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个“屈原选贤”的故事：传说屈原有次奉命回乡选贤，由于有人泄密，l00位应试者中，竟有99人成绩相同，只有一人差些。屈原察觉出其中有弊，决定复试。这一次，他发给报考者每人100粒谷种作为试卷，以秋收的谷子作为答案。到时，那99人都请人肩挑背驮，争着多交谷子。唯独那个初试败北的农家子弟，带来的谷子只有一小口袋。屈原问他：“你怎么只收这么点谷子呢?”该考生答道：“你发的谷种有97颗没有发芽，只有3颗长成庄稼，打下谷子900多颗全在这里。”众考生听了他的这话，都觉得他痴呆，不禁哄堂大笑起来。而屈原却严肃地对大家说：“你们莫要笑，他很诚实，是这次录取的唯一贤才。”屈原的话，让大家十分惊讶，异口同声问：“为什么?”屈原作出了解释：“我发给你们每人的100颗谷种呀，都有97颗是煮熟了的。煮熟了的谷种怎么能生长结子呢?可见，你们多交谷子的，明显是在弄虚作假。你们的道德品行没有达到合格标准，只有他才是品德优秀的人才。”众人一听，都傻了眼，无言以对。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笔者未曾考证，其“考干”方法也未必能够“搬用”。但它在选贤用人问题上给我们提供的启示，却是非常深刻的。

　　毛主席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挑选干部，选什么人用什么人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盛衰成败的大事。我们党选拔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是被长期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选拔干部的标准，也就是“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为何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呢?因为“德”和“才”是干部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我们说的“德”，就是指一个人的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思想作风等等;而“才”，指的是干部的才干、知识和能力。一个优秀干部应该是“德才兼备”的：既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思想品德和觉悟，又要有胜任工作即为人民办好事情的才干和水平。“德”和“才”，两者缺一，都不能算是理想的干部。而若将“德”和“才”相比较，那么“德”更为重要。因为有德无才，即使有为人民办事、为国出力的好愿望，但却没有本事和能力把事情办好，当然难当大任;而有才无德，那就纵然才华横溢，但却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就不会乐意为国为民做奉献，才能发挥不出，甚至可能私字当头，损人利己，以权谋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干出祸国殃民的勾当来，那就比有德无才的人更糟糕更坏事。所以，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

　　选人用人重“德”，自古以来有识之士都是如此。众所周知，屈原是我国古代的一大才子，但他选贤却是把“德”摆在首位。你看，他“百里挑一”中挑出的那位农家子弟，我想其才能未必超过其他99名应试者，只不过因为“他很诚实”，道德品质优秀，才成了屈原眼中“唯一的贤才”。而另外那99位，或许不乏有才能的，但却皆因“弄虚作假”，道德品质不合格而被屈原所摒弃了。由此可见，屈原选贤是多么重视“德”的因素啊!

　　在选人用人时，把“德”摆在首位的，古代并不只有屈原一个人，而是很多的。就拿大家熟悉的历史人物诸葛亮来说吧，尽管他本人具有雄才大略，但他的选贤标准也很重视“德”。他的用人之道是：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先之以难而观其勇;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这七条选贤标准中，除第二、三条是讲“才”的外，其他五条说的都是“德”。大才子选贤尚且如此重“德”，这种情况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品味么?

　　这几十年来，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上上下下出现了这么多的腐败分子。大家仔细考察一下吧，这些人中，才华洋溢者不在少数吧。问题出在哪儿呢?不是他们没有才干、能力，而是由于缺德，没有正确政治信仰，或者是丧失了信仰。他们“三观”不正，没有应有的道德品质，没有把聪明才智用到为人民服务上，而是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搞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几千万上亿，甚至几十亿上百亿。结果呢，不仅络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祸害了他们自己及其家属子女，教训何其惨痛呀!

　　我不禁要向：这么多的腐败分子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难道与我们选人用人“重才轻德”毫无关系吗?不!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选人标准几乎一下子变了。有人公然提出“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样的顺口溜，似乎不“向钱看”，就迈不开步，再也不能前进了。于是乎，一股强大的“一切向钱看”妖风刮遍了全国，相当多的人满脑子里都是钱、钱、钱了。他们为了钱，什么国格、人格、尊严、节操、脸面，乃至于党纪国法等等，都可抛到九霄云外去。连选人用人，也往往把“能搞到钱”看成头等重要，谁能搞到钱，不管什么人，无论他或她采用何种手段搞到，他或她就是“能人”，就可当“先进”、“劳模”，还能“入党当官”。你若下信，请你查查许家印(绝对不只一个许家印)的履历，便会确信无疑了。

　　许家印，原本也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或者说差不多的人，只不过他会不择手段搞钱、骗钱，于是成了大富豪、全国首富，国内外都大名鼎鼎了。如此“能人”，能不让他当“先进”、“劳模”，“入党做官”吗?当然不能喽。所以，许家印获得了许许多多的“桂冠”，什么“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70年70企70人中国杰出贡献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全国脱贫攻坚奉献奖”等等。如此“优秀能人”，当然要拉入党内来，让他做官掌权喽，于是他成了“朴素可爱的共产党员”，还当上了恒大的党委书记、全国政协的常委。这还不够，2019年建国70周年大庆时，还请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享受这至高无上的礼遇。要不是他犯下滔天大罪被捕了，其仕途真的不可限量!

　　这，不也从反面说明选人用人的极为重要么?不应该从“屈原选贤”的故事中得到启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