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澄：科学技术要为阶级斗争服务！

——在北京大学纪念钱学森逝世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胡澄同志在北京大学纪念钱学森逝世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首先感谢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巩献田教授的邀请，有幸参加纪念钱老逝世十周年的座谈会。在这里我做为一名晚辈，向钱老表达由衷的敬仰之情!

　　刚才张全景部长引述了钱学森同志的一段话，令人非常感慨：“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2005年10月8日《中国青年报》)钱老这段话可以说是震烁千古!

　　刚才各位专家教授，从各个方面论述了钱老的贡献。你们说钱老是科学家，是思想家，是院士。但是大家想到了没有?今年既是钱老逝世十周年，但在钱老的生命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那就是今年正是钱学森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整整60周年的日子。在整整一个甲子的岁月中，钱老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更加熠熠生辉。钱老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巨系统”，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单纯、纯粹中国共产党人!的在他的言行中，我们感受到了钱老那坚定的共产党人的党性光芒。什么是党性?用革命导师列宁的话来说：“所谓党性，要求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9页)刚才，张全景部长引述的钱老那段话就是表达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公开地站在劳动大众一边的坚定立场——“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像这样坚定的阶级立场，在资产阶级的科学家身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像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公开的表示：“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凯恩斯:《劝说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4—245页)可是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闭目塞听，不顾阶级立场，硬说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是“普世价值”的传播者。

　　恩格斯曾经对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的大学生们热切地呼唤：“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们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卷，第487页)而钱老正是以他卓越的品格、渊博的学问、盖世的功勋成为了这样“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代表。我们“不忘初心”就应该不忘这种初心;我们“牢记使命”就应该牢记为被压迫阶级而奋斗的使命。这就是钱学森同志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钱老可以说无时无刻不把这种共产党人的立场、初心、使命牢记在心，并运用到他的学说体系建构当中去。例如我们现在常常强调的“顶层设计”，其实钱老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这种理念，钱老管这种设计叫做“党和国家总体设计部”，以系统论的方法总揽国家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发展。但这种顶层设计绝不是高层设计依靠“知识精英”，基层治理依靠“乡绅富豪”!他在给钱学敏同志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总体设计部，这是我们把毛主席的《实践论》和党的群众路线引入系统学了。”(1993年3月23日给钱学敏同志的信)。这与某些人主张的顶层设计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立场的不同，这就是价值观的不同，这就是毛泽东时代那一代知识分子与科学家的凛凛风骨与坚定立场。可惜这种风骨与立场在一段时期以来受尽嘲弄乃至毁弃。而坚持这种立场风骨的钱学森同志虽然备受尊养，但是他的这种境界却不为人所重视乃至接受。其实钱学森同志晚年的境遇是受到了一些人的敬而远之，受尊敬而不受尊重。因为，在那段时间里受到尊宠的是另外一些人!

　　今天在北京大学这里参加纪念钱学森的会。我就想起了今年诞辰130周年的李大钊先生，想起了以大钊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与被压迫阶级而奋斗献身的初心与壮烈。要知道当年的北京大学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源地呀!当时在一大召开之前，全国和海外有8个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地方组织，其中有6个是北京大学的师生与校友创办的;在一大召开之前全国58名早期党员中有23名是北京大学的师生与校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北大共有64名共产党员与10进步师生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而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大学却成了反党反共反毛分子的聚麀之地。我们且看看他们对劳苦大众与工人阶级的感情与态度。先说老一点儿的，冯友兰在上世纪90年代在他所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以嘲讽冷峭的论调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一个笑话：曾有两句流行的歌谣：无产阶级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唐山大地震时有人风趣地说：别吼啦，别吼啦!一抖就受不了啦!”(《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65页)我们看看，这就是这些没有被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嘲讽与以看笑话的心态对受苦受难的底层群众的态度与情感。冯友兰曾在上世纪50年代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赋诗一首：“奋笔当时信有由，根源一一细搜求。不堪往事重回顾，四十年间作逆流。”就在我们放弃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之后，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又从劳动人民的阶级队伍中自我分离的出来，高居人上，羽扇纶巾，挥麈闲谈之间，把劳苦大众贬得一无是处，忘得一干二净!借这首诗的一句来形容40年来我们知识界的情景倒是颇为恰当——“四十年间作逆流”!40年来知识界这种的逆流已成主流，掀起滔天浊浪，卷起千堆屎——北京大学的教授樊纲说：“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北京大学的教授厉以宁主张：“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北京大学的教授贺卫方叫嚣：“共产党这个组织并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因此是个不合法的组织。”可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有关部门对这些人的尊宠远远超过了对钱学森同志的敬仰，钱学森同志的晚年在这种环境中太显悲凉!

　　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积极、主动、殷勤、谄媚地融入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去，中国的科学知识生产和学术活动都成了跨国资本与金融垄断势力的侍妾。科学如果依附于资本，那它就不是“第一生产力”，而是第一压榨力、第一剥夺力、第一发财力、第一暴虐力!这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8页)这样的科学就成为了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的手段。对此，钱学森同志晚年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犀利的洞察，在1991年10月12日与钱学敏、于景元的交谈中，钱老说道：“整个咱们的科学技术体系要建立起来，这当然包括阶级斗争。现在这种国际环境，我就主张用军事科学这套东西来跟你斗。现在全世界是一体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繁荣是靠剥削第三世界，掠夺资源，对人剥削。这篇文章，要好好写，弄得好一些，更有战斗力。”(《钱学森论系统科学(讲话篇)》，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第89页)可见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用科学为阶级斗争服务，是钱学森那一代科学家崇高的人格境界与坚定的阶级立场。我们在纪念钱学森同志时候，一定要继承他这种凛凛风骨与松柏节操。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看问题包括看科学问题，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只见财，不见义;只见功利而鄙弃道义;只谋发展，而泯灭初心;只见“第一”，不见“最强大”!从历史唯物主义上来讲，科学技术其实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只有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才能转化为所谓的“第一生产力”，因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过一句名言：“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

　　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段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毛主席晚年的史实。据龚育之同志回忆，1975年，他受邓小平之命协助胡乔木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文件中辑录了毛主席十条论科学技术的语录，其中就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条。可是当邓小平拿着这份文件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对这句话断然否定，明确表示他没有说过这句话!邓小平辩解时说：“马克思说过类似的话。”毛主席针锋相对：“那我也不记得我说过这句话!”这下大家可慌了，用龚育之的原话就是：“这可是一件大事!”他们连忙找根据，有人说这是毛主席在1963年听取聂荣臻汇报《科学技术十年规划》时毛主席讲的。他们把参加汇报的几个人(包括：韩光、于光远、范长江)的记录稿找来一看，这三人的记录稿上都没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包括当时韩光正式的传达稿上也没有!原话是：“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这段史实龚育之在给《毛泽东科技思想》一书作序时有详细的回忆，建议大家找来这本书好好研读。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这本书的特点是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辑录的毛主席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原文。)

　　其实，熟悉毛主席思想与著作的同志是都知道主席是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并列为三项改造社会的社会实践活动，搞了一辈子“实践论”的伟人怎么可能认为离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与“直接劳动相分离的”“科学”是生产力?我们都说毛主席晚年糊涂了，其实真正糊涂的是我们自己啊!毛主席晚年把“科学实验”引入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当中，发表了重要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著作篇幅虽短，只有1000字，但却是毛主席关于哲学的压卷之作，收录到主席生前审定出版的哲学著作集《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之中。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千字文”，入门时可读，提高时可读;清醒时可读，糊涂时更可读;百读不厌，常读常新。

　　在建国70周年那滚滚车流中所运载的尖端的东风导弹是钱学森同志亲自主持研发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钱学森同志的那样的立场与境界，再先进的导弹也是一堆废铁。要知道苏联解体、苏共灭亡之时，他们的手中的导弹要比东风系列强大得多。

 

毛主席与钱学森在一起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钱学森同志是毛泽东时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卓越代表，在那一代科学家当中有着钱学森同志同样立场、同样情操与境界的共产党人知识分子还有许多，比如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他深入工农，推广数学“优选法、统筹法”的科学实验与实践的群众性活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还主持研制了疗效卓越，广受赞誉的“北京降压0号”，为广大患有高血压的一线职工解除了病痛。毛主席特给华罗庚写信致贺：“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见文末敬附毛主席手迹)在这里我就引用华罗庚同志表达这种境界、情操、立场的一首壮志凌云的豪迈诗歌作为发言结束。诗曰：

　　我对生产本无知，幸得工农百万师，

　　我爱工农师爱我，协力同心报明时!

　　这首诗最后一个词的“明时”就是指政治昌明的时代。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又进入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让我们继承钱老、华老那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怀，站稳阶级立场，为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与阶级斗争而协力同心，共同奋斗!

　　谢谢大家!

毛主席致华罗庚信手迹

    作者：胡澄，红色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