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易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自从微博名"说真话的毛星火"指控莫言的作品涉嫌侮辱英雄先烈、美化日军侵华，各大平台皆蹦出来为莫言站岗的文章，文章标题五花八门，其观点却基本一致：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学作品允许虚构，对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吹毛求疵、上纲上线，这是文革思维、人生攻击，是对文学创作的扼杀。保护莫言，就是保护文学创作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文明底线。

　　对此，笔者想说的是，文学作品固然允许虚构，但既然选择历史题材，就应该、也必须尊重历史。

　　莫言的作品多以历史为题材，他是否尊重历史，我们今天不谈他的作品，来谈他的演讲。

　　自从张艺谋推出由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其原著作者莫言就名声大噪，先后被多所大学授予荣誉文学搏士。

　　2005年12月，莫言在香港公开大学接受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典礼上，作了口若悬河的演讲，大谈特谈其童年的贫穷和饥饿。

　　他说："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经常会死人，我们村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村周围是一片荒原……"

　　莫言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的童年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演讲中所说的20世纪60年代，自然指的是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前些年，"三年饿死3000多万人"的谣言一度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这个谣言不是在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的1962年就出现的，而是在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1949—1982历年人口统计数字表》之后才出现的，是有人把1959—1960年的死亡人口合计后，减去1958年的死亡人数得出3000多万人缺口的结果。

　　这种计算方法，显然犯了严重的教条错误。

　　那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人口数字，为何会有3000多万人的缺口呢?

　　有人口专家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终于找到了原因：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户籍制度并不完善，直到1958年才颁布《户口登记条例》。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间，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严的原因，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户籍漏报现象，其中涉及死亡漏报这部分的漏报率在15%——18%之间。由此可以推算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了死亡漏报人口约710万人左右。即人死了，户口没销。

　　二、1956年—1959年，由于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约1140万人。也就是说，这些进城工作的农村人口，在城市上了新户籍，却没有注销在农村的老户籍。

　　三、1960年前后，因自然灾害导致经济困难，城市开展大规模人口精简运动，不少城市居民被迁往农村生活。在这一运动中，约有1515万人的户籍在城市被注销，但他们之前没有农村户籍，在农村又没办理迁入手续，成为了没有户籍的人口。这就等于又有1515万人“人间蒸发”了。

　　综上所述，造成我国统计数据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户籍统计人口数字合计减少了3366万人。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这一人数的减少诬陷为3000多万人“饿死”，并以此为"核弹"对社会主义进行攻击。

　　戳破了"三年饿死3000多万人"的谣言，我们再来分析莫言的这段话。

　　按照莫言"经常死人，最高纪录一天死了18个人"的说法，他家乡平安村的人不出半年就该死绝了，而且的确是死绝了，"村周围是一片荒原"嘛。

　　莫言口中笔下对饥饿的演绎堪称登峰造极，又是"像狗一样逮着什么吃什么"，又是"亮晶晶的煤块越嚼越香"，又是"1960年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

　　可是，何以他莫言一家十几口人就没饿死一个呢?何以连他体弱多病的母亲都活到了70多岁呢?何以连他日夜劳累的父亲都活上了90多岁呢?何以按他口中和笔下的逻辑人口应该早已死绝的平安村反倒人丁兴旺呢?

　　显然，他在撒谎，而且还是谎话连篇。

　　有意思的是，对于莫言嘴上无时无刻、笔下无处不在的童年饥饿论，有好事者和较真者相约去了莫言的家乡，找他家乡的老人们求证，他们求证的结果是：山东高密曾经饥饿不假，但根本没有人饿死。

　　本来就是嘛，凭啥饿死的总是别人家的人啊?

　　记得艾跃进教授生前在一次演讲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党和政府应该实行两追，一是追讨贪官，一是追杀汉奸。某些人为什么能在西方获奖?不就是靠骂社会主义获得西方反华势力美国干爹的青睐吗……"

　　艾公此言，笔者双赞：贪官理应追讨，汉奸理当追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