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一颁，全国舆论又是一片哗然，各种言论交锋，再次“殃及”中国教育。关于教育的讨论也就自然而然再次升级，然而，不管怎么吵，考试在中国存在拥有很大群众基础的。所以，不管对于教育改革的呼声多么强烈，“应试教育卫道士”们的言论在社会上还是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的。对近几年来的观察，尽管网上关于教育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然而，地方教育界依然顽固的抱着几门狭隘的学科、持一些保守的认识，“大刀阔斧”“狠”抓成绩，依然如火如荼。

　　其实，关于中国教育的争论，自古就有。《三国演义》中就有一段争议(原文复制如下)：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强词夺理，均非正论，不必再言。且请问孔明治何经典?”孔明视之，乃严畯也。孔明曰：“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严畯低头丧气而不能对。

　　从上述表现来看，诸葛亮应该是最早清醒认识到摇头晃脑致“经典”的做法华而不实的了。放眼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从没有放松对“经典”的教育，历朝历代的帝王，更是把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举措。如果关起门来没有国外对比，那么，确实给国家发掘和培养了不少人才，更关键的，这种对科举的自信心让后期夜郎自大的晚清拒绝了对外界改革发展的重视。我想，在古代那些一门心思钻死书、自认为全能的知识分子眼里，他们所考的那些东西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吧!任何“牛鬼蛇神”都会甘拜下风。以至于，尽管有龚自珍那样的清醒人士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呐喊，举国教育却没有发生太多变化，依然固我的摇头晃脑读“圣人书”。而晚清的落后和由此招致的授人虐待，也是在所难免了。面对那么一大帮野心和虚荣因科技发展而膨大的西方人，你拿着《论语》、《道德经》之类的圣人书去跟他们讲道理，行得通?落后就要挨打，彻底让人觉悟了传统教育的落后。

　　时至今日，中国教育的启蒙读物，由《三字经》等等已经演变成了《语文》、《数学》。很多学科的设置也是完全摒弃了自己曾经的一切，“彻头彻尾”的“西化”了。然而，一切只是表象而已。骨子里，依然是死板、顽固的科举意识。皮，是西方教育的皮，引用人家的课程;骨子里，依然是寻章摘句的腐儒风气。换句话说，由于对考试的痴迷，追求操作的简约化，很多学科的性质已经严重扭曲：

　　以语文教育来说，从小教育孩子识字、句子段落分析到章节分析等等，可谓内容详细而又具体。考试题目更是胜过无数本经典名著的厚度，以至于，中国的孩子往往为了考试，根本没有时间读书。所以，现在的语文教育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考试优秀的学生，并不代表其阅读量多，也不代表在文学创作上有着卓越的能力。同时，国内众多著作丰厚的大作家、大文豪们去考试，往往被考得莫名其妙。就中国当下的理科教育而言，过于偏执于对文本考察的重视，远远忽视了学生阅读求知的视野、更束缚了学生实践探索能力的发展。

　　同时，从人才的成长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富有音乐天赋的人诞生在中国，那么，他的天性很可能被扼杀。因为，体制内的教育，往往过多的痴迷于考试科目，虽然表面上设有音乐课，操作上却由于课程过多而又不重视以音乐才能选材，操作上过于草率。“门门都想精，门门学得都很肤浅”!所以，很多拥有考试科目之外特长的人才，在国内被痴迷考试科目分数论公平的教育埋没掉是很平常的事情。

　　放眼整个诺贝尔奖评选过程，几乎没有哪一个得奖者是通过考试成绩优越得来的，对才能与贡献更加关注一些。认识上的差异，决定了在痴迷于文本分数的教育背景里培养不出真正富有才干的得奖者。

　　个人觉得，中国教育要想迈向诺贝尔奖，至少需要做到考试多样性，人才的选拔决不能用一个死板的高考来搪塞。在国外，清醒的人士一直倡导“给未来的人一双自由的求知双手”。我们的教育也要多样化，用一个标准去衡量，很容易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所以，能够尊重各种才能学生成长的多样性教育必不可免。

　　然而，在目前这个指望每年一次性的“高考”来给中国孩子们“公平”，这种做法本身就粗暴、简单而又极不科学。否则，上到教育部长，下到学校校长，每个级别的官员都通过考试选拔，岂不更公平、有利于教育发展?

　　套用季羡林老先生一句话：“考考考，考他娘的考!”痴迷于文本分数的考试本身，就是对教育精神的莫大嘲讽!更不要奢谈什么“考”出个诺贝尔奖了，除非，那些“应试教育卫道士”们，能够牙尖嘴利，说动诺贝尔奖的评委们，通过书面考试的形式来确定每年的诺贝尔奖得主。那样，只怕中国教育出来的学子们要包揽全部冠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