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与新中国的诞生

　　70年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因为它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中国革命由此掀开新的历史篇章，西柏坡这个原先并不知名的地方，因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而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里程碑。

　　迎接胜利曙光的一次历史盛会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4年后召开的，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于1945年6月在延安杨家岭举行，主要任务是选举产生党中央领导机构。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的紧张局势，一直到1949年3月才召开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此时形势已发生扭转性变化，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展露，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时机已经到来。

　　国共重庆谈判破裂后，和平建国方案宣告失败。国民党军队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起进攻，在广大人民群众有力支持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的斗争，迅速改变了敌强我弱的局面。1949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蒋军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同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抓住有利时机，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的一段时间里，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战略大决战全面展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国民党政权元气大伤，失败的命运已经无法摆脱。

　　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七届二次中央全体会议。”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负责同志发出《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分散在各地的委员、候补委员接到通知后，有的乘坐汽车，有的乘火车到石家庄，再转车到达西柏坡，大部分与会者在2月底之前向大会报到。

　　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中央办公大院里的机关食堂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委员19人，列席人员11人，因工作原因缺席者20人。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议为在中国革命中牺牲的同志默哀三分钟。接着毛泽东向大会作报告，向全党阐述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阐述了革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和建设新中国的总任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历时8天，于13日晚8点左右胜利闭幕。这次会议围绕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取得胜利后的革命转变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中华民族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目标、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令全党深感振奋，让人民备受鼓舞。

　　七届二中全会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1947年3月，国民党调动胡宗南所部25万军队，以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为掩护，向延安发起围攻，企图摧垮党的领导中枢和指挥中心。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选择新的中共中央机构落脚地。经过几个月的辗转，中央工委先于1947年7月12日在西柏坡成立。1948年3月20日，党中央作出迁至华北同中央工委合并的决定。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部分工作人员先期到达了西柏坡。5月26日，毛泽东到达西柏坡。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中部，距石家庄90公里，从地理位置看，党中央从陕北迁移华北具有“拿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伟大战略转变的意义。

　　从1948年5月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党中央在短短10个月里不仅指挥三大战役取得了胜利，而且为筹建新中国进行了精心谋划，以一系列战略性部署，为迎接革命胜利做好准备。例如，部署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理顺党的领导机制，“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有计划地培训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的干部;拟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口号;恢复和发展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的任务;要求军队干部必须研究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等等。从党中央这些谋划和部署看，西柏坡堪称新中国的奠基之地。

　　这次会议主题集中在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既向全党描绘了蓝图，又揭示了具体任务，其中必须实现三个转变的思想十分深刻。一是在党的工作重心上实现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坚持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联系起来，“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二是在党的总任务上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三是在党的发展路径上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变，“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都以这三个转变为思想基础。这三个转变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使我们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赶考”与“两个务必”

　　1949年3月2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10天后，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军。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和朱德于1949年4月21日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半年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华民族从此站了起来，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没有广大人民群众浴血奋战就没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成就。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坚强领导的结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创建新中国的光辉历史。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体现了造福中国人民的使命担当。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如果革命胜利后我们不能“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不仅决定着我们党建党为什么和革命图什么的价值取向，而且决定着我们党执政要追求什么和用权力来干什么的行为准则。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向全党敲响了防止思想污染、精神懈怠、意志衰退的警钟。

　　坚持“两个务必”是基于“赶考”的要求。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时把进京比作一场考试，强调“希望考个好成绩”。它提醒干部和党员切记不能因为革命胜利而思想松懈，不能因为掌握了权力而脱离群众，牢记“两个务必”，才能走好新的长征路。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留下的思想和精神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会到西柏坡温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提我们党“赶考”话题，强调毛泽东“两个务必”告诫的深远意义，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关于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著名论述，表达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

　　(作者：齐卫平，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