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旧书看今天无法想象的事

　　近日收拾旧物，翻到了几年前从旧书市场淘到一本旧书，书名叫《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著者普列汉诺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再看版权页，是1958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定价人民币2角4分。

　　令我意外的是，书的扉页上，赫然盖着一个圆形的、似公章般大小的印章，上边的阳文是：“七一人民公社图书馆藏书章”!(那个“藏”字，还是当时流行的民间简体。)

　　原来这还是咱们农民兄弟的藏书!

　　这里有一个疑问便是：此书出版于1958年10月，七一人民公社图书馆购买并收藏，购书时间得60年代了吧?那不就是小右们所说的“饿死人”的时代吗?按照小右的说法，农民兄弟在那时代，肯定一个个饿得前胸贴后背，不是垂死挣扎，至少也整天昏昏沉沉的了。　　可是，在这性命攸关的当口，七一人民公社图书馆竟然还有闲钱去买普列汉诺夫的《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2毛4分钱，当时能买两斤多粮食，够一个成人撑几天的了。何况，既然是图书馆，不会只买一本书，怎么着至少也得有几百上千本，才敢叫图书馆吧?那得多少钱呢?

　　由此可见，那时候人民公社“不差钱”，图书馆不仅办得很好，而且进的书层次很高，农民社员的文化精神生活很丰富。从这个小事例可以看出所谓的“饿死几千万”纯属污蔑。真要是人人饿得眼冒金星，还能看书吗?还要图书馆干什么?!　　当然，这图书馆到八十年代，随着人民公社的解散，也寿终正寝了，藏书自然也进废品站了，所以我才能在旧书店买到这本书。但是，那个圆圆的“七一人民公社图书馆藏书章”，却仍在告诉我，当年的农村，究竟是什么模样!

　　其次的一个疑问是：农民社员中有人看得懂这本哲学书吗?即便是今天的大学生、知识分子也没几个人看过这本书或完全能够看进去吧。然而，书到手后，我却惊奇地发现书中许多地方都被细细地批阅过，不同笔迹的文字用铅笔写在书页边上，正文下面有的还划了横线(当然，公家的书，这样做似乎有些不太妥当)。但看得出，读者是具备一定的哲学基础的。

　　有人可能以为，农民即便有点文化，也只是看看小说、唱本、连环画而已，哪能读正儿八经的哲学书呢，何况是五六十年前的农民。那么，是否会是当年下放的干部或者知青呢?有这可能，但这总归说明，那时的农村就有人有这种精神上的追求了。

　　肖衍庆老师曾经根据他到北京门头沟百花山下当知青的亲身经历，创作了小说《双水域》，里面就提到了社员读《哥达纲领批判》的情形。可见，毛泽东时代农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毛著应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列宁曾经说过，“不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五六十年后的今天，别说是农村，就是在城市，在大、小知识分子云集的网络论坛上，又有多少人像列宁希望的那样，读点普列汉诺夫，读点马恩原著;像毛主席要求的那样，“读点哲学”，“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呢?

　　哲学大众化在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停留在口号上，比农民学哲学更进一步的是，那时的城市工人已经开始了哲学的研究讨论，并应用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去了。

　　在我的一大堆旧书当中，还有不少被小右们无限痛恨的那个十年时期出版的书籍，而在这些书籍作者栏里，少不了“xx厂、xx局、xx五七干校工人理论组”(这么说不准确，考虑到工人、农民、干部理论组中工人占绝大多数，为了不影响行文，统统用“工人理论组”代之)的字样。这大概就是小右口中的“浩劫”时代特有的文化景观吧。

　　让大批处在生产一线的工人、农民、干部直接参与学术著作的编写，这恐怕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要知道，在阶级社会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识是剥削阶级及其后备力量独享的一种特权。

　　对知识的垄断，造成了两个结果，首先是掌握知识的剥削阶级可以借自己对知识的垄断权对被剥削阶级进行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对知识的垄断成为体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身份差别的重要表现，知识成为剥削阶级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资本和理由，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知识所赋予的合法性而难以翻身;另一方面，由于处于生产一线的劳动人民对知识掌握不足，导致他们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然而，在那个“浩劫”的年代，连剥削阶级对知识垄断这样的“金科玉律”也要被打翻在地，让知识分子的优越感顿时丧失。翻翻那个年代的书籍，几乎没有哪部书的作者上少得了“工人理论组”的大名——从日常的生活常识，到具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甚至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都少不了“工人理论组”这样的由一线劳动者组成的团队的身影。就连《三国志·武帝纪》译注这样的学术著作，居然也可以出自北京齿轮厂的工人组成的理论组的手中。

　　 既然一线劳动者参与到了以前他们被视为禁地的学术领域，就不可能在听凭剥削阶级或者具有剥削阶级思想的知识精英们的摆布，而是自然而然地把代表劳动人民诉求的东西融入到相关的领域当中，因此，自然科学上的专利垄断消失了，社会科学也不再是剥削阶级传声筒似的说教。如在《商君书·更法》评注(中华书局1975年版)的编写中，首都钢铁厂修理车间的工人向工人理论组提出了三十多条修改意见(见出版说明)，破除了一些剥削阶级传统的偏见。

　　而更多的书是大学相关专业的积极分子和工人理论组合编的。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和工厂，学生和工人相结合，在一种平等的地位至上共同合作，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讲给劳动者(比如华罗庚)，自己也再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他们当中很多人对这种让自己地位“下降”的事情是深为不满的，这可能成为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痛斥这个“黑暗的年代”的原因吧。

　　我翻了翻那个时候的书，里面的文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并且对劳动人民饱含了很深厚的感情。当然了，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其实也就是能认些字罢了)说，这些东西怎么能叫学问呢?全是垃圾!更有人说，观点“简单”普通人读懂的怎么可以算得上学术著作?难道从西方介绍来的，一句话要琢磨好半天的书，才能配得上“学术著作”这个称号吗?还有的人认为(特别是现在史学界)认为劳动人民被“过度美化”了(他们对“工人理论组”相当反感)，但是你们所谓的“正史”也不过是为二十四个姓氏做家谱而已。

　　今天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真正愿意静下心来读书的人是很少的，愿意读哲学的更是凤毛麟角，以致于要在世界读书日去搞什么全民阅读活动来装点门面。至于今天的工人、农民除了下岗或失业，便是在私人工厂里无休止地加班，哪里还有时间和物质条件去做学术和搞研究呢?“农民学哲学”、“工人理论组”永远成为了历史，是今天的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底层群众无法想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