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丨吕玉兰故事：第七章 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1955年7月，玉兰从下堡寺高小毕业了。她坚决响应党和政府当时提出的知识青年回乡务农的号召，回到了家乡东留善固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玉兰的经历表明，她的一生，始终是听共产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的一生，始终是向往共产主义社会、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为改变家乡面貌而拼搏的一生。她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从此一直没有停止过，任凭有多少艰难与挫折！

　　这一年，是新中国农村形势迅速发展的年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迈开了步伐。其中，农业方面的发展走在了前头。到1955年春，全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参加合作社农户的数量占全国农户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毛主席于这年7月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更是迅猛发展。在此前后，党中央号召和鼓励在校知识青年，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玉兰是俺们学生中最积极要求回乡务农的人之一。”玉兰当年的同班同学、现为石家庄市电机厂退休工人的王振梅告诉我，当时，下堡寺高小多次在学生中传达党和政府关于知识青年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指示，明确要求学生做好继续升学和回乡务农这两种思想准备。学校还组织大家学习课本和报纸上刊登的介绍山东省女知识青年徐建春回乡务农的先进事迹，开展“如何学习徐建春”和“我们高小毕业后干什么”的大讨论。徐建春是山东省掖县后吕村人，1951年高小毕业后，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积极走集体化道路，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1953年被选为山东省劳动模范。他们记得，当年玉兰是向徐建春学习最认真、发言最踊跃的一个，老师曾将她写的有关文章，在课堂上当作范文宣读，并把它贴在墙报上。第二年，她还作为回乡知识青年的代表，到母校作了一次汇报，热情地鼓励同学们“学习徐建春，建设新农村”。

　　如今这些稿件，已经无从查找了。但是，我从玉兰那刚刚高小毕业后写在笔记本上的一句句誓言，可以看到她当时决心向徐建春学习的心情。她于1955年7月27日写道：“我要在阳光下晒黑我的脸，炼红我的心，誓为建设新农村，争做第二个徐建春。”在7月30日写道：“徐建春，你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要走你的路，决心建设新农村，誓做第二个徐建春。”

　　“俺当时一心想的就是要回乡大干一场。”玉兰曾这样向我诉说她当时的心情，“那会儿，时间过得真快呀，两年的高小学习很快就过去了。学校里进行回乡务农的思想教育，报纸上宣传徐建春高小毕业后回乡建设新农村的事迹，使俺那颗好胜向上的心，也沸腾起来了！俺决心也要像徐建春那样，回乡当个有作为的女模范！什么是新农村？俺那时想象，就是村里是一排排红砖房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村北那片沙滩里，是一片碧绿的果树；轰轰响的拖拉机，在田野里奔驰；一望无际的麦海，翻滚着波浪；白花花的棉花，像朵朵白云；红橙橙的高梁，像支支火把；丰收的玉米，像露着大牙；乡亲们愉快地劳动着，歌唱着‘东方红，太阳升’……毕业了，同学们中有几个被初中录取了，多数人外出当了工人，还有的女孩子，通过结婚也跳出了‘农门’，不少同学劝俺再复习一年争取考学。可是，俺早就做好了回乡务农的思想准备。”

　　然而，当玉兰真要回乡务农时，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那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她回家同父亲商量高小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事。父亲一听，就火了：“当初不让你念书，你哭着非去。眼下，你正一蹬一蹬往上念，又要回家种地。不行，还得去上学！”

　　玉兰说：“当初要念书，是因为没有一点文化。现在回家种地，是响应党的号召，当个新式农民。爹，这是两回事！”

　　“不管你两回事三回事，反正得上学。要不，这几年的书就算白念了。”父亲一点不松口。

　　“那怎么能白念呢？种庄稼也得识字，也得有文化。人家徐建春也是个高小毕业生，现在成了劳动模范，当了农业合作社社长，多光荣！”玉兰也一点不示弱。　　玉兰父亲没有说服女儿，便想了一个招儿，说：“好，想种地好办，今天先跟俺去耘地。”

　　父女俩来到地里。父亲幽默地问：“新式农民，是拉还是扶？”

　　玉兰笑了笑，说：“俺拉吧！”

　　父亲心里说：“不治你一下，你是不死心的。”便故意将耘锄往深处按。玉兰使足了力气，才拉得动。一连拉了四趟，也不换她。　　玉兰累得实在没劲了，便停下来擦了把汗。父亲一见这种情形，又心痛起女儿来，说：“妮儿，给你扶，让俺拉。”

　　父亲身体健壮，拉起来像跑一样快。玉兰在后边怎么也扶不住锄，跑了几趟，同样累得满头汗，说：“你慢点嘛！”

　　父亲停住锄，说：“叫你拉，拉不动，叫你扶，又扶不住。连个老式农民都当不了，还想当新式农民哩！还是回去好好上学吧！”

　　玉兰微微地笑了笑，什么也没说。父亲以为有这一场累，就把玉兰治服了。

　　然而，老人这一招却落了空。不久，玉兰仍旧回到了村里。

　　当天，她就参加了邯临公路的修建。曾长期在东留善固蹲点的《邢台日报》主任记者张林昭，写过一篇题为《回乡的那天》的小故事，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经过：

　　1955年夏天，吕玉兰身背行李卷，手提书包，昂头挺胸，嘴里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歌曲，从下堡寺走进了东留善固村。　　她进了自家的大院落里，喊了一声“娘！”她娘手里拿着鞋底子，笑嘻嘻地从堂屋里走出来，说：“俺正说叫你爹接你去。”“接个啥，这点儿东西还愁俺拿。”玉兰爽快地说。

　　娘正在帮闺女解行李，五嫂子串门来了。她看见玉兰，就说：“咦，玉兰回来了，再上是去临清，还是去济南？”玉兰说：“俺哪里也不去，要在家里种地，学习徐建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咦，俺才不信哩，洋学生能留在家里种地？”“俺是说一句，算一句。不信，咱们是脊梁上插花——望后看吧！”

　　她俩正在你一句我一句的逗嘴，忽听外边有人喊：“喂，修公路的快走哇！”玉兰一听，扛起一把铁锨就往外跑，回头向五嫂子说：“回来，咱俩再打嘴官司。”

　　刚出村，被一个当家的大伯发现了，说：“玉兰，你去干啥？”“修公路啊！”“唉，修公路没有一个妇女，你，快回去吧！”有个青年说：“这不是妇女干的活，还是回去学纳鞋底吧！”另一个青年说：“到路上干不了活，还碍别人的手脚哩！”倔强的吕玉兰，把大眼睛一瞪，说：“俺又不是三岁小孩，一不让你们背，二不让你们携，怎么就挡你们的手脚？能干不能干，咱们到公路上看！”

　　修路开始了，玉兰不说话，不抬头，一锨一锨往上扔，大人干多少，她干多少，一点不甘示弱。一直干了两个多钟头，面不改色，气不发喘。小伙子们服了劲了。

　　天晌午了，好多人嚷嚷着回家吃饭。带工的没了主意。吕玉兰一看工程只剩下个尾，再干一个来钟头，就能完工。如果中午回去吃饭，下午再来，又要耽误一晌时间，太不合算，她便说：“剩下的活不多了，咱们干完了再回去吧。”一个社员冲着玉兰说：“数你事儿多！不让来，你偏来，愿意干，你一个人全干了算了。一个小孩子家，还想管大人哪！”社员吕天全听吕玉兰说得在理，就说：“不管什么大人、孩子，谁说得有理，咱们就应该听嘛！俺赞成玉兰的意见，干完了再回去。”

　　这时，有的主张继续干，有的主张回去，正在嚷嚷得难分难解时，张子明区长走到了跟前，问明原由，当场表扬了玉兰，劝说大家继续干。结果，干到下午两点多一点儿，就把全部工程完成了。通过这件事，许多贫下中农看出了吕玉兰是个有思谋的孩子。

　　玉兰对这次劳动，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她对我说：“那天，参加的人可是不少，女的也就俺一个。外村人说，怎么来个女孩子？就连区长张子明也说，怎么叫孩子来？村干部给他介绍，是自愿参加的，说干起活来挺像回事的，就过去了。在这条公路上，有俺挖的土，有俺流的汗，有俺女人的力量。俺虽然累点，汗流在嘴里是苦的，但心里是甜滋滋的，因为俺参加了有益的社会活动。”

　　从此，玉兰就整天在农村参加劳动。那时候，这个村的绝大多数农户还是单干，各家干各家的农活，她就同父亲一道下地干活。他俩一边干一边拉，山南海北，国家大事，无所不谈。父亲赞扬她说：“玉兰，你这两年高小，学了不少东西，说话可有见识了。”那阵子，她还挺忙，除了劳动，常帮着乡亲们做点事。村里的那一弯儿，街坊邻居们有啥事，都叫上她。有的叫她读信、写信，有的叫她帮着算账，还有的连分家也请她参加。大家都说，“玉兰是个小明白人”，“小文化人”。她给人们办点力所能及的事，心里也非常高兴，既锻炼了自己的本领，也密切了同大伙儿的关系。

　　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玉兰这年遇到的最大事情，也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坚决听党的话的玉兰，密切注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尤其对村里的现状非常关注。刚回村那一阵子，她觉得光这么劳动下去，没有出路。因为，徐建春一回村务农，就可以领导合作社搞增产，可这个村不但没有一个合作社，就连互助组也没几个。她就想，自己原来在学校里设想的那一套，和现实情况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呀！怎么把自己学到的那点知识，用到实际中呢？为什么村里没有给自己创造一个同徐建春那样的工作环境呢？她焦急地等待着。终于，1955年八九月间，从报纸和广播里，传来了农业合作社越办越多的消息，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也涌到了这一带。村党支部开会了，党员开会了。但是，却没有玉兰的事。可她知道报纸上的精神，就自愿向群众宣传走合作化的好处：“咱们也成立社吧！组织起来力量大，可以战胜自然灾害！地连地，还能使机器，实现农业机械化！”群众还挺愿意听她的宣传。

　　事实表明，面对全国刚刚兴起的大办农业合作社的高潮，玉兰及时地跟上了形势，表现出她是一个有眼光、有魄力、有能力的青年。而且，谁也没有想到，她一开始就担任了副社长即妇女社长。

　　玉兰是怎样当上副社长的？我曾怀着极大的兴趣，请她谈了这个过程。她说：“办合作社是一轰而起。只见乡党总支书记在俺村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就叫大家互相结合成社。那天，俺正在地里劳动，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急躁。因为，上头精神说，16岁才能当社员，可俺才15岁，连会也不能参加。那次，俺们村一下子成立了10个合作社。成社的那天晚上，老党员张清云、吕天朋、李成洲，分别编入各社，这样可以起骨干作用。俺们那一片24户，成立了一个社。那时，上级明确强调，各社都要有一个妇女社长，也叫副社长。大家都推选老党员张清云的家属，因为她为人正派，身强力壮，又没有小孩，能带领大家干活。可张清云说：‘俺家的不识字，不行。俺给大家选一个，看行不？’有人就问：‘谁呀？’张清云说：‘俺说的是玉兰。这孩子，高小毕业，有文化，从小就在地里干活，又有力气，是咱们村女的里头最泼辣的，叫她当吧！’俺那会儿经常帮大伙儿做事，不少人就表示同意。可有人说：‘她刚毕业，会啥！’也有人说：‘嗨，先叫她顶个名开会吧！’当时谁也没想到，俺那会儿的年纪，还不够社员的年龄呢！得到了多数人的赞成，俺就这么马马虎虎地当上了妇女社长。可俺听到这个消息，却认真地想开了：徐建春年纪不大，也是社长，她能当，俺为啥不能当！叫俺顶名开会，那可不成，俺一定要当真事来办！”

　　果然，玉兰当真干了起来。从来没有当过干部的她，担负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这副重担，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她满怀热情，迎难而上，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积极组织妇女开展积肥，搞养猪、养羊、养鸡等“几大养”，发动社员四旁植树……而且，她总是坚决按照上级党组织布置给合作社的每一项工作去做，像女劳模徐建春那样，困难再大也要坚决干。

　　小小年纪的玉兰，为何就这样热衷于向先进模范人物学习、决心干一番事业呢？我曾问一些看着玉兰长大的老干部们，他们认为，这除了她继承了父母言传身教的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等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外，还在于她从小在抗日革命根据地里长大和后来又上过小学,较早地接受了党的教育和英雄模范人物的熏陶。

　　如今在临西县，提起抗日战争时期的女劳模“郝大娘”，几乎无人不晓。郝大娘名叫李春，生于临西马尔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29岁时丈夫病逝，不久大儿子又被雷电夺去了生命。但是，郝大娘以顽强的毅力，学会了犁、耙等农活。在抗战中，她支持唯一的儿子投身抗日，多次接待和掩护八路军指战员，带领妇女组织互助组纺花、拉犁……1943年，郝大娘成为全县的头名劳动英雄，得奖大牛一头，事迹上了《冀南日报》，后来还参加了冀鲁豫边区英模大会。凑巧的是，她的儿媳妇是玉兰的堂姐。我和玉兰结婚后，她曾多次以自豪的口吻向我介绍郝大娘，谈起自己还在很小的时候，就从亲人们的口中，听说了郝大娘的事迹，决心向郝大娘学习。

　　“胡大姐”胡勤英，这位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闻名冀南的农业劳动模范和党的女干部，也是玉兰心目中的学习榜样。玉兰曾怀着崇敬的心情，向我讲述了自己在高小时见到胡大姐——当时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人物的情景：“俺有个女同学刘军，她妈妈叫胡勤英，是下堡寺区的政委，即区党委第一书记。有一次，刘军带俺去找她妈妈谈事。胡政委待人挺客气，平易近人。在办公室里和来人座谈，都是男同志的风度。那次，胡政委问俺是哪村的，会不会劳动，还说叫刘军向俺这个小姐姐学习。当时，俺还听说，胡政委是全县唯一的一个女区政委，过去是有名的劳动模范，在抗日战争时支援前线，一个人推着装有四五百斤粮食的车子。她出身贫农，从7岁起当了童养媳，丈夫比她大20多岁。她当了区政委、县妇联主任，但从来没有提过离婚的事，一直对丈夫特别地好。她密切联系群众，哪儿有灾情，就到哪里工作。见到谁家困难，她就给谁几元吃药的钱，或给几元买盐的钱。她说，这是人民的钱，还应当再用于人民。所以，干部群众都亲切地称呼她胡大姐，胡大姐也成为人们学习的好榜样。那时，俺就下决心，自己长大以后，一定要像胡大姐那样多做好事，成为人民尊敬的人。”

　　从玉兰听到和看到郝大娘、胡大姐的事迹，决心以她们为榜样，为人民做好事，到后来学习徐建春的事迹，决心回乡务农，而且做到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积极工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能够时时处处以先进模范人物为自己的学习榜样。在她的心中，有一种强烈而鲜明的荣辱观：为人民做好事最光荣，做对人民有害的事情最可耻。人活着，就要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时间不长，机遇再次向玉兰招手，她又当了正社长。当时，刚刚实现了合作化，县里对合作社的干部普遍进行了培训。那时候，对女干部比较重视，每个社必须去两个人，即要去一名正社长，也要去一名副社长即妇女社长，她就参加了县上的这次培训班。当时，东留善固村属于山东省聊城地区临清县，他们就住在临清县旧礼堂，中间临时用席子隔开，一头是男的，一头是女的，地上铺了草和席子，开会就在对门的新礼堂。讲话的是县农工部高部长、县妇联周主任和团县委书记。县妇联主任周维贞到妇女社长们住的地方检查生活情况时，发现玉兰带的被褥太少，就给她拿来了一个用新棉花做的褥子。

　　东留善固所在的张三寨乡5个村是一个小组，由外号“抗日迷”的副乡长王玉柱带队。他没有文化，去的几十个人，也没有几个识字的，还数玉兰的文化程度高。这样会上作记录，向上汇报，向下传达，王乡长都拉着她。大家都夸她是这个组的“小秀才”。玉兰回忆说：“当时，农村里真是太需要有文化的人了。”

　　会上，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篇文章。这是玉兰第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次学习，使她受到很大教育，决心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相信党，相信群众，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就在这次会上，玉兰所在的合作社、跟她一道来开会的新立社社长，由于他不好好开会和参加学习，被撤了职。这样，县、区领导就找玉兰谈话，要她当社长。

　　当时，玉兰当副社长的时间还不长，可以说只有一股热情，没有任何领导经验。当她听到领导上要她当正社长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不能胜任工作。

　　那天，县妇联主任周维贞、区组织委员葛长明找玉兰谈话，告诉她要她当新立社社长。周维贞还嘱咐玉兰：“玉兰哪，好好学习，把会议精神带回去，把你们那个合作社办好！”

　　“哎呀，这咋行啊！”玉兰听了，立即急了起来，“有人本来就因为俺小，又是女孩子，有点看不起俺，叫俺当副社长，都是顶名来开会的。这会儿又叫俺当正的，大伙儿能听俺的吗！”

　　可周维贞说：“能听！”

　　玉兰问：“要是不听，那咋办呢？”

　　周维贞又鼓励她：“你回去以后，只要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好好带头干，一定能干好！”

　　“我这辈子的最大功劳，就是慧眼发现了吕玉兰。”年逾七旬的周维贞在向我回顾她当年培养玉兰的过程时，分明带着几分自豪的神情。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先后担任过地下交通员、区妇救会主任、副县长、地区妇联福利部长、县法院院长、县科委主任等职的老干部，这样说：“当时，玉兰在乡小组会上发了一次言，讲到怎么抓又怎么干，非常具体和实在。我们就决定让她在大会上讲，因为我们党培养干部，都是这么做的，就是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摔打。我们看到，玉兰对县上布置的工作，总是认真去落实，坚决按领导的意图办。她真是听党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姑娘！还有一件，她这一辈子从不在乎小事小节，总是注意抓大事、抓中心。而且，抓住了不放，干起工作来有一股子劲，一直要抓出成效来，才肯罢休。我看玉兰真有出息，我也真下功夫教。我曾嘱咐她，你要是怕发言讲漏了，就在手上写几个题目，字不会写就画几个图。就这样手把手、嘴对嘴地教啊！”

　　这是发生在1955年10月的事情，玉兰刚15岁。这样，在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勤奋好学、带头劳动、积极工作、乐于助人、实事求是、敢做敢为的玉兰，成了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