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程英：巴黎公社失之于外，十月革命败之于内

　　一、题解

　　大家熟知， 三国演义中的吴国太，在赤壁大战之前，在东吴主人孙权犹豫不决之时，在决定东吴命运的关键时刻，曾经提醒孙权，关键时刻要 “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使孙权恍然大悟，做出正确决策，重用周瑜，在诸葛亮帮助下，发动赤壁大战，挽救了东吴王朝的命运。巴黎公社夺取政权是成功的(这种提法仿佛与通行的历史教科书有不小的差异，俗称巴黎公社失败了)，掌握了71天(3月18日~5月28日)权力，在外人(外部势力)武力攻击面前丢掉了;十月革命武力(暴力)夺权成功了，掌权74年(1917----1991)失败了。从绝对数字来看，两个政权都超过70(绝对数字);不过，单位不一样，巴黎公社的单位是天，十月革命的单位是年。

　　两者所经历的环节是一样的，包括武力夺权成功，掌权过程，丢掉政权。不同的是，巴黎公社的政权丢给了战场的敌人，外人;十月革命的政权，被自己人，内部人或者说 “同志” 而非敌人(例如推行 “和平演变” 的西方国家敌对人士)，夺去了;与巴黎公社不同，联共的普通党员都愤怒地反对当时的联共中央，工农大众亦如此。

　　不过中间经历的时段差别很大，巴黎公社是71天，而十月革命是74年(从形式上看是如此，如果过从本质上看，1953年斯大林逝世意味着十月革命的失败，意味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国毛主席的逝世实质上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失败))。两者有十分相似的过程，都完成一个循环，即，无产阶级无权----夺权----掌权----失权。从社会主义政权没有延续下去看，从社会主义政权的得而复失来看，两者十分相似。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来看，也相似，都经历了社会主义的从受压到胜利，再从胜利到失败一个循环，仿佛正弦函数线(工频交流电是其中一种)的从最低点到最高点，又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完成一个周期。

　　载入中国历史的广州起义也建立政权，不过只有两天，就丢掉了;南昌起义也建立政权，只维持了3天，即撤出南昌，也丢掉了。这两次政权也可理解为社会主义政权的得而复失。不过得到之后，维持的时间太短了，只两三天就失去了，或主动放弃了。有一点不同，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之后，销声匿迹了;而南昌起义的偏枝成建制的保留下来，得益于朱德的振臂一呼。南昌起义的主要人员周恩来、贺龙、李立三后来继续革命，都成了著名领导人。广州起义也一样，除第一负责人张太雷献身外，撤出的部队，仍积极坚持革命。

　　有一点重要差别，那就是，推翻巴黎公社政权的敌人是外部的武装，是固有的敌人，是发动革命时的对象，当时的统治者，是外部资产阶级，外部武装。但是推翻十月革命政权的敌人，是自己内部的人，是所谓 “同志” ，原来都是无产阶级(其实 ，那时统治全党的领导人虽然举着马克思列宁的旗帜，但并不实行马列宗旨或者说初心，实际上变成资产阶级了，共运史中称他们为 “修正主义”)，都是共产党人，即，自己人打倒自己人。十月革命者的子孙们内部打起来，打倒了十月革命的政权----这是一种看起来很奇怪的历史现象，也是共产党人很不愿看到的一种现象，但是它像钢铁一样存在，不管你高兴与不高兴，你都要面对，必须面对。不仅正视，难以躲避，而且要考虑出对策，否则，社会主义会永远受资本主义压制。

　　对于一位冷静的彻底的革命者来说，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必须寻找出对策，将科学社会主义重新建立起来。无产阶级内部的这种政权变化与资产阶级的政权变化有着根本区别，资产阶级的掌权人可以变化，甚至变得五花八门，但是其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宗旨，或者说代表资产阶级初心的状况不会变，不但不会变，而且会越变越坚决，斩钉截铁。资产阶级各个不同派别的领导人，甚至千差万别，为夺取政权，不择手段，选举中的层出不穷的不耻手段充分证明这点。但是，千派万派，没有一派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不反对无产阶级，不反对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掌权以来的几百年的世界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点。自马克思以来的国际共运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点。而无产阶级政权发生变化，更换掌权人，也能保持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变，保持革命初心不变，似乎仅仅是工农大众的，革命群众的，共产党人的美好愿望而已。共产党内总能产生代表资产阶级的人，随着无产阶级领导人的逝世，随着领导人的换届，人亡政息(或人走政息)现象屡见不鲜。这一点，无产阶级不如资产阶级。在培养接班人方面，苏联的列宁斯大林失败了，其他不少共产党人(东欧等)也失败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失败了。这使共产党人仰天长叹，工人阶级捶胸顿足，这令世界的大资产阶级开怀大笑，你们共产党人成不了气候。西方大资产阶级借机地宣称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最终社会。中国的公知们，鹦鹉学舌，叽叽喳喳，跟着起哄，尽管他们连资产阶级学者的三代孙，四代孙都算不上，顶多算个七代孙八代孙，尽管他们在人民大众面前动辄摆出学者、专家、教授、权威的架势。自接班人问题或者说换届问题失败后，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人民大众陷入空前的苦闷中，陷入痛苦的、重新性的(参见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救国的探索)、清醒的、不屈不挠的、充满信心的思索中。朝鲜、古巴虽国小而志大，作用难以限量，俨然是社会主义的光芒四射新明灯，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

　　二、巴黎公社过程简介

　　(1) 公社的诞生

　　1870年9月2日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投降。

　　巴黎人民掀起9月4日革命，推翻第二帝国。胜利果实却落入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和帝制派奥尔良党人之手，成立了“国防政府”。

　　1871年2月17日，梯也尔出任法国政府首脑。

　　28日签订法德和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大片领土给德国，并赔款50亿法郎。

　　梯也尔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激起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巴黎民众纷纷要求成立公社，以监督政府。

　　3月15日，国民自卫军251个营队的代表选出中央委员会 。

　　3月18日晨，梯也尔政府出动军队袭击蒙马特尔和梭蒙高地 ，企图夺取国民自卫军的417门大炮，逮捕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员，从而触发武装起义。当晚国民自卫军控制巴黎所有政府机关和塞纳河上的桥梁。梯也尔政府成员及其军队 、警察和官吏仓皇出逃凡尔赛。

　　3月26日巴黎进行选举，3月28日正式成立巴黎公社。

　　(2)公社的失败

　　从4月2日起，公社战士与凡尔赛政府军在巴黎近郊展开激战。由于德国在4月间释放10万余战俘以补充法国军队，至5月中旬，凡尔赛政府已能调集13万兵力进攻巴黎。而与之相对抗的公社第一线作战部队的全部兵力仅有18000人。

　　5月8日，凡尔赛军开始炮击巴黎城防工事。

　　5月10日，法、德正式签署《法兰克福条约》，并达成秘密协议，允许凡尔赛军越过德军防线进攻巴黎，德军对巴黎实行封锁，切断粮食供应。同日，新雅各宾派领袖L.-C.德勒克吕兹临危受命，担任公社军事代表。公社将士顽强奋战，多次主动出击。

　　5月17～20日，凡尔赛军集中300门海军炮和攻城炮猛轰巴黎西区各城门。

　　5月21日，凡尔赛军由叛徒引路从圣·克卢大门废墟攻入巴黎城区。

　　23日，凡尔赛军经德军防线前面“中立”地带包抄蒙马特尔，占领该地。公社战士逐区进行街垒战。

　　5月24日，已完全焚毁的巴黎市政厅被攻下，巴黎公社的主要成员德勒克吕兹牺牲，瓦尔兰被捕。

　　25日，德勒克吕兹殉职，瓦尔 兰继任军事代表。

　　5月27日，5000政府军围攻退守在巴黎东北的拉雪兹神甫公墓的最后200名公社战士，最后这些战士在墓地的一堵墙边全部牺牲

　　28日，瓦尔兰、费雷等公社委员率领公社战士进行最后的抵抗。凡尔赛军对巴黎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据统计共有29804人遭残杀，72941人在作战中牺牲，60971人被投入监狱或流放。

　　敌对势力马克马洪元帅签署了一项公告:“巴黎居民们，法国军队来解救你们了。巴黎自由了!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士兵们占领了最后一处起义据点。今天战斗结束了。秩序、工作和安全将被重建。”

　　(3)敌对势力的残酷报复，白色恐怖

　　严厉的报复随即展开，白色恐怖笼罩巴黎。以任何方式支持过公社的行为都被视为政治犯罪，数千人被起诉。一些公社社员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公社社员墙边被枪决，而数千人被临时拼凑的简易军事法庭判决并枪杀。大屠杀的地点包括：卢森堡花园和别墅宾馆后面的 Lobau 军营。另外还有将近 40,000 人被押往凡尔赛接受审判。男人、女人和儿童排成长队在军队的监视下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去往凡尔赛的临时监狱。随后，12,500人被审判，大约10,000人被判定有罪：23人被处决;许多人被判监禁;4,000人被放逐到新卡里多尼亚。在流血周期间的死亡人数一直无法得到准确的数字，而各种估计值从10,000到50,000都有。据 Benedict Anderson说：“7,500人被监禁或者流放”，“大约20,000人被处决”。公社社员在1871年被杀害。

　　据 Alfred Cobban 说，30,000人被杀害，也许还有多达50,000人随后被处决或者监禁，7,000人被流放到新卡里多尼亚。另外还有数千人——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领导——成功地逃亡到了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最后流放者和逃亡者于1880年获得了特赦。一些人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还很杰出，成为了巴黎市议员、代表或者参议员。

　　1872年，“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左翼组织产生的可能。”对于被监禁的人，有一条1880年的特赦，除了那些由于暗杀或者纵火被判刑的人之外。巴黎继续保留军事法律达五年。(参见百度搜索，有少量增删)

　　三、巴黎公社忙于内部的新型国家制度建设而遗憾千古----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总结之原理

　　卡尔·马克思认为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法兰西国家银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数以十亿计的法郎，而公社却对此原封不动也未派人保护。他们向银行请求借钱，卡尔·马克思认为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银行的资产。公社为防备谴责而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结果银行资产被搬运到了凡尔赛武装凡尔赛的军队。

　　马克思说过，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主要是指公社的政治经济等制度以及实践，特别是实践，是人类历史第一次。

　　巴黎公社政治制度。

　　巴黎公社是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 巴黎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它所实行的政治制度展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国家的雏型。

　　1871年 3月18日，巴黎人民不堪忍受普鲁士的侵略和梯也尔政府的卖国行为，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统治。3月26日举行民主选举，3月28日巴黎公社诞生，同时成立了公社委员会作为巴黎公社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代替了旧的国会和官僚机构，实行议行合一，统一负责公社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公社委员会下设执行委员会、治安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劳动与交换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对外联络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和社会服务委员会等10个委员会。各个委员会主席由公社委员会成员兼任，并吸收5～8名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参加。公社委员会经常派遣特派员检查和监督司法部门、邮电局、铁路管理局、造币厂等重要部门的工作。公社委员会废除了常备军，代之以全民武装国民自卫军。它还取消了警察，由武装的人民维持公共秩序。公社委员会是中央集权式的和自治的权力机构，是保护人民，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和对付外来侵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巴黎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民主，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它采用普选制,直接选举公职人员,如公社委员会成员都是经过直接和普遍选举产生的。他们大多数是工人或公认的无产阶级代表，还有拥护公社事业的知识分子、职员、医生、教师和新闻记者，从而使公社委员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其他公职人员、法官、国民自卫军营长也都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巴黎公社接受群众的监督，听取和采纳第一国际各支部、工团联合会、国民自卫军、俱乐部以及报纸舆论的建议和要求。公社社员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有权参政议政，对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监督。

　　巴黎公社废除了旧的官僚制度。公社委员、公职人员定期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接受群众监督。公社委员和公职人员不享有特权，都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工资的薪金，最高额每年为6000法郎。这种新公职人员制度把公职人员变成了人民的公仆。

　　巴黎公社于5月28日被梯也尔政府和普鲁士军队镇压。它虽然只存在72天，但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首次尝试，它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经济方面的措施，主要有：

　　①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剥夺。公社设立专门机构对铁路运输和军事工业的生产实行国家的监督，颁布法令将逃亡资本家的企业交给工人合作社经营，拟订了建立工人合作总社的计划。对于厂主没有逃离的企业，由公社派人进行监督。此外，还取消了教会的经济特权，宣布废除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没收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

　　②对国家机关做了重大的改革。公社专门成立了管理经济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粮食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劳动、就业及交换委员会。同时，对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实行了新的工资制度，取消了高级官员的高薪俸和额外津贴，并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工资额。

　　③对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尽可能加以改善。相继颁布法令提高工人工资，宣布工资必须全部交给工人，不许企业借故克扣和无理罚款，已扣、罚的必须如数退回。为了消灭失业和免除中间剥削，取缔了帝国警察局设立的“职业介绍所”，成立劳动就业登记处。在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方面，公社颁布了禁止面包坊工人加夜班的法令，提出了劳动者8小时工作制的原则。

　　④对城市贫民和其他城乡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充分予以照顾，尽量解决其实际困难。公社取消了私人开设的借贷处，禁止高利贷者进行重利盘剥。一般债务都采取延期3年、分期偿付的办法，并且不计利息。还下令禁止当铺出卖过期的典押品，并将价值20法郎以下的小额抵押品归还给原主。公社废除了自1870年10月到1871年6月的全部房租，如果已经缴付则作为将来应付的租金。对于逃亡房产主的房屋，没收后分给无房少房的人居住。公社还制订了抚恤伤亡的公社社员和军人家属的条例，设立了救济贫民的机构并拨出专门款项发放给穷人。为了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公社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对面包实行限价销售等。此外，公社对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十分关切，明确宣布了“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主张，并且提出要免除农民的战争负担。

　　当然，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措施外，还有社会法案(对巴黎当时的200万人口进行管理)、妇女选举权、教育等很多事项。

　　在平民百姓(所谓草根)刚刚执政，而且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搞出这些东西确实不易，很伟大。但是，清醒地说，也占用了大部分精力，在纷乱万象的事物中，难以有效地备战、对付一时仓惶撤出城外的正在反扑的政府军、有足够能力反扑的政府军(凡尔赛军)。清醒地说，当时，应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对敌作战压倒一切，无产阶级的安全压倒一切。毛主席在国民党汪精卫七一五大屠杀之后是用60%的精力搞军事。

　　四、巴黎公社领导成员不懂当时的主要矛盾(或者说首要矛盾)

　　先插入一段三国演义上的 “玄德进位汉中王”。刘备等人此举引来曹操、孙权的气愤，结果对刘备的帝王事业造成很大损害。此策略远低于明朝朱元璋 “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结果证明，朱元璋比刘玄德等人高明得多。 巴黎公社犯了刘玄德的错误。共产党的 “八一” 南昌起义也庆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主席谭平山)，而进军井冈山则注重如何对付官兵的所谓 “围剿”。毛主席与王佐的谈话就提出了王佐师傅的秘诀，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了就钻，钻不了就化”，优劣高低，立即分出。大军压境，大祸临头，却在忙忙碌碌搞选举。有点像李自成理论，在撤出北京的前几天，搞了个登基大典，过了做皇帝的瘾，瘾是过了，但政权生命危险了。老百姓调侃说：“要饭的牵着猴，玩心不退”。这是说饭都吃不上，还在醉生梦死的娱乐。李自成是刀就要架到脖子上了，还过皇帝隐。坐坐金銮殿的椅子，能救大军将灭的命运吗? 笑话。同样，1948年，蒋介石政权已经风雨飘摇，也没有忘记当总统的梦。呜呼，历史中的所谓英明的政治人物何其相似，糊涂得相似----历史咋看起来那么复杂，咋又那么简单。农民起义的大领袖、国粉们的所谓抗日大领袖竟然不懂这些，真乃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说得严重点，也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死到临头，还嫌画押的圈不够圆。

　　把话收回来，上面说过，巴黎公社安全应该压倒一切，巴黎工人阶级安全应该压倒一切。

　　当然平民百姓初掌大权，面对的事情，纷乱万象，甚至令人应接不暇。出于对资产阶级长期黑暗统治的难以忍受，工人阶级的愿望恨不得明天就实现，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理想恨不得马上变为现实，这很容易理解。

　　成功夺取世界最先进国家之一的法国之国家首都巴黎的政权，并且破天荒地彻底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同于中国的欧洲的历次农民起义，打着平均地权的旗号号令群众夺得政权，却不打碎，而是建立一个新的地主政权，新就新在换了姓氏，其余不新)，建立世界史中的前所未有的新型政权，无产阶级政权，即巴黎公社，表现出大智大勇，开创了世界史中的千古伟业，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巴黎公社的成员们是伟大的。让我们后人继续高呼：“巴黎公社万岁!” 巴黎公社先烈永垂不朽!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工作决策的一时疏忽，造成了千古遗恨。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毛主席在八七会议后，中央是瞿秋白负责。刚刚公开上任的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当然需组织班子，于是与毛主席谈话，要毛主席留中央工作，以瞿秋白的信任，瞿秋白与毛主席的私谊，毛主席的威望与能力，仿佛是第二把手(之前，三大后陈独秀时期，毛主席是做过第二把手，这点往往被忽视。不少读者只注意了遵义会议，其实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才是第三位，低于三大的位置)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特别是那些两面派，为了混入高层，不惜反复表忠心，甚至喊爹叫娘(例如赫鲁晓夫，不过喊爹叫娘的方法往往灵验，而且屡试不爽，对于赫鲁晓夫那些小人，是叫爹喊娘出政权，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也是，喊爹叫娘虽然为大家不耻，但比指挥战场厮杀成本小多了，特别是没有生命危险，也不用投资。反正大家的不齿，也值不了几个钱)。但是，毛主席表示，不喜欢大城市，要去当山大王，交绿林朋友，要知道这为当时的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所不齿。毛主席舍弃了那些留法学生、留苏学生，去和大字不识的裁缝王佐交朋友。现在的朋友们，按现在俗人理论，你们中间能有几人认可?特别是那些西装革履、灯红酒绿，男盗女娼，时常出没高级酒店的公知们，没有几千元出场费不露面的公知们。但毛主席懂得主要矛盾是什么，虽然毛主席的《矛盾论》在若干年后才成书，但主要矛盾的思想或想法肯定胸中成竹。即使较为明白的普通百姓也懂得分清主次轻重。老百姓虽然讲不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但是很明白得说：“ 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毛主席说过，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主席说过，蒋介石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太权。毛主席作了自我决策，要用60%的精力抓军事。后来，毛主席创造了世界军事史的许多辉煌战例，例如，“不费红军一点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池生、杨如轩)”，三次反围剿，四渡赤水，战略指挥的三大战役等，显示出农村娃子出身的毛主席的军事天才。自此，毛主席自愿从党中央的天堂掉到井冈山山沟沟的地狱，掉到 “红米饭、南瓜汤” 中，有时甚至饿肚子。普通人包括共产党领袖们、共产国际太上皇们有一万个理由不理解以致反对毛主席的此行。但是，但是，但是，正是此行，成了毛主席解救中国三千年一遇困境的开端。后来，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以此为起点，解救了中国的三千年一遇之困局，毛主席在人间地狱中锻炼成了成了三千年一遇的旷古豪杰、无产阶级领袖、人民导师。毛主席艰难中的决策，或者说急中生智的决策(早有思想准备)，或者说万般无奈的决策，衬托出巴黎公社的错误。

　　要求巴黎公社领导人懂得主要矛盾并非不可，矛盾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希腊人，距法国不远，读希腊人的书，不算太难。德国的古典哲学闻名世界，有众多大哲学家，其中黑格尔是辩证法的集大成者。德国是邻国，读读德国人的书是件比较平常的事，对于法国人来说。但不知为什么，当时的巴黎公社领导人没有注意到这点。也未见巴黎公社请教马克思恩格斯的报道。没有革命理论指导的实践，往往是盲目行动。

　　也许，这样要求巴黎公社领导人是苛求，但是机会只有一次。这次的被镇压，无产阶级的牺牲是惨痛的。自此之后至今，法国一直未发生巴黎公社式的革命，一直沉寂，一直在黑暗中默默忍受。用中国人的话说，巴黎公社“斩草除根”了。好似法国无产阶级怕了，精神被催垮了。可怕的镇压。难怪古今中外一切反动阶级都把血腥镇压当作他们的法宝(包括中国的南方新军阀蒋介石、北方老军阀吴佩孚(北洋军阀)、政客汪精卫等。吴佩孚镇压二七大罢工时，恶狠狠地说，你有罢工的自由，我有开枪的自由)。这样看，对巴黎公社领导人的批评，就不是苛求，是正常。一位清醒的领导人必须做到这点。革命的机会稍纵即逝，而且，千载难逢。巴黎公社这样的机会，以后再没发生过。巴黎公社的世界意义巨大，因是发达国家，若成功，远超后来的十月革命，因为俄国虽然国土辽阔，但毕竟较为落后，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没有法国的影响力大。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也都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希望寄托于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后来的十月革命看起来是个例外。有点 “有意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其实中国的毛泽东式革命，也是出人意料，对于多数共产党人(包括太上皇共产国际)来说，也是很难让人理解，乃至激烈反对的意外。也属 “有意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进一步，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相比，也属“有意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因为无论从人数、装备、领导人班子的集体影响力，都相差甚远。一般人会认为，南昌起义会成功，而秋收起义不行。话再转回来，且说法国资产阶级的疯狂报复，不会因无产阶级的疏忽而放松一点点，相反，无产阶级的疏忽使他们更为高兴。因此对巴黎公社领导人的这种要求，不能算做苛求;而是革命的需要，胜利的需要。

　　无产阶级的这次失败，悲惨的法国无产阶级沉寂了半个世纪。直到46年后，可也是在异地，不是在法国，在一处不被人重视的地方，在世界乡村的俄国，在发达国家统治阶级认为不会出事的地方，“鸡毛上不了天”的地方，偏偏发生了意外。马克思、恩格斯的杰出学生列宁抓住了一次机会，高高举起巴黎公社的旗帜，爆发了十月革命。接过了巴黎公社的接力棒，继续前进了，巴黎公社可谓后继有人。可谓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可谓 "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说过：“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令人高兴的是，经过半个世纪的沉默，无产阶级的雷声又爆发了。巴黎公社的后人们，一定会首先欢呼十月革命，告慰公社墙的先烈们。从狭隘的观点来讲，十月革命为巴黎公社报了仇，雪了恨。

　　资本家从劳苦大众身上榨取百万利润的同时，造成了百万反对者。资本家虽握有百万资本，但人数很少，而反对他们的人，他们自己制造的对立面，却有百万。可以说他们看到白花花的银子时心花怒放，一扭头看到穷困潦倒愤怒的工人阶级海洋时，自己仿佛被淹没，又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会灭亡，一定会爆发，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时时刻刻促使爆发。基本矛盾逼使资本主义不断制造百万富翁的同时，虽极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制造出百万自己的掘墓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永恒的，资本主义自己不想解决，也无力解决，也不能解决，也不许可解决;因而，爆发也就是永恒的。让资本家们提心吊胆去吧。

　　五、巴黎公社失败于对敌军事斗争

　　马克思指出，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这是战略失误。在战术上，公社没有有效的战术，克敌制胜，没有军事优秀指挥。巴黎公社战略方面错失良机，战术方面也失策，只有失败。巴黎公社的“拼到底”精神，从思想政治角度看，非常令人佩服，但从军事角度看，错了。我们和敌人拼到底，是必须的气概，但不是战略战术;这也许是军事学科与思想政治学科不同的地方;虽然众所周知，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毛主席说过，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两个方面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巴黎公社的“拼到底”精神，应该理解为战略上 “藐视敌人”，还缺乏战术的 “重视敌人”。巴黎公社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但缺乏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们没有把战略的气概，藐视敌人，与战术的灵活性、重视敌人这对矛盾统一起来。当时的巴黎公社成员当然不会学到毛主席的这条语录。当时的巴黎公社也当然不会产生苏联伏龙芝、夏伯阳那样的精通战争规律的将军。也缺乏中国的彭德怀、黄公略、伍中豪、林彪、罗炳辉等那样的将军。可是需要、渴望那样的将军，他们能救军队的命，能救巴黎公社的命。当然，《水浒传》的吴用能降临更好。巴黎公社表现了空前坚定的决心与牺牲精神;有点像中央苏区的开除毛主席党籍的周鲁，也有点像积极批判“山沟马列主义”的刘安恭。但是，我们知道他们都献身了;他们都很值得尊敬，他们忠于革命;不像那些两面派，只是口头革命;形势一紧张，就离开前线去汇报工作，如王明等，形势好转，就活灵活现。但，他们不能引导革命胜利。

　　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不必说了，文家市及时的转兵，开创了不同于十月革命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主义的道路。南昌起义垮了，但是侧枝成建制地保留下来，几经辗转，无处立脚，也想起来，并且实行了投奔井冈山。即使维持时间最短的广州起义，第一领导人捐躯了，另外的领导人也能及时的把军队撤出来，以备东山再起。但是巴黎公社的军事斗争没做到这点。致使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后，一直沉默、忍受，直到今天，近一个半世纪了，水深火热中的巴黎公社同志们、战友们啊。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局面再也没出现。只有国际歌声传遍世界，继续鼓舞世界无产阶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思想政治祖先马克思的话：“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中国八路军有只著名歌曲，即《游击队之歌》，曾唱响太行山、沂蒙山、吕梁山、黄河两岸等，里面有句著名歌词是说 “拼到底”。作为歌词是鼓舞人心的，可取的。但作为行动方针，就错了。中国人早就懂得，将不在勇，在谋。孙子兵法云：“ 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我们极为尊重巴黎公社留芳千古的烈士，我们至今仍满怀激情的高唱国际歌。但是，我们特别需要胜利，广大的无产阶级多么盼望翻身。巴黎公社的成员们，应该适时撤出，避免周鲁、刘安恭式的牺牲。中国共产党遭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太深了，这也应该适用于巴黎公社。

　　搞军队当然需要后勤，需要钱。《孙子兵法》云：“----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中国有所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的话。巴黎公社的日费千金问题解决如探囊取物。国家银行就在巴黎，存放着数以十亿计的法郎，而公社却对此原封不动也未派人保护。他们向银行请求借钱，卡尔·马克思认为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银行的资产。公社为防备谴责而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结果银行资产被搬运到了凡尔赛武装凡尔赛的军队。这令人想到迂腐。这是后悔药。人说后悔药不治病，没错，但会给人以教训，如同历史课。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前人的失败，是后人成功的母亲。

　　六、十月革命对敌武装暴动及后续武装保卫成果的成功

　　(1)列宁发动十月革命

　　列宁领导俄国人民于1917年11月7日武装进攻冬宫，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政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共和国成立不久，经过三年艰苦的国内战争，粉碎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地主资本家的武装叛乱，保卫了苏维埃政权。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

　　(2)反击白军，三年内战，巩固十月革命成果

　　191711月7日革命胜利不久，遭到世界14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国内的地主、资本家也发动叛乱，形式很严峻。

　　1919年4月军事形势有转折，伏龙芝率领红军转入反攻，红军第25师师长恰巴耶夫(即夏伯阳)在其中。6月解放乌法，8月解放乌拉尔，击败捷克叛军。11月14日，攻占鄂木斯克，年底在伊尔库茨克活捉高尔察克。 11月，布琼尼的第一骑兵集团军进攻邓尼金的后方。 6月下旬转入反攻，波罗的海舰队击退英国舰队。11月，尤登尼奇白军被击溃，退往爱沙尼亚。

　　1920年白军 2月初，红军将邓尼金白军主力歼灭。邓尼金逃往国外，俄罗斯帝国男爵弗兰格尔率残部逃往克里木半岛。6月，弗兰格尔残部回到乌克兰南部，进攻顿巴斯。 4月，华苏斯基的波兰政府74万人的军队入侵乌克兰，5月攻克基辅。

　　1920年及之后红军 1922年10月，占据远东部分地区的日本干涉军被逐出苏联国土。

　　1920年9月，伏龙芝被任命为南方面军司令员。10月，围歼白军10万人。11月，攻占刻赤，控制整个克里木半岛。弗兰格尔流亡国外。

　　1920年6月，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红军反击波兰入侵军，后解放白俄罗斯。7月逼近华沙。8月波兰军反攻。10月停战。

　　十月革命一蹴而就夺得政权，及时对付尚存的严重威胁十月革命的反动俄国军队，以及国外军队的联合进攻，经过三年的内战，大量消灭敌之军力，击退了敌人，保住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后来德国希特勒以世界上空前强大的军力侵略苏联，妄图消灭社会主义政权，占领苏联，也被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败了。苏联人民对外的军事手段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十月革命的对外敌方针与实践是成功的。这给社会主义的前程提供了重要启示，指出在强大外敌武力进攻时，如何保卫社会主义成果。

　　七、列宁对《法兰西内战》的贯彻与列宁的早逝(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是列宁领导的。之后的保卫十月革命的三年内战也是列宁领导的，列宁的对外敌军事进攻的方针与实践都是正确的(当然，斯大林领导了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斗争，对外方针与实践也是正确的)。我们还应该知道，列宁坚决贯彻了《法兰西内战》原理，不但学习、贯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原理，而且还写了《国家与革命》这部不朽著作，继承《法兰西内战》精神，高举《法兰西内战》大旗。承诺选举，并在在实践中实行了民主选举。但是，天公不作美，列宁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把革命工作继续下去，这也许是列宁主义不能完全彻底继续下去，74年后(1991年)十月革命政权得而复失的先天原因。

　　我们知道，巴黎公社、《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都是让群众掌权。还知道，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平民政权，也就是泥腿子要掌权。且更形象，语言平民化，例如，脚上有牛屎的泥腿子们，要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等等。与后来的暴风骤雨的农民土改运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运动，都是一脉相承的。为《十六条》埋下伏线，虽然其间隔了39年。其实在毛主席思想深处，无产阶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就有酝酿，甚至是成熟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映出的群众观点，政权观点，是毛主席的根本观点。前面叙述的那些运动是毛主席革命世界观的具体反映，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什么权力之争。只是那时，毛主席无暇顾及，无产阶级专政尚无眉目，何以谈得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八、斯大林的执政过程与一个假设----斯大林完完全全执行《法兰西内战》原理----斯大林等人认清当时(二战后苏联)的主要矛盾吗?

　　斯大林1922年接任苏共总书记，1953年逝世，领导苏联31年。

　　斯大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坚持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方向，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希特勒侵略，保卫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斯大林时期，苏联由一个欧洲二流国家，变成世界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诸方面与美国形成世界的两雄对峙。这极其难能可贵。

　　斯大林在世时，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一直到今天，俄国的核力量与美国不相上下，颗数有5000(俄美二国)以上，形成世界军事的两极。苏联1957年卫星上天，是世界第一次，令当时美国一片混乱;加加林1961年上天，也是世界第一次。至今，仍是世界航天大国。在航天某些方面，美国也要求助于俄国。这些，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得益于斯大林打下的雄厚的工业与科学技术基础。而且，对兄弟国家，世界无产阶级帮助很大，二战后，建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欧亚大陆，在人口，面积两方面都超过半数，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高度辉煌。这些方面，斯大林贡献巨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名副其实。

　　学过哲学的人知道，所谓”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是普遍规律。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隐藏着极其危险的暗流。

　　1989年刮起的 “自由化” 之风，形成连锁反应，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变颜色。人们一反常态，由向往社会主义神魂颠倒的向往资本主义，真真奇怪了。像中国的封建王朝倒台之前一样，怪事、妖事层出不穷。联共的普通党员们，纷纷抛弃党证;莫斯科红场的党证，堆积如山，党员们气愤地一炬焚之。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顷刻倒下。进一步，占亚欧大陆面积与人口过半数的社会主义阵营随之瓦解。这可谓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虽然是教训，对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对共产党人极不光彩，但其影响力不低于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世界无产阶级极其沉默，事件无异于晴天霹雷。世界资产阶级开怀大笑，奸诈大笑，嘲笑共产主义，进一步掀起一股反共、反苏、反斯大林、反华、反毛、反社会主义的阴风，借机宣布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 “最终社会”。

　　貌似突如其来的事变，把人们搞蒙了。事情过去近30年了，事情的原因一直在讨论。在学术界、政治界、工农大众等阶层一直是讨论的热点。

　　现在，痛定思痛，原因已很清楚。

　　很简单，这原因、那原因，美国原因，英国原因，都是外因，第二位的。最重要的原因在自己家里，那就是后期的苏共领导人，以及领导机构脱离基层共产党员、脱离人民群众是根本原因。他们是苏联的李自成，他们高高在上，天天过年;而工人阶级，普通百姓，却生活艰难; 这种两极分化，就如电工学中的电路中正极与负极，极易放电; 且，两极之间的电压越高，放电越厉害，危害越大; 那时的苏共领导人成了制造社会电路中正极与负极电势差的工程师，他们制造的电势差越来越大，导致了激烈放电，烧毁电路，社会的电路，自己党组织的电路。

　　而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原理是解决共产党领导人脱离基层党员、脱离群众的灵丹妙药。

　　因此说对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学习与贯彻关系党的生命，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命运，关系到是当主人还是当被压迫阶级(当奴隶)，关系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反复较量、谁胜谁负、谁最后胜利。

　　而《法兰西内战》推崇的就是巴黎公社的政治制度。马克思说：“公社的原则是永恒的”，指的是政治经济等制度与措施。

　　巴黎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民主，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它采用普选制,直接选举公职人员,如公社委员会成员都是经过直接和普遍选举产生的。他们大多数是工人或公认的无产阶级代表，还有拥护公社事业的知识分子、职员、医生、教师和新闻记者，从而使公社委员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其他公职人员、法官、国民自卫军营长也都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巴黎公社接受群众的监督，听取和采纳第一国际各支部、工团联合会、国民自卫军、俱乐部以及报纸舆论的建议和要求。公社社员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有权参政议政，对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监督。

　　巴黎公社废除了旧的官僚制度。公社委员、公职人员定期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接受群众监督。公社委员和公职人员不享有特权，都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工资的薪金，最高额每年为6000法郎。这种新公职人员制度把公职人员变成了人民的公仆。

　　无产阶级可以只要直接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罢免自己的领导人这一条权力，这是马克思给的。其他的可以都不要。有了这一条，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江山不会得而复失。当前国际共运的焦点问题，将迎刃而解，且，会势如破竹。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

　　假设斯大林贯彻了《法兰西内战》原理，建立了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经济制度，苏联的各级领导人定期地由无产阶级选举，并且可以毫不含糊地罢免不称职者。并且，制度化，根据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原理，是要求制度化的。斯大林逝世后各界领导人，要想改变没那么容易，因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称赞的巴黎公社制度深入人心，经斯大林的长期坚持，形成制度化、正常化、风俗化，会坚如磐石。可以说，上世纪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倒台，虽然斯大林逝世多年，第一书记换了多届，但是，斯大林时期埋下伏线。且，斯大林以后的多次换届，很容易得(甚至说顺理成章地)形成当时决策人不执行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原理，列宁《国家与革命》原理的局面，且存在诸多的暗箱操作，甚至明争暗斗。光明正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在那时那地变得阴暗起来，且屡屡出现，老百姓怎么能够容忍，敌对势力怎么会不乘虚而入。而且，也会影响到东德、波兰东欧的弟兄们，蒙古、越南、古巴等亚洲、拉丁美洲的弟兄共产党们。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有可能一帆风顺，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大可能，有更大扩展。那么，肯定不会有莫斯科红场抛弃联共党证事件，焚烧党证事件。一般来说，干部们，谁给他们权力，就会对谁负责，不论是哪一级。斯大林的干部门长期采用提拔与任命方式，当然对上级负责(公社的办法是选举，下面的意见很难忽视，因为多数选票在下面的人手里，工农大众是多数)。下面的意见与利益，直至基层群众意见与利益， 会忽视，甚至故意忽视，而且长期如此，甚至一次比一次重，终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让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彻底寒心。

　　想一想列宁发动十月革命时，普通党员、普通群众与领袖是多麽鱼水难分吧。那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党群关系。那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干群关系。有了那种关系，还怕西方的 “和平演变”吗。社会主义江山，共产党江山会如同铜墙铁壁，用不着维稳，上访接待局也会失业。怎么到了1991年就那麽对立呢?还有，如果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政治制度，那些投机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混入党内吗。退一步说，假设不小心，资产阶级分子混入党内，在无产阶级民主面前，他们能上去吗。万一，我说是万一，资产阶级分子上去了，他敢为资产阶级服务吗。立刻让他下来，并绳之以纪律。可惜的是，祖师爷的话都成了耳旁风，这个耳朵进，那只耳朵又跑了。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这位党建权威，眼光锐利，看到这点——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那个王长江说出她们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所以加倍受宠，除了一级教授(院士级)学术头衔外，还有厅局级行政职务，有职有权，可以呼风唤雨，为公知们推波助澜。难怪习近平总书记说，党校姓党。

　　理想仅仅是理想，不会是现实;假设仅仅是期盼，后人的愿望。

　　巴黎公社原理被马克思举得那么高，但在苏联却并未实行，尽管马克思的旗帜在苏联被高高地迎风飘扬，风展如画。

　　所以说，1991年的事变，倒退，并不是马克思的原理不英明、不伟大。是什么呢?是马克思的思想政治后代或者说学生没有听话。或者是没有弄明白;或者弄明白了，懒于执行;或者是什么其他原因。毛主席说过，我党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不多。

　　我们还知道，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主要矛盾是什么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苏联的后期提倡的是全民国家、全民党。

　　九、苏东剧变与《法兰西内战》

　　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如东德、波兰等，都是二战末期，借助于苏联红军的余威建立起来的;一般来说，唯苏联老大哥马首是瞻;苏联老大哥都那样了，自然，东欧的兄弟们也就这样了。有一位独立思考者，南斯拉夫硬汉铁托，不大盲从，不大势利眼;以及后来的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也举行某种意义的反叛;但是也并未真听马克思的话，整个东欧的政治局面也就不言而喻了。

　　十、失败乃成功之母----巴黎公社的 “内” 与十月革命的 “外” 结合----社会主义天长地久的立足之方法

　　巴黎公社的失败在于没有处理好外部事务，而内部事务是成功的，马克思称之为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

　　十月革命很好的打退了外部的敌人，包括列宁的攻打冬宫、三年内战，斯大林抵抗德国希特勒侵略。处理外部事务是成功的。但内部事务没处理好，没有学习巴黎公社，没有学习《法兰西内战》，当然还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自觉不自觉的执行了李自成理论，甚至和珅理论，失去了党员群众基础，失去了工农大众基础，失去了政权。后来的毛主席的《十六条》也是与《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一脉相传。应该把巴黎公社的长项与十月革命的长项结合起来，即将巴黎公社成功处理内部事务的经验与十月革命成功处理外部事务的经验统而具之，或者具之以统。

　　用十月革命的成功对敌的经验对待敌人，用巴黎公社成功处理内部事务的经验对待自己的同志 与内部事务，对待掌权之后就当李自成的人，对待钻进自己队伍内部的资产阶级。就能充分发挥《法兰西内战》中诸原则的作用。

　　呼应本文的开始，我们也可以说，外事不决学习十月革命，内事不决学习巴黎公社。

　　如是，困扰当前共产主义运动的最为急迫的焦点----共产党政权，社会主义政权 “得而复失” 问题，有望解决。

　　另外，还有收获。只要实行思想政治祖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肯定的巴黎公社政治制度，某种意义上说(狭隘的说)，也是换届制度，也就不用担心接班人问题，令人头疼的的接班人问题，不费吹灰之力，迎刃而解。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原理，对于无产阶级也适用。也不用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培养接班人，接班人会大量涌现，会有大量德才兼备的年轻工人阶级人士、共产党员参选(毛主席表扬的党内才子李尔重说过，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哪一个很好解决了接班人问题)。就会出现下面的局面，即，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见。其实，这条原理也适用于工人阶级。而《法兰西内战》原理，永存的巴黎公社原则，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主席的《十六条》就是社会主义的、永恒的伯乐。也就能彻底扭转屡见不鲜的人走政息，人走政变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悲剧。使社会主义走上正常的康庄大道。本文感谢山东得象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缪峰先生支持。

　　作者：董程英， 山东 济南 千佛山 山东大学 离退休处 千佛山校区办公室，250061

　　(2018-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