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先生是当今中国几乎最负盛名的作家，某年从外国捧回一个文学大奖后更是顿时名声鹊起，至今风头无两。莫先生是主张“暴露文学”的，他说：“我觉得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因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来源于生活的，应该是真实地反映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这种生活面貌。”文学应该不应该暴露黑暗呢?如果承认文学来源于生活，那么生活中有黑暗，为什么不能暴露、不能批判呢?完全应该，必须暴露、必须批判，必须发挥文学的解剖刀功能。但是，暴露不能依靠谎言，谎言决不是文学艺术的生命。

　　前些时候看到莫先生的两个小视频，渲染的就是他的“暴露文学”观。莫先生在这两个小视频里讲的故事就是撒谎，不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而是来源于他的杜撰。

　　莫先生杜撰的第一个故事，是说他的老家山东某乡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实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时候，村子里的农户纷纷参加合作社，唯独有那么一户无论如何都不肯入社，仍然坚持“单干”，耕种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坚决拒绝使用胶皮轱辘的马车，仍然推着“吱忸”作响的木轱辘手推车;坚决不用生产队的灌渠浇地，而是一家人挑着木梢给庄稼浇水;坚决不用铁铧犁，而用纯木犁……，这副“一根筋”使他孤立于世，害得他姑娘都嫁不出去，儿子娶不上媳妇。即使到了这个程度，即使红卫兵批斗他、用皮腰带揍他，那个农户仍然振振有词：“这是土改时毛主席给我分的土地!”

　　讲完这个故事，莫先生大赞这个农户的“叛逆精神”，说这是一种“铮铮铁骨”云云。本文无意讨论“叛逆精神”和“铁骨之气”的是非对错，只是觉得莫先生讲的这个故事破绽百出——

　　在农业集体化之后，这个单干户在土改时分得的土地能够独立存在吗? 他种地可以不用化肥、不打农药，可他的土地灌溉怎么解决?当周边四邻的地块都在用生产队的抽水机、灌渠“哗哗”浇地的时候，他是在自家土地的四周垒起高墙拒绝外水渗入，然后用扁担挑水浇地?

　　莫先生说这个单干户耕地不用铁铧犁而是用“纯木犁”，仅此一句，便知莫先生是在瞎说。他以为木犁全是用木头做成的吗?木犁的铲头和犁铧部分也是用铁制造的，这种加装了犁铧的木犁早在唐朝就出现了，不装犁铧的木犁如果历史上出现过的话，那也应该出现在冶铁技术发明之前。这个单干户是怎样跑到唐朝以前甚至更早的年代找出“纯”木犁的呢?

　　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党和政府虽然大力提倡、动员农民群众加入合作社，却从来没有强制哪家哪户非入社不可。最初确实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富裕一些的农户，舍不得自己那套马车、驴骡，不愿意入社，但是，广大的贫下中农通过互助合作的集体劳动，体会到了合作生产在土地深翻、农作物品种改良、农田水利灌溉、拖拉机等先进劳动工具的推广使用等方面带来的好处，他们热情拥护合作社，积极参加合作社，最后推动着那些富裕又落后的农户也入社了。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像苏联建立集体农庄那样实行强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县大码头公社央上村一个姓徐的光棍铁匠，就是一个坚决不入社的单干户，常年靠走村串乡打制简单的铁器和修理农具维生，直到九十年代还活得好好的，并没有什么红卫兵斗他、揍他，逼他入社。

　　莫先生讲的这个故事即使是真实的，那么，颂扬这个单干户的“叛逆”“铁骨”精神在今天有什么积极意义呢?难道是要让更多的农民向这个单干户学习，退回到土地私有的时代吗?多年来已经有不少的人在怀恋、鼓吹土地私有化，甚至在咒骂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了，疫情期间呼风唤雨的湖北作协主席方方女士不就写了一个叫《软埋》的小说吗?莫先生今天推出这个破绽百出的视频段子，歌颂他虚构的这名单干户的骨气，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他攻击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一支毒箭。虽然他借那个单干户之口说感谢"毛主席给我分了地"，其实，他的这支毒箭射向谁，他自己知道，别人也能够看得出来。

　　莫先生还用小视频讲过他母亲拾麦穗被打的“悲惨”故事，并由此引申说那是一个“打人的时代”。莫先生讲的这个故事可能是真的，但并不普遍。人民公社、生产队时期的拾麦穗，我也是经历过的。我虽然比莫先生小十多岁，又没有在莫先生的老家那地方生活过，但是，如果讲“那是一个打人的时代”，就应该具有时空上的普遍性。莫先生的这个故事恰恰不具有这种时空普遍性。

　　“那个时代”的麦收、秋收，先是生产队集中收割，随后再组织妇女和小学生捡拾遗漏在地里的麦穗、谷穗。后者称为“复收”。复收结束，生产队就宣布“放坡”，放坡，就是放开不管的意思，允许所有的人去捡拾。我们不妨来猜想一下，莫母是在麦收时节的哪个阶段上被打的呢?复收是生产队组织的，不会因为她参加复收被打;放坡后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捡拾，怎么会挨打呢?是不是趁着生产队还有麦个子(麦子被割倒后，人们用一根草绳捆起来。成捆的麦子叫“麦个子”)没有拉走，伸手去抓了一把啊?——我们实在不愿意这样揣测一位故去的老妈妈。

　　前面为什么讲莫先生讲的这个拾麦穗的故事有可能是真的呢?莫先生老家的情况咱不了解，不好说，只能根据自己的经历讲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里确实还是很穷，粮食产量不高，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社员们就总想着在集体生产之外拾点遗落的麦穗、谷穗。每个生产队的麦收、秋收，都是先集体收割，接着集体复收，随后放坡让大家自由捡拾，收获归己。比如马家村放坡的时候，相邻的刘家村的地里可能还有没有拉走的麦个子，马家村拾坡的人不免会趁人不备去掏一把。刘家村护坡的看到了，肯定要夺下，遇到那些愣头青小伙子，捶两捶、踹两脚的情况也是有的。我们村后邻是一家大型国营农场的农田，每逢麦收、秋收，农场就组织护坡队昼夜看护，以防自己的庄稼被附近几个村里那些不自觉的人偷割。农场的收割机还在地里来回奔走，农田四周已经围满了准备拾坡捡漏的妇女，其中不乏有些大胆的跑进地里去掏一把。农场护坡队员骑着马在农田周围来回跑着，呵斥那些胆大者，甚至夺走她们的镰刀或者包袱，其间也会发生推搡、打骂。麦收、秋收中的打人的情形，只有发生在这个环节上。莫母去拾麦穗被打，也只能发生在这样的环节。这怎么能证明“那是一个打人的时代”呢?

　　莫先生还讲了很多故事，比如他讲他们读小学的时候，学生们都穷得没有裤子穿，天天光着屁股去上学，羞得刚刚分配去的女老师满脸通红跑出教室，哭着要求校长把她调走;比如他讲他父亲加入了农业合作社，而他爷爷却坚决不肯入社，坚持单干、开荒，他爷爷开的荒都被合作社没收了去。这些故事都是言过其实、捕风捉影的谎言，一戳就破，实在没有一一戳穿的必要。

　　莫先生的“暴露文学”，暴露的不是“那个时代”的黑暗，暴露的恰恰是他为了污蔑、攻击“那个时代”而不惜编造谎言的内心的阴暗。内心世界的阴暗使他看不到或者忘记了“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中”的自己是怎么读书、怎么入伍、怎么被提干、怎么被培养成作家，他更看不到或者忘记了他老家的“底层”群众是在“那个时代”的日子虽然经历了“一穷二白”的艰苦岁月，又是怎样一天天变好的。所以，他的笔下绝对不会有热情洋溢、催人奋进的赞歌，只有阴森恐怖、令人颓废的黑暗，虽然他也说“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应该真实地反映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下层人民群众的这种生活面貌”，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文化程度的提高，在他看来却都不是真实的生活，都不是文学艺术的源泉。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远离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时代，而且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化运动中，农村也在走向衰落，或许再过二三十年就会彻底消失，连“乡愁”之地都不会留下了。到那时，关于农村、农业、农民的话题，特别是关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一切话题，都将变成只有少数人回顾和研究的纸面上的材料，那时也将会有更多的谎言充斥其中。所以，戳穿莫先生“暴露文学”中的谎言，告诉世人和后人以真相，是我们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