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上世纪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不是干部子女，就是走后门的草包，不但不公平，还白白浪费了高校教育的大好资源。

　　窃以为，此人不是蠢，就是坏。

　　新中国成立初，为了保持高校教育的连续性，全国的高等院校暂时沿袭建国前的招生方式，由高校自行命题、考试、招生，招的也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女。

　　自1952年开始，教育部颁布了全国高校统一考试招生的办法，并规定在成绩达到录取标准时，优先录取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

　　也就是说，文革前的高考招生制度，十分注意照顾工农子弟录取比例，相应控制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和干部、知识分子的子弟。这样的招生制度，虽然看起来不公平，却是一种实际的公平，因为当时的工农占人口比例高达90%。

　　1966年6月2日，国务院发出高考必须彻底改革的通知，决定将高校招生工作推迟进行。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及毛主席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同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再次刊发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970年5月，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招生的请示报告，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招生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同年6月，中央予以批准。

　　一声令下，群起响应。全国各地开始按照上级分配的学校入学名额，对那些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进行初步推荐，上报当地县乡"革委会"批准，学校对其审查复核后，即可上大学。

　　据统计，1970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7所大学，共招收了8966名学员，其中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占2%。

　　从1970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工农兵学员共招收了七届。每一届学员虽然有十几岁的小青年，也有三十几岁的中青年，有初中毕业生，也有高中毕业生，但他们都非常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在当年的大学校园里，到处可见他们认真学习的身影，早晨不到6点就起床背书，晚上熄灯后还有人在厕所看书，就连吃饭都站在一起讨论习题。总之，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地从任何能拿到手的书籍中汲取有用的知识。

　　而针对学员受教育程度不一致的问题，学校也采取了很多办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理论教学与真正实践相结合。即老师首先在课堂上把所学课程提纲挈领地介绍一遍，然后带领学员进行现场教学，到厂矿工地"学工"、到农村田野"学农"、到部队"营地学兵"，一步到位，实现大学要求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训练的目标。

　　这种开门办学模式，使学员真正学有所长和学有所用。他们毕业后，按照"社来社走、厂来厂走"的原则，多数又回到了自己上学前的所在单位，只有少部分被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他们虽然学习时间短(两年或三年)，但学习的知识总量并不比现在四年制或五年制本科的少，因而在单位都很快成为了工作、技术骨干。而且，他们任劳任怨、忠实肯干、重理想、讲信义，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七届工农兵学员，总共94万人，其中不乏知识界的巨擘、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经济界的杰出人才、文艺界的巨匠大家。在这94万人中，仅两院院士就多达40余人，而近年来的高级领导，则大多数都是当年的工农兵学员，可谓人才济济、中流砥柱。

　　反观现在的大学生，象牙塔尖的，基本上都跑去效忠星条旗了;处于塔中的，基本上都争着去贪污腐败了;处在塔底的，基本上都只能去跟中小学生抢着跑腿、打螺丝了。

　　这样的高考招生和高校教育，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