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丨劳模故事：《吕玉兰》连载之三十二：农业要上去 干部要下去

江山丨劳模故事：《吕玉兰》连载之三十二：农业要上去 干部要下去

　　1973年5月，河北的农村正是播种和迎接夏收的大忙季节。临西广阔的田野里，到处是劳动的人群。可是，走进县委和县革委的大院，却显得冷冷清清。办公室里，很少听到打电话的呼喊声，也很少看到进出办事的人。有的办公室空无一人，成了“铁将军”把门。

　　干部们都到哪里去了？一位守机关的同志对来访的记者说：“都下去啦！”原来，不久前，玉兰提出了“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现在，这个口号成了全县人民谈论的话题，变成了各级干部的自觉行动。开春以来，县委常委们带领县直机关的大部分干部，深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同各公社干部一起，分别蹲在170多个生产大队，一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进行调查研究，一边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鼓足干劲学大寨、学东留善固，决心尽快改变临西的面貌。

　　各级干部下去，带来了全县面貌的变化。社社队队大搞水利建设，纷纷打机井、修渠道、建扬水站。同时，深翻和平整土地，使一部分旱地浇上了水，生产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虽然没下过透雨，但广大干部和群众继续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展开顽强的抗旱斗争，决心夺取农业的新丰收。

　　这是1973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的新化社通讯《农业要上去 干部要下去》中，开头描绘的一幅临西县干部转变作风、大下基层的生动情景。

　　“干部大下，不单是把生产搞上去的手段，还是实现机关革命化、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我手头保存的一份玉兰于1974年2月12日在河北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叫《干部大下是抓大事、促大干的重要措施》。她在这次发言中，把干部下基层的好处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干部下去才能切实抓好大事。大批干部下去，和群众同学习、同劳动，通过抓领导班子革命化和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精神，使不少大队大变样，特别是一批“老大难”单位的面貌迅速得到改观。

　　二是干部下去促进了机关革命化。过去，基层忙于应付上级领导机关。基层干部批评说：“上边千条线，下边团成蛋，哪股拉的紧，就跟哪股转。”现在，由于大批干部下去，县上的办事机构不得不该减的减、能合的合、应砍的砍，先后撤消了19个临时办公室，主动为基层服务。

　　三是干部下去有效地改变了干部队伍的政治面貌。有的下乡干部说得很形象：“过去是‘三水’，叫坐在机关里喝茶水、糖水和药水，越喝志气越短，身体越软。现在也是‘三水’，由于经常同群众在一起，早晨一身露水，晴天一身汗水，雨天一身泥水，冲掉了官气，增添了朝气。”

　　四是干部下去有利于培养和选拔接班人。大批干部下去，经风雨、见世面，是学习和锻炼的好机会。1973年，临西县委从蹲点干部中提拔了95名，其中提为县委委员和县革委常委的5名，同时从工农群众中提拔了一大批同志到县、社、大队担任领导职务。

　　五是干部下去加快了农业发展的步伐。1973年，虽然上半年大旱，下半年大涝，临西县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比上年增产3成，向国家贡献由上年的450万公斤猛增到983万公斤。

　　那么，“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这一口号是怎样产生的？当年曾到临西采访并写下题为《农业要上去 干部要下去》这篇通讯的作者，曾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侯志义，向我回顾了当时的情况。

　　1970年初，担任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玉兰，当选为中共临西县委第一书记。玉兰和县委常委们经常谈论着这样一个问题：同先进县比，临西的粮、棉产量还很低，差距大的原因在哪里？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应当从哪里入手？

　　第二年春天，玉兰同河北省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等一起，再次来到大寨大队所在的山西省昔阳县参观。她虚心听取昔阳县同志的介绍，留心观察当地干部的行动。这个县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成了风气，县级干部一年至少参加劳动100天，公社干部参加劳动200天，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300天。在这里，不参加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劳动不好的不算好干部。在县直机关里，很少看到来往办公的干部。可是在田间和水利工地上，却看到社员打扮的干部们，同群众整天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这些情景，深深印在了玉兰的心坎里。

　　回到临西，玉兰把在昔阳的所见所闻，带到了县委常委会议上。她尖锐地提出：“过去临西县农业生产发展慢，同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什么关系？现在要大办农业，党的干部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一提出，对县委领导成员的震动很大。大家还通过联系县领导到这个县的隋五里和仓上大队蹲点，使这两个大队发生变化的实际，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受到了深刻教育。

　　以位于卫运河西岸的隋五里大队为例。过去由于河水泛滥，土地被冲成大沙滩，多年来粮食产量很低。后来，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社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沙地改造成了粮田，1965年粮食亩产跨过了《纲要》。但这个大队的干部也因而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只讲自己怎样“过五关”，不想继续努力学先进。结果，全大队粮食产量起起落落，几年来一直在“黄河”岸边打转转。对于这个大队掉队的原因，起初县里一不调查，二不研究，就在会上点名督促，可他们的变化仍然不大。1971年，县委领导成员到这个大队蹲点，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干部认清了停滞不前的原因，使他们振奋起革命精神，带领群众继续前进，当年全大队粮食亩产一跃超过了800斤，成为全县第一个粮食产量过“长江”的大队。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在讨论中，大家从两个大队的变化谈到干部作风问题，从全县农业生产的状况谈到县委领导机关的革命化。有的说：“这两个大队发生的变化，关键在于县委政治思想对头，领导改变了作风，深入下去，调查研究，做到了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所以这个大队的干部才会带领群众大干苦干。”玉兰说：“对，农业要上去，干部就得下去！”从此，这一口号就在临西传开了。

　　说来凑巧，关于“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这一口号的提出，我还曾直接“采访”过玉兰，可为上述情况作个补充。

　　那是1974年底，我同玉兰结婚不久，她邀我到邢台地区隆尧县去看望县委书记安经章。安经章曾担任过临西县委书记，是玉兰的老领导。而且，他们在“文革”中一起住过“牛棚”，挨过批斗，可以说是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虽说他们经常见面，可到了一块儿，还是有拉不完的呱、说不完的话。那天在车上，大家又热烈地交谈起来。

　　玉兰忽然朝我说：“侯志义写‘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说这个口号是俺的创造。其实，发明权还属于安书记呢！”

　　我听了不禁惊讶：“这是怎么回事？”

　　玉兰解释说：“那年，俺从大寨参观回临西，路过隆尧，就想着向安书记请教，怎么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安书记领着俺下农田，转村子，边走边谈。安书记说，‘农业要上去，关键在领导，领导的关键又在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转变，一定要多下基层。’俺一听，有门！俺回去后，反复琢磨安书记说的这几句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后来就逐渐形成了这个口号。”

　　安书记连连摆手道：“俺只是随便说说，还是玉兰同志善于总结经验。”

　　玉兰马上接口说：“不不不！老书记的创造发明，俺哪能抢呢！”说完，大家“哈哈”地笑了起来。

　　“解剖‘麻雀’，不当‘麻雀’、不做浮在水面上的葫芦，要做沉到水底的秤砣。”这是临西县委在干部大下中注意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玉兰说：‘干部下去要做到人在点，心在点，亲自干，而不是名字在点，行李在点，光挂帅不出征。”

　　原来，临西下乡蹲点的各级干部，大多数都同基层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但也有少数干部，身子蹲在了“点”上，心里却想着“面”上。结果是，没有在点上解剖“麻雀”，自己却当了满天飞的“麻雀”。正如有人说的：“干部蹲点，心不在点上，就像葫芦扔到井里，看起来很深，实际还是漂在水面上，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临西县委发现这种情况后，一方面提醒各级干部要真正蹲下去，在点上解剖“麻雀”，不当“麻雀”；另一方面，县委主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为大家作出榜样。县委还对此进行了分析，干部下去后在点上蹲不住，原因之一是那些点有的是后进队，有的干部到了后进队，怕苦、怕难、怕麻烦，于是住几天就走开了。针对这种情况，玉兰在1972年4月，自己到东贺大队蹲点。

　　东贺、西贺和中贺大队，生产条件差，情况比较复杂，是摇鞍镇公社的几个后进大队，其中又数东贺大队的工作最难开展。过去，县和公社的一些领导干部，都不愿到那里去蹲点。有时去了，也是听一听、看一看，遇到了矛盾，就绕道走开。这次，玉兰来到东贺，放下行李就同社员们一起下地锄麦，边锄边和社员拉呱。晚上，她凑到社员家的炕头上，同社员谈家常，论生产，征求意见。社员们看到她干活地道，对人诚恳，说话在理，真是来解决问题的，就把自己的看法和心思全数倒给了他。

　　在这里，玉兰还分别邀请贫下中农和干部开座谈会。一些老贫农向她反映，大队干部们的心没合在一块，劲没使在一起。队上的工作，谁都不愿意大胆去管。这怎么能搞好呢？

　　玉兰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不是就事论事地去解决干部的团结问题，而是首先向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摆不团结的危害，谈加强革命团结的重要意义。队干部团结增强后，玉兰又同干部和社员们商量，制定了改变生产面貌的规划，落实生产措施，推广先进技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改变生产条件。一年间，他们平整了全大队所有的“骆驼鞍”地，新打了4眼机井，开挖了1800多米长的水渠，引来了卫河水，大部分旱地变成了水浇地。社员们高兴地说：“玉兰在俺队蹲点一年，办到了俺们过去多年想办没有办到的事情。”

　　玉兰在后进队蹲点解剖“麻雀”这件事，在全县影响很大。县委9名常委和15个公社的党委领导成员，都先后蹲到不同类型的生产队。摇鞍镇公社的领导成员们，也来到西贺、中贺大队蹲点，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调查研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指导面上。

　　“玉兰之所以能提出‘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这一口号，并不是偶然的，是她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结果，经历了一个由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侯志义这样对我说。

　　玉兰提出的这一口号，后来经过新闻媒介的传播，传遍了全国，在全国各级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当时许多干部改进领导作风、深入基层的著名行动口号。多年来，在它的启示下，“工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文艺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等口号，不断见之于报端和各种工作总结。1993年4月11日《农民日报》在报道玉兰去世的消息中，这样写道：“人们不会忘记，‘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那句响遍中华大地的‘玉兰口号’。吕玉兰同志是这句口号的缔造者，也是忠诚的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