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参考》编者按：今日“五一”，在主流舆论到处充斥着人们该怎样度过这个“黄金小长假”的美妙建议的时候，我们编发了一位长期关注当代工人运动的研究实践者严元章同志的文章，以纪念这个原本属于普通劳动者的盛大节日。

　　这是作者与一位退休老工人在实地走访郑州富士康和郑州上街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新老工业区之后，为我们纯粹“白描”的一篇观察报告。在文中，不管是改开时代走出农村迅速成长起来的庞大的新工人(农民工)群体;还是经历过毛泽东社会主义时代、而今已大部分沦为“下岗职工”身份的原国企老工人，以及围绕着新老工人而存在的社会各阶层，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一目了然，困顿、无助似乎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大多数人的“新常态”。希望在哪里?谁来拯救劳动者?谁是人民的大救星?

　　富士康的工人和周边的小业主都想靠郭台铭这样的资本家来拯救，甚至政府官员们也在期望资本家“流淌道德的血液”，承担起社会责任，但资本家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又要跑别的地方挣钱了。老工人不由自主地会想起毛主席，毛主席的确是大救星，但他已经离开我们四十年了我们该怎么办?

　　《国际歌》唱到，没有救世主，只有靠我们自己。我们靠得住吗?何况，究竟有多少人会真正认为“只有靠我们自己”?作者当然没有在这里给出答案，但我们却应该认真思考。　　

　　2016年3月21日，退休老工人刘师傅约我一同到郑州富士康走访，说是老工人缺乏组织，斗争乏力，只能寄希望于新一代工人来改变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了。

　　我曾到过深圳富士康，七八年过去了，新工人的状况应该有不少的变化。据说这里聚集了二三十万的工人，河南本地人居多。想必跟沿海一带比较，这里的工人流动性理应比较小，工人队伍也应该比较稳定。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天，着重走访了工人生活区，初步获得了些许感性认识，第四天拜访了国企郑州上街铝厂的一位老工人。寥寥数日的走访，只是一些走马观花的观感，远不能得出什么结论来。

　　郑州向南港区富士康

　　郑州火车站对面就是汽车客运中心站，花20块钱坐中巴向新郑方向，走40公里大约50分钟就到了港区富士康。在买票时看到“郑州--港区富士康”路线指示牌，还真有点时空穿越的感觉——分明是在中原腹地，却恍若身处沿海。原来，在2013年3月，这里正式设立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规划面积415平方公里，计划在这里建立以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附近的新郑综合保税区为核心的航空经济体和航空都市区。富士康厂区就建在保税区里，这样就有了“港区富士康”。

　　据官方资料，截至2013年底，郑州航空港区布局手机生产线115条，年末员工总人数24.9万人。富士康手机全年出货9645万部，约占全球智能手机产量的1/7。这大概就是传说中郑州富士康有30万员工的由来了。

　　我们是3月21日下午4点多到目的地的(查了一下苹果手机上的准确记录是：16:18豫康工业区。看来要做秘密工作，必须首先扔掉苹果手机)，中巴的停靠站是这里的商业中心，我们先就地找了一家快捷酒店住了下来，标间给网上会员价148元。酒店服务员介绍说，距离我们住处最近的富士康员工宿舍区在豫康新城，公交车走三站地。

　　在豫康新城公交站下车后，我们问一位待客的摩的司机，富士康工人宿舍在哪里?他指着马路两旁漂亮的六层绛红色楼群告诉我们，这几十栋都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居住在如此整洁雅致的公寓里，的确令人惊诧不已。但阳台上晾晒的衣服分明表示，这就是单身集体宿舍。没有门卡，宿舍区不准进，不到七点上下班时间，小区内也几乎看不到工人走动。但小区外围底层都是商铺，饭馆、小超市、手机维修服务部、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等等，都是围绕工人设置的。　　

富士康职工宿舍

　　暂时找不到工人，我们就找店铺里的小老板聊天。从中初步了解到一些情况。底层商铺租金每月每平米80元，当前的经营特别地困难，今年每月都在赔钱;从今年元月至今，富士康工人走掉了10万人;现有员工不到10万人了，留职的工人又缺少订单没有加班费，只能拿基本工资1600-1900元，消费也就大大减少了(据统计，2015年全国农民工月均工资3000元左右，月均消费1000元左右);不知道是受经济形势还是富士康的订单短缺影响，据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谈话间小老板们都会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做生意找店铺。但他们对转让店铺也很犹豫。去年每个小区有工人约2万人，平均每个商铺月租金4000元，有钱赚，现在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了，天天赔钱。但听说4月份富士康将开始招工，那样就可能有转机。但又听说只能等到七八月份订单旺季才招人，而且果粉对iphone6系列比较失望，新款iphone7订单大不大还难说。如果小区工人居住人数不能恢复，这生意就赔定了。显然，只有富士康老总郭台铭能够拯救他们，抑或苹果公司才是他们的大救星。

　　工人居住小区周围已经建成了不少商品楼，有的还正在施工。两个小姑娘已经在户外设置摊位预售起楼盘了。广告页上显示的楼盘价格是每平米6000多元，楼盘已经在打地基了。生意人是不会拒绝陌生人前来交谈的。我们上前去问，这里的工人有没有前来预订的，她们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们买不起也不会买，但富士康中层干部有咨询的。此时一位着富士康工作服的青年也来看宣传页，我们庆幸遇到了第一位工人。忙问他是否想买房子，他说只是看看，父母已经在河南濮阳为他买了房子。再问他月工资多少，只回答说三千多元，便扭头走了!售楼小姑娘低声说，你听他吹牛。我们忙问为什么，她解释说，订单少，留守的普工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没有加班，就只拿基本工资1900元。每月再扣除住宿费150元，工厂食堂餐费400元，基本上只能拿到1500元左右，哪来的三千多。我们借此机会进一步了解到了工人的住宿情况。八人一间宿舍，月租金1200元，上下床，有空调，有公用饮水机、洗衣机，电视房，无线网络。豫康新城的工人宿舍小区当初都是由开发商建设，个人投资者购买，物业公司统一管理，富士康集中租用。我们说，据说走了不少工人，那么就会有工人享受单间待遇了。她们说，不是这样的。工人必须都是按八人集中住宿，这样，小区里的很多栋楼都空置了，投资者也就收不到租金了。看来，房屋投资者也在等待郭台铭来拯救他们了。

　　沿街的每栋宿舍楼一层的商铺中，几乎必有一个人力资源服务中心，都挂有“富士康科技集团”招募中心的招牌。由此可以想见这里的劳动力买卖曾经是多么的繁忙，但现在却是格外地门庭冷落。我们走进一家招募中心，四五个年轻人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刷屏，没有一个人搭理我们。我们便自己浏览挂在墙上的“招工标准与待遇”公示牌。年龄：17-45周岁，二代身份证，身体健康即可(原备注：年龄可放宽到50周岁，纹身者、涂指甲油者不限，文化程度也可放宽至初中);薪酬：底薪1900元，5天8小时制，综合工资3000元-4000元(加班按国家劳动法计算);招聘岗位：普工、技术工、仓管、安检、IQC等周边岗位。我们很礼貌地上前问那位刷屏的年轻人是否招工，他回答说一个也不招，再问何时会招工，回答更简单，不知道。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他的手机屏幕。

　　我们又去了另一家招募中心，一位女青年在值班，问她设置这么多招募中心，为什么却又都不招工。她回答说，没有订单，春节前后两三个月里离职的工人有十多万，还招什么工。我们又问，墙上挂的杭州、苏州、深圳等外地工厂招工公示牌中，有没有招工的。回答一样，不招工。问为什么，她说，也许是经济不景气吧。我们再问，这么多工人离职，没有听说富士康闹工潮啊!她说，富士康几乎没有辞退一名普工，工人都是自愿离开的。不加班，只拿基本工资一千多块钱，基本花销都不够，谁愿意在这里耗费青春啊。但富士康给离职的工人保留回工厂的资格，如果有订单需要工人了，他们可以不再经过招聘程序直接进厂。也有个别人离职时拿了补偿款的，是富士康主动解除合同的，一年工龄补偿一万左右，有的拿了七八万元呢(后来跟一位富士康中层那里了解到，被解除合同者，是因为某个生产线关闭，工龄较长的技工或中层管理员得到了补偿)。

　　天色渐暗，七点左右了，富士康接送工人上下班的大巴正一辆接着一辆行驶在马路上，街上匆匆行走的工人也多了起来。我们打算做当天最后一次努力，到饭馆吃饭看看能不能找到跟工人谈话的机会。

　　我们俩到了这里最繁华的步行街，街道两旁饭馆小超市林立。我们找了一家食客最多的饭馆坐定(也是相对来说的，十几张桌子只有三四张桌有人吃饭)，伺机与工人搭讪。如果有谁能接受我们的“宴请”，那就再好不过了。然而，工人“冷漠”的表情使我们认识到，“宴请”不成，我们自己恐怕首先要吃闭门羹。也许是我们不懂得跟新工人打交道，听一位有过融工经验的大学生讲，新工人表面“冷漠”，在QQ空间还是很能表达想法的。饭间问了一句服务员生意如何，回答说，今年很特别，往常这个饭点儿都忙不过来的。

　　在回住处的路上，经过一家仍然亮灯的人力资源服务中心，门口站着三位着装比较时髦的青年人，看他们带有行李，想必是来找工作的，我们便上前搭讪。他们刚从河南安阳农村过来，原以为富士康会大量招工，结果出乎预料，正在不知何去何从。其中一位说，他们三人春节后到北京住了半个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他们中有一位曾经在新郑富士康干过，认为这里工人流动性大，频繁招工，可以暂时把这里做个过渡，挣些钱后再图出路，谁知情况有变。看来，这种就业形势会迫使他们就范，接受不曾愿意接受的低工资和无技术含量的工种。

　　回到宾馆，我们商定第二天直接住进工人宿舍区的一家快捷酒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这家快捷酒店标间108元，比第一天住宿的宾馆还要好一些。我们问宾馆服务员，住客为什么不多，回答还是那句话，工人走空了。

　　白天宿舍区里很少有工人走动，上下班时工人们来去匆匆，没有接触的条件。我们只好走出小区，到街头跟待客的摩的司机聊天。他们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农民，由于耕地被征用，只能靠摩的载客为生，附近走一趟五块钱。工人已经减少，摩的却很多，使他们一天拉不了几趟活儿。谈话内容基本上还是在印证我们前一天了解到的情况。期盼富士康来订单，工人们再回来，这些农民的日子就能过下去了。中午在小区里一家沙县小吃店吃饭，遇到一位青年女工，回答了两句我们的问题便低头看手机了，似乎并不情愿提及他们单调的的工作生活问题。晚饭时我们到小区里一个有二十多家摊位的地下小吃城用餐，并专门选了一个青年男子开的小吃摊，是川菜，一位食客也没有，店主坐在饭桌旁发呆。我们点了两个值钱点的菜，权当照顾他了(这里的小吃摊位花8-10块钱就可以吃饱)。

　　交谈中得知，这个小伙子是陕西安康人，今年30岁。原来也是富士康的工人，因嫌工资低，就离职出来想凭借自己的手艺闯荡一下。去年11月份租下了这个10平米左右的摊位，每月包含水电费租金3300元。租金按季度交付，当初用了一万五千开张的。这么算，每天单就摊位租金是100元，小吃的毛利按40%计算，加上自己的人工，每天至少要卖出400元才能跟在富士康打工差不多。但他说，最近每天进账不到50元。去年他跟同在富士康工作的妻子一起离职租下这个店铺，春节后因不能维持，妻子去了苏州打工，这里只能留他一个人操持。尽管他已经下决心挂出了转让的牌子，但却少有人问津。他说，如果富士康七月份才招工，那么从现在起算他再坚持三个月就得净赔一万元，现在开张至今已经赔进去一万多了，开张的钱还是借来的。当初花几千块钱配置的设施，要转让就不值什么钱了。同时，七月份以后订单究竟怎么样，谁也说不准，这让他骑虎难下!我们问他怎么看“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他说，自己倒是想干活儿吃苦，但是没有客人来吃饭啊!但他又说，要能干成一番事业，总得先遭受磨难。他岂知这所谓最能使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经济，眼前无论对小两口赖以为生的小店的存活来说，还是就他这样的年轻人本该有的正常夫妻生活而言，就不是那么的浪漫了。

　　他介绍说，自己的父母也是农民工，父亲至今还在打工，母亲在家为他兄弟俩照看孩子。他弟弟和弟媳都在深圳打工，有两个孩子由母亲照看，他自己也两个孩子，母亲全职在照顾着四个孩子。说到这里，他几乎要哭起来，我们也不忍心再问他什么了。刘师傅赶快又加了一道菜让他去忙了。

　　第三天上午，我们去了趟张庄，想了解一下富士康打工夫妻的生活。在豫港工业区，工人们提起住宿“张庄”，就意味着已经成了家，也可能是夫妻俩一同在富士康打工。这里的村民为多获得拆迁补偿，建设的毛坯楼房都很简易粗造，隔成10平米左右的小间给打工的夫妻出租，三五百元一间。房东告诉我们，由于工业区的扩建计划迟迟不能落实，拆迁的风声已经没有了。现在这里就像是我们通常所见的脏乱差的城中村，称得上是这个新兴城市中的贫民窟。

张庄城中村

　　当天下午，托朋友电话联系了一位在富士康做工程项目的人，由他领我们进了富士康的工厂区。厂区非常大，马路宽阔，路的两侧树木修剪得整洁漂亮，厂房里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单见写着“富士康工程科技学院”的大楼，还有铺设有绿色草坪的足球场以及在环形塑胶跑道上跑步的青年，你恍若来到了一所大学。这位工程人员驱车带着我们走马观花看了看厂区，并声明车间是进不去的。管控的确很严格，可以看到从车间下班出来的工人都会被闸道的保安或搜身检查或检查随身携带的提包。晚饭时这位工程人员找来一位富士康的中层干部与我们交流，他谈话比较谨慎。我们声明只想了解工人的基本工作状况，以及印证一下我们这两天听到的一些有关工人的情况，并不关心富士康内部管理问题。我们首先想知道，为什么这里的招工点这么多，而且招工不收应聘者的任何费用。他解释说，为保障富士康随时随地的用工需求，当地政府对富士康有一项政策，只要为富士康招收一名员工，政府为招工点补助800至1200元，这笔钱是由财政拿的。他同时说道，当时为引进富士康在这里建厂，政府给了三年还是五年的免税政策。我们疑惑，这到底图的什么。他说，官员的政绩呗。当然，事实一定远非如此。　　

足球场　　

工厂大道

　　站在富士康正门前的土丘上，你可以总揽厂区的全貌，山丘的另一边就是新郑国际机场，三五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其实，富士康的正门上矗立的不是“富士康”而是“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的大字，还有“中国海关”的标志，大门旁就是关税申报大厅，这一切特殊设施显然是为富士康量身定制的。这么看，中原腹地上的富士康俨然像一个国中之国，它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在这里设厂也许只是为了利用中国大陆的廉价劳动力。截至目前，它在中国大陆共有10余家大型工厂，员工总数120万。即便如此，据说富士康还要将工厂迁往其他劳动力更为廉价的越南、印度、巴西等国。富士康在“新兴经济体”间的游走，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资本在全球追逐廉价劳动力的基本态势。据有关报导，印度、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官方统计显示，2015年中国农民工月均工资3000元左右)，巴西工人的月薪也不过800元人民币。据说富士康计划在2020年前在印度新建12座工厂，雇佣100万当地工人，投资额将达到200亿美元，以此应对中国大陆的工资上涨和劳务纠纷。其实，据这位中层干部讲，富士康的用工现在是很规范的，几乎不存在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情况。　　

富士康工厂大门

　　他还讲到另一种现象令我们印象深刻。他说，初进富士康的普工，三个月内新鲜感消失后，要么因不能忍受搜身检查等等严苛的管制就会离开，要么就是变得麻木了而得过且过。表面上看，在这里的工作环境的确不错，但想心情舒畅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他解释一下下午我们在足球场和环形跑道上看到的情景，他说，那是在准备富士康的员工运动会，而且多半是大学实习生或者白领。普工没有那个闲情逸致，也没有那个体力再去运动。他们就是工作、吃饭、睡觉。　　

下班行走的工人

　　第四天早晨，我们乘车返回郑州，准备去郑州上街区的国有企业上街铝厂拜访一位退休老工人。在车上我们幸运地遇见了一位离职回山西老家的青年普工，便追问了他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离职。回答是，生产线上某岗位原本五个人的工作量，有人离职后现在两三个人干，工作量加大，但是又不给加班，只能拿基本工资。二是一个月1900元为什么不够花消。他回答说，这些钱也许你们这些老年人够用了，但年轻人完全不够。买衣服、给女孩子送礼物、跟朋友喝酒吃饭等等，这点钱哪里够用!

　　我们想了解的一般状况就这些了，此刻也问不出什么问题来了。原来计划要跟工人们探讨一些意识形态的问题，刘师傅还带了自己写的教育新工人如何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讲述毛主席时代工人阶级地位的有关材料，但在面对这些为挣得一份生存工资奔波的普通工人时，感觉这样的问题是空洞的或者不合时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些单纯追逐金钱的动物，他们已经脱去了上世纪农民工的面貌，而越来越具有现代工人阶级的特征了。他们创造自己历史的动力，我们也许只有再做深入的观察和接触，以及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历练以后才能够找得到。

　　这里的社会关系很简单。最上层是大资本家及他的管理团队，最下层是数十万的普通工人，中间夹着一层小业主。资本家靠订单、靠市场图谋发展，工人依靠为资本家干活儿赚得一份工资，小业主靠工人为生。就我们所接触到的人而言，恐怕很难有人能够认识到，正是工人在养活资本家，而恰恰认为郭台铭才是工人和小业主的大救星，眼下这里的人们正在期盼得到他的拯救呢。

　　郑州向西 上街铝厂

　　在郑州火车站乘坐地铁一号线一路向西，在地铁终点站换乘“郑上1路”公交车，行驶一个小时就到了上街铝厂所在的行政区上街区。路途全长也是大约40公里。

　　据报道，2015年11月20日，郑州市政府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中国铝业将向上街铝厂投资180亿，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把上街区建成“有色金属国际陆港”。

　　正如因了富士康才设立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一样，郑州上街区正是因铝厂而兴的一座城市，今天号称还要利用陇海线和“一带一路”大战略把这里建成一个“陆港”。

　　一五计划期间，国家为了生产制造飞机的铝原材料，在郑州以西的荥阳县设立了全国最大的铝工业基地，当时是半军事化管理，所以叫五零三厂。1958年从荥阳县划出11个自然村成立了今日的郑州市上街行政区。因为铝厂建设在大跃进期间，援建队伍有来自安钢、武钢、抚顺钢铁厂等地的技术工人，也有来自山东、洛阳的解放军，全国各地共有两万多建设大军进驻铝厂工地。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是当时建设者解决生活问题的基本原则，他们在工地上搭起上万平方米的席棚，“天当被地当床”大建了三年。“当时所有的人都很兴奋，满心自豪，因为我们正在建设全国最大的铝工业基地”。铝厂建成后，这些“建筑工人”就地成了铝厂职工。不同于富士康的工人，他们对富士康的痛恨也许大于对它的感情。铝厂的工人从建设伊始就奠定了“以厂为家，当家做主”的国有情结。他们没有救世主，一切都靠他们自己。歌颂“毛主席是大救星”的是西藏的农奴和亿万翻身得解放的农民，而新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在他们的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为本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

　　毛泽东时代意气风发的工人

　　在改革开放初期“利润挂帅，奖金刺激”的政策背景下，铝厂职工工资奖金普遍高于其他厂矿，五六万的职工组成的高消费群体，使得这里的商业特别地繁荣，因而当时人们曾把这里誉为河南的“小香港”。今天，尽管上街铝厂的职工及其家属仍然占了上街区居民的主体，约有10万人。同样距离郑州城区40公里左右，但这里的商品楼盘平均价格是每平米3000元左右，仅有新郑港区的一半。

　　今天，冶炼行业普遍产能过剩。虽然上街铝厂不属于“僵尸企业”，但裁员政策却在这里已经开始推行。据我们拜访的退休职工马师傅讲，从春节至今，已经分两批裁减了上千工人(现有职工三万余名)，据说还将继续裁减下去。只是为了防止引起震动，是分批分步骤进行的。距离退休年龄五年内的，办理内退。不符合内退条件的，办理“歇岗”(不叫“下岗”、“待岗”，想必是避免工人跟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相联系吧)，铝厂负责缴纳他们的三险，每人每月发800元至1200元不等的生活补贴自谋生路。“歇岗”者的名额由厂方下达给车间，车间领导确定“歇岗”者的名单。

　　前不久网络上流传着一幅漫画，表现的是一位跳广场舞的大妈，突然想起了自己人到中年的孩子要下岗，顿时没了情趣的故事。

　　现实的确也是这样。马师傅陪同我们到铝厂的一处公园里找老工人聊天，我们一边观看显然是退休职工模样的男女在跳广场舞，一边聊起了下岗问题以及刚刚发生的双鸭山煤矿工人讨要工资的事件。

　　对于下岗问题，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有看法莫办法”!谈起来甚是沉重。他们很容易把今天的状况跟毛时代做比较。他们认为，企业以及职工今天之所以落得如此境地，一怪市场经济这条邪路，二怪企业领导层腐败无能。职工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今年两会期间，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在北京向媒体吹嘘：“龙煤井下职工8万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结果引起上万当地矿工一连两天上街讨薪。上街铝厂的老工人们就着双鸭山矿工打出来的标语横幅议论起来。有人说，矿工喊出“我们要活着我们要吃饭”，说明把人逼到绝路了;要“共产党还我们钱”，说明把共产党当成黑心资本家了，“我们”工人跟“共产党”不是一家人了;矿工们直接公开地叫骂“陆昊睁眼说瞎话”，说明工人根本不尿省长大人的权威了……

　　四天的走访结束，我问刘师傅有何感想，他欲言又止，没有回答我一个字。

　　2016年4月30日　　(编注：本文为严元章同志赐稿，《红色参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1967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大庆32111英雄钻井队代表王有发　　

毛主席接见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尉凤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