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参加一个朋友召集的小型聚会，席间来了一位警察，人高马大，这里我们暂且以L代称。

　　L当晚要值班，不能喝酒，只要了瓶矿泉水。L是个老北京，老北京的特点之一是贫，能侃，很平常的一件事从他们嘴里说出来都会变得有意思，他得回去值班，坐的时间不长，但那段时间主要听他侃。

　　L的牢骚是工作压力太大，累。他说2015年北京有好几个警察因过度劳累死了，但媒体没报道，大家也就不知道。

　　L说：我们虽然叫人民警察，但有的“人民”也不好弄啊。有一回出警，一个老太太把自己锁外头了，厨房的火上还坐着锅，很着急，我说请开锁公司吧，她说开锁公司要不要钱?当然要钱啊，她就不乐意，非让我从邻居家的阳台爬过去，到屋里拿钥匙开门。好家伙，20多层啊，我说，大妈，你看我也是人生父母养的，我要是掉下去咋办，就算我无所谓，但我这块头，万一砸着别人也不好吧。老太太就是不干，你是警察，有困难找警察对不对?你不爬我就投诉你。后来我一琢磨，说大妈火上不是坐着锅吗，这得报火警啊，不大一会消防员真来了，一问情况，哐哐两斧子把门凿开了，老太太心疼啊，但消防员没法投诉。我不这么干也没辙，我爬阳台要是真掉下去，老太太估计都得哭，呜呜，钥匙还没拿出来。

　　然后抱怨待遇：工资不高，还极其稳定，多年不涨，我一年总收入差不多8万元，我能干30年的话，240万元。一条防爆犬(搜索爆炸物的警犬)，好的得50万美元，我还问过，它能干30年吗?干不了。而且它住房好解决啊，一平方米一个窝就够了，人不行，我们这个收入，一辈子挣的都不够买房子的。

　　后来，L走了，桌上的话题就转到别的方向上去了。但这些天来，我时不时地想起L的牢骚，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联的问题。L是北京人，我没好意思也没来得及问他个人的状况，但生在北京的，住房恐怕不是问题，即便条件不算好，总也不至于没有地方住。可是北京的警察不会都是北京人吧，其他人怎么办呢?

　　公务员待遇一向是个敏感话题。近年来公务员工资虽然有向上的浮动，但那个增长幅度用在吃穿方面的改善上还会有点作用，对住房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房价太高了。大部分公务员的住房问题早就推给市场解决了，住房是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果大城市的公务员待遇涨到足以买房的水平，那恐怕得天价高薪了，财政负担不起，舆论也不能接受。

　　有些专家说，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就是要高，这样才能把人口疏导出去。这听起来是有道理，但用市场机制疏导“北漂”可以，总不能把警察也赶走吧，警察也逃离了，治安怎么办?难道，以后当公务员的人得像花木兰一样“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自带“干粮”才能担任公职?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状态呢?

　　中央一直强调人心向背问题，告诫各项政策要以民心为重，要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这是大政治。一个已经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社会矛盾的症结之一是超级地租，是靠不断推高的房价维持高增长的机制。这制造了一批受益者，包括房地产利益集团的成员，也包括一些投机房地产的中产者，但这些人构成党的“执政基础”吗?显然不是。而包括警察在内的基层公务员呢，他们不仅是“执政基础”，他们就是政权的组成部分。公务员待遇之所以敏感，是因为人们总觉得他们有灰色收入，其实，多数基层公务员不仅工作压力大，也没有什么机会外快，那只是少部分人的“权利”。

　　养肥了一群随时准备跑路的，得罪了真正的执政基础，这个政治账是划不来的。超级地租问题，必须下决心解决了。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