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原本就清楚的的许多事情，在经过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搅和之后，往往就会变得似是而非模糊不清了。一些冠冕堂皇貌似正确、实则谬误，连逻辑关系也颠倒的所谓新名词新观点，堂而皇之地会在我们的某些媒体上出现，颠覆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及认知，侵蚀和动摇着我们共和国精神文化大厦的根基。作为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我们必须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不被这些假象所迷惑，保持住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守住我们的精神文化家园，敢于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言行作斗争。否则，我们的精神长城一旦坍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反腐败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也是当前社会上老百姓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人为了达到为贪官说话，干扰党和政府反腐，转移反腐斗争的方向，他们往往通过个别媒体的带货，抛出一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谬论，把水搅浑，达到以售其奸之目的。前不久，看到有这样一则信息，让人顿觉荒唐离谱不可思议。说的是某地方官员违反国家政策法令，在一项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上违规操作，让根本不具备资质本就不该拿到这个工程项目的不法商人给拿去再转包了，结果把造福人民的惠民工程搞成了豆腐渣工程，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自己也因受贿而犯了罪，成为了阶下囚。这家媒体毫不掩饰，在洋洋洒洒大谈其犯罪的原因和动机时竟说这位贪官之前在工作上如何如何，并没有主观贪腐之意，只是因为一时没有把握住自己，遭到这些不法商人围猎被拉下了水并与其屁股坐到一起，才做了错事犯了法，并把官员犯罪的原因归于不法商人，据此还得出了屁股决定脑袋这样一个结论……。这不明摆着指鹿为马，在为贪官解围吗?那么，事实真的就是如此吗?官员犯罪的原因难道真就只是屁股坐错了地方这么简单吗?这种把官员贪腐犯罪主、客观原因的逻辑关系本末倒置，完全颠倒了事实真相的结论，无疑是在掩盖淡化犯罪事实纵容贪腐，起到了庇护贪官，转移公众视线，逃避法律制裁、让老百姓不要再那么憎恨腐败分子了的作用。

　　贪污腐败行为与党的宗旨水火不相容。任何人想通过为贪官站台，忽悠人民群众，干扰党和政府反腐败斗争的决心，转移反腐败斗争方向的行为，都是无用和徒劳的。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今日的一百多年间，非常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在预防和惩治党员干部的违纪方面，始终是利剑高悬，没有丝毫地松懈。因为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利只有人民的利益，所以任何官员利用手中权利为自己谋利的行为，都会被看作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这些官员之所以敢贪污腐败，说明他们已经蜕化变质，不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了，而是寄生在党肌体上的毒瘤，因此党只有对其毫不留情严厉惩处坚决铲除，才能保持住党的肌体的健康。

　　战争年代，由于敌人的破坏和封锁，党中央和各根据地都出现了物资极度困乏的情况，一度到了近乎没有饭吃的地步，但没有一个人想多吃多占，都能够自觉地做到廉洁自律。尽管如此，我们党并没有因此放松对干部队伍清正廉洁作风的养成和培养，而是将其当成了一项重要的党建工作来做，能够做到未雨绸缪，不仅出台了相关的办法及制度规定，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法规，使预防和惩治并重，做到了在法规目前人人平等。对于违反了规定的，不管是什么人，也不论职务高低、功劳大小、何种原因，只要是因作风腐化贪污了粮款，触犯了法规，不论数量多少，都必须查处追究给予严肃的处理，以警示教育广大的党员和干部。例如1933年4月就加入了陕甘游击大队清涧支队的肖玉璧，曾是红军队伍中的英雄人物，他身经百战，战功赫赫，身上留有90多处战斗伤痕，党中央到延安之后，曾任延安贸易局副局长，但后来居功自傲，贪污腐败，贪污大洋3050元。对于这样一个干部，如何处理，相关部门犯了难，有人便向毛主席求情，肖本人也向毛主席写信，要求让他去前线，死在杀敌的战场上，但均被毛主席拒绝。肖玉璧也被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了死刑。共产党人不用严厉的纪律制裁腐败分子以昭告天下，何以能得到民心，中国革命怎能取得胜利。

　　新中国成立前夕，被关押在红岩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烈士总结出的狱中八条，其中第一条就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第六条是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这些用生命换来的教训凝聚着多少烈士们的忠诚和初心，句句都在我们的耳边回响，时时都在提醒着我们一定不能腐，否则，我们先辈的血那可就就白流了。今天读来怎不令人震撼和深思。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为了尽早使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使我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党带领人民要在经历了百年战争的废墟上搞建设，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对于每一项建设工程项目都做到了严格把关和精打细算。在要求用好每一分钱的同时，更是强调一切党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都不能有任何的浪费和贪污行为，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但是，个别意志薄弱者或者当初就是抱着想在革命队伍中升官发财的投机者，还是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完全忘掉、背离了党的宗旨，把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的两个务必早已抛之脑后，忘的一干二净。为了追求自己享乐，他们不顾群众的死活，勾结不法商人，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贪污救济粮款，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人民的罪人，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尽管他们在战争年代有功，但功不能抵过。对于他们两人的处理，毛主席高瞻远瞩，拒绝一切说情，他站在对党和人民负责的高度，为使党不重蹈历史周期律的覆辙，不得不对其做出处以极刑的判决。他提醒告诫全党，正因为他们两人是党的高级干部，因此要执行比一般干部和群众更严格的纪律，只有这样才可以挽救和教育两百个、两千个乃至更多的干部。这两声本不该响起的枪响换来了之后二十多年党风政风从上至下一个风清气正清正廉洁的局面。

　　今天，我们国家已经强大，国力也增强了，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更是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但前车之鉴是不能忘记的。当我们的社会过于追求享受物质生活时，在贪婪自私本能的驱使下，就会有人为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而走上贪腐之路，不仅社会财富被他们无偿占有，把国家大量的社会资源用来反腐，加大了反腐的成本，拉大了贫富差距，撕裂了社会，成为了国家不稳定的因素。由于反腐面的扩大和时间的持续，相继而来的反腐疲劳症也会随之滋生，此时党和政府的反腐力度也必须水涨船高，只能加强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反腐败的篱笆更要栓牢扎紧，把网要织的更密。否则，上松一寸，下偏三丈，千里大堤毁于蚁穴的悲剧就会重演。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谈到反修防修问题时说：“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上世纪六十年代，党在全国开展了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总结出了当时一些干部思想蜕化的五个字原因，这就是：懒、馋、占、贪、变，这些人为什么会由人民功臣变为人民的罪人，完全是他们为了享乐放纵自己脱离人民蜕化变质的咎由自取，一切腐败分子大概都逃不出这个规律。

　　“屁股决定脑袋”的论调，非常具有直观迷惑性，乍一看视乎还对也没有什么错，的确能蒙骗一些不能分辨真相的善良群众，当下这个论调不但较为活跃且有一定的话语市场，不仅时不时地在我们的媒体上出现，而且还得到了某些人的热捧和放大，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想让人们接受"谬论重复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个谎言，依此来麻痹人民，让人们从对腐败的零容忍到逐步接受曼延扩散这个现实，使人们不再那么厌恶憎恨贪官，当再看到更多的贪腐现象时，能够为其精神买单并将其当成一种社会常态而接受了，这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但是，这些人的如意算盘的确是打错了，他们低估了党和政府对铲除腐败的坚定态度和决心，这种忽悠和误导社会和舆论的做法只能说完全是徒劳和无用的。个别媒体对贪腐分子的犯罪原因不实事求是、不加以分析判断就站在与大多数群众认知对立面的做法显然是站不住脚和别有用心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一切腐败行为不仅痛恨而且对滋生的原因是看的最清楚的，希望个别媒体不要再做这种欲盖弥彰忽悠百姓为贪官站台干扰反腐的无用操作了。

　　大脑是思维的器官。首先从认识论来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信奉的是马列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存在第一，意识第二，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大脑支配的结果。因此我们说，一个人的立场站位和言行只能由他的脑袋来决定，而不是由他的屁股来决定的。

　　其次，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理论观点来分析，那么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开展的反腐败斗争那不就是一场在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吗，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但都无法回避这个事实。列宁也说：不讲阶级斗争的政治和不讲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都是胡说八道。毛主席针对我们党内一些人阶级斗争观念淡薄的情况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革命导师交给了我们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无疑是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一把钥匙。我们只有用这把钥匙来打开当前社会问题的这把锁，一切问题或困惑便能拨云见雾迎刃而解，否则，理不出个头绪，只能驴拉磨子打转转怎么都走不出去，占有并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人民群众还不满意有意见。腐了反，反了又腐，只能是永远在路上，看不到终点和尽头。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使得我们党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相信我们党也会带领人民走上民族复兴的强国之路。

　　1937年7月，毛主席在其光辉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中就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全面抗战开始之后，民族矛盾已经上升成为了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毛主席依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为我们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减租减息，把各阶层的人都拉进到统一战线上来，使我们党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阶级矛盾又成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消灭蒋介石得以维系的军队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人民解放军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通过诉苦三查等活动，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一举解放了全中国。建国之后，三座大山被推翻，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建立起了人人平等的社会，缩小了阶级差别，但是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只是由公开的武装斗争形式转变为了看不见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在解决民族问题上，我们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少数上层反动分子与广大群众区别对待，进行了切割，孤立少数反动分子，不仅成功的解决了本民族问题，还巩固和加强了与其他兄弟民族间的团结，也巩固了我们的国防。在处理中国与美国间的问题时，我们把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区别开来，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与一般工作人员区别开来，解决了两国间的重大原则问题，为后来两国建交奠定了基础。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的划分，把朋友的范围圈划到了美、苏等国家的脚下，使得第三世界的国家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让中国一举成了中、苏、美三角中的一角，中国的威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言行，无不代表他所处的阶级的利益，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式，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有了这个正确理论的指导，有了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就能够辨别一切是非标准，而不被一些谎言所欺骗，就会撕掉思想上的各种羁绊，就能做好我们的一切工作。