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去了趟济南，参加了一个活动，有幸认识了山东的两位英雄式的人物。北京济南两地，现在开通了高速铁路，两个小时就可以从古代的燕国到齐国了，说到山东，我问一位山东年轻人，为什么山东的车牌上是“鲁”而不是“齐”，他答不上来。我说因为孔子孟子都是鲁国人吧。我的这个解释对不对，我也不好说对，但孔子孟子的确是山东人的骄傲，最显山东文化硬朗和霸气的，被清朝的刘公瓘归到一句上——“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这个“一”字，就将千军万马都给矮了下去。山东有中华文化的根，山东是不能小瞧的地方。

　　说到这两个英雄式的人物，有必要分开说一下。一个叫孙经先的教授，六十多岁了，在研究“所谓的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的课题中，以社会调查做基础、以科学严谨做论述，彻底戳穿了栽赃在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最大的而且影响极坏的历史谎言，研究成果今年六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嘉奖，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虽然他的研究普通人难以做到，但是谁都可以从身边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的口中来验证大跃进死人的情况。三年自然灾害，本是自然灾害，死人是正常的，这些年，年年发生自然灾害，哪次没有死几个人呢?如果放在旧中国，死于自然灾害的人，只能怨自然灾害无情，而进到新中国，一些不喜欢新社会的旧社会的顽固势力们就把自然灾害下的困难和死人通通归到新的社会制度上了。大跃进时期自有政策上的失误和做法上的不妥，造成粮食减产，供应不足，吃不饱饿肚子是难免的，但如三年内饿死三千万人，的确该是个大事件了。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朝换代，多数都爆发于饥民起义，清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马懋才备陈大饥(崇祯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疏)：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怪。日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熟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遣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幸有抚臣岳和声，引盗赈饥，捐俸煮粥，而道府州县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饥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又安得不相率而为盗也?且有司束手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次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

　　天降奇荒，所以资自成也。”

　　编造谎言的谎言家们恰恰忘记了一点，人性几千年来是不会有大变化的，明末的饥民与新中国大跃进三年灾害时的饥民在人性上没有什么不同，但谎言编造家们却实在是无法编造出大跃进饥民为盗的事出来，其原因在于我们新中国的凭票供应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饥荒灾害程度，吃不饱但还不至于饿死。而谎言家们却有选择地不让人记忆的，1944年河南发生大饥荒，又逢国民党的豫中会战，国民政府不去救济灾民，又抗敌不力，饥民起来用耙子把国民党军队五万人卸了武装。这是我从人性上的观察来支持赞同孙经先教授的研究成果。

　　孙经先教授的研究，是有历史数据依据的，论述和分析是严谨的。从他的介绍中，这个世纪谎言，主要来源于两个人，一个是杨继绳先生，一个是蒋正华先生。孙教授的研究成果出来以后，经与杨继绳一个回合的对质，杨继绳先生就败下阵来，再也不敢接招了。而蒋正华先生的研究结论用数学模型分析得出的饿死三千万的结论，而恰恰孙经先教授是数学教授，至今蒋正华先生对孙经先教授的研究成果不敢回应。

　　谎言终究是谎言，谎言经不起对质，谎言总有被戳穿的时候。这个建立在不实数据和数学模型上的谎言，恰恰遇到了一位山东教授孙经先先生，恰恰孙教授是咬定数据不放松的严谨学者，这位学者又恰恰是一位更懂数学的数学教授，所以谎言流布到今天，终于遇到了它的克星，它只有被戳穿的命运了。所以我要说，孙经先教授是一位英雄式的人物。

　　第二个英雄式的人物是谢玉堂同志，也是一位近七十岁的人了，是党的一位高级干部。以前对他不知道，更不了解，后来经过网上了解，才知道谢玉堂同志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他的一个壮举，就是在他担任济南市委书记的时候，拆掉了德国人建的济南火车站。当年谢玉堂同志留下了一句名言：“看到它就想起中国人民受欺压的历史，那高耸的绿顶子就像希特勒军队的钢盔。”

　　德国式的济南火车站是1992年拆除的，我无缘去见，但是老照片还是能够很容易搜看到的。不过历史上说，这座火车站是德国人1908年建的，曾号称“远东第一站”，这“远东”二字，就足以使德国人骄傲，中国人受气。

　　中国近代百年，受尽了西方列强的凌辱蹂躏欺压，割地赔款，霸占租界，到处欺压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如刀子一般地插上了各种西洋建筑，大片大片的建筑，如青岛，如上海，如天津，如广州等地，如烙痕一样无法抹去。每次走进这些城市看到这些建筑，正如谢玉堂同志所说的“看到它就想起中国人民受欺压的历史”。

　　拆除德式的济南火车站，曾有很多人反对，至今还有人耿耿于怀，留恋那个绿顶子。有人说建筑无国界，建筑真的无国界吗?八国联军侵华，德国通过《辛丑条约》获得了山东权益，“一山一水一圣人”的山东全境竟然成了德国人的殖民地，1908年建成的济南火车站，就是这种殖民的标志性建筑——远东第一站。一战之后，虽然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理应收回山东权益，但1919年却被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权益全数转交给了日本，由此爆发了爱国的五四运动。

　　德国殖民山东——在产生过两个圣人的华夏大地上，建筑的德式建筑，犹如耻辱柱一般地嘲笑着中国人民和山东人民。火车站这样的一座窗口式建筑和使用度最高的建筑，在已经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如果济南人民还继续在这样的一座带有耻辱性的火车站，每天进进出出，犹如从荷枪站立的德国军人的胯下钻过一般。这种耻辱，只有深深了解中国苦难的近代史和有着强烈爱国心的人士才能体会得到，而那些只会看重建筑外观的人，是无法发现深藏于殖民建筑之下的受殖民的苦难的。谢玉堂同志是山东人民的一位英雄。

　　中国人民可以自己建造西洋建筑，也可以与外国合作建造外国建筑，这是中国人民自愿的选择，背后没有滴血的刺刀，相反，以强权强插在中华大地上的带血的建筑，不拆除的话，这个伤口就会永远滴血不止。建筑无国界，必须以友谊为前提，以刺刀为背景，建筑就是殖民者的钢盔。

　　据说近年济南有关方面想要恢复拆除的德式火车站，这是一个需要山东人民必须要好好想想的大问题，山东人民时刻都不要忘了山东是“一山一水一圣人”的山东，山东人民历来是英雄的人民。

　　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六十六年了，没有想到的是，在站起来三十年后，又开始弯下了腰，这些年中，曾经有列强租界地的城市，又以租界地建筑和文化为荣了，完全忘记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和屈辱，殖民建筑被当成了宝贝，如呵护孩子一般维护着、小心侍候着，殖民建筑成片的地区，殖民文化大有泛滥成势之忧，如天津的意大利风情区，如上海的南京路等等。

　　对已经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中国，对正在走向更加富强走向民族复兴的中华民族，是决不能容忍饱含殖民苦难的殖民文化再次泛滥在祖国大地上，山东人民不仅要有这个自信，中国人民也需要有这个自信。

　　这次的山东之行，我为我认识到这两位山东英雄而感到骄傲!我向孙经先教授和谢玉堂同志致敬!

　　九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