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老师引用百度百科的词条，在微博里提到了发生在44年前的“潘晓之问”：

　　紧接着，刘继明老师又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44年前的“青年女工”经过这四十多年的实践，是否会有所醒悟呢?

　　这样的“醒悟”当然不是刘继明老师的臆想。笔者在20余年前走访国企工厂时已经听很多工人亲口讲述过，他们无不感慨毛主席担忧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高瞻远瞩。

　　不过，这样的“醒悟”却不会发生在潘晓身上。因为潘晓本身就不是一个真人，而是一个杜撰出来的“青年女工”，用胡耀邦当年的话来讲，“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文章用幽怨、激愤的笔触，讲述了自己人生的痛苦、创伤与迷茫。

　　文章开头写道：“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据潘晓在信中的描述，她小学的时候，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理想主义氛围中，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但文革的冲击摧毁了她的憧憬，家庭、工作、爱情中经历了种种不幸……

　　最后她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这封“读者来信”被称作“文革”后青年一代的精神告白，迅速引发出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

　　《中国青年》编辑部很快收到大量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有赞同也有反对。编辑部将6月15日编印的《〈中国青年〉读者来信摘编》直接送交当时主管宣传的王任重，想寻求更高层对“潘晓讨论”的关注和支持。

　　6月18日，胡乔木来到编辑部，不仅支持和肯定了这场讨论，还表示，希望讨论再开放一些，不要急于收场。6月20日，王任重批示“可以报道!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好风尚的表现!”

　　1980年8月20日，在《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安排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

       于是，这场讨论的调门越来越高。第8期的《中国青年》刊登了署名“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的来信，称“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

　　从《中国青年》第9期开始，赵林这篇文章成为继“潘晓来信”之后刊登的读者来信的主题。

　　那么，潘晓究竟是什么人呢?

　　她其实在来信的第一段已经有所交代，“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按她的说法，“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要知道，五六十年代想入党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五十年代的党员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足2%。潘晓无疑是干部家庭出身!妥妥的精英群体，而且潘晓本人善于思考、博览群书、喜欢“反省”。

　　这一点在这个群体中尤其具有普遍性，例如十多年前陈小鲁等人纷纷出来替整个群体道歉——其实很多事情的确是他们干的，但并不代表这个群体的工农子弟也都干过这些事。真心反省的话，就把自己做的错事好好检讨一下，而不是借着“反省”来表达对毛主席和那个时代的不满。不过，精英群体毕竟是突然经历了冲击与下行，相当不满是在情理之中的，这是由立场决定的。

　　我们再说回到“潘晓来信”的缘起。

　　1978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决定复刊。当年6、7月间，复刊领导小组成员的关志豪等人希望了解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定开展一场人生观讨论。编辑部的人员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在一次座谈会上，编辑部结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通过几次沟通交流，决定向黄晓菊约稿。在这前后，在北京经济学院的座谈会上，学校团委向编辑部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

　　不久，黄、潘的稿子分别交到编辑部。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

　　编辑部结合两篇稿子，最终由编辑马笑冬执笔，写出了一篇2400字的“读者来信”，署名“潘晓”。

　　而上面提到的“潘晓”的个人和家庭经历，原型就是黄晓菊。黄晓菊出生于1955年，1972年初中毕业，可能因为身体原因没去上高中也没去插队，而是在家待业了两年，1974年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当工人。她当时的烦恼就是“难道就这样一辈子与机器打交道吗?”1978年-1979年，黄晓菊参加了当地的文学培训班，得到了“思想启蒙”，才有了那篇8000多字的稿件。成名后，黄晓菊进入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当图书资料员，80年代末先后去了深圳和日本，1993年回北京加入朋友的服装公司……这些家里与高级干部子弟当然还有不小的阶层差距，但也远胜过一般平民子弟了。

　　潘祎的家庭经历与黄晓菊相似，同样是干部家庭出身，只是父母并不是受运动冲击，而是去了青海支援三线建设。1978年，潘祎考入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在大学里，他开始迷茫了：“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于如此的环境会有什么前途?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是也?”

　　所以，“潘晓”二人的确是当时的青年，一位青年女工、一位青年学生，但社会地位比绝大多数青年还是要高的。要说他们的思想能代表当时的青年，恐怕也有夸大的成分，他们代表的正是当时的精英群体子弟、青年知识分子。

       毛主席那一代共产党人为实现社会平等的努力尚未完成，当大多数平民弟子还上不了大学，大多数农家子弟当不了工人、端不上铁饭碗的时候，这些上了大学、进了工厂的精英子弟却有闲工夫在那里多愁善感，要实现“自我价值”。

       然而，他们那种自怨自艾的多愁善感，不过是因为运动冲击导致家庭状况向平民阶层下行所产生的失落感；他们自以为高明、“先进”的反省与思考，不过是捡起了几千年以来早已陈旧不堪的破落玩意儿——

       样板戏《红灯记》鸠山试图劝降李玉和，所用到的“最高的信仰”便是“为我”两字。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几千年来用下半身思考的统治阶级，不都是奉行这样的哲学吗？

　　当然，这篇被《中国青年》杂志操刀的“读者来信”已经不是停留在个人的抱怨与思考上了，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在一篇两千多字的短文里用了大量篇幅对毛泽东时代、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进行讨伐。

       我们今天无法看到黄晓菊、潘祎的原稿内容。然而，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情况》指出：“潘晓”的信“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当年的知识精英们，真可谓用心良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