恢复了什么“政工师”的“职称”系列和“研究生”的文凭，劳动的官员逐渐又演变成头顶高学历桂冠高高在上的官僚。直至去年中央党校的县官培训班发生了山西垣曲县委书记酒后大闹校园的溴事，令山西官场严肃处理，居然山西官场上下还形成这样的共识：酒后闹事不是过，只是某书记大运不好撞上了才是错呢。党的干部队伍一致如此，草民百姓还有什么盼头?

　　文革通过“斗”破除旧机制，通过“批”扫除旧思想，通过“改”确立新潮流。不幸人事皆非改革中断，五七干校的身前身后，正是从反面证明了一旦做了大小老爷，“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何其之难。今天省市县乡四级干部人满为患，且其中不乏“权为己所用、情为己所系、利为己所谋”的颟顸官僚。胡哥倒是不妨效法太祖，适度恢复五七干校红色传统，让这些吃皇粮不办皇差的官员品味一回草根艰辛，“迫害”彼僚一把，或可促其找到重新做人的感觉，抑或是政改的一条全新出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