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卓越开创者和奠基者，在此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两个范畴明晰、义理渊明的“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已前述)，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这是两个密切关联、引领航程的“四个现代化”，是辩证统一、科学严谨的整体，是中华民族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一、两个“四个现代化”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不仅提出并被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确立为我国20世纪奋斗目标的“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主要是物质技术层面上的现代化任务;而且还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四个现代化”，而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四个现代化”，则是社会性质层面上的现代化任务。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概括而言，毛泽东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整体理论，不仅包含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同时也还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统一的任务内涵。

　　在通常情况下，一说到毛泽东的“四个现代化”理论，人们往往都将其理解为毛泽东关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这一方面多是因为我们对毛泽东关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的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得比较多，而对其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的理论宣传得相对较少、信息较分散有关，也可以说是没有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全面完整地学深学透、完全弄懂弄通的缘故。

　　事实上，这两个“四个现代化”是辩证而有机的统一，彼此是不可或缺的。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是着眼于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的，侧重于阐述我国物质技术的发展状况及其水平的，而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四个现代化”则是着眼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性质，侧重于论述我国社会性质的变革和全面发展变化的。简而言之，前者是讲生产力物质技术发展水平的，而后者是讲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以及社会文明进步的，显然是不同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两个“四个现代化”，一个是物质技术基础问题，一个是社会制度保障问题，二者彼此不可或缺，辩证统一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是深谙唯物辩证法的领袖，两个深层次的研究，两手统一抓，按统一任务来对待的。从苏联解体垮台的经验教训来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恰恰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四个现代化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四个现代化的理论，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任务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我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资本主义物质技术发展水平的现代化，本来是应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工业革命来完成的历史任务，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紧密勾结，“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和统治下，不但未能完成，还沦落为物质技术落后，受制于人，不断挨打、受欺负、受掠夺的无奈水平，我国社会性质也导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可悲性质，处于被动挨打、受压迫、受掠夺、被剥削的悲惨境地，难以自拔。实现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从物质技术上讲，主要是历史性补课，迎头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自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即社会性质现代化任务已经转化为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早已发展为帝国主义，是腐朽、垂死而反动的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也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完成，主要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和全面创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问题。跟着西方资本主义走，复辟资本主义是根本没有前途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富强中国。

　　二、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经济现代化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概念，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但主要是指三个层次的转变：一是从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发展过程;二是从资本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转变的历史发展过程;三是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向共产主义工业化转变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虽不能把经济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工业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无疑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现代化的主体，在经济现代化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必须创造条件，逐步向更高文明的共产主义工业化转变。凡是与这种伟大转变直接相关的理论，都应属于经济现代化理论。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包含多方面的内容。

　　(一)社会主义“一化三改造”的理论和实践

　　新中国刚一成立，面临“一穷二白”、“一贫二弱”的烂滩子，毛泽东即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的理论，并将“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作为实现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的三个基本条件。经过三年努力，实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

　　随后毛泽东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理论，在中央宣传提纲中概括为：“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论述和提议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性质变革入手，使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快速发展、独立富强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

　　(二)全党转移工作重心的理论和实践

　　1951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构想，并在“三大改造”开始后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而且将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主体。到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遂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的理论并为党的八大所确认。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而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根据斯大林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1953年由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层实际分工，刘少奇、邓小平在一线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而毛泽东退居二线，主抓重大政策理论的调查研究与决策、外交政策和国际共运等重大事务。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发觉，并先后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等几次会议，努力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瞎指挥、急躁冒进、以及浮夸风、“一平、二调、三收款”、“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到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共7118人)，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1958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发言，讲了四条教训和十六条经验。会议围绕着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问题，强调要坚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坚持发扬人民民主等。会上，毛泽东还带头作自我批评，承担了领导责任。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七千人大会”还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讨论了1962年我国国民经济全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后，全国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

　　(三)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和实践

　　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实现工业化的途径也必然会有所不同。毛泽东既反对英、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即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和侵略掠夺别国人民财富搞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也反对“苏联模式”的苏东工业化道路，即注重重工业而忽视和牺牲农业和轻工业、实行国际分工的工业化道路，强调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和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并据此提出了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其主要内涵：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三者的关系，实行重工业优先、统筹兼顾、几个并举的方针(这方面的理论内容前章已述，此处不再赘述)。

　　(四)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们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还缺乏经验，再加上当时的国际环境，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我们，只有苏联能够支持、援助我们，客观上不得不学习和模仿苏联，开始时不得不照搬苏联模式。所以，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开篇就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尽管如此，但毛泽东还是不顾苏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分工”为由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并坚持建立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五)“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理论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即提出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而后经过10多年探索和实践，终于在1960年年初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我国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此后，毛泽东又提出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六)打破封锁、实行对外开放的理论和实践

　　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在党的第六届扩大的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即《论新阶段》中明确指出：“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 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就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讲话时就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在对外开放的范围、性质和原则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向一切民族、国家学习的主张，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也就是说，“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当然，我们的这种学习必须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而不能是盲目地学，更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不仅如此，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 我们不但不能学习，而且还“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

　　三、实现政治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定义有很多，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比较赞同这样的定义：“政治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在政治层面或政治领域的体现。它是指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变的整个过程。” 不管人们对政治现代化进行怎样的定义，但有一点是没有疑义的，即政治现代化是以民主化为核心的，就是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使人民当家作主。政治现代化既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动力和政治保障。毛泽东在思考和探索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必然思考和探索政治现代化，阐明政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始终把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视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首要任务，认为这是中国实行现代化必须首先具备的基本社会制度条件。他深刻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是不可能生长出工业文明的。要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就必须进行社会政治的彻底变革，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这也是完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应该完成而未能完成的历史任务。

　　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础上，要继续前进，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即进行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毛泽东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是以社会主义为旗帜和方向、以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内涵的。他在主持制定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过程中，就明确提出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原则，并将这两个根本原则贯彻到宪法之中。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核心内涵和根本保障。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

　　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是一种潮流，代表了当今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但是在民主的制度架构、组织形式上，由于各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又必然地会带有各自的性质和特点。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实际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无产阶级是被压迫、被剥削、被统治的劳动阶级，谈不到有甚么真正的民主。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政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式上各国具有自己的特点。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走法”上，“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以此指导建构了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政治制度，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同时，毛泽东还明确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更是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和任务之一。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都曾明确地把民主作为奋斗目标和革命目的而规定下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更是把民主纳入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目标。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毛泽东所提出的上述“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实际上也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是以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保障的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

　　四、实现文化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在其伟大革命的一生当中，始终给予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问题以高度的关注。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不同时期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总是适时地提出并领导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新型文化。这不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保证.而且也为中国的先进文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文化现代化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文化创新的过程。而文化创新在更加广阔的意义上，已成为当今人类存在与发展的精神根基和动力源泉。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因此，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文化现代化建设主要是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过程。

　　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揭示了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阐明了文化的本质和社会作用，并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首先，“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 。我们当然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对待外国的文化决不能生吞活剥，毫无批判地吸收，更不能“全盘西化”。其次，“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 。对中国传统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文明、进步的精华，决不能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第三，“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它是工农大众追求民主、文明、进步的文化。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改造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并明确提出了“现代科学文化”的概念和“科学文化现代化”的目标。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在毛泽东所倡导的许多文化当中，他论述最多最深刻、影响最广最久远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的许多论述和观点，至今还被奉为经典而广为引用，他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丰功伟绩，既无人可比，也无可置疑。但是，对于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功绩的评价，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上，总体上是没有什么建树，因而也无所谓贡献。其实，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论述更为丰富和卓越，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仍然是中国特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理论。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的理论贡献，依然是无可置疑的，影响依然是广泛而深远的。

　　概括起来讲，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理论和实践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相互统一、相互协调，同时也为保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人民性，毛泽东指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状况，他强调指出：“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为此，他提出“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由他所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发展而来的。抗战时期，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时，毛泽东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他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为什么呢?这可以从毛泽东给“文化”所下的科学定义中找到正确答案。他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于对社会生活中文化现象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比较确切的文化定义。这一定义表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而新民主主义政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此，它就必然以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为根本指导思想。

　　同样，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也是无产阶级，因而服务于这一政治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必然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说，它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以自己特定的指导思想为核心，这种指导思想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相统一的文化。假如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文化建设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得不到保障，而且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也会失去灵魂和方向。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毛泽东不但在理论上进行阐述，同时也在实践中积极指导，致力于通过思想上的批判运动肃清资产阶级唯心论等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比如，他曾说：“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这就是说，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就不要害怕接触错误的东西，“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毛泽东主张，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

　　(二)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的理论和实践

　　确立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指导思想，只是回答了“社会主义文化是什么”的问题，涉及的是文化的性质论。至于这一文化是“为什么”的、朝什么方向发展的，则属于文化的目的论或者说发展方向论。这是毛泽东一贯运用的文化思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在阐明《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之后，紧接着论述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工作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党和人民在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服务。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为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革命文化，对广大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这就是说，新文化既是为人民大众的，也是为人民大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的这一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特别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围绕着“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的宏伟目标，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加快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并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了开创性的探索。他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应当“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 这就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目的，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是毛泽东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依据当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根据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所提出的最著名的文化发展方针。这一方针，是毛泽东l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早明确提出的。他说：“‘百化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毛泽东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二为”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党的文化工作中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在文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同时它还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了完全不同于旧文化的性质，也不同于他曾经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是为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力量和新的社会力量服务的。

　　(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地位的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一生致力于改造中国社会。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特别重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构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他都将文化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非常突出的。而且，还可以说，毛泽东是我们党中将文化看得最为重要的领导人。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了与当时政治、经济相一致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并概括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个新文化建设纲领中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因素，即人民大众的文化，其主体就是工农劳动人民的文化，因而属于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完成土地改革、成功地保卫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后、不失时机地提出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总任务。到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顺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也随之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除了经济建设的任务外，还必须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建设，“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提学习的问题，号召要更多地懂得马列主义，而且一定要与新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号召要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学习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并先后出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和政策。在这些科学文化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人们思想极大地解放，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的空气活跃，形成了生动活泼的局面，教育、科学、艺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社会主义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党科学地界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要使中国科技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一贫二弱”的面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四)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的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是这个体系中最为主要的部分，也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中最有影响、贡献最为突出的方面。这主要是两大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是毛泽东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依据当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根据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所提出的最著名的文化发展方针。这一方针，毛泽东是l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讲话中最早明确提出的。他说：“‘百化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一方针，既是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文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和借鉴，又是根据当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提出来的。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非社会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因素，例如还存在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因素，因而如何正确对待这些文化因素，就成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这一方针刚一提出，国内外、党内外就有种种疑虑和言论。为此，仅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除了在北京和外地先后十余次阐释“双百”方针外，还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此作专门的阐释。可见毛泽东对这一方针的重视。毛泽东认为，采用这一方针，既符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真理的发展规律，也有利于对一定要反映出来的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实行这一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它是毛泽东根据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融合性而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的科学方法。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向全党郑重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且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并指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要认真加以采纳。 至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毛泽东早在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认为要学习中国的历史遗产：“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对封建时代的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分析，除指出封建时代的文化并不都是封建主义文化外，还认为封建主义文化在发生发展时期也有一定进步性。总之，毛泽东主张，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手，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手，两方面都要学的目的是，“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其中心意图就是强调要把“古今中外”一切好的东西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与文化上的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划清了界限，是处理文化上的古今中外关系的正确方针，是开创20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经验总结，当前和今后仍然应该是我们建设中国特点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方针。

　　(五)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内容的理论和实践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毛泽东有一系列明确论述。主要如下：

　　1、思想道德建设

　　毛泽东认为，首要的是思想道德建设。他在民主革命时期，认为思想道德建设是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l939年12月，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认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为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毛泽东特别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2、发展人民教育事业

　　毛泽东认为，重要的是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指出，我们必须扫除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新中国建立后，他的这一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指出，教育应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在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指导下，党中央及时规定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主要原则：“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1958年8月，他在中宣部长陆定一的长篇文章《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加了一段批语。他从教育的角度，梳理了一下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15位具有“人民性”的杰出代表人物及其主张，以说明社会主义教育应该体现的主要内容。他说：“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苟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等，这些优秀的人民性传统文化教育观念都应该在社会主义教育中有所体现。

　　3、发展科学技术

　　发展科学技术，向现代科学进军。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始终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l956年他指出，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而奋斗。1958年初，他提出来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来，并鼓励大家学技术、学科学。l963年l2月，当聂荣臻等同志向他汇报新的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他又一次强调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在实践上，毛泽东对自然科学家、对工程技术人员、理工科大学批评较少，信任较多。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政治待遇和物质条件也相对较好。

　　4、发展文艺与医疗卫生体育事业

　　对于这方面，毛泽东的关注也是很多的，论述就更多，影响也很大。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这个基本方针,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发展规律。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他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百花齐放”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百家争鸣”借用了历史典故。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文艺大家，所作的诗词与书法作品影响甚广。

　　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也始终面向大多数人。毛泽东一向十分重视人民的健康，最早的卫生工作的题词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十分强调“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抗战期间，为追悼白求恩同志的题词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延安卫生展览会的题词是“为全体军民服务”。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第一条便是“面向工农兵”，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把医疗卫生的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卫生工作的方向。由此可见，建国后前三十年我国卫生工作取得光辉成就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毛泽东为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制定了一条“为大多数人们服务”的正确路线，而广大医疗卫生人员，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卫生工作路线，才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从而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方针与政策是路线的具体表现。1954年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与指导下制定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是我国医疗卫生部门深入贯彻与落实毛泽东卫生路线的正确指针。

　　再加上毛泽东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全民体质”，我国的人民体育事业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大多数人的体质明显增强了，从此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从1950年以来，中国人民平均寿命增加20岁以上，男人平均寿命为69岁，女人平均寿命为71岁。此外，还要特别提到婴儿的死亡率，解放前婴儿 死亡率很高，农村许多劳动妇女生下的婴儿死亡过半，而解放后婴儿死亡率大为下降，不少地区都降为零。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也是很具体的，体现在毛泽东各个时期的著作及其批示、讲话等文稿之中。这些内容，既是毛泽东思想中极具价值的部分，也是新世纪中国特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之不尽的宝藏。

　　(六)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队伍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中，毛泽东非常重视文化队伍的建设。在他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塑造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

　　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广大知识分子组成了新文化建设的大军，成为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开展文化运动，发展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富强国家，实现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提出了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历史任务。l957年，他明确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 l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四十七条，毛泽东指示：“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设想，反映出他渴求人才的迫切心情。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这些设想是高瞻远瞩的，在当今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是非常丰富，非常深刻，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上述六个方面的理论，无论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还是从国内的文化建设历史与现实来看，都是非常突出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所作的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是无可怀疑或否定的。任何怀疑或者否定，只能说明怀疑者或否定者对于历史的无知。

　　五、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理论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整体演进的过程，自然包含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现代化。但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相对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言，人的现代化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所谓“人的现代化”，指的就是农业社会的传统人向工业社会的现代人转变，进而由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传统近代人向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人转变的过程，及与现代文明、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全面发展。毛泽东坚持以唯物史观的视野审视人的现代化问题，深刻揭示了人的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形成了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一)人的现代化是以人的个性解放为前提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只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外壳，人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实质。早在1917至1918年，尚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阅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中一些“杀身成仁之事”后，曾作了这样的批注:“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 或个体) 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 1919年，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呼吁妇女解放的。起因是长沙一位年轻女士因为包办婚姻自杀了，毛泽东义愤填膺，于是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评论对包办婚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1944年8月，毛泽东在写给延安《解放日报》报社社长秦邦宪的信中指出：“解放人性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的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毛泽东不仅重视人的个性自由解放的重要作用，而且提出了实现人的个性自由解放的主要途径，强调必须以革命手段为人的个性自由解放开辟道路。

　　(二)人的现代化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追求的目标。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至少应该包括德、智、体三个基本方面。早在1916 年12 月9日，毛泽东就在致好友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 随后，他又于1917年4月1日在《体育之研究》中论述了“三育并重”，提出“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强调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并且把德、智、体全面发展纳入我国的教育方针。他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三)实现人的现代化要充分激发人的主体性

　　人的现代化，核心就是塑造具有主体性的人。所谓人的主体性，就是人具有自我作主，可以发挥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但中国人民由于长期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使得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逐渐丧失了主体性，增长了奴性，凡事不敢自我作主，任人摆布。怎样才能激发人的主体性呢?在毛泽东看来，首先要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推翻“三座大山”，把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制度下解放出来，获得人身的解放，使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要在此政治基础上激发人的主体性，一方面，必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他强调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 另一方面，必须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曾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激发民众的主人公积极主动性和革命热情，以赢得革命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又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注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激发人的主体性的作用，即调动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总之，毛泽东在长期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仅提出和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而且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理论与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理论，以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指导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毛泽东两个“四个现代化”理论中的重要理论观点，对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

　　六、实施两个“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众所周知，中国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毛泽东时代科学技术原创能力强大，在各个领域里创造了无数个第一。毛泽东时代造就了人造卫星、导弹、核潜艇、大型喷气客机、人工合成胰岛素、汉字激光照排、卫星回收、计算机、直升飞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出口到日本);歼十、神5载人宇宙飞船是70年代的技术;反导系统，导弹、杂交水稻研究成功，优质小麦高产等世界闻名;复方蒿甲醚、针刺麻醉手术;内燃铁路机车、现代海船(包括30万吨集装箱轮)、微电子;“远望号”系列船，其技术高度至今难以逾越，那时的报纸经常报道国家创造发明和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比较，也和美苏水平进行对比，有些技术是超越美苏的。

　　( 一)现代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全都诞生在毛泽东时代

　　1、杂交水稻：1973年，中国的袁隆平等向世人捧出了高产“杂交水稻”这一震惊世界的答卷。这无疑是史书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不多的中国，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粮食问题，还为亚洲甚至全世界粮食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巨大贡献。

　　2、汉字激光照排：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不仅是科学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现代技术的重大创新，给出版印刷行业带来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大大提高了印刷出版业的效率。它在促进中华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对日、韩等国家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工合成的蛋白质，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也是目前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药品。过去世界普遍认为生命体是天然的，大都认为人工合成生命体是不可能的，是中国人首次让它变成可能和现实。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是生命科学领域里的重大突破，对于人类探索生命奥秘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4、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也是目前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药品。截至2005年底已被26个亚非国家指定为疟疾治疗一线用药，它在疟疾这一高传染性疾病治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复方蒿甲醚仍是惟一被世界广泛承认并在世界广泛销售的中国专利药品，是中国惟一真正走向世界的药品。复方蒿甲醚的诞生，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7年5月23日，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指挥和部署了“523项目”。这项以启动日期命名的重大项目，揭开了年轻的共和国研制抗疟新药的序幕。1972年，科研人员终于从青蒿里提炼出抗疟疾的化合物--青蒿素，并于1973年在云南和海南等疟疾高发区进行了临床试验。青蒿素是新中国研制的第一个化学药品，标志着我国新药研发取得历史性突破。治疗疟疾快速、高效、抗药性小的青蒿素，被国际社会誉为抗疟药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但为我国消灭疟疾作出了贡献，也使世界抗疟事业翻开崭新一页。从此以后，我国科研人员在抗疟之路上不断奏响凯歌，他们在青蒿素的基础上又开发出蒿甲醚等疗效更强的衍生物。为克服疟原虫的抗药性再次“抬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又将蒿甲醚与化学药品本芴醇组方，研制出新药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既有治愈率高的优点，也有延缓抗药性产生的特点，堪称抗药性疟疾的“克星”。

　　(二)新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技术的巨大成就

　　国内有几个机场、有几条铁路，不是毛泽东时代新建、扩建的?有哪一个油田、国内哪一个炼油厂不是毛泽东时代创办的?今天的上市公司，有几个不是毛泽东时代创办的企业改制而成的?今天的中外合资企业，有几个不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开创性基础，才被外国投资者看中而被“合资”的?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就在大量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现代远洋轮船。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还在生产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已经在1970年(中国首次成功地试验原子弹以后六年)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当然，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劳动力当时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城市的工人阶级却已经从1952年的300万人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1800万人以上。此外，在农村实施建立小规模工业的政策，结果导致大约3亿农村劳动力中的2800万农民变成公社工厂或大队工厂的工人，虽然那些工厂大多数是在初级技术水平上组织生产的。一个庞大的技术知识界出现了。中国科学技术人员的数目从1949年少得可怜的5万人(1952年有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后来到1979年增加到500万人以上，这些人当中的99%是在1949年以后培养出来的。

　　1950年至1977年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以每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最高的,与现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最快的,1950年至1976年,中国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00万吨,发电量从43亿度增加到1330亿度,原油产量从近乎于零发展到84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万吨,水泥产量由290万吨增加到4930万吨,到7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还制造了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在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中国的科学家技术人员从1949年少的可怜的5万人增至到500万人,除此之外,还兴修了大量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设施,如果没有这些设施,那么就不大可能出现我国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大提高。

　　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1976年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己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从1952年至1978年的25年时间,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4倍,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从1949年的100，到1978年增长至440,中国的国民收入如此高增长还是世界少有的。

　　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在帝国主义封锁和战争不断干挠下，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因而这种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除了苏联在50年代提供过有限的援助，毛泽东时代一切都是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这就更值得中国人民骄傲!到60年代中期中国迅速全部偿还了苏联外债及其利息，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国内通货膨胀的国家。

　　毛泽东时代是人类史上伟大的工业革命时代，毛泽东时代经济记录是中国奠定工业现代化基础时代的记录。实际上，这一记录优越于德国、日本和俄国工业化的可比阶段，这三个国家的工业化是那些在工业舞台上一直是后起之秀的主要国家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德国自1880年至1914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是33%(人均是17%)。日本自1874年至1929年，每1O年的经济增长率是43%(人均是28%)。苏联自1928年至1958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4%(人均是4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人均是34%)。

　　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取得政权，当时是允诺进行两次革命而不是一次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执政者们迅速地完成了国民党旧政权没有完成(实际上几乎还没有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共产党人迅速地把四分五裂的古老中华帝国改造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并且给它的多民族的众多人口逐渐灌输了关于民族统一和社会目标的强烈观念。被长期拖延了的土地革命，随着土地改革运动于1952年结束而告完成，最终从中国现代历史上消灭了古老的绅士地主阶级，并且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从被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的传统方式中解放出来。国家领土的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和全国市场的建立，以及农村中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废除，又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对蕴藏于这片广袤土地的巨大人力物力资源的利用，给非常落后的，过去停滞不前的经济带来了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本世纪50年代初期进行的那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长期(直到不久以前)处于最悲惨而贫困的国家行列中的中国，如同毛泽东在1949年十分自豪地宣称的那样，的确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目前作为一个独立的“迅速现代化的强国屹立在世界上”，尽管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相比，它依然是一个比较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与任何资本主义类型革命的古典西方模式都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宣布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完成的。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留下的人们，既不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也不是这场革命的受益者。此外，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几乎没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独具的特点——创造有助于私有制繁荣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条件。城市中的“民族资本主义”时代和农村中的个体农民所有制时期，在范围和持续时间上都受到了限制。这种限制是由旨在废除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者治理的国家所强加的。而且，当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判定(现在有人有时说，这种判定也许为时过早)，“资产阶级的”基本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的时候，他们就决心进行他们答应过要实行的两次革命中的第二次革命，1953年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这个过渡时期是在经济发展的低水平上和物资普遍匮乏的条件下开始的。

　　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要同时实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这是根据“不断革命”的要求进行的。毛泽东时代的许多观察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设想：使现代工业化手段同社会主义目标相协调的独特尝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毛泽东时代所独具的特点之一。实际的历史记录表明，这一进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伟大过程。 毛泽东时代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5年，工业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72%，农业则仅占28%。

　　毛泽东时代搞出了“两弹一星”，以最小的代价建造了祖国的核保护伞。其中1964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收回式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以及核潜艇试验成功等，这一切都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士气，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挫了敌对势力的气焰。打破了核垄断和核讹诈，争取了长时间的国家安全。大长了国人的志气和前进动力。今天中国才可以在“两弹一星 ”的核保护伞下安居乐业，谋求新发展。

　　航天工业由空白跃居世界第三。1954年，中国第一批飞机试制成功，两年以后，中国首次试制的歼五喷气飞机获得成功，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成批生产喷气飞机的国家。各个系列型号的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陆续飞上蓝天，而运十的研制成功，正是我国当时航空工业飞速发展的集成和写照。1980年9月运十首次试飞成功后，美国道格拉斯一副总裁看了飞机之后说：“你们航空工业一下子赶上来了15年”。但是因为保密需要，航空航天工业的许多产值没有计算和公布。

　　建国之初，中国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都要靠进口。经过二十八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民经济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使“文革”期间，工业平均发展速度也在10%以上。

　　(三)新中国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发展数据与成就

　　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基本发展数据和建设成就主要如下：

　　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

　　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

　　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

　　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

　　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

　　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亿零四百万吨，

　　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

　　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经由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彻底摆脱了“一穷二白”、“一穷二弱”的落后状况。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一万多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崇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省、区和地区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

　　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大中型水库。这样的大规模水利建设亘古未有。

　　在文教卫生方面，在“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

　　在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币，下同)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泽东逝世时，既没有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为罕见的。

　　(四)新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精神的蓬勃发扬

　　由于建国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基数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长率也难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支付如此庞大的教育、福利和军费开支。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数据因种种原因而并没有完全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和增长水平。另几大块并未被计入的经济成分，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是劳动力的成本，例如，在华北平原上某低洼处修建一座水库，因无需炸药开山，也没有机械参与，只有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建造，这座水库的建设成本约以零计。这一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统计数字上根本不反映。但同样一座水库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造，其劳动力成本将成为投资部分，建成这座水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将等于其实际投资额而被计入。又如铁路建设是另一特例。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工程之浩大是难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数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将难于应付如此庞大的铁路工程项目。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训练有素的铁道兵完成，在低投资下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在毛泽东时代，提倡艰苦奋斗，劳动力开支的低微对确保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

　　毛泽东时代科学技术能够大踏步进步的关键奥秘，可以说有三个方面，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充分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阶层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周到的设计和精心的准备。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得到共享增效。这在任何国家都是难以做到的。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和损失。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计划协调机制。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领导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靠的就是社会主义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当时硅半导体科技研发，硅晶元的制造，都是与美国几乎同步的。中国当时不选择走计算机家庭化，完全是根据本国国情考虑的。当时即便在美国一台最新的8008或者8086系统售价也在2000美金，是极其昂贵的。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刚刚到了所谓“万元户”时期，还在全民艰苦积累奉献时期，这是很难接受的。因此，中国首先考虑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重大课题，果断选择了大型机计划即863工程的1代长城(曙光最早前身)。中国自己已经完成长城1代大型机，以及曙光1号巨型机的制造与研发。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社会主义精神的大发扬，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

　　(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必将更加辉煌

　　党中央历代领导人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高度重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规划、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始终高度重视对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的领导。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论断、新要求，对于适应和引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发展新常态，发挥科学技术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一些重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多复变函数论、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高温超导、中微子物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纳米科技、干细胞研究、肿瘤早期诊断标志物、人类基因组测序等基础科学突破，‘两弹一星’、超级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高性能计算机、三峡工程、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移动通信、量子通讯、北斗导航、载人深潜、高速铁路、航空母舰等工程技术成果，为我国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总体上看，我国在主要科技领域和方向上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目标，正处在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好，“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我们党牵着这个“牛鼻子”，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从造福人类的水稻育种技术，到高大上的航天航空科技，从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的高速铁路技术，到实验室里实现的人类单个卵细胞高精度基因组测序……中国科学技术研发力量正在各个领域里取得单点突破，由量变完成质变。中国领先世界的重要科学技术创新成果：

　　1、北斗系统。差分仪试验成功将精度从10米提升到1米，配合地基增强系统精度将达到厘米级，并拥有短信功能。

　　2、2000预警机。全世界最先进，领先美国E-3C预警机接近一代。

　　3、超级计算机。“天河2号”以每秒33.86千万亿次连续第六度称雄。

　　4、雷达技术。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对车辆等典型人造目标的三维高分辨成像，这项技术在地理遥感和军事侦察领域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5、3D打印。能够生产优于美国的激光成形钛合金构件。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掌握激光成形钛合金大型主承力构件制造且付诸实用的国家。

　　6、激光技术。深紫外全固态激光器通过验收，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够制造实用化、精密化深紫外全固态激光器的国家。

　　7、微晶钢(超级钢)。居世界领先地位，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实现超级钢的工业化生产的国家，其他国家的超级钢尚未走出实验室。

　　8、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跻身世界上“最好”的脉冲场之列，在电源设计和磁体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位列世界顶级。

　　9、纳米技术。清华大学魏飞教授团队成功制备出单根长度达半米以上的碳纳米管，创造了新世界纪录，这也是目前所有一维纳米材料长度的最高值。

　　10、超轻气凝胶。浙江大学高分子系高超教授的课题组制备出了一种0.16毫克/立方厘米的超轻气凝胶，刷新了目前世界上最轻固体材料的纪录。

　　11、量子存储器。世界首个存储单光子量子存储器在中国诞生。

　　12、医学。全球首个人工生物角膜日前成功完成临床试验，人工角膜移植后的总有效率超过了90%，愈后效果已经接近人体角膜。

　　13、风洞。JF12激波风洞，试验时间100毫秒三倍于国外，国际上最先进的高超声速风洞。

　　14、量子物理学。中国科技大学测出量子纠缠速度下限，标志中国在“绝对保密”的量子通信这个未来战略性领域继续领跑全球。

　　15、微电子。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张卫教授团队研发出世界第一个半浮栅晶体管(SFGT)

　　16、盾构机。横断面宽10.122米、高7.27米，400多吨的世界最大矩形盾构机在郑州下线。

　　17、基因技术。中国首次完成人类单个卵细胞高精度基因组测序，可有力提高试管婴儿活产率。

　　18、云计算。全球首台“云计算机”“紫云1000”在中国问世，这标志着中国在云计算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19、催化剂。中国世界首创制成单原子铱催化剂，可用于卫星推进剂，能够降低金属用量，提高催化效率，节省催化剂成本。

　　20、引力精密测量。罗俊院士团队算出世界最精确万有引力常数，其引力实验室也被外国专家称为“世界的引力中心”。

　　21,应该再加一项最新的，世界首创，领先天下的科技成果。2016年7月，我国成功发射的量子卫星，目前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或技术可以破译!预计10年或几十年内都难以破译!令世界瞩目!

　　中国科学技术确实有了很大进步，但万里长征才走完了一两步，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作为中国人，我们既不必妄自菲薄，也不能骄傲自满，要永远牢记毛泽东“两个务必”的教导，凝聚起朝气蓬勃一往无前的力量，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习近平指出：“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国实现了现代化，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从现在起到新中国成立100年只有30多年时间，我们的前景十分光明，我们的任务十分繁重。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能有多大成就。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发扬我国科技界追求真理、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勇担重任，勇攀高峰，当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排头兵。”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伟大号召：“让我们扬起13亿多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憧憬的风帆，发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让中国这艘航船，向着世界科技强国不断前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向着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断前进!”

　　(摘自《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辑要》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